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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六章 ○
对英国人民来说，都铎王朝
时期是一个令人激动而又充满变故的时代。它见证了雅典文明以来世界在艺术、科技、贸易和文学等领域的蓬勃发展。但是这个时期的伟大事件是宗教改革运动。正是在都铎王朝的统治下，英格兰脱离了罗马教皇的统治，新教在英伦三岛上站稳了脚跟。本章主要讲述这些伟大的事件是如何发生的。
与其他地方相比，英格兰的宗教改革运动明显带有双重性。首先，英格兰从罗马教会帝国的统治下脱离出来，然而在教义、宗教仪式和信仰形式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这在亨利八世的统治下实现。其次，英格兰教会摆脱了罗马天主教而取得了独立后，逐渐改变了其教义和仪式。这主要是在爱德华六世的统治下完成的。因此，英格兰的宗教改革运动首先是一场反抗，然后才是一场改革。
英格兰培育宗教改革种子的土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文主义者耕耘的（第528条）。其中，科利特、伊拉斯谟和莫尔作为新智识运动的推动者而拥有卓越的地位。
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1466—1519）是这一人文主义小团体的领导者。他的激情在意大利被点燃。科利特横穿阿尔卑斯山拜入希腊流亡学者的门下学习希腊语，成为了宗教改革运动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他回到英国时不仅带回了人们对古典学问不断增长的热爱，更让人们对宗教改革产生了狂热的激情，这种宗教改革的激情极有可能是由萨沃纳罗拉激动人心的口才所激发的。
荷兰鹿特丹的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7？—1536）前往英国学习希腊语。在英格兰，伊拉斯谟与科利特和莫尔以及其他的古典文学爱好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宣称自己在塞西亚会无比快乐。伊拉斯谟是北方人文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而彼特拉克则是南方人文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伊拉斯谟著名的讽刺作品《愚人颂》（Praise of Folly，1509），是对社会所有阶层愚昧者，尤其是对“占据圣职的邪恶之人”罪恶的鞭挞。不久之后（1516），伊拉斯谟发表了希腊文《圣经》的拉丁文译本。这些作品必定在人文主义运动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它们为北方诸民族的宗教改革运动在思想上和心理上做好了准备。
托马斯·莫尔
托马斯·莫尔（1478-1535）被科利特称为所有英格兰人中唯一的天才。所有见过莫尔的人都会“为之倾倒”。作为《乌托邦》（Utopia）的作者，莫尔也许是伊拉斯谟之后北方人文主义者中最为著名的一位。莫尔被卷入政治——更多是被迫，关于他的生平和著作，我们将在亨利八世（第599条）统治时期相关的部分加以介绍。
没有比早期的牛津运动更能说明北方的人文主义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关系了。这里，人文主义学者就是改革者。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牛津改革者并非新教改革者。他们仍然信奉教皇至上论。他们确实希望改革罗马天主教，但绝不是为了摧毁它。他们并不想看到中世纪基督教王国的统一遭到破坏。他们对天主教教义并没有发出不同的声音。伊拉斯谟谴责路德的信条，莫尔更是作为天主教的殉道者而死，而非为了反对教皇至上论而献身。
