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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皆流
张佳玮·专栏
打开手机，手指划拉一下，点开一个页面——来APP，来自公众号，来自网页，来自社交网络？谁知道呢——开始阅读。手指划拉几下，页拉到底了，读完了地铁也来了。菜也上了。跳出来一个“我到了你在哪儿呢”的微信提醒。于是阅读终止了。这是2018年的典型阅读情境。这是2018年典型的文。无数创作者对此情景心知肚明，所以写出来的文本，也是为这情境服务的：他们就是2018年的典型文人。有点难过吗？斯文丧尽吗？倒也未必。
在世界的想象里，总存着一个理想化的阅读场景：高耸入云的图书馆，皓首穷经的读书人。自然也有理想化的写作场景：光影迷离的书斋，满桌文震亨笔下描绘的案牍器具，大师在其中奋笔写作，长卷浩繁。很理想，然而未必实在。
柏拉图与孔夫子那个时代的许多大师，许多都述而不作。他们自己讲，有人负责记，负责整理。后人读了，仿佛读课堂讲义。《伊利亚特》与《奥德赛》，最初是口头文学。罗马诸位大诗人所写，也不是用来读的，而是唱的、吟诵的。苏轼有名的《记承天寺夜游》，全文八十五字，一条微博的长度。实际上，他老人家《东坡志林》序言道：
……其间或名臣勋业，或治朝政教，或地理方域，或梦幻幽怪，或神仙伎术，片语单词，谐谑纵浪，无不毕具。而其生平迁谪流离之苦，颠危困厄之状，亦既略备。然而襟期寥廓，风流辉映，虽当群口见嫉、投荒濒死之日，而洒然有以自适其适，固有不为形骸彼我，宛宛然就拘束者矣。……
——文人风流，但搁现代，算碎化阅读。
中国文人早期笔记，也散碎得很：中国文人，向爱写笔记。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里，说类似文字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后世名家，则琐闻、小序、清谈、掌故，聚拢一堆，就是笔记小说了。
在明朝之前，笔记小说其实是文本作品的主流。《庄子》《世说新语》《搜神记》，大致都是如此。甚或《太平广记》之类，也是短篇作品。宋朝时更是热闹，欧阳修《归田录》就是典型：大文人如他，既要编史书流传千古，也要写掌故记录日常。洪迈尤其闲得无聊，《容斋随笔》《二笔》《三笔》，写个不了。
几乎可以说，在公元15世纪之前，世界上大多数人类，没有阅读的习惯。少数人爱读书，但读的基本也是经史子集、细碎论述。
瓦尔特·本雅明先生有过一个统计：19世纪20年代，巴黎有阅读（书籍或报纸）习惯的，只有七万人。剩下的巴黎人不读书：一半是因为文盲，一半是因为没这习惯。当时最畅销的书，是欧仁·苏《巴黎的秘密》，是本带有八卦色彩的小说；大仲马就是被这书启示，才打算写《基度山伯爵》的。他的编辑劝他写一个以巴黎上流社会为背景的复仇故事，“因为市民都想窥探上流生活的隐私”。而且，《基度山伯爵》这些不朽著作，是连载出版的。可以想见，当日巴黎市民也一边读大仲马，一边咬牙切齿：“还不快更新？等死我了！”—没错，大仲马与巴尔扎克，最初也是写连载应付出版商的勤奋作者呢。
中国市民读物大兴盛，众所周知，是明代的小说。明朝开国到正德年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为首，当时一度被合为《英雄谱》，是歌颂英雄传奇。正德到嘉靖年间，第二代，民间刊刻发达，神魔小说发展，于是《西游记》出来。其他演义类继续，比如《宋书志传》《大宋中兴演义》。第三阶段，隆庆万历阶段。《金瓶梅》出现。从描述英雄神魔，到凡人故事。当然，伟大的色情小说如《如意君传》，也是这时候出来的。到这时，《三言二拍》出现了。——即明朝小说流行的历史，是先历史剧，再仙侠剧，最后，大家都看上婆媳剧家庭伦理剧了——今时今日的电视剧发展也差不多是这逻辑。