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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
罗马帝国灭亡后的50年里，东罗马皇帝拼命地、却时有疑惑地抵御蛮族的洪流，忧惧于降临在西部帝国都城之上的可怕灾难同样会摧毁君士坦丁堡。如果蕴藏着千年希腊-罗马知识与文化的新罗马也会被风暴摧毁，那对文明事业造成的损失将不可估量。
幸运的是，在公元527年，东罗马帝国一位能力非凡的君主即位，而命运赋予他一位具有罕见天才的大将——他注定要跻身于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伟大统帅之列。这位君主的名字叫查士丁尼（Justinian），大将的名字叫贝利萨留（Belisarius）。这个时期便用该君主的名字命名为“查士丁尼时代”。
首先简述一下查士丁尼战争——这场战争中的大部分指挥权都交给了他的著名将军贝利萨留；而其和平之举，要远比他的军队征战更值得赞美和钦佩。
查士丁尼
个人抱负与宗教动机共同促使查士丁尼尽力从蛮族手中夺回已被他们占领的西部帝国各行省。如若不能守卫英勇的执政官和历代罗马皇帝所创下的疆土，他觉得毫无颜面、羞愧难当。他渴望恢复古代帝国的荣誉并最大限度地开疆拓土。
除了自负和野心的自然驱使外，还有宗教信仰。占领西部各行省的蛮族大多数是阿里乌斯派信徒（详见第26条），而其教义被正统天主教认定为异教。不过，这并不妨碍这些半基督徒皈依的热忱，并对本教派的不足进行积极的改革，他们中的一些人，尤其是汪达尔人，成为对亚他那修教派（Athanasian Creed）信徒狂暴的迫害者。因而，正统派信徒强烈呼吁虔诚的皇帝将真正的西部天主教会从蛮族异教徒手中拯救出来。
非洲的局势急需查士丁尼介入。当时，一位狂热、偏执的阿里乌斯派信徒盖利默（Gelimer）刚刚篡夺了汪达尔王国的王位，于是查士丁尼派出一位特使规劝篡位者，要求其把王位还给合法的国王。盖利默用该民族特有的傲慢无礼回复皇帝的使者：“盖利默国王希望指出，查士丁尼国王作为一位统治者，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收到这样的回复，查士丁尼决定开战。但对汪达尔人名声的畏惧，导致皇帝的臣民们强烈反对这一长途奔袭的冒险之举。查士丁尼也一度动摇；但是，一位热忱的修道士宣称得到神示，这场战争是上帝的旨意，应该立即开战。这坚定了皇帝的决心。
这次远征交由色雷斯（Thracian）出生的将军指挥，此人正是贝利萨留。皇帝因其忠诚与才华认定他是一位值得信赖的人。波斯边境上的四年（528—531）战事已经证明他是一位难得的将才，尽管他只是一位26岁的年轻人。
战事的大致过程已然了解（详见第19条），战后贝利萨留带着许多汪达尔俘虏和大量战利品回到君士坦丁堡，据说其中还有一部分圣物，包括提图斯（Titus）在韦帕芗（Vespasian）统治时期当权时从耶路撒冷神庙（Temple at Jerusalem）带走，而后又在公元453年西部帝国瓦解之时被汪达尔首领盖塞里克（Geiseric）夺到迦太基去的七支烛台（Seven-branched Candlestick）。查士丁尼皇帝唯恐留下这一圣物会给自己的都城带来如罗马和迦太基一样的厄运，于是将其送还耶路撒冷，存于圣墓堂（Holy Sepulcher）。
汪达尔人在非洲的势力被摧毁，意大利东哥特王国（详见第16条）的瓦解也紧随其后。公元535年，贝利萨留率军在西西里岛的海岸登陆，许多士兵都是按照征服者的标准应招入伍的汪达尔人，一役便将该岛从哥特人手中攻下。翌年，他越过西西里海峡，开始征服意大利半岛。
接下来最为艰苦卓绝的斗争是贝利萨留率领帝国军队防守罗马。公元537年，少数罗马驻军在此被哥特国王维蒂吉斯（Witiges）指挥的10万蛮族军队包围。
