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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公元1500年，在尼德兰的根特市，一位王子诞生了，他注定要对16世纪的历史产生重大影响。他就是查理，奥地利大公美男子腓力（Philip the Handsome）和西班牙斐迪南二世与伊莎贝拉女王的女儿胡安娜（Joanna）的儿子，后来著名的查理五世皇帝。
查理幸运地成为四大王室的继承人——奥地利、勃艮第、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这些王室由于政治联姻而结合在一起
。在查理19岁之前，由于先辈的去世，四个王朝的王冠都落到了他一个人的头上。
尽管有这么多的世袭的王位等着他，年轻的查理最先得到的却是通过德意志选帝侯选举产生的圣罗马帝国的皇冠。选举完成后，他成为查理五世皇帝，而在此之前，他只有卡洛斯一世的头衔。
在中世纪即将结束之际，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对意大利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入侵，这让其他国家都警觉起来，唯恐法国在欧洲事务中获得过度的影响力。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局面，欧洲其他国家组成一个联盟，把法国挡在其合适的疆界内。这就是欧洲著名的“大陆均势政策”
（Balance of Power among the European States）。
从那时起，直到现在，“维持这种均势”一直是欧洲各国外交的基础。政治家们都尽力确保没有国家可以获有过多的权力或影响力来威胁到其他国家的独立。尽管如此，仍然不断有某个欧洲国家的过度崛起来打破这种均衡的局面。为了阻止对这种均势的破坏或者为了恢复已经受到影响的均衡，各国之间结盟、签约和战争组成了近代欧洲政治史的主要部分。
16世纪西班牙的强大引起了邻国的恐惧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国家的政策和军事行动。下边我们来谈谈查理五世及其儿子腓力二世（Philip II）统治西班牙时期的主要政治事件。
查理五世皇帝
与他在政治领域的举措同等重要，查理五世和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关系构成了他生活和工作的重要部分。对罗马的天主教会来说，年轻的皇帝把自己摆到了天主教派领袖的位置上，是非常幸运的。在他统治期间，不仅举全国之力来排除改革异端，而且还把这一政策传给了自己的后继者。
查理支持旧宗教反对新教，在思想和政策上都有这样的倾向。尽管对教皇充满怀疑和嫉妒，但是查理强烈地让自己系于天主教会及其信条，并坚信作为基督教的君主，他的首要任务就是根除领地内的异端。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也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治国理政的。他深信当时的一个流行的观点，没有国家能够容忍两种教义的共存，政治统一需要宗教上的统一；他不仅将这一信条应用到西班牙和其他世袭的领地上，而且把自己所有的领土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德意志和其他国家都一样地压制宗教改革思想。
如果查理一开始就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压制宗教改革运动上，改革的思想将很难在他的领地内立足。但是对改革者来说，幸运的是查理在自己统治的前半期并没有多少精力来考虑宗教的问题，因为当时两个强大的君主，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1515—1547）和土耳其的苏莱曼大帝（Solyman the Magnificent，1520—1566），不断地攻击查理的领地。一次又一次，当查理想要对德意志的新教王公采取严厉措施的时候，这两位君主的单独行动或是同时行动总是给他带来威胁，迫使他不得不推迟自己对异端的征伐。
弗朗索瓦成为查理在帝国权威竞争中的主要对手。当德意志选帝侯将权力授予西班牙君主查理的时候，弗朗索瓦非常失望。在其统治的余下时间里，由于查理的领地几乎包围了法兰西王国，弗朗索瓦一直对查理心存嫉妒并不断地发动战争。
意大利成为了两位君主的主要战场，因为西班牙和法国都想拿下亚平宁半岛来作为自己的领地。
金缕地
弗朗索瓦和查理之间战争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涉及广泛而又意义深远。
首先，新教获得了充足的时间在德意志北部和其他国家巩固自己的实力并最终使得后来的所有破坏行动都无能为力。
其次，战争阻止了欧洲天主教国家的联合，在此期间，很多国家遭到了奥斯曼帝国的攻击而损失惨重。匈牙利战火纷飞，罗德岛沦陷，而地中海几乎成为土耳其人的内海。
最后，这些战争的主战场为意大利，使得意大利遭受可怕的打击，摧残了文艺复兴所有美好的前景；但是，与此同时，战争风云也越过阿尔卑斯山为法国和其他北欧国家播下了文学艺术的种子。法国的文艺复兴就起于这时的意大利战争。
