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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
在3到6世纪之间，教会逐渐形成了一种隐修制度（Monasticism）
。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制度，对中世纪及后来的历史产生了异常深远的影响，因而应该熟悉其精神和宗旨。
“隐修制度”这一术语在广义上，指的是一种以达到提升灵魂为目的的自我否定的苦修和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样的定义表明该制度包含两大类修道者：（1）独居修道士（Hermits/Anchorites）——与世隔绝，在荒无人烟的地方独自生活的修道者；（2）住院修道士（Cenobites/Monks）——形成团体，过群体生活的修道者。
但东、西部之间的隐修制度有所不同。东部的修道者遁世主要是为了通过自我苦行、祈祷和冥想来达到自身的救赎；而西部的修道者虽然拥有同样的动机，但同时还考虑到他们所遁世界的需求，并且通过诸如祈祷、布道和传教等多种渠道，力图挽救他人和促进教会的整体利益。
禁欲的生活观念绝非基督教的独创。婆罗门教（Brahmanism）一直有苦行者和隐士；所有信仰佛教的地方（Buddhistic lands）也满是寺庙和僧侣；在基督时期，叙利亚（Syria）犹太人中的一部分宗教狂热分子艾赛尼派（Essenes）信徒，便过着孤独与清苦的生活。
隐修制度的萌芽由东部传入基督教，作为东部基督教教派的诺斯替（Gnostics）教徒宣扬二元论信条：物质世界是邪恶生物的创造与帝国，与精神世界相对立。这一学说认为拥有七情六欲的肉体是邪恶的，与内在的灵魂相对立，因此，精神必须征服并支配肉体。基督教禁欲主义制度便是由这些东部信条发展而来的。
许多因素导致了这种发展，尤其是标志着罗马帝国文明的社会与道德的堕落，或许古代社会的道德和精神生活从未有过如此低潮。教会也没能逃过道德危机，在某种可悲的程度上已经同世俗世界一样了。
这种情况导致了精神高尚之士的强烈抗议，并在心中渴望更高的理想和更艰苦的宗教生活。这样的人自然热情地接受禁欲生活，因其在各个方面都直接反对社会的主流观念与做法。面对肆无忌惮的放荡，修道士们强调禁欲生活的至高无上；面对贪得无厌，他们宣扬所有尘世的财产都一文不值，放弃这一切才是崇高的美德；相对于那些将身体泡入豪华的浴缸，喷上香水、涂上脂膏来护肤的人，他们不去顾及身体而去追求灵魂的圣洁；相对于富人的暴饮暴食，他们常食粗茶淡饭；相对于华服艳装，他们衣着简朴。禁欲主义理念与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背道而驰，这是反击否认灵魂高于肉体的正统性、玷污美好事物、损毁生命尊严的现行社会制度。
当希腊-罗马世界的道德和社会情况对修道制度有利的时候，一些基督教教义也引经据典助其发展。因此使徒圣保罗（Apostle Saint Paul）说：“没有娶妻子的人，挂念的是主的事；……但娶了妻子的人是为世上的事挂虑。”
基督自己也宣称：“如果有人到我这里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而且，他对有钱的年轻人说：“如果你想要完全，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这些文字同其他类似的一样，从字面上看，很大程度上认定了遁世、苦行和节欲的禁欲主义理念，认为这才是最完美的生活和最可靠的救赎方式。
大约在3世纪初，东部基督教徒对禁欲生活热情高涨，令其广泛传播。德基乌斯迫害（Decian Persecution，249—251）
导致数以千计的人奔向沙漠便是出于这一原因。生于约251年的著名埃及禁欲主义者圣安东尼（Saint Antony）率先垂范，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这一不可思议的热情，被称为“隐修之父”（Father of the Hermits）。著名的亚他那修记述了圣安东尼的传奇一生，他撼动了整个基督教世界，导致数千人效仿而逃往沙漠遁世。据估计，到4世纪结束前，埃及许多地区的沙漠人口相当于城市的人口。
所有的东部隐士中最著名的便是高柱修士圣西米恩（Saint Simeon Stylites，卒于459年），他在一根直径只有三英尺的柱子上生活了36年，并逐渐把柱子的高度提高到50多英尺。他的苦行为自己赢得了“尘世的星辰和世界的奇迹”（the Star of the Earth and the Wonder of the World）的称号。
4世纪时，禁欲的隐修方式受到了拥有温和气候的东部，特别是埃及的青睐，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修道院模式；也就是说，某位著名隐士吸引了一批门徒，他们的简陋小屋构成了修道院的核心（laura）。
隐修制度在东部建立不久便传入了欧洲，而且在极短的时间内传遍了所有基督教为主的西部国家。这里的主流生活与隐修模式格格不入，虽然有的欧洲教会也有几位著名隐士，但西部民族的风土人情及对活动的热爱不利于这种形式的迅速发展，可东、西部的修道院仍在不断兴建。选择遁世的人大多是因蛮族入侵带来的混乱与恐怖以及西部帝国的瓦解。这一运动不但影响了男性，而且还吸引了女性，因此拥有修道院类似教义的修女院也数量倍增。
为了为修道士的隐修与苦行引入某种规则，教规便被制定出来供其遵守。修道士的“三绝誓言”包括绝财（Poverty）、绝色（Chastity）、绝意（Obedience）。圣帕科米乌（Saint Pachomius）是4世纪时埃及的苦行者，据称是首个为追随自己的修道士制定规则的人。