都铎王朝的首位国君亨利七世（Henry VII）的主要罪恶是贪婪和专制。他从富裕的臣民手里聚敛钱财的手段之一就是冠以“仁爱”之名的王税（Benevolences）。《大宪章》（Magna Carta）禁止国王在没有获得议会同意的情况下强行收税，但是亨利七世并不喜欢和议会商谈，他希望自己能够像欧洲大陆的其他君王一样自主决定如何管理国家。所以，“仁爱”王税就成为正税的替代品，而它们实际上不过是富贵阶层迫于道德压力馈赠给国王的礼金。亨利七世的大臣红衣主教莫顿（Cardinal Morton）在推动这一馈赠方面尤其成功。对那些生活富足的人，莫顿会说他们完全有能力向自己的君主慷慨解囊；对那些生活窘迫的臣民他又会说他们的节俭生活会让他们变得富有。这种颇具讽刺意义的自相矛盾在历史上得名“莫顿之叉”（Morton’s Fork）。
正是在亨利七世在位期间，地理大发现扩大了世界的疆域。在哥伦布向欧洲宣布西方还有大陆存在不久，亨利七世便委派在英格兰经商的威尼斯航海家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和他的儿子前往西部和北部海域进行航海探索。在向西航海的过程中，卡伯特沿美洲大陆到达纽芬兰并以英国的名义将其占据（1497）。在这些发现之后，卡伯特和他的儿子塞巴斯蒂安（Sebastian）宣布美洲海岸从拉布拉多到佛罗里达都归英国所有。这次宣称拥有的领地包括了北美洲的最好的地方，而这里也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第三个，也是最为广阔的家园。
1509年，亨利七世去世，王位传给了18岁的儿子亨利八世（Henry VIII）。亨利八世精力充沛又倔强固执。在年轻的亨利八世统治
的开始，我们必须要介绍一下他最伟大的大臣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 ，1475？—1530）。沃尔西是这个时代最受人瞩目的人物之一。历史学家霍林斯赫德（Holinshed）如此形容沃尔西，“口才出众，充满智慧；但是又野心勃勃”。亨利八世委任他为约克郡的大主教，后来又任命他为王国大法官；而罗马教皇任命他为红衣主教，并作为教皇在英格兰的使节。沃尔西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掌管政府和宗教事务的双重首脑。
在亨利八世统治的第8年，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发表了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和其他西方基督教国家一样，英格兰也受到了影响。不久之后，当路德直接向教皇权力发起攻击之时，亨利八世写了一篇拉丁文论文来反驳路德的论点。教皇利奥十世（Leo X）为了表彰亨利对天主教的支持而授予他“护教者”（Defender of the Faith）的头衔（1521）。这一头衔在亨利带领英格兰国教脱离教皇统治之后仍然保有，并一直被他的后继者保留下来。然而，亨利八世所维护的信仰和他刚开始获得这个头衔时已经完全不同了。
亨利八世
我们现在需要讲述一下，一些情况的出现很快将亨利从一个狂热的教皇支持者变成教皇的敌人。之前，亨利娶了自己的寡嫂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他已去世的哥哥亚瑟的妻子，但是这桩婚姻只是政治联姻而不是出于爱情。亨利和凯瑟琳一共生了5个孩子，除了体弱多病的女儿玛丽存活下来，其他几个都不幸夭折。没有儿子能够继承自己的王位，亨利好像看到这是上天对他娶了自己嫂子的不满的信号。
而亨利爱上了安妮·博林（Anne Boleyn），女王身边的一个美丽活泼的侍女。这份新的感情快速升温，亨利确信自己应该结束与凯瑟琳的婚姻了。因此，亨利请求教皇克莱门特七世（Clement VII）允许他离婚。克莱门特没有立即作出决定，拖了两年之后，克莱门特下令亨利和凯瑟琳到罗马来见他。