围困持续了整整一年，在此期间，哥特人一次又一次地对城市发动进攻，但都未获成功。估计有5万蛮族士兵倒在了都城的高墙之下，被围困者的损失也不相上下。城中的大部分人口死于饥饿、疾病和各种战事，而城市本身也遭受了无法弥补的破坏。历任恺撒和执政官们所修建的11个水道被蛮族完全破坏——只有3个幸免于难，此后一直荒废。许多建筑遗迹被全部或部分拆毁，其材料用于加固防御工事。庄严的哈德良陵墓（Mausoleum of Hadrian）成了一座堡垒，众多用于装饰的希腊和罗马艺术杰作被用作投射物掷于敌人头上。
贝利萨留
围困期间，贝利萨留焦急地屡次派人前往君士坦丁堡请求皇帝的紧急支援。最终，少量援军被派来解围。哥特人看到城池久攻不下，感到无望，匆忙拔寨北撤，贝利萨留紧追不舍，最后把他们困于拉韦纳城内。公元540年，维蒂吉斯被迫投降，被俘虏到君士坦丁堡。
此时，意大利几乎全部被征服，但可能是嫉妒心驱使，皇帝召回了贝利萨留。不久之后，哥特人在一位能力出众的新首领托提拉（Totila；或Baduila，巴杜伊拉）的带领下，于公元546年再次占领了罗马。他们先拆毁了城墙，再把所有人都逐出城外，然后弃城而去。一位编年史家写道：“在40天或更长的时间里，罗马如此荒凉，没有任何生灵，无论是人还是兽。”
贝利萨留再次被派回收复以如此愚蠢的方式丢掉的城池，重修罗马的城墙并再次驻防。但疑心重重的皇帝不给这位将军人力和财力的支持，最后再次将其召回，于公元548年将意大利拱手让给了哥特人。
但教皇和意大利人的恳求最终感动了查士丁尼，他再一次试图将蛮族驱逐出去。这一次，帝国军队的领导权交给了老将纳尔西斯（Narses）——完成任务的过程表明他的军事能力仅次于贝利萨留。他很快占领了罗马，使得这座不幸的城市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第五次易手。公元553年，意大利终于被从蛮族手里夺了回来，再次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哥特民族的残部在承诺永远不再回来后，被允许离开意大利。他们穿过阿尔卑斯山，“消失在北方的黑暗之中”
。
贝利萨留从未因其天赋、贡献与忠诚受到帝国统治者的奖赏。查士丁尼显然很妒忌他，以致听信每一句妒忌和怨恨贝利萨留的谗言，最后以未经证实和毫无根据的不忠指控
，限制了他的自由，并没收了他的财产。然而，不久这位老将便被解除监视；但君主的不公似乎摧毁了老战士的精神，贝利萨留在被释放的几个月后郁郁而终（565）
，忘恩负义的君主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也随他而去了。
查士丁尼是东部帝国的哈德良。他对建筑的喜好诱使其不仅花费巨资用于装饰都城，还用来修建教堂、医院、水渠，以及在帝国随处可见的纪念物。他最雄心勃勃的建筑事业便是重铸圣索菲亚教堂的辉煌，该教堂由君士坦丁大帝建造，但在他统治早期的一次暴乱中被焚毁。现在，这座建筑的主体依然矗立，但穹顶之上的十字架早已被穆斯林的新月取而代之。看到这座庄严的建筑，每一位参观者的心中都会不由地发出赞叹，这足以让这位帝国建造者引以为傲，据说他曾在献堂礼中大呼：“哦，所罗门，我已经超越了你！”
尽管在这一时期有无数的重大事件，但丝绸业被欧洲引进并建立起来，尤为值得关注。
查士丁尼时代以前，西方市场的丝绸均从中国
进口——在那里，种桑养蚕从远古时代起一直是国家最重要的产业之一。这种珍贵的材料有时是通过海路，但更多时候是通过亚洲的丝绸之路被运到欧洲。这是一种极为名贵的奢侈品，据说精致面料的价值相当于同等重量的黄金。
中国十分珍视自己的这项产业，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它，绝不允许蚕种被带出国境。然而百密一疏，还是被两个波斯修道士
