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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当人类进入近代的时候，欧洲人正处于一场伟大的宗教革命的前夜。宗教改革运动是一次双向革命。它是一场反抗教皇权力的起义，造成自中世纪以来一直统一在教皇治下的宗教帝国中半数欧洲国家与教皇分离开来。这场脱离运动取得了成功，因此也可以称之为一场革命——新教革命（Protestant Revolution）。
但是这场运动绝非仅仅是反抗教会权威的革命。它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宗教中存在的某些邪恶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并引发了对西方宗教和道德思想的伟大革新。因此，称其为改革——宗教改革（Reformation），也是恰当的。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这场运动是个双重的运动。只有当人们从这个观点的两面去考虑的时候，它的复杂性才能被巧妙地观察和恰当地解释。本章我们将探讨一下宗教改革运动在德国发生的原因及开始，随后的章节里我们将谈谈其在北欧主要国家所造成的影响和声势。
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是什么使得一些北欧国家对教会和宗教权力产生不满并试图从古老的基督教会中脱离出来。
首先是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场伟大的思想觉醒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近代社会的开始。新的人文思想的倡导者和旧的神学思想的守卫者之间的对立，为这场宗教大分裂铺平了道路。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的教会存在着最为严重的丑闻和各种滥用职权。对宗教领袖到教会成员展开彻底的变革，成为所有接受新思想洗礼的有识之士的共识。唯一的分歧就在于这场革新到底以一种什么形式进行，从教会内部还是从外部，是通过改革还是革命来进行。
第三个原因就是当时各国君主对教皇权力的嫉妒和教皇统治与各国爱国主义思潮的激烈碰撞。中世纪某些教皇提出的权力至高无上的思想已经无法维持，然而在很大的范围内，比如宗教职位的提名和任命、对牧师和教会财产征税、婚丧嫁娶等，都由作为宗教卫护者的教皇一手把持。因此，很多国家根本没有独立可言。很多我们现在认为属于国家主权的事务，当时实际上都由以罗马为中心的教会世界帝国所掌控。
这种局面可以和当代联邦制进行比较。在联邦国家里，每个人都要对两个权威效忠，一个是州政府，另一个是联邦政府。而在中世纪，每个人也都效忠于两个权威，一个是自己国家的君主，另一个是罗马教皇。正如美国内战之前很多美国人很难决定自己首先要对自己所在的州还是对联邦政府履行义务。在新教革命之前，每个人也是很难确定到底是对自己的国王还是对教皇效忠。对僧侣和其他教会人员来说，他们更倾向于效忠教皇（Papal See），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教皇的教民而不是自己所在国家君主的臣民。
但是教皇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政府经济利益的冲突造成了很多的摩擦和麻烦。作为教会首领，教皇的巨大收入都来自其治下的国家。欧洲很大一部分土地资产都掌握在教会手里，而这笔巨大资产的收益中相当一大部分是以教会职员的圣职年俸和捐赠的形式收入罗马国库的。另外，由于教皇的贪欲，更多额外的税负在欧洲国家征缴。在一些国家，人民直接和间接给教皇的捐赠甚至超过了政府的赋税。令人不齿的是，这笔财富并不总是用来开展宗教活动，而是落在了像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这样的只想满足个人野心和提高教会政治权力的教皇手中。
这样的情况在欧洲几个国家的民族感情觉醒的时候达到了顶峰。这些不断强大的政府希望行使自己管理国家和扩大税收维持常备军及开展公共活动的权力。这样，各国君主的不满和愤恨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毫无疑问，北欧的这些国家更想脱离罗马教皇的统治，而不是渴望宗教自由或者思想变革。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场革命爆发的标志性事件与形势。