亨利的耐心几近耗尽。有人告诉他，沃尔西在帮助他离婚这件事上并没有尽力，亨利于是将沃尔西从大法官的位子上赶了下来。沃尔西树敌过多，博林和其他人对他的憎恨造成了他的下台。最终他因莫须有的叛国罪而遭到逮捕。在前往伦敦的路上，沃尔西的情绪和健康都受到了严重打击，并染上了致命的高烧。临终之际，沃尔西躺在莱斯特修道院的修士怀里进行了自我反省，他说：“如果我能够像忠于我的国王那样向上帝尽责，上帝绝不会令我如此狼狈。”
沃尔西在宗教事务上确实不像他作为一个政治家那样尽职尽责，作为政治家，他对国王的要求和命令完全服从，甚至有时候都甘于抛弃自己的良知。
沃尔西下台之后，他亲自提拔起来的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迅速上位。在接下来10年的时间里，强势而又不择手段的克伦威尔重新塑造了亨利政府的政策。他掌权的这段时期被称作“英国的恐怖统治”时期。对那些反对他或让他和国王不开心的人，他都让他们付出了血的代价。
亨利对克伦威尔的大胆建议言听计从。克伦威尔建议他立即同教皇谈判，立即宣布脱离罗马教皇的管辖，宣称自己是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领袖，并通过自己的法庭获得了批准离婚的判决。
克伦威尔的建议立即得到执行，英格兰很快就脱离了罗马教皇的统治。亨利首先不顾教皇不得擅自行动的威胁，秘密和博林结婚，从而解决了这一难题。亨利任命自己的朋友托马斯·克兰麦（Thomas Cranmer）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麦阻止法庭对亨利和凯瑟琳的婚姻进行审判，并随后宣布国王和凯瑟琳的婚姻无效。接下来的一年（1534），亨利利用议会通过了重要的《教职收入法案》（Act of Annates），该法案禁止大主教和主教职位的圣职首年捐交给罗马教皇，并下令所有这些收入都应该上交英国国王。
亨利和他的议会法案在罗马被认为是对教皇的不敬。教皇事先并没有和亨利有任何沟通，迅速颁布诏令：宣布其基督教臣民无需向亨利效忠。
亨利采取了最后的决定性行动，他从议会通过了著名的《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1534）。这项法案使亨利成为“英格兰国教的唯一至高的首领”，对教会职务和事务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并且将之前流入罗马教皇财库的收入转到了自己手中。而法案还规定任何拒绝国王授予的头衔的行为都属于叛国。
这一与过去决裂的行为自然招致了很多不满，很多人因此而被处死。这场暴行中最著名的牺牲者就是罗切斯特主教约翰·费舍尔（John Fisher）和曾经多年作为亨利主要执政顾问之一的托马斯·摩尔爵士（Sir Thomas More）。两个人都被送上断头台（1535），因为他们拒绝承认亨利和凯瑟琳离婚的有效性和国王在宗教事务方面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托马斯·摩尔被处死尤其招致了广泛的谴责和恐慌。
对修道院的镇压是亨利作为英格兰国教最高领袖发动的初步行动之一。他决心拆毁这些宗教建筑物，首先因为他觊觎他们的财富，当时修道院拥有的财产很可能占据英国国土的1/5。另外，修道院公开或秘密反对亨利在宗教事务方面的至尊地位，这自然引起亨利对他们的嫉恨和不满。
为了让自己的行动有个合理的借口，亨利计划给这些修道院的行为定性为不道德。因此，他委任了一些专员来检查修道院并向他汇报他们的所见所闻。报告中指出一些小的修道院行为不端，而大的修道院则没有什么过失。很多大修道院都是作为学校和旅馆向求上门来的穷人发放赈济。
但是，这些大修道院最终也没有逃脱被毁掉的命运。在1537年到1539年这段时间里，所有的修道院都被拆毁，它们的主人一般都自愿把财产交到国王手中以免发生比损失房屋和财产更糟糕的事情。共有645座修道院被拆毁。这些修道院被拆得七零八落，每一条铁块或铅块都被抽出，没有保护的院墙最终沦为爬满常青藤的废墟。