而且，即便到明朝，读书人也只占总人口的极少部分，老百姓更多了解书本内容，是靠听话本、听评书。直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都存在大量文盲。夸张点说，20世纪中叶之前，中国城市居民识文断字的水平，和今日北京上海会英语的比率相近。说书与唱曲，是普通市民的重要娱乐。文学主要靠口头传颂，而不靠书籍。说书的先生，自己都未必识字，只是口口相传。新中国成立后，曲艺人学认字，能读三列国（《三国演义》与《东周列国志》）的人，都算是秀才了。
所以，真相是：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光里，阅读是件奢侈品；写作，亦然。所以在20世纪之前，写作者针对的阅读者，是少数受过教育、有阅读习惯、经济优裕的中上层人士——毕在人类绝大部分历史上，普通百姓基本不识字。
重新描述2018年。就在三十年前，一个写作者用纸笔写作，他所面对的对象，是有阅读报纸与书籍习惯的人们。今时今日，一个写作者用键盘，甚至手机虚拟键盘或者语音来写作。他面对的对象，是无数终端。互联网领域有一个词，可能让写作者不适，但是：这个时代的写作者，就是“内容提供者”。
胡适先生是唐德刚先生的师父。胡适晚年写《柳如是传》，唐德刚帮衬着。到得20世纪90年代，唐德刚喟然感叹：有数据库了，有互联网了。师父二十年的功夫，如今一个下午就做完了。陈寅恪先生曾去见历史学家夏曾佑先生，老人说：“你能读外国书，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陈先生当时大惊失色，想书浩如烟海，怎么能读完？东方朔吹过，“三冬，文史足用”。因为那是西汉，书很少。
实际上，古代的书，分正经书与闲书。闲书是读不完的，但正经书却没那么厚：比如，考秀才的人，那是要背熟正经书的。许多古书本来不厚，但一本古书加了注释和序跋，那就厚了——国许多古人做学问，是硬生生把薄书给弄厚的过程。如果只读最初的那几本薄书，则无外乎经与史。那的确薄一些。在古代，书确实少。孔子读书都要韦编三绝。蔡文姬的爸爸蔡邕为当时大文士，家里藏书不过八百。蔡文姬说她能背出家中遗失的藏书四百篇，曹操大喜过望，派人跟着抄。举个形象点的数字吧：
——《史记》130卷，52万字；《治通鉴》294卷，300万字。
——金庸全集，差不多900万字而那几乎是半个世纪前的产物了。
我们处于一个文本喷涌的时代。糟糕吗？也未必。
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因为普通人民的文化消费如此之低，所以很难养活创作者。也因此，19世纪之前欧洲的大音乐家、大艺术家，必须依附赞助人；中国著名的文人，若非本身就是官员（比如唐宋八大家），便是商业图书作者（冯梦龙们）。曹雪芹可是相当穷困的。
2018年呢？因为世界需要更多的文本，所以文本创作者有更多活路——然您可以说，因为阅读受众群整体质量的下沉，精美纯粹的文字艺术少了消费者；但实际上，精美纯粹的文字艺术，在任何时代都不是最主流：还是那句，曹雪芹的稿费，肯定不如冯梦龙多。
在到巴黎之前，我做足了心理准备，将可以想象的磨难当成铠甲，给自己裹上。待了几年后，觉得上一代留学生会慨叹的最大障碍，即孤寂感，对我而言，问题不大。一来如今中国留学生遍布世界，找乡谈不难；二来网络通讯过于发达，跟父母随时视频亦不费事；三来我在上海时，本就是自由撰稿人，也习惯独往独来。
第二年开始，换住到了十三区，离亚洲超市近了，买食材方便许多，生活里诸般细节也算踏实下来。中国人，只要能吃口踏实的，便觉得怎么都过得下去。
大概在2013年初，一个冬天的下午，一个同学问我：“来巴黎失望吗？”
我愕然：“还好啊。”
她：“我觉得，跟我在电视里看到的巴黎不太一样。有点失望。”
