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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
占领西部帝国的蛮族，其部落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皈依基督教。他们将自己的原始信仰改变为新信仰，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有两个原因：新信仰的卓越与老信仰的散漫。孟德斯鸠（Montesquieu）说：“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绝不会知道如何建造庙宇，那些没有庙宇的人很难忠于自己的信仰。”进入帝国之前，日耳曼人并没有固定的房屋和庙宇。塔西佗注意到，森林和树林是他们唯一的神殿。因为他们容易放弃旧的居住地去寻找新的居住地，所以他们也容易放弃旧的信仰而转信新的信仰。而且，他们几乎没有文字记载；一个民族的宗教没有形成传统，也没有书面文学，很容易弃旧从新，而那些被权威书籍记载的宗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神秘的或者被遗忘的缘起而变得神圣。
此处应该注意到基督教在战胜罗马帝国的颠覆者蛮族时的一些事件与特征——一场和平的胜利比多少场战争的胜利都更值得关注。
到4世纪末，基督教已经取得了第一次重大的胜利，在事实上战胜了异教和不可知论的罗马。早在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就宣布其为帝国受欢迎的宗教。但是新信仰的传教士热情高涨，怎么能允许自己局限于罗马帝国境内呢？他们是普世王国的使者，不承认任何国家的边界。于是，他们穿越罗马统治的所有疆域，到爱尔兰和苏格兰，到德意志的森林中，到西徐亚（Scythia）的平原上传播新的教义。5世纪初，基督教的帝国已远比恺撒的帝国更为辽阔了。
蛮族进入帝国之前或刚刚进入帝国便皈依基督教的这一情况，使得帝国的臣民免受蛮族异教徒对被征服的敌人施加的极端暴行。阿拉里克未曾染指罗马基督教堂的宝藏，因为他自己也是基督教徒。出于同样的原因，汪达尔国王盖塞里克也对教皇利奥一世（Pope Leo the Great）的祈求作出让步，放了帝国都城居民一条生路
。意大利、西班牙和高卢的命运尚可，而不列颠则命运多舛，其主要原因至少是因为占领前者的蛮族部落在跨过帝国边境之前就已经皈依基督教，而进入不列颠的撒克逊人还是未驯服的异教徒。
在帝国的掌控之外，首个皈依基督教的蛮族是哥特人。这些部落中最早的传教士很可能是他们在多瑙河的袭击中所俘虏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便是乌尔菲拉（Ulfilas），他将《圣经》（Scriptures）翻译成了哥特语，只是省去了《列王纪》（Books of the Kings）
一书到四书，怕其中关于战争的记叙会点燃这些新皈依者强烈的好战激情。
发生在哥特人身上的情况也同样发生在了其他参与推翻罗马帝国的蛮族部落身上。罗马帝国灭亡时，哥特人和其他蛮族雇佣军正身处意大利；而横穿帝国的汪达尔人则身处非洲；苏维汇人（Suevi）跨过比利牛斯山进入了西班牙；勃艮第人定居在高卢东南部；所有这些民族都已经成为基督教的皈依者。然而，蛮族中的更大一部分却仍然秉持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于公元325年召开的尼西亚宗教会议上所谴责的阿里乌斯派教义；因此，他们被天主教会视为异教徒，都必须改信正教教义，而这几乎逐渐完美地实现了。
其余包括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及德意志的主要部落在内的日尔曼部落均于天主教兴起之时改信该教。
当法兰克人进入帝国之时，就如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刚刚登陆不列颠时一样，都是异教徒。基督教在他们中间发展缓慢，直到他们在一次战争中据说得到基督教徒信奉的上帝的帮助而获得胜利，法兰克国王及其子民便抛弃旧的信仰转而皈依基督教。根据传说，法兰克人在国王克洛维的带领下同阿勒曼尼人（Alemanni）殊死战斗，最后身陷绝境。走投无路之时，克洛维想起他的高贵王后克洛蒂尔德（Clotilda）经常劝其信奉基督教，于是双膝跪地，求告基督教的上帝，并郑重起誓，如若上帝能够让他的军队取得胜利，他就会成为其忠诚的信徒，并用自己手中的剑护卫他的教义。结果，战局很快变得对法兰克人有利，于是克洛维遵守了自己的誓言，与他的3000勇士一同受洗皈依基督教。“哦，斯卡姆布里人，请低首下心，”虔诚的雷米吉乌斯大主教（Archbishop Remigius）对跪着的克洛维说，“崇拜你所热爱，热爱你所崇拜。”
克洛维受洗
克洛维带领法兰克人皈依基督教这个故事说明，蛮族人极为迷信，他们相信预兆与神灵，尤其是他们觉得如果自己的神并没有帮助自己完成所有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时，他们有权利放弃自己的信仰，转信其他神明，这导致其皈依基督教。悲惨的瘟疫引起的恐惧导致保加利亚人（Bulgarians）皈依基督教来寻求庇护与救赎；同样，勃艮第人在面对强敌时，认为自己的神已被冒犯或无力帮助他们，于是转信基督教。因此，接受新的信仰往往是整个部落或民族的事情，而不是个人问题。