被没收的修道院的巨额财产进入亨利手中后，一部分用于修建学校和安置新的教会人员，还有一部分作为其他公用事务的资金；但是最大的一部分土地财产则被贱卖或直接赏赐给国王的亲信。今天很多英国大家族的财富就是来自这时罚没修道院的财产。因此，新的贵族阶层出现了，他们的利益使他们反对重返罗马天主教会；因为那样的话，他们的财产很可能重新被修道院收回。
解散修道院对议会上院的影响是，它对英国宪法自由的影响是灾难性的。议会上院在此之前一直是对王权的制衡，对议会修道院一系的重创使得已经衰退的在上院保有席位的世俗贵族的力量因为解除大小修道院院长的职务进一步被削弱。
与此同时，保留下来的神职人员，两名大主教和主教完全变成了国王的附庸，《至尊法案》使得国王成为英国教会至高无上的宗教首领。
上院几乎终止了其作为独立思想和意志的主体机构。由于下院里都是对国王言听计从的议员，英国政府现在已经变成了绝对的君主专制。后来经过漫长的斗争，就像我们看到的，英国人民才从国王手里夺回了部分权力——当初通过脱离罗马天主教的进程而获得，重新恢复了政府初期的特征。
议会将修道院财产和权力移交国王手中的同一年，又根据国王的意见通过了一项所谓的“在基督教某些教义方面取消差异观点法案”。根据这项法案，旧教会的圣餐礼布道、牧师的禁欲、私人弥撒、向牧师忏悔，还有其他信条都被认为符合上帝的法理，任何人对这些教条提出、传播或实施反对意见都是犯罪。否认圣餐礼变体论（Doctrine of Transubstantiation），甚至在其他方面对法案涉及的内容有间接的冒犯，都会受到烧死的惩罚。
很难说亨利统治下的英国教会应该叫什么，它既不是新教，也远不是真正的天主教。它的惩罚方式特征决定了它非此亦非彼。天主教和新教教徒都受到迫害，甚至被处死。某次，3名天主教徒拒绝承认国王才是英国教会的合法领袖，另有3名新教教徒质疑圣餐礼，都被处以死刑。
亨利死于1547年。关于他的个性，一直有不同的见解。但是都承认亨利为人残忍专制，自私而好干涉。尽管他将英国国教从罗马天主教会那里独立出来，但是英国人民并没有因此对他心存感激；因为他这么做完全是出于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臣民的福祉，也不是对宗教改革的同情。
另一方面，亨利在位时期，英国掌握了海上霸权，这令英国人感到骄傲并对亨利国王感恩不尽。亨利高瞻远瞩，认为英国必须在海上开拓自己的国土，而不是在欧洲大陆。因此，他对海军情有独钟。当其他欧洲大陆的君主创建优秀的陆军的时候，他已经为英国建立了“常驻海军部队”。他对战舰不断改良完善，首次取代了划桨船，而这走在了世界海军发展的前列。按照一位著名的海军军事家的说法，亨利统治下的英国海军“完全是一个全新的部队，之前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海军”。他对英国海军的改造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蒸汽发动机取代人力。
这一时期最杰出的文学人物是托马斯·莫尔爵士。作为作家，莫尔最负盛名的作品就是《乌托邦》（Utopia），这是一部类似于柏拉图的《理想国》（Plato’s Republic）或者菲利普·西德尼的《世外桃源》（Sir Philip Sidney’s Arcadia）的传奇之作。它描绘了一个位于新大陆的岛上的理想国度，那里的人们的法理、行为规范和风俗习惯都如理想般完美。下层人民生活的痛苦、宗教偏执和政府专制给了作者创作《乌托邦》的灵感。历史学家格林说，“自从《农夫皮尔斯》（Piers Plowman）之后，再也没有听到这样为穷苦人民呐喊的声音”。但是莫尔的呐喊绝非郎兰德（Langland）一样的绝望之音，他看到了一个更好的未来；他指出了社会的恶疾，并给出了治疗方案来改革它们。他讲述了乌托邦里的和谐景象，这里的房屋和土地非常吸引人，街道宽阔整洁；所有人都接受教育，每天工作不超过6个小时；这里没有酗酒、斗殴和战争，没有政党的更替；罪犯都被用改造的目光来对待；在这个快乐的理想国度，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管理国家和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