但最伟大的修道士教规制定者要属努西亚（Nursia）的圣本笃（Saint Benedict，480—543），著名的卡西诺山修道院（Monastery of Monte Cassino）的创始人，该修道院位于意大利的罗马与那不勒斯之间。其会规对于宗教世界来说就如同《查士丁尼民法大全》（详见第65条）对于欧洲的世俗社会一样举足轻重。会规中的很多规定都是最明智、最实际的，例如，一条将体力劳动作为神圣的义务，而另一条则要求修道士每天花一定的时间读圣贤经典。
接受圣本笃会规的修道士被称为本笃会修士（Benedictines）。这一会规变得极受欢迎，而且非常普遍，以至于据说查理大帝都不得不进行细致的调查，以确定是否有遵守其他会规的修道士。一度有约4万座修道院采用该会规。本笃会中出了24位教皇，主教和圣徒则不计其数。
隐修制度作为西方历史上一种积极强大的力量而存在，有着超过1000年的精彩历史。该历史体现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从未停止的修道院改革运动。几乎每一个修道院或修道会都建立在获得财富带来的游手好闲、自我放纵和纪律涣散之上。但在修道院中总有与此背道而驰的“余剩民”（Saving Remnant）
，正是这些人负起了改革的精神重任，而也正是这些彪炳修道士史册的改革运动造就了众多中世纪时期精神高尚的崇高人物。没有任何其他人类理想比革新堕落的修道会更需要能力、热情和英勇献身精神的了。
在这些最早、最值得注意的改革运动中的一次运动导致了公元910年在勃艮第建立了著名的克吕尼隐修院（Monastery of Cluny），其深远影响持续了两个多世纪（详见第175和183条）。
到了11世纪末，建立了卡尔特会修道院和西多会修道院（Carthusian and Cistercian Orders）；在13世纪，建立了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Franciscans and Dominicans，详见第229条）。
教会中这一早期修道制度的建立，给正在从旧世界的废墟中重塑自我的新世界带来了巨大利益。修道士，特别是本笃会修士，成了农耕者，将国王和他人赠予的荒野沼泽通过悉心开垦转变成丰饶良田，从而挽救了欧洲一些最荒芜地区的不毛之地。一句话，修道士组成了将文明播向荒野的先锋队。普雷沃-帕拉多尔（Prévost-Paradol）说：“一如既往，罗马殖民者离开首都为了使被征服者臣服，传播伟大共和国的礼与法，因此在这次欧洲的新征服中，修道院组建了有着整齐步伐的基督教军队，或教会传教士，通过清除森林、宣讲福音及文明世界的物质与道德界限，不断地向四面八方推进。”
修道士也成了传教士，教会对蛮族取得的迅速而显著的胜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的热情与奉献。诸如圣科伦巴、圣克劳斯（Saint Callus）、圣波尼法爵这样有献身精神的使徒身上承担了许多中世纪时期教会的传奇使命。
修道士也成了教授者，修道院里宁静的空气既培养了虔诚也滋养了学识。在修道士的庇护下建立了学校，这些学校是中世纪早期学习的场所，也是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的最佳知识生活的中心。这些修道院学校在社会中占有的地位后来被大学所填补。
修道士也成了抄写员，用极大的艰辛和勤勉收集、誊写古代写本，从而令古典学术与文学得以保存并流传至今。几乎所有现有的希腊和拉丁经典都是通过修道士之手传下来的。
修道士也成了记录者，他们将自己时代的事件写成编年史，能学到中世纪早期的知识均得益于此。
因而，修道院中的缮写室或写字间在中世纪社会中的地位相当于近代的大印刷厂。
修道士抄写员
修道士还成为了赈济者，帮助虔诚和富裕之人向贫穷与需助之人分发其捐赠的物品，各处的修道院都向疲惫、虚弱和沮丧之人敞开了他们的好客之门。总之，这些隐居处在中世纪时期成了旅馆、收容所和医院。成为修女的女性身上体现出了助人与慈善的精神，而第一所基督教医院的建立就应归功于“一位名叫法比奥拉（Fabiola）的罗马女士，她于4世纪时为了忏悔而在罗马建立了第一个公立医院，她手里播撒下慈善的种子传遍了整个世界，并将缓解人类最黑暗的痛苦，直到生命的尽头”。
而且，秉承禁欲主义的修道士们对纠正那些伤了希腊和罗马民族元气的社会恶习起到了极大作用，并为充满年轻活力的北方民族继承古代遗产保驾护航。无疑是这种对希腊-罗马世界中腐朽社会道德的激烈反抗使得修道院教会为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在实际运作中不会产生弊端，但必须与其为人类带来的益处分开来看。这些弊端产生的原因要么是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要么是忽视了其原本的精神，要么是歪曲了其固有的原则。
对于隐修制度中几条根本原则和要求所产生的影响与倾向存在广泛分歧，例如有关独身、绝财以及遁世。但这种观点分歧并没有影响到中世纪社会，而曲解修道理念，或者忽略修道士层面的三绝誓言，漠视隐修会规才是真正的诱因。
修道士的绝财誓言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影响他们作为团体或担任圣职而接受社会财富，可随财富而来的通常便是罪恶，包括懒惰，在住所和生活上的奢侈，以及对严厉会规的逃避。
一个更为邪恶的根源便是许多修道士对绝色誓言的公然无视。在某些时候，某些修道院里的状况猥琐龌龊，以至于本应是美好和健康的源泉，却成了堕落与肮脏的溪流。
尽管修道士队伍内部不断地努力改革，但几个世纪后，这些弊端却变本加厉、明目张胆，似乎无可救药，最终，加之一些其他原因，使得许多欧洲国家的修道院体制臭名远扬。反对者们很可能会将修道士从修道院中赶出来，将他们在几个世纪的虔诚、品德和社会秩序的慈善中聚敛的巨额财富还给世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