人文主义思想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关系可以通过北欧国家人文主义者的思想精神等实例得到最好的诠释。
来自鹿特丹的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7？—1536）是北欧人文主义思想运动的领导者，而南欧的领导者是彼特拉克（Petrarch）。伊拉斯谟著名的讽刺诗《愚人颂》（Praise of Folly，1509）直指社会各阶层的弊病，尤其是鞭挞了“披着神圣外衣的非圣人”的罪恶。不久之后（1516），伊拉斯谟出版了他的从希腊文《新约》翻译而来的拉丁文《新约》。这些作品为北欧人民的宗教改革运动提供了思想和精神基础，并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作为旧经院哲学的卫道者的神学家们和新人文主义倡导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这是进入近代以来，神学与科学长期斗争的第一阶段。双方交锋主要集中在关于学者探索自由和神学理论权威的局限性。这场纷争的焦点人物是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约翰·罗伊希林（John Reuchlin，1455—1522）。15世纪末，罗伊希林为了学习希腊文，翻越阿尔卑斯山来到了意大利，拜在大师的门下。
双方的敌对情绪不断激化。憎恨犹太人的神学家们提议把犹太人的书籍没收焚毁，理由是这些作品对基督教缺乏友善。罗伊希林是当时最优秀的希伯来语学者，当局问他对神学家们的提议有何看法时，他表示反对，并借此机会表达了很多犹太文学作品对基督教徒大有裨益，值得一读的观点。罗伊希林为此遭到了教权主义者的猛烈抨击。德国大学和巴黎大学里的很多神学家对罗伊希林的观点予以谴责，而以伊拉斯谟为首的人文主义者却给罗伊希林写信表示赞许和鼓励。罗伊希林将其中部分书信结集出版，名为《明士书简集》（Letters of Illustrious Men）。
书简集的出版给罗伊希林的朋友带来很大的触动，其中著名的人文主义者骑士诗人乌尔里希·冯·胡腾（Ulrich von Hutten，1488—1523）联合其他友人创作了《蒙昧者书简集》（Letters of Obscure Men）。这部书中的信件都是虚构的，挑选“最上等的恶劣拉丁文”集结而成，里边包括了各种荒唐之事，对那些反对罗伊希林的神学家们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挖苦。而对人文主义者来说，这部书简集恰如莫尔（More）写给伊拉斯谟的信中说的那样“绝对的有趣”。
伊拉斯谟
人文主义者对神学家们的抨击主要不是出于宗教感情或道德愤怒的刺激，而是由于对求知求学的热爱和对新学反对者的无知和腐朽的谴责。双方的争论现在进入了更为激烈的阶段。它呈现出宗教辩论的特征，成为一种良知，并裹挟着政治事件，最终发展成为双方之间公开的论战。
对于这些在德国展开的事件的简单叙述完美体现了当时情况的特殊，最重要的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和狂热激情的伟人的出现，给这场历史运动带来了新的趋势。
由于这场辩论主题以教皇赎罪券的新形式出现，这里有必要对与这场伟大革命的开端关涉甚大的名词——赎罪券（Indulgences）——进行解释。
赎罪，按照路德时代德国神学家们的理解与定义，指的是对那些基于原罪，其过错被原谅后仍留在人身上的罪恶免于现世的惩罚
。它是对虔诚、慈善和怜悯行为的嘉奖，其行为往往包括对穷困者施舍钱和物，从而促进全社会的善行，只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生效，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原罪的供认不讳和真诚忏悔。
由于反对赎罪券主要因其对炼狱灵魂的应用及与之相关的滥用，所以，这里也有必要对“炼狱”（Purgatory）加以解释。
根据天主教教义，来世包括三个地方——地狱（Hell）、炼狱和天堂（Heaven）。这种思想就包含在中世纪伟大的诗人但丁的《神曲》（Divine Comedy）之中。炼狱指的是处于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地方或状态，在这里，灵魂注定历经磨难而得到净化，进而获得永生。这种惩罚的中间地带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因为根据天主教教义，灵魂在这个净化之所能够得到帮助，而死者活着的友人以他的名义进行祷告和善举都能让死者灵魂因赎罪而让这种磨难期缩短。因此，但丁在净化山上遇到神灵告诉他由于其朋友们的祷告使得他经历的磨难期得以缩短。中世纪的教堂里很多都对捐助者的灵魂安息进行弥撒。但是，不仅现世朋友的祷告可以将灵魂从炼狱中释放，而且因为友人的善举和施舍而进行赎罪也可以让这些灵魂从苦难中解脱。