莫尔以一种智慧的方式向人们提出了社会、政治和宗教事务的改革建议。很显然，他并没有指望亨利国王能够完全接受自己的建议，实际上，莫尔自己在去世之前对宗教宽容的观点都有所改变。他在自己著作的最后都承认：“我承认乌托邦里的很多事情都是我的理想，我并没有希望看到它们都会被我们这个时代所接受。”
根据亨利在位时通过的《即位法案》（Succession Act）的条款，爱德华作为亨利唯一的儿子得以即位。年轻的爱德华六世（Edward VI）认真学习改革者的信条，英国教会的很多教义和仪式发生了改变，这使得英国教会离罗马教会越来越远。这些宗教上的变革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在新的制度下，教堂的所有图画和十字架都被撤掉；细烛、圣水和熏香都不再使用；敬奉圣母和庆祝圣日的做法遭到禁止；炼狱思想被当作功利迷信，为死者祈祷被禁止；包括面饼和葡萄酒的圣餐仪式被废除；教士结婚的禁令被取消；宗教仪式在除了亨利统治时期的最后3年外，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用拉丁语进行，到了爱德华统治时期，下令要以英国人民自己的语言来进行。
为了使上面提到的法案条款能够有效执行，大主教克兰麦准备了《英国国教公祷文》（English Book of Common Prayer），并在1549年发行第一版。这本著作只不过是古拉丁文版的《弥撒书和祷告书》的简单译文，里边对个别词语和篇章做了改动来适应新的教义。直到今天，英国国教会所使用的仍然是这部作品。
1552年，著名的《宗教四十二条》（Forty-two Articles of Religion）出版，它是对改革思想的简要声明。这些条款最后缩减为三十九条，构成了英国教会现在的信仰和教义的标准。
如果所有人都像莫尔的《乌托邦》里所说的那样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些变革和革新将不会遇到任何困难和阻力。但是不幸的是，自由选择宗教信仰只是理想国里的理想。除了一些大度和视野宽广的人士在一些欢快时刻能够实现外，乌托邦里的宗教宽容并没有降临到这个世界。
按照王室诏令，所有布道者和牧师都要签署《四十二条》（Forty-two Articles）。对于那些违背新的祷告书的宗教仪式的行为都会按照《宗教统一法案》（Acts for the Uniformity of Service）的法令受到严厉惩罚。很多人在爱德华在位时期因为拒绝遵从新的宗教仪式而被投入监狱；至少有两人因为“公祷文的异端和诋毁者”的罪名而被烧死。
爱德华去世后，他的姐姐玛丽（Mary）登上王位。玛丽即位后不久，就嫁给了西班牙的腓力二世。这桩婚姻早就被腓力的父亲查理五世计划好，希望通过与英格兰联姻可以使其成为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
大部分英国人内心深处从来没有接受过近年来的这些宗教变革，他们对天主教的狂热，加上玛丽的，快速推动了天主教在英国的重新崛起。议会认为英国应该重回向教皇效忠的老路上来；上下两院的议员都对教皇使节宽恕他们的异端和分裂而心存感激。他们的忏悔是真诚的，这一点从他们废除所有支持英国信奉新的宗教法案上就可以得到证明。罗马对此喜出望外，曾经的教徒终于迷途知返，回归到天主教门下。
但是，并不是改革者的所有努力都一无所获。英国议会拒绝返还已经没收的修道院土地，这也很自然，因为很多这样的财产现在就掌控在这些议会议员手中。然而，玛丽对天主教无比狂热，她将收归王室的财产的大部分拿出来重建了那些遭到毁坏的教堂和修道院。
随着天主教的复兴，又轮到新教徒遭受迫害了。总共有二三百人因为其宗教信仰在此期间被处死，其中最突出的三位殉道者是拉蒂默（Latimer），黎德利（Ridley）和克兰麦。拉蒂默和黎德利在同一根火刑柱上被烧死。当火把燃起的时候，已经70岁高龄的拉蒂默鼓励自己的同伴黎德利说：“黎德利大师，尽情享受吧，拿出男人的气概；我们今天以上帝的名义点燃英格兰的火把，这样的火焰永不熄灭。”
玛丽女王不应为实施的这些迫害受到严苛指责。这并不是她的错误，而是时代的过错。几乎所有天主教和新教教徒都认为对这些异端的惩罚是执政者的职责，否则就会有触犯上帝的危险。