钻了空子；他们将蚕卵藏在了中空的手杖里，成功地躲过了出境检查，最后安全地将这些“东方战利品”运抵君士坦丁堡。这一战利品远比帝国最成功的将军们征战所获更有价值。蚕卵被安全地孵化出来并迅速繁殖，此后不久，欧洲的丝绸业便成为其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查士丁尼的所有事业中，后世受益最大并令其跻身于为数不多的几位致力于为人民谋福祉的杰出国王之列的，便是他编纂出版了“罗马法系的主体”——《查士丁尼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这部作品汇集了古罗马人的全部法律知识，是罗马留给世界最宝贵的遗产。近代欧洲大多数先进国家的法律体系都是以此为基础的，而其他所有的法律体系也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详见第59条）。这部法典的出版，让查士丁尼获得“文明立法者”（the Lawgiver of Civilization）的称号。
正是在查士丁尼统治期间，他下诏关闭了雅典的修辞和哲学学校。此举令人匪夷所思，因为乍看起来这种行为似乎与罗马时代法学的保护者和传播者的形象反差甚大。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在宗教方面的考虑导致其关闭了雅典的学校。查士丁尼认为他们的学说和方法对基督教信仰不善，因为他们把理性放在了信仰之前；出于这一原因，或许再加上政治上的考量，他颁布法令永久关闭雅典学院（Attic Academy）和吕克昂学园（Lyceum）。
希腊思想史开始于公元前6世纪的“七贤”（Seven Sages）
，结束于公元后6世纪的“七流人”（Seven Exiles）。这七位师者分别是：第欧根尼（Diogenes）、赫米阿斯（Hermias）、辛普里丘（Simplicius）、攸拉利乌斯（Eulalius）、达马西乌斯（Damascius）、普里西安（Priscian）和伊西多（Isidore）。他们决心到波斯寻求因统治者禁止而无法在自己的国土上享有的思想自由。但在那个遥远的国度，流亡的哲学家们发现生活索然无味，因此，尽管他们已经和伟大的库思老国王（Chosroes）成为了好朋友，但还是很快回到了欧洲，在那里他们缄口生活，在默默无闻中死去，而希腊圣贤作为世界先师1200年的荣耀也随之而去。
虽然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在很多方面是繁荣昌盛的，但在一段时间内仍然给帝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和痛苦。
所有灾难性事件中最严重的要数君士坦丁堡叛乱及其给生命和财产造成的损失。卷入骚乱事件的党派或派系脱胎于竞技场的战车赛。这些游戏对都城的百姓产生了奇怪而致命的吸引力，就如古罗马那些品质低劣的民众对角斗场面兴致盎然一样。人们分成两个主要派别：蓝党（Blues）和绿党（Greens）。这些派系把他们的敌对行为带到生活、政治和宗教的所有事务中，最终成为对社会和平与良好秩序的可怕威胁。他们常常在竞技场制造不合宜的纷乱，即使有皇帝在场也不收敛。
公元532年爆发了所谓的“尼卡暴动”（Nika Riot）。在这种情况下，绿党和蓝党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并恶意放火焚烧城市。5天的大火在都城中心肆虐，给新罗马城几乎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正如尼禄（Nero）统治时期的罗马大火对古罗马城造成的后果一样，宫殿、浴池、教堂、柱廊以及各种各样的建筑物都化为乌有。最后，查士丁尼诱使暴徒们聚集到竞技场，在那里，贝利萨留的士兵发动了攻击，杀掉了35000名暴徒。