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前，赎罪券经常被教皇们以各种目的发放。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大赦
（Plenary Indulgence）经常被授予所有戴上十字架的人。授予赎罪券经常作为修建和维护教堂、修道院、桥梁和为了促进其他地方公共事业募集资金的一种方式。修建罗马圣彼得教堂的大部分资金就是如此得来的。
利奥十世（Leo X）1513年当选为教皇后，发现教会的财库几乎空空如也，他急需资金来开展自己的各项工作，其中之一就是修建圣彼得教堂，而他能利用的权宜之计就是兜售赎罪券。他将在大部分德意志地区发放赎罪券的权力授予美因茨的大主教阿尔伯特（Archbishop Albert of Mainz），而阿尔伯特任用了来自多米尼加的修道士约翰·台彻尔（John Tetzel）为其代理人。
大主教在选用自己的代理人上是不幸的。台彻尔执行大主教委托的方式却引起了巨大的丑闻。他和下属在规劝人们遵从赎罪条件——其中一个条件是捐钱——时所使用的语言有失得体且夸大其词。
结果就是，关于赎罪券效果的错误观点开始在无知而又盲信的人群中传播开来，许多人受到了台彻尔及其手下宣传的误导，以至于认为只要他们为罗马圣彼得教堂的修建捐款，就可以免于所有原罪的惩罚，而根本不用考虑其他条件，比如悔过和弥补罪恶的目的等。因此，正义之士发动起来，反对狂热的修道士的做法。这些抗议活动如同长期积累的暴风雨的低语，很快就席卷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的整个欧洲。
站在反对和谴责台彻尔兜售赎罪券这种方式最前列的就是奥古斯丁教会修道士同时也是维滕贝格大学神学教师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这位伟大的宗教改革者1483年出生于德意志的萨克森。路德出身卑微，父亲是一名穷苦的矿工。父亲为他规划了一条从事法律职业的道路，但是他却断然转身离开俗世进入了修道院。
马丁·路德
在台彻尔出现在德意志之前，路德已经由于其学识和虔诚而声名远扬。在此之前几年，路德为了教会利益已经进行了罗马的朝圣之旅（1511）。他当时对罗马和教皇的虔诚不容亵渎。在他的眼中，罗马就像耶路撒冷一样神圣，而罗马教皇在他心目中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他对炼狱毫无怀疑之心，他甚至对自己父母还在世间感到遗憾，否则他就可以在神圣的罗马古城为父母的灵魂祈祷并使其脱离所受的折磨。
但是路德在罗马所见到的一切却给了他的虔诚当头一棒。他曾设想罗马所有人都“沐浴在这里神圣的氛围之中，对上帝永远的敬重与虔诚”。然而，他看到的却是奢华和怀疑，对于神圣的宗教教义毫无敬意，生活荒淫无度。所有这一切都给心情沉重的路德留下了深刻印象。已经播下的种子，注定要收获。
路德罗马之行6年后，台彻尔开始在维滕贝格大学进行他的赎罪券宣传。我们前文已经讲过宣传的形式简直是丑陋不堪，但是当地的民众却趋之若鹜。路德为此大为沮丧。他无法让任何权威对这样的丑闻进行干预，便决心自己亲自处理。于是他起草了关于抗议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Ninety-five Theses），并把这些论纲钉在维滕贝格教堂的大门之上。这在当时是学者们的常见做法，将自己对所有外来思想的不同意见形成自己的主张并张贴出来。
通过出版，《九十五条论纲》传播开来。所有阶层，尤其在德意志地区，都渴望对这些论纲进行阅读和评价。台彻尔针对这些论纲也提出了自己的反驳论纲。神学家们也加入了论战，空气中弥漫着双方辩论的味道。刚开始时，教皇利奥十世本打算对整个事件轻描淡写地处理，宣布这“只是修道士之间的争辩而已”，但是最后，教皇感觉到了压力，决定对路德采取措施。教皇颁布诏令，禁止路德在各个场合发言。
路德听说了教皇很快就会针对他颁布诏令，他对德意志贵族阶级发表了著名的《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Address 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来迎接诏令的到来，这篇演讲被称作“宗教改革宣言”。这毫无疑问是这个时代最具历史意义的论纲和反驳、诏令与禁令、宣言和呼吁。实际上，它就是德意志民族向罗马教皇发出的独立宣言。