玛丽去世时，将王位传给了25岁的伊丽莎白。伊丽莎白是亨利八世和安妮·博林的女儿。她似乎继承了父母的所有性格，因此也继承了他们的性格中的不稳定性。她具备男人的智慧、坚强的意志、令人钦佩的判断力和伟大的政治智慧。正是这些品格使她的统治在英国历史上最为强大和杰出，她将英国从一个相对无足轻重的位置带到了欧洲最强大国家的高度。伊丽莎白不仅拥有良好的女王品质和成就，同时也具备了很多难以接近的性格和非一般女子所能有的手段。她性格多变，反复无常，阴险狡诈而又忘恩负义。欺骗和谎言是她在外交中常用的武器。
尽管议会不断敦促她结婚，但是伊丽莎白还是终身未嫁，众多追求者都希望得到这位贞女的垂青，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就是其中之一。在执政的末期，她宣布自己在加冕王位的那天起就已经嫁给了英格兰整个国家，不会再有其他丈夫。她也成为了“西方世界登上王位的最后一位贞女”。
伊丽莎白女王
伊丽莎白的统治之所以强有力和受爱戴，秘诀之一就是女王在挑选大臣时的出色的判断力。尽管朝臣中也有着华而不实之辈，但是在议会中伊丽莎白所聚集的都是整个英国最具智慧和强大的人选。伊丽莎白的政府完全听命于她。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了她的顾问们对英国政策的影响并没有之前传说的那样大。
玛丽并没有完成亨利和爱德华改革宗教的任务，伊丽莎白也没有完成。伊丽莎白垂青改革教会更多是出于国家政策，而不是出于自己的信仰。她只能从新教教徒那里寻求支持；她的王位遭到了英国每个真正天主教徒的否认，因为她父母的婚姻就是罗马教皇禁止的。
玛丽女王重建的宗教机构再次解体，议会通过两大重要法案《至尊法案》和《统一法案》（1559）重建了英国国教的独立。《至尊法案》要求所有的牧师和王室大臣都要宣誓效忠女王并宣布女王是英国所有宗教事务和国家事务的最高领导，拒绝所有外来王公和主教的权威和管辖权。因为拒绝否认教皇的至尊地位，很多天主教徒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被判死刑，更多的人在伦敦塔内遭受恐怖的酷刑折磨。
《统一法案》禁止牧师使用除英国国教礼拜仪式之外的任何其他宗教仪式，并要求所有人在礼拜日和其他圣日必须到英国国教教堂做礼拜。这项法案之下的迫害，使很多天主教教徒前往其他国家追求自己的信仰自由。
天主教教徒并不是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唯一反对英国国教的人。还有新教不信奉国教派（Nonconformists）——清教徒和分离派——都给女王的统治制造了同样多的麻烦。
清教徒（Puritans）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他们渴望比英国国教更加纯洁的信仰形式。这个称谓用在他们头上有点可笑，但是其中一些优秀分子将这种带有嘲笑的称呼变成了光荣的徽章。他们并没有从英国国教中退出，而是继续努力去改革并按照自己的理念去重塑风纪。这些清教徒注定会在英国后来的事务中起到突出的作用。
分离派（Separatists）是一群比清教徒更为狂热的改革派。他们憎恨一切和罗马天主教相似的宗教信仰，他们丢掉白色法衣和圣书，并与英国国教断绝所有联系。在《统一法案》的管制下他们遭到了严厉迫害，所以大量分离派教徒不得不前往新大陆寻求避难所。这些流放到荷兰的分离派教徒后来成为“五月花号”和“斯碧维尔号”船上的清教徒前辈移民，正是这些人为新大陆的民主自由打下了基础。
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都和她的表妹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交织在一起。玛丽素有“近代海伦”（Modern Helen）之称，又被称作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最虚弱最有魅力又最禁不住诱惑的女子”。她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五世的女儿，一出生就在英国王位的继承权上排在了玛丽·都铎（Mary Tudor）之后，因为所有天主教教徒都不承认亨利八世和安妮·博林的婚姻。