我侧头想了想，说：“可能因为，我来巴黎前，看的都是19世纪那些书，想象的是19世纪的巴黎。所以现在觉得，还好。”
我有位同学，俄罗斯人，叫安杰利娜，说自己三十七岁了。在俄罗斯，她是唱花腔女高音的，理所当然，长了一副花腔女高音的魁伟体格，比我还壮一圈。但人声音极温柔，说话时声音如棉絮，细细碎碎。每次谈起来，她便多愁善感，明明体格魁梧，还微笑着，却爱说忧伤的话题，眨蓝玻璃般的眼睛，神情小鸟依人，翻来覆去，用她断断续续的法语说：“我来学唱歌，因为老师说我天赋好，但许多东西，俄罗斯学不到，到这里，或者意大利，如果可以学习一下，还有机会。啊，我到巴黎，也是想找到真爱的……可是真爱很难找……男人大多数，都只想跟你玩儿，但不想娶你……但我还是觉得，我能找到真爱……”
还有一位同学，是委内瑞拉人，按读音，名字该叫列奥诺尔。在故乡，她是作品不少的建筑师，有一位跟她熟的同学相信，她一定超过四十五岁。人很热情，上课活泼。她说来巴黎，除了修建筑方面的课，就是来看蓬皮杜中心那几尊耶稣·拉斐尔·索托——委内瑞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的作品，那尊涂色钢管作品：“看了这个，就觉得来这里是值得的。”
意大利姑娘弗朗切斯卡，1992年生的女孩子，办事特没溜，出门现金揣一大包，晃荡着走。米兰人，但有两年没在米兰待了——之前的夏天在印度过，再之前是佛罗伦萨，再之前是柏林……她做什么的？唱歌的，有歌剧或群唱表演时她就去，好的时候一个月唱六次，糟糕的时候一年唱两次；收入差的时候，唱一晚上累岔气了，只有十五欧元。她承认自己做唱歌这行很麻烦，因为意大利唱歌的太多，而她父亲是工程师，与艺术界并无瓜葛，想帮忙也帮不上。她得每周去一些地方（近来常去匈牙利）唱歌，然后赶回巴黎上课，逛博物馆。我问她对巴黎的感受，她说很自在。
“这里有许多跟我一样的人！”
全世界都说欧洲人慢慢悠悠，好读书，好逛博物馆。这三个特质，其实相辅相成。对比国内，他们确实逛博物馆如逛影院，读书读报如玩手机，在等那慢吞吞的公车时，在鸽子影里随便翻点儿什么。文学、音乐、艺术、知识这些仿佛镂刻着古典花纹、藏在小羊皮本子里、让人忌惮的词汇，在这里并不那么吓人。在欧洲人慢悠悠的生活里，这一切不是会吓退人的大部头，而是美妙的感官享用。
一个给我上过法语课的私教，本身在修自己第三个博士，他的课题很是奇怪，“东亚海盗史”。他操持着英法日韩四国语言，教教课，修修论文，业余在一个日本料理大阪烧店里做厨子，每逢有关于日本的展览，他便拽我一起去看。
为什么要研究这玩意呢？“你不觉得这个很好玩吗？！”
20世纪20年代，海明威初到巴黎。他去到著名的莎士比亚书店——现在从圣日耳曼大道转上但丁街，看见双桥后左转，还能看见那个老名胜——借书，回家，和他第一任太太有如下的对答：
“我们将有全世界的书可读，我们去旅游时，还能带去读！”
“我们这样，不会占别人便宜吗？”
“当然不会！”
“他们书店有亨利·詹姆斯吗？”
“当然！”
“天哪，”海明威太太——几年后们将分手，而海明威将在《流动的圣节》里怀念她——坐在那没有热水、没有具的房子里微笑，“你能找到那里，我们太幸运了。”
海明威，那时是个刚丢了记者职业、带着战争留下的创伤、还丢了小说手稿的年轻人，生活中唯一的慰藉，乃是刚拿到的一堆新书，点头说：“我们总是幸运的。”
我比海明威幸运的一点，大概就在于此：我能够在巴黎靠写中文养活自己过日子。科技时代，允许我们有一点自己的选择。
如果不拘泥于文人、书斋、皓首穷经的优美幻想，而观看历史，几乎可以这么说：2018年，是对一切以写字为生的人而言，最好的年份：这个世界需要文字产品，一如两千年前的世界需要麦子。当然，反过来说，世界的确在一步步走向庸俗，因为在19世纪还无力消费文学作品的普罗大众，在2018年也需要点什么来慰藉他们——但那毕竟是他们自己的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