路德主张，王公、贵族和市民都应该停止对教皇支付圣职者首年捐
（Annates），或者首年捐全部被废除；“所有任命都不应由罗马教皇确定”；除了涂圣油和加冕，教皇没有任何高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俗教士（不受出家戒律约束的教士）有结婚或不婚的自由
。
最终，罗马的诏令（Papal Bull）传到了路德手中。诏令从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中选取了41条并冠以“异端”或“诽谤”的罪名，禁止所有人阅读他的著作，并命令将他的书籍烧毁；如果他本人在60天内无法改正自己的错误，他和他的支持者都将“因异端邪说而遭受惩罚”。
路德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决定。他决心焚烧教皇的诏令。在维滕贝格大学校门外燃起熊熊大火，面对聚集的医生、学生和市民，路德将诏令连同罗马教皇的教令还有反对者的书籍统统抛入烈火之中。这一大胆的举动引起了狂风暴雨，其声势“响彻天宇，通达八方”。路德写信给自己的一个朋友说，自己相信这场风暴绝不会平息，直至审判日的到来。
局面发展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整个德国都在抗议，教皇的权威受到了威胁。教皇的禁令已经不起任何作用，教皇利奥现在寻求刚刚登上皇位的查理五世的帮助来终止路德异端邪说的传播。教皇希望能够把路德送到罗马进行审判，而路德的友人却劝说查理不要听从教皇的要求，而是允许路德在德意志陈词。因此，路德收到皇帝的诏令，要求他前往沃木斯参加由王公、贵族和德国牧师组成的会议，仔细研究国家事务，尤其是关于当前巨大宗教争议的事务。
路德的沃木斯之行是一种胜利和进步。所有德意志人的视线都投向了路德，民众聚集在他经过的街道两旁，这表明了整个德意志的心脏都被搅动了。当路德来到沃木斯的时候，其所到之处都聚集着大量的他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当路德第一次出现在庄严的议会上时，他看上去有些局促，但是他很快恢复了镇静。他的著作就摆在身前，在被问到是否愿意撤回自己所写的东西时，他要求给自己一天的时间来思考如何回答。第二天，路德再次被带到议会，他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撤回这些论纲将会给罗马暴君新的力量和勇气。我不能，也不会收回自己写过的任何东西，除非能够证明我写的一切违反了《圣经》或绝对的理性，因为违背良知的事情既不安全也不正确。”他的结束语更是令人印象深刻：“我义无反顾；我站在这里，上帝与我同在。”
尽管一些人希望把路德投入烈火中烧死，然而皇帝发给他的让他能够来到议会的安全通行证保护了他。路德虽然得以安全地离开，但是帝国的禁令也随之而来。
庆幸的是，路德有很多有权势的朋友，他自己母邦的领主萨克森选帝侯智者腓特烈（Frederick the Wise）就是其中之一。由于担心路德的安全，选帝侯命令一队骑士戴着面具在路德离开沃木斯议会后就开始护送他一直到达瓦尔特堡（Wartburg）。路德在瓦尔特堡隐居了一年的时间，只有几个朋友知道这个秘密。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路德忙于撰写宣传册和翻译《圣经》。当时德国的改革者经常用《圣经》经文来挑战反对者，“《圣经》里可以得到证明”，“《圣经》里就是这样写的”，改革者时不时搬出这样的话语来反驳不同意见的人。因此，有必要使圣经能够让所有人都能读懂。
正如路德所言，让那些古代先知说德文。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路德做到了，直到今天整个德国仍然为此骄傲。
路德给了德意志德文版的《圣经》，他对德语的贡献堪比但丁凭借《神曲》对意大利语的贡献。凭借翻译《圣经》，路德最终从各种德意志方言中创造了统一的德语。
一年多的时间刚刚过去，路德就再次陷入了麻烦。一些激进的改革者在布道时言辞过于激烈和暴力，路德不得不离开瓦尔特堡。他突然出现在维滕贝格，给当时骚动不安的德意志带来暂时的克制。
但过了两三年，麻烦却再次出现，而且更加复杂和严重。德意志士瓦本（Suabia）和法兰哥尼亚（Franconia）的农民被封建领主的疯狂压迫所激怒，再加上宗教狂热的刺激以及宣道者卡尔施塔特（Carlstadt）和闵采尔（Münzer）的鼓动，他们发动反抗贵族、教士等一切权威的起义。