1560年，玛丽的丈夫——法国的弗朗索瓦二世（Francis II）去世后，玛丽放弃了自己法国宫廷的生活，回到了苏格兰。当时她只有19岁，她的魅力似乎吸引了除狂热的改革者外所有见到她的人，改革者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年轻的君主是一个天主教徒。严厉的老约翰·诺克斯（John Knox）使得玛丽的一生痛苦不堪，他称玛丽为“摩押人”（Moabite）——摩押是罗得跟大女儿乱伦所生的儿子，其后代便被成为摩押人——和其他难听的名字。
还有其他事情让玛丽无法获得人民的爱戴。她的第二任丈夫达恩利勋爵（Lord Darnley）被人暗杀。有人怀疑玛丽与此事有关系。她被投入监狱，被迫让位给襁褓中的儿子詹姆斯。
从监狱逃脱后，玛丽逃往英格兰（1568）。在这里，她的表姐伊丽莎白对玛丽盛情款待并尽力帮助她重回王位。但是传言中的参与暗杀自己的丈夫，对英国王位的觊觎，还有她是天主教徒的事实，都决定了她的命运多舛。她受到了监禁，在监牢里度过了19年。在此期间，玛丽是所有天主教阴谋的中心，目的就是让她重新获得王位。教皇庇护五世（Pius V）为此颁布诏令，将伊丽莎白逐出教会，并给全部臣民以信仰自由（1570）。最终，一个精心策划的刺杀伊丽莎白扶正玛丽的阴谋诞生。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也牵涉进来，他写道：“这个事件是向上帝尽职，因此必须全力支持。我们希望上帝会为此开心，即使为此付出罪恶的代价。”
玛丽·斯图亚特
玛丽因共谋而接受审判，并被判有罪。几经犹豫之后——不管是不是假装，伊丽莎白下令将玛丽处死（1587）。即使伊丽莎白签署了执行死刑的命令，她仍然试图为此逃避责任，建议玛丽的看守能够秘密将她杀死。
处死玛丽·斯图亚特，立即引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向英格兰进攻。玛丽在临死之前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并把英国王位赠给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为了实现这些权利，为玛丽复仇，也是为了教训一下伊丽莎白支持尼德兰反抗西班牙，更是为了给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以致命打击，腓力决心全力出战征服英格兰异端分子。腓力二世对作战计划精心准备，再三运筹。西班牙港口聚集了大量军舰，并在尼德兰（第624条）集合了大量陆上部队以配合海军行动。
教皇希克斯图斯五世（Sixtus V）鼓励腓力的军事行动，并认为这是一场圣战。最终，一支由130条舰船组成的舰队在大西洋上集结，从里斯本（Lisbon）向英吉利海峡进发。这支舰队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号称“无敌舰队”。即将到来的危险在英格兰激起了所有英国人的愤怒。所有英国人团结起来，誓死保卫自己的国家。大敌当前，似乎让所有阶层都团结起来，贵族、农民、新教徒、天主教徒，同仇敌忾。天主教徒也许密谋让玛丽·斯图亚特登上王位，但是他们并不希望背叛自己的国家，将国土交到可恨的西班牙人手里。
1588年7月19日，无敌舰队首先被安排在山崖上的哨兵发现。无敌舰队以月牙形向英吉利海峡进发，在海面上排开的宽度达到了7英里。英国舰船大约有80艘，但是轻便的结构和迅疾的行动，再加上海军配备的精良装备，让他们面对笨重的西班牙舰队时占据了优势，几乎立刻就挡住了无敌舰队前进的道路，连续7天不断打击无敌舰队。一天夜间，当受损的无敌舰队停靠在加来（Calais）港口的时候，英国人（集中的舰船达140艘，大部分是小船，15或16艘为主力舰）在西班牙的舰队中间燃起大火，很多舰船被烧毁，并引起了极大的恐慌。第二天，霍华德（Howard）、德雷克和亨利·西摩尔爵士（Lord Henry Seymour）共同率领的英军向西班牙舰队发动决定性进攻，让本已遭受重创的无敌舰队雪上加霜。