暴动加剧了战争、瘟疫和饥荒带来的灾祸。在经历了这些凄惨的灾祸之后，人口的数量明显减少。地球上一些最美丽的地方，在此次人口减少之后，时至今日几乎仍然没有居民。在非洲，同汪达尔人的战争，以及宗教纠纷引发的骚乱，削减了该地区的人口；哥特战争持续了20年之久，使得意大利数百万人口命丧黄泉；波斯战争造成骇人听闻的士兵和城市居民的伤亡；而帝国外部包括图兰人、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在内的蛮族不断入侵，在帝国几乎每一寸土地上都染上了鲜血。
大自然中的恶劣因素，再加上人类自身的破坏力与恶毒性，似乎要把人类逼入绝境。地震以空前的频率和烈度发生于帝国的各个城市与行省之内，把死亡和悲痛散布到各地。叙利亚海滨城市贝鲁特（Berytus/Beirut）与安条克（Antioch）被摧毁，安条克城中大量的人口因城市的覆没而死亡。
饥荒为可能产生于埃及的可怕瘟疫做好了准备，并于公元542年降临到帝国，直到50年后才完全停止。除了14世纪肆虐欧洲的所谓“黑死病”之外（详见317条），这场瘟疫或许是历史上最为可怕的灾祸了，据说它削减了帝国1/3的人口。
对于帝国臣民，特别是贫穷农民来说，其痛苦和悲惨的最后一个加码，是皇帝过度开支所必须征收的重税。这给帝国造成了极大的损耗。因此，查士丁尼表面辉煌的统治往往被拿来与路易十四（Louis XIV）做对比。
查士丁尼死后半个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史是无足轻重的。之后就到了希拉克略（Heraclius）统治时期，他的名字与世界历史的多个重大事件相关。
大约此时，波斯国王库思老二世夺取了帝国守护幼发拉底河（Euphratean）边疆的坚固城防，并占领了叙利亚、埃及（Egypt）和小亚细亚（Asia Minor）。人们熟知的真十字架（True Cross）被从耶路撒冷的教堂上卸下，作为凯旋的象征运回了波斯（Persia）。阿瓦尔人（Avars）将巴尔干（Balkan）各行省变为废墟，并大兵压境准备洗劫拜占庭，令帝国居民更觉困苦忧伤。
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希拉克略决定放弃君士坦丁堡，逃往迦太基，并将其作为帝国政府的所在地
。他装满了宫殿家具的船已经整装待发，这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劝阻了他。他激励沮丧的皇帝永远不要对帝国和教会的未来感到绝望，通过恳求与谆谆教导，引导他放弃那个孤注一掷的决定，且庄严宣誓，绝不会将皇庭从君士坦丁堡移到别处——因为它是按照上帝的意志建立起来的。
多年来，希拉克略一直与帝国的敌人英勇战斗。他的一次战役理当彪炳辉煌的军事功绩史册：为了迫使给罗马各行省施加痛苦的库思老撤军，希拉克略设计入侵波斯帝国——在第二次布匿战争（Second Punic War）中，罗马将军西庇阿（Scipio）入侵非洲，迫使迦太基人召汉尼拔（Hannibal）从意大利撤军，回防迦太基——为了同样达到围魏救赵的效果，公元623年，希拉克略挑选了5000人组成一支精兵部队，随他一起航行穿过黑海（Black Sea），抵达特拉比松港（Trebizond）。在从亚美尼亚（Armenia）勇猛顽强的山地居民中召募了一支小分队后，他便直插波斯的心脏。沿途攻城略地；为了报复异教徒对基督教堂的侮辱，拜火教的圣坛均被打翻，圣火也被扑灭。作为对亵渎耶路撒冷圣地的报复，琐罗亚斯德（Zoroaster）传说中的出生地巴里黑（Thebarmes）也成为一片废墟。
库思老担忧自己的王位不保，从他们胜利夺取的遥远省份紧急召回自己的军队，当他们到达时，对希拉克略英勇的小分队形成了完美包围。但是，此时的波斯军队同1000年前一样不堪一击，难以抵挡骁勇的西方军队，四散奔逃到城墙后面寻求掩护。在围攻并俘虏其中的一支军队后，希拉克略班师回朝。