城堡和修道院被抢掠和焚烧，并发生了可怕的骚乱。起义最终被镇压，但是10万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德国南部大部分地方遭受重创。很多人指责改革者，认为他们的布道才是这次狂热的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
尽管出现了这么多的曲折，改革还是取得了迅猛的进步。对于世俗的王侯来说，路德认为教会应该受到限制，他们的财产应该被罚没充公并应用到教堂、学校和慈善机构的维护方面，这样的主张完全赢得了王公们的青睐和支持。
王公们很快采取了行动，并走得更远。在路德发表对德意志贵族的演讲和对隐修誓言的抨击，并指出这样的誓词有违真正的基督教教义的数年之后，所有转变为新教的德意志邦国的教会财产都被没收。
在瑞典，路德的信条很早就获得了立足之地，几乎所有老教会的财产都通过国家议会法案收缴到国王古斯塔斯·瓦萨（Gustavus Vasa）手中（1524）。这笔财富极大地提高了瑞典君主制的权力和威望。
而在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镇压了修道院，并把修道院的大部分财富用于世俗的用途。
然而，在这一时期，教会财产世俗化的经典案例则是条顿骑士团提供的。在新教徒起义的初期，这些修道士骑士统治着二三百万人。当改革运动遍及整个德意志的时候，骑士团大团长
（Grand Master of the Order）成为了新教徒，并把原来兄弟会的领地变成名为“普鲁士公国”（Duchy of Prussia）的世系君主国（1525）。骑士们可以结婚并变成贵族。从而在原来的天主教土地上诞生了重要的世俗国家。
革命的迅猛发展惊醒了古老教会的支持者。1529年，教会再次集会（第二次斯拜尔帝国议会，Second Diet of Spires）商讨对策。议会中天主教占据多数席位，他们通过了法案，剥夺新教王公和城市决定自己的领地信奉何种宗教的权力，并且在议会授权之前禁止宣讲新教教义。
德意志的6位王公和许多帝国城市联合发布对帝国议会法案的正式抗议，不承认在宗教和良知方面的多数约束少数的观点。因为这样的抗议，这些改革者从这时起就开始被称为新教徒（抗议者，Protestants）。
在路德1546年去世前
，宗教改革运动在除西班牙和意大利外的大部分西方基督教国家都获得了强有力的立足点；即使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新教的传播也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几大因素的联合作用抑制了新教的发展，使得天主教会得以收复大片失地。这些主要因素包括新教徒之间缺乏共识、天主教采取反改革措施、宗教裁判所的兴盛、耶稣会的兴起、西班牙对天主教的狂热支持。
在反抗罗马教皇的开始阶段，新教徒就分为三个相互敌对的教派——路德派（Lutherans）、茨温利派（Zwinglians）和加尔文派（Calvinists）。
路德派教义主要在德意志北部盛行，在丹麦、挪威和瑞典也被广泛接受，也曾传播到尼德兰，但很快就被加尔文派取代。在所有新教教派中，路德派对罗马天主教教义变更得最少。
茨温利派主要是乌尔里希·茨温利（Huldreich Zwingli，1484—1531）的追随者，他们和路德派主要在有关圣餐礼和教会组织上的观点不同。他们的教义主要在德属瑞士流行，并由此传播到德意志南部。
加尔文派是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的追随者。加尔文出生于法国，由于受到迫害，离开法国来到日内瓦避难
，并将这里作为该派运动的中心。我们应该了解加尔文派传播的地域之广以及在十六七世纪的影响之大，法国的胡格诺派（Huguenots）、苏格兰的圣约派（Covenanters，盟约派）、荷兰的尼德兰人（Netherlanders）（大部分）、英国的清教徒（Puritans）和清教徒前辈移民都属于加尔文派。
这些新教教派最后分化成诸多的宗派，每个宗派都固守着不被其他宗派认可的教义的某些次要点或坚持某些礼拜仪式，然而所有宗派都信奉宗教改革运动的核心教义——“因信称义”（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
现在，这些教派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思想解放的改革者现在有机会去哀叹基督教早期困扰使徒保罗的同样的状况。一个说我是路德派，一个说我是加尔文派，另一个说我是茨温利派。甚至路德自己都称茨温利为异端，而加尔文派则不愿和路德派有任何瓜葛。
这些宗派之间的斗争和分歧给改革运动带了相当灾难性的影响。面对团结一致而又虎视眈眈的敌人，这些纷争大大削弱了新教的实力。他们的不和与纷争给了天主教强大有力的证据来反对整个改革运动。