西班牙人仓皇逃命，有人提议向北部逃窜，但是北部海上的暴风将很多剩余的船只在苏格兰和爱尔兰海岸拍碎。等到他们终于驶进港口的时候，战船只剩了不到1/3。
这场在英吉利海峡击溃西班牙无敌舰队的伟大战役被称作“英国的萨拉米斯战役”（Britain’s Salamis）；它像雅典的萨拉米斯战役一样揭露了专制帝国的虚弱和衰退，与此同时，它宣示了一个新的伟大国家的力量及其必然的崛起。无敌舰队的摧毁影响到的不仅是英国和西班牙两个国家，它标志着天主教和新教之间较量的转折点。它为天主教的反击设定了明确的限制，它不仅决定了英格兰会作为一个新教国家存在，而且也预示着新教尼德兰的独立并保证了或者至少有助于保证了斯堪的纳维亚和德意志部分新教的未来。
西班牙海军力量的受挫让英格兰在航海事业上蒸蒸日上。作为一个小岛国，英格兰开始进入自己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这些时期真的是“伟大的伊丽莎白拓展疆土的时代”。英国人受到近期事件的激励，似乎对航海探险表现出一种狂热。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很多海上探险活动就像是维京人曾经叱咤海洋的翻版。
这个时期，尤其值得一提就是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1552？—1618）的探索活动。他几次派人到新大陆进行航海活动，其中一次到达了北美洲的中心海岸，并将关于富饶美丽的美洲大陆的描述带回来献给童贞女王伊丽莎白，这里也因此得名弗吉尼亚（Virginia，贞洁之地）。
雷利企图在这片新土地上建立殖民地（1585—1590），但是并未成功。然而，这些殖民者返回英国时带回了烟草，并将吸烟习惯带入了英格兰。同样也是在这个时期，新大陆的当地作物土豆被带到了爱尔兰。这些作物连同印第安人的玉米一起，都成为新大陆给欧洲大陆的回报。
伊丽莎白统治的最后时期对伊丽莎白本人来说有些黑暗和忧郁。她似乎陷入了莫名的忧伤和对衰老的恐惧之中。伊丽莎白于1603年去世，享年七十岁，而她在位的时间长达四十五年。随着她的去世，都铎王朝的统治也就此终结。
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成为英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段时期。这个时期，深受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同时也是地理和思想大发展的时期。哥伦布和其他航海家发现了新大陆。而文艺复兴重新振兴了欧洲大陆，并且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思想宝库。这些发展交织在一起，促进了人类思想的迅速发展并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
这个时期的航海活动和成就几乎必然产生强大有活力的文学。在这个时期，英国和英国人民对宗教改革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的感受最为深刻，因此其文学的创造性、丰富性、活力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说道：“伊丽莎白时代闪耀文坛的伟大作家是这个刚刚觉醒充满思想的国家发展的自然产物。”
要讲述所有闪耀于伊丽莎白时代的伟大作家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在这里，我只想说伊丽莎白的文学时代也是莎士比亚、斯宾塞和培根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