弗朗索瓦和查理之间的停战使双方都腾出精力来处理国内的宗教异端问题。两个国家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为在双方交战期间，改革派的教义在各个阶层都得到了迅速传播。
弗朗索瓦对异端教徒的最严厉的打击落到了瓦勒度派
（Waldenses）头上。瓦勒度派信徒是皮埃蒙特和普罗旺斯高山地区很多小村庄里的简朴而又平和的居民。这些人在中世纪后期却被当成了异端教徒，同新教改革者一起遭到了迫害。成千上万的人被斩首，更多的人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后来，更多的迫害降临到他们头上，最后，那些不幸的残存者在深山里找到了避难之所，得以将自己的宗教信仰一直流传到了现在。
查理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德意志的宗教改革者。出于自己宗教信仰的激励，更是因为担心德意志新教——新教王公和自由城市已经联合成为施马尔卡尔登同盟（Schmalkaldic League）——的发展会危及自己的权威，查理决定镇压所有的改革运动。
因此，在路德去世的1546年，查理在德意志天主教徒的援助下，对新教联盟发起了进攻。刚开始，进攻取得了成功，但最终，这场战争被证明是查理统治时期最为耻辱和灾难性的战争。他的军队遭受严重的失败，最终他不得不放弃让自己的德意志臣民都在宗教上达到统一的行动。
1555年，在奥格斯堡召开会议，讨论德意志宗教分离的问题，会议最终达成一致：所有的王公都可以选择罗马天主教和《奥格斯堡信纲》
（Augsburg Confession），并且有权把自己的宗教变成自己臣民的宗教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宗教自由只是对王公和政府而言的；人民个人并没有选择的自由，每个臣民必须遵从自己王公的选择，信仰王公的宗教信条。
但是这份和约制定了一个重要的例外情况。天主教坚持主张教会的王公——主教和修道院长——在选择成为新教教徒之后需向天主教教会上交其职位和收入。而这一重要条款作为“教产保留”最终成为了《奥格斯堡宗教和约》（Religious Peace of Augsburg）的一部分。
《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由于双方对其条款的误解和违反，为后来可怕的三十年战争埋下了伏笔。
奥格斯堡会议取得了宗教上的和平，而查理五世扮演着第二个戴克里先（Diocletian）的角色。他长期以来都想着要在人生最后的日子去修道院过着归隐的生活。与德意志新教王公们的较量所带来的失望，年岁的增长，以及统治晚期如阴云般缠绕的麻烦促使查理采取行动。随后，他把自己最喜爱的儿子腓力扶到尼德兰
（1555）和西班牙及其殖民地（1556）统治者的位置上，最后，他隐退到西班牙西部的尤斯特修道院（Monastery of Yuste），在那里度过人生最后的短暂时光。
曾经有一个传说：查理五世在尤斯特修道院摆放了几座钟表，想让它们同步调运转，结果徒劳无功。为此，他反思道：“我曾经愚蠢地认为能够让所有人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现在我甚至无法让两座钟表保持相同的时间。”
这个故事可能是虚构的，因为查理似乎从来没有怀疑过只有武力才能保证信仰的统一。在尤斯特修道院归隐期间，他对当初自己没有在沃木斯烧死路德表达了深深的遗憾。他不断地敦促腓力采取更为严厉的手段对付异端分子，甚至因为听说了一些“恼人的教义”在西班牙传播后，为了根除异端，都抑制不住想重新出山。
与他的父亲不同，腓力是典型的西班牙人。他代表了典型的西班牙民族的性格、理想和信念，就如同路德代表了德意志民族的性格一样。他的思想就是西班牙人民的思想，他的良知就代表着西班牙民族的良知。
腓力二世
作为一个真正的西班牙人，腓力拥有很强的宗教性格。像清教徒克伦威尔一样，腓力也深信是上帝选择自己来完成他的使命。但是为了能够完成上帝的使命，他认为必须掌握足够的权力。而在腓力的思想里，绝对权力的基础就是宗教的统一。宗教的分裂就意味着国家的分裂。因此，腓力治国理政的工具之一就是宗教裁判所。他利用宗教裁判所压制异端，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相信异端邪说是蓄意的罪恶，应该受到严厉处罚，而且更因为他认为异端邪说是叛国的。
腓力具有非凡的治国才能，他工作起来不知疲倦，全身心投入到无休止的国事中。他凡事亲力亲为，不容他人置喙，大臣都只是办事员而已。他甚至干涉或试图干涉臣民的私事——如何着装，什么时候可以使用车辆，如何教育后代等。在这样的制度下，整个西班牙只有一个大脑，只有一个思想指引国家。所有地方的自由和个人主动性都被压制。这种高度集权的政府体系被腓力传给了继任者，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西班牙人民的不幸。
腓力统治下最重要的事件当然是，他对尼德兰起义的武力镇压和用“无敌舰队”（Invincible Armada）进攻英格兰。这些事件与尼德兰和英格兰各自的历史联系在一起，我们在这里只是一笔带过。
1492年，当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征服格拉纳达时，摩尔人（Moors）得到承诺：他们的公民权会受到保护并拥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是查理五世却背信弃义逼迫他们改信基督教。摩尔人无奈屈服，表面上遵从基督教的要求，但私下里他们还是坚持自己的信仰。