约翰·加尔文
天主教会过去的邪恶和丑闻大大削弱了它的权威性以及对人们敬畏和良知的掌控。而对这些邪恶的纠正和丑闻的消除又使它重新恢复了失去的影响力和权威性。
这种改革早在新教运动兴起之前就已经在罗马天主教中开始，而它在很大程度上由值得纪念的特伦托会议展开。特伦托会议是自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以来最重要的宗教集会，会议上讨论了改革者提出的所有观点。会议宣布天主教的经外传说在权威性上等同于《圣经》；它再次强调了教皇权力神授的观点；谴责路德派提出的因信称义的教义。它让一切都变得那么清晰，甚至连徒步旅行者都不会对教义产生误解。它还要求所有的牧师和主教的生活都应该是基督教的纯洁和美德的典范。
会议的这些举措极大推动了对新教运动的抵制。对滥用职权这个引起教会大分裂行为的纠正也为成千上万“迷途羔羊”回归天主教会铺平了道路，并摆脱了过去教会传统信仰和权威松散化的危险。
特伦托会议精神在意大利改革者卡罗·巴罗梅奥（Carlo Borromeo，1538—1584）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会议的改革精神在他那里得以实体化。巴罗梅奥成为米兰的大主教，他把12个世纪前罗马帝国衰退时期的圣·安布罗斯作为自己的偶像，并且也获得了圣徒的地位。巴罗梅奥革新并恢复了已经四分五裂的教会，改革了牧师们涣散放荡的生活方式，重新在教会中恢复了严明的教规，建立了一批教会学校和大学。正是因为他的辛勤工作和言传身教使得米兰城和周边地区诞生了新的精神生活，过去对罗马教会的普遍敬重重新被唤起，新教在意大利前进的步伐被遏制，而对罗马教皇的膜拜由摇摆不定再次虔诚坚定起来，很多被新教“异端邪说”带走的教徒重新皈依到天主教门下。
经过重新净化自身和清晰定义自己教义信仰，罗马天主教要求所有信徒从今以后绝对的服从。宗教裁判所开展了新的活动，异端邪说受到严酷的镇压。在所有拉丁国家，宗教裁判所裁判的决定都得到了世俗王公的支持，而在这些地方之外，当时的王公并不认可这样的宗教裁判，尽管荷兰和德国的一些地方在一定时期内也建立了这样的宗教裁判所。对顽固的异端分子，死亡——烧死和剥夺财产是最常用的惩罚方式。毫无疑问，宗教裁判所对在欧洲南部遏制宗教改革运动起了重大的作用，尤其是帮助意大利和西班牙保持了对古老教会的忠诚。
在此，关于宗教裁判所的迫害，我们不应忘记，在16世纪，拒绝服从既定的信仰会被大多数新教徒及天主教看作是反社会的行为，并因此受到惩罚。在日内瓦，我们发现加尔文不遗余力地对塞尔维特（Servetus）进行审判并将其烧死，因为他发表了一些加尔文派认为属于异端邪说的思想；在罗马，我们看到布鲁诺（Giordano Bruno）因为不信仰天主教的教义而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在英格兰，我们看到英国国教教徒（Anglican Protestants）不仅对天主教教徒，而且对所有拒绝遵从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发动了最为残忍、激烈而又持续的迫害。
耶稣会（Society of the Jesuits）是另一个强大的重建教皇权威的附属机构。其创始人为西班牙人伊格纳修·罗耀拉。伊格纳修是西班牙宗教狂热的化身。他的目的是成立一个宗教团体，团体的成员无比忠诚且精力充沛，足以应对改革者的热情。1540年，教皇颁布诏令建立耶稣会。
在成为牧师之前，伊格纳修是一名士兵，因此他赋予耶稣会以军事色彩。实际上，耶稣会的军事特征非常明显，以至于被称作是“为宗教目的而成立的军事机构”。我们在研究耶稣会士的性格及其行动时，应特别牢记军事原则在其中所占的主导地位。耶稣会的每个成员都被要求像士兵顺从上级的意志，并被教育自我牺牲和绝对服从是他们的基本美德。
耶稣会对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上。他们的目的是在世界各地建立学校和大学，就像征服一个国家首先要派驻军队一样。伊格纳修生前成立了100多所教会大学和神学院；在他死后150年的时间里，耶稣会建立了超过700所神学院。
新教曾经纪律严明、时刻警觉并毫不妥协，现在却分裂成相互敌对的派系，耶稣会在对新教的反击上做了大量的工作，麦考莱（Macaulay）曾经宣称：“耶稣会的历史就是天主教反击新教的历史。”正是因为他们在匈牙利、波兰、波希米亚和德意志南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曾经被新教侵袭并或多或少地远离旧信仰的地区再次回归罗马天主教的怀抱，比在教皇的统治下更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到16世纪末，天主教收复失地的工作已大体完成。在这些曾经的天主教国家重新恢复天主教构成了欧洲宗教史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