希拉克略这次大胆的远征，虽然毫无疑问地把帝国从迫在眉睫的瓦解中拯救出来，并激发了举国臣民新的勇气，但绝没有为战争画上了休止符。波斯人立即进行了反击，他们穿插到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围攻君士坦丁堡。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游牧部落联军也加入助攻。但这次进攻以失败而告终，在遭受重大损失之后被迫放弃包围。
公元627年，在古亚述（Assyrian）帝国首都的废墟上打响了可怕的尼尼微战役（Battle of Nineveh），至此，两个敌对帝国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最终决出了胜负——波斯军队几乎全军覆没。
库思老逃进了苏锡安那（Susiana）山区，很快就遭遇了几乎所有不幸的东方君主都要遭遇的命运。他的一个儿子发动了叛乱，处死了18位可能会与其争夺王位的兄弟，并把年迈的库思老投入大牢。几天之后，悲伤或暴力结束了他的生命。随他而去的，还有波斯第二帝国（Second Persian Empire）的荣耀。
公元628年，新国王卡瓦德（Siroes/Kavadh）同希拉克略谈判达成和平协议，放弃其父征服的所有土地，释放落入波斯人手中的战俘，并送还被库思老掳走的“真十字架”。该条约的条款维持了两个敌对国家的原有边界。希拉克略以其雄才大略、过人胆识、坚决果断将帝国及教会从土崩瓦解的边缘挽救回来，在君士坦丁堡获得“新西庇阿”的美誉。
两强专注厮杀，未曾想是鹬蚌相争，一场风暴正从阿拉伯沙漠席卷而来，过后注定风卷残云，二者无一幸免。
尼尼微战役后数年间，萨拉森人开始了他们令人惊奇的征服生涯，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改变了整个东方的面貌，并将新信仰的标志新月，立在了波斯的圣坛和帝国的教堂之上。伟大的库思老死后仅仅几年，阿拉伯征服者便推翻了波斯国王的统治；希拉克略也目睹了残酷的命运变迁——他从拜火教手中夺回的省份却落入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之手。
但就罗马帝国而言，此乃因祸得福之事。表面看是损失，但实际上巩固了帝国的统治。萨拉森人的征服切除了帝国中希腊元素最少的行省，这样一来，让皇帝统治下的人口更加的同质化、更彻底的希腊化。罗马元素消失了，尽管政府仍然保留着世界征服者的帝国形象，但君士坦丁堡宫廷在语言、精神和生活方式上都更为希腊化。因此，与其继续称之为罗马帝国，许多作家从此之后称其为希腊帝国或拜占庭帝国（Greek or Byzantine Empire）。
东罗马帝国为欧洲作出了卓越贡献，因此理应在世界历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第一，作为军事前哨，为欧洲文明在东部前线抵御了千年的亚洲野蛮入侵。历史学家伯利（Bury）希望人们把希拉克略、利奥三世（Leo the Isaurian）以及其他的皇帝和勇士都看作“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和西庇阿的继任者”。
第二，作为守护者，几百年来守护着古代文明的瑰宝，并成为新兴西部国家的法律、行政、文学、绘画、建筑和工艺的先师。
第三，作为看管者，保持了帝国思想和原则的生命力，并在查理大帝时代把这一富有成果的思想和已经成型的原则还给了西部。没有东罗马帝国，绝不会有西部的罗马-德意志帝国（详见第98条）。
第四，作为传授者，教授了东欧斯拉夫民族宗教和文明。俄罗斯得以成为当今文明世界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得益于新罗马的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