腓力认为自己有义务强迫摩里斯科人（Moriscos）——他们在改变信仰之后被这样称呼——彻底地洗刷他们古老信仰和习俗的痕迹。所以腓力颁布诏令，规定摩里斯科人不得穿自己的民族服装或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必须给自己的孩子起基督教的教名，并送到基督教教会学校上学。摩里斯科人对此坚决反抗。
摩里斯科人的反抗遭到了无情的镇压，因为担心这些地区的摩里斯科人会向来自地中海的穆斯林人开放门户，腓力下令把所有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都放逐到半岛的中心和北部地区。这一命令被无情地执行，所有具有摩尔血统的人——男人、女人、孩子——都被迫踏上了绝望的放逐之旅。
腓力残酷地对待他的摩里斯科人臣民，几乎对西班牙造成致命打击，但是，他却帮了整个基督教文明一个大忙。他的举动帮助基督教世界抑制了奥斯曼土耳其在地中海的发展。在这之前，土耳其人攻占了重要的塞浦路斯岛（Cyprus）并且袭击了马耳他（Malta）的医院骑士团（Hospitalers）——马耳他岛曾因骑士团的杰出的防御而免于落入异教徒之手。整个基督教世界大为震动，教皇、威尼斯人和腓力二世等人结成一个联盟。一支庞大的舰队被组建起来，腓力二世的同父异母弟奥地利的唐·胡安（Don John of Austria）为其统帅。
联军舰队在希腊西海岸的勒班托海湾（Gulf of Lepanto）遭遇了土耳其的分舰队。这场战争之惨烈在地中海军事史上自罗马人和迦太基人的第一次布匿战役之后再无可比。奥斯曼舰队几乎全军覆没，成千上万被关在土耳其桨帆船上的基督教战俘被解救出来。所有基督教国家为之欢欣鼓舞，其意义不亚于第一批十字军攻克耶路撒冷。
勒班托海战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标志着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长达1000年斗争的转折点。尽管穆斯林也曾经遭受过许多挫折，但是在此之前笼罩在基督教世界南部和东部的威胁——前有阿拉伯，后有奥斯曼土耳其这样的穆斯林强国——从来没有像这次战役那样得以解除。勒班托海战的胜利彻底驱散了基督教世界的恐惧乌云。奥斯曼土耳其人虽然后来在其他地方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再也没有恢复这一场灾难中丧失的威望，并且从此之后逐步走向衰落。
1588年，腓力以他的“无敌舰队”向英格兰——当时新教的坚固堡垒——发动了著名的袭击。但是，腓力的这一行动却以失败告终。10年之后，腓力去世，从而也结束了他对西班牙的长期统治。
腓力二世去世以后，西班牙在权威、声望和影响力上都逐渐衰退。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班牙统治者的偏执和暴政。因此，在腓力三世（Philip III）统治时期（1598—1621），由于对摩里斯科人的驱逐而使西班牙的制造业和其他产业都遭受了沉重打击，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腓力二世曾经将格拉纳达的所有的摩里斯科人向内陆地区驱逐。现在，全西班牙都要完全地清除这个“邪恶的民族”，西班牙的土地上将不留一个异教徒。腓力三世相信这样驱逐异教徒是取悦上帝的仪式，就像当初希伯来人将迦南人（Canaanites）从巴勒斯坦赶走一样。但是腓力三世这样做还有其他的动机。摩里斯科人被控告——并非没有根据，他们因对受到的压迫和迫害如此的绝望，就与非洲的摩尔人以及奥斯曼土耳其人一起谋划入侵西班牙，从而威胁到西班牙的和平和领土完整。
在1609年至1610年间，所有摩尔人的后代——超过50万最聪明、技术精湛而又勤劳的所有摩里斯科人后裔的半岛居民——基本上都被驱逐流放到北非地区。曾经人口众多、风景优美的地方变成了空荡的村落和荒芜的土地，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西班牙遭受了多么沉重的打击。它确实实现了宗教统一，但是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西班牙在半岛遭受重创的时刻，她在外部的属地也遭到损害。在我们称之为《1609年停战协定》（Truce of 1609）中，西班牙被迫承认新教尼德兰（荷兰）事实上的独立。在这些省份脱离出去后，西班牙失去了它最宝贵的属地。
西班牙现在已经从历史舞台上第一流强国的序列中消失了。历史学家劳伦特（Laurent）将西班牙从历史舞台的退出和查理五世退隐到尤斯特孤寂的修道院相比。他说：“在16世纪，西班牙在世界舞台上作为一流强国而熠熠生辉，她的名字威震新旧两个世界，但是随后她沦入寂寂无闻的地步，就像查理五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隐入孤寂的修道院一样。”
对西班牙16世纪历史的简单回顾，至少能揭示其失败和迅速衰落的两个原因：第一，在欧洲错误的帝国政策让她卷入了永无休止而又毫无结果的战争中；第二，政治上的专制和宗教上的偏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