伊格纳修·罗耀拉
耶稣会的努力不仅促成了天主教在欧洲的恢复，而且把天主教的教义和权威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异教徒的土地上建立的所有神学院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就是圣方济各·沙勿略（Saintly Francis Xavier，1506—1552），人称“印度使徒”。沙勿略在印度、日本和远东其他地区的活动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效果。
正如英格兰成为新教的捍卫者和堡垒一样，西班牙也成为天主教在欧洲的坚固堡垒。西班牙的君主们将自己看作是天主教正统信仰的守护者，不仅在自己的领土上尽其所能地根除新教的影响，并且还将这样的举措推广到其他地区。他们重建天主教的统一的努力，让他们成为天主教收复失地的最重要的工具。
特伦托会议通过的法案使得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双方的争论在16世纪中叶上升到武力层面，随后爆发了百年宗教战争。在此期间，双方谁都不想退让半步。新教为了生存而竭力死战；而天主教会为了消弭分裂力量，让脱离而去的国家重新回到教会帝国的怀抱，修复基督教世界受损的统一，也是全力以赴。
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会粗略地追寻敌对的教义在主要欧洲国家的命运变迁。而作为本章的结束，我们简要地谈一下宗教改革运动所造成的影响。
新教革命作为一场革命，广而言之，其后果就是德意志北部、丹麦、挪威、瑞典、英格兰、苏格兰，以及瑞士和尼德兰的部分地区，脱离了罗马天主教——基本上都是日耳曼种族或语言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而主要的拉丁国家，即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连同德意志南部、波兰、波希米亚、匈牙利和爱尔兰等，还是信奉古老的天主教，即使在某个时期曾经有过动摇，但最终还是返回到天主教阵营中来。
脱离天主教在政治上的影响，在历史学家泽博姆（Seebohm）的阐述中可见一斑：“曾经教皇作为宗教帝国的首领所拥有的政治权力被各国君主夺走。牧师和修道士们作为教皇的信徒被看作外来分子——因为他们是教皇教会帝国的臣民。凡是反抗教皇统治的地方，向教皇效忠的思想都被废除，而君主们则取得了绝对的统治权。有关婚姻和遗嘱的事宜主要还是由教会管辖，但是宗教法庭已经成为国家法庭而不再向教皇负责，所有这些事务都已由各国君主掌控。”
总之，教政分离意味着国家已经完全从罗马教皇的统治中脱离出来，并取得了完全的独立。这时的国家政府已经在宗教和政治事务上实现以自我为中心自我管理的政体，这在中世纪时期是从来没有过的。
从宗教和道德的角度来看，北欧国家脱离教皇统治意味着这些国家从向教会效忠转向《圣经》。教皇法令和教会决定不再被看作是神授和具有约束力的；而《圣经》则被看作是神圣的并拥有无上的权威。从理论上来讲，每个人都可以对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拥有自己的解释。
宗教改革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让这个世界走向了宗教宽容。改革者虽然坚称自己有权对宗教事务做出自己的判断，但在实际上，他们却不容许别人拥有这样的权力。当他们拥有了这种权力之后，他们又前后矛盾地成为了疯狂的迫害者。他们认可天主教教义中的异端思想应该受到惩罚，只不过他们对异端有着不同的定义。在整个16世纪，宗教的不容异己的原则，用历史学家林加德（Lingard）的话来说，是“基督教世界国家公法的一部分”。不过，宗教事务的自我判断思想从逻辑必要性上给宗教宽容带来了有利的影响；因为你无法授予个人宗教事务权力的同时又对其宗教结论给予惩罚。因此，近代科学的发展、世界思想总体的进步、国家之间联系的紧密等，都在过去3个世纪里给宗教宽容带来了有益的影响，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必须要在宗教宽容史上给予一个突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