历史学家米尔曼（Milman）说：“法兰克人的皈依对欧洲历史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原因是，当几乎所有其他的日耳曼部落都信奉阿里乌斯派教义时，法兰克人接受了正统的天主教信仰。这样一来，他们就得到了同为天主教徒的罗马教会的青睐以及罗马臣民的善意与支持。这令法兰克的统治者们受益匪浅：领土不断扩张，权力稳步增长，直到小小的法兰克公国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帝国，而其有限的王公权力变为几乎统治整个西部帝国的皇帝的权力。
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在登陆英格兰后大约一个半世纪才皈依基督教。被打到西面威尔士（Wales）山区的凯尔特人仍然保留着他们在罗马时代所接受的基督教信仰，但不大想帮助这些抢占了他们美好家园的野蛮人获得继承天国遗产的资格。英格兰人的祖先皈依基督教，主要归功于爱尔兰僧侣和罗马主教的传教热情。
公元596年，教皇格里高利一世派遣奥古斯丁（Augustine）携40名随从到英格兰传教。格里高利因以下事件对那片偏远地区的居民产生了兴趣：在登上教皇宝座的前几年，一天他路过罗马的奴隶市场，注意到一些英格兰俘虏。他们颀长的身材和白皙的外貌唤起了他的好奇之心。询问他们来自哪里，得知是盎格鲁人。“‘正好’，他说，‘既然他们有安琪儿般的面孔，就应成为天堂里天使的共有继承人。’他接着问道：‘来自哪个省？’回答说，那里的人管自己的省叫德伊勒。‘确应叫得一乐’，他说，‘不再愤怒，祈求基督的怜悯。国王是谁？’他们告诉他，国王的名字叫埃拉；他暗指此人之名说道：‘哈利路亚，赞美造物吾主，圣歌一定要飘扬在异土。’”
这位虔诚的修道士希望马上亲自作为传教士去这片引起他兴趣的土地上向未开化之人传播教义，但是都城的重任使其未能成行。然而，在被选为教皇之后不久，奴隶市场之事又上心头，于是他向当时提到的盎格鲁派去特使奥古斯丁。
不列颠的部落接待特使的方式较之导致开始向其传教的故事的趣味性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时，肯特王国（Kent）的埃塞尔伯特（Aethelbert）正是岛上几个小王国的霸主。真是无巧不成书，他的王后伯莎（Bertha）是法兰克公主，而法兰克人已经接受了基督教，因此她也是基督教信徒，通过她的影响，埃塞尔伯特公开接见了奥古斯丁一行，倾听了这位僧侣的请求，并折服于他的雄辩之才，同其子民一道皈依了基督教。因此，英格兰人的祖先是在肯特王国的都城坎特伯雷（Canterbury）首次被称为基督徒的，从那天起，该市成为英格兰的宗教中心，而且作为基督教最著名的教堂之一的所在地，声名远扬。
肯特的国王和人民皈依基督教不久，诺森布里亚王国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当基督的使者向诺森布里亚国王埃德温（Edwin）提出皈依基督教的请求时，他召集智者开会商讨，并抛出问题：他们自己的古老信仰是否应该更新。这时，一位年长的顾问在大会上起立发言：“国王啊，人的一生就如一只被风暴驱赶的小鸟，逃离黑暗飞入住户敞开之门，门内篝火正盛，得以享受片刻的温暖与光明，旋即再次飞入寒冷与黑暗之中。从何处来，往何处去，无人能知。人生亦是如此。灵魂在其温暖的肉体内只停留片刻，然后很快离去，但对人生的苦乐却也未置一词。如果这些陌生人能解开这一谜团，那就让我们由衷地欢迎他们，并倾听他们带来的音讯吧。”
他的话极好地诠释了盎格鲁-撒克逊
精神的严肃与认真。
在特使的宣教与智者的深思熟虑之后，该国国王和人民放弃了对沃登（Woden）与托尔（Thor）
的崇拜，于公元627年受洗成为基督教徒。
在诺森布里亚王国，新信仰的光明前景很快便蒙上了阴影。埃德温国王在同默西亚异教国王的战斗中败下阵来，其王国又重回异教。但是，基督很快战胜了沃登，但这一次不是罗马传教士而是凯尔特传教士的功劳。
这里讲一下凯尔特教会。基督教在被撒克逊人慢慢赶到西边去的罗马凯尔特人那里仍占有一席之地。当时，英格兰正处于被从凯尔特勇士的手中夺走的特殊时期，凯尔特传教士却正在对爱尔兰进行精神征服。与侵略者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的时候，一个名叫巴特利西乌斯（Patricius）的热情主教，早年曾被囚禁于爱尔兰，凭借自己的热情漂洋过海，作为基督教的传教士到爱尔兰岛传播教义，后来他以爱尔兰的守护神圣帕特里克（Saint Patrick）为人所熟知。由于他的辛苦努力，到大约5世纪末他去世之时，岛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成为了基督教徒。
没有任何种族接受过如此热情的福音（Gospel）。爱尔兰教会派出忠诚的传教士到皮克特（Pictish）高地、德意志森林、阿尔卑斯山脉和亚平宁山脉（Apennines）的荒野。“有一段时间，世界历史的进程似乎要改变了；似乎被罗马人和日耳曼人所征服的古老的凯尔特人反过来对征服者进行了精神征服。似乎是凯尔特基督教，而不是拉丁基督教塑造了西部教会的命运。”
在凯尔特传教士建造的修道院
中，有一所由爱尔兰修道士圣科伦巴（Saint Columba）于公元563年在皮克特海岸不远处的爱奥那岛（Iona）上修建的最为著名。爱奥那岛成为基督教知识与传教热情的著名中心，在将近两个世纪里，一直发散着光芒，穿透着周遭异教的黑暗，因而，它被称为“圣人滋育地”（Nursery of Saints）和“西部神谕所”（Oracle of the West）也就非常恰当了。
爱奥那岛上的古迹
传教士们带着重新征服诺森布里亚的使命从修道院出发，此次传道受当时流亡于爱奥那岛并在修道院寻求庇护的奥斯瓦尔德国王（King Oswald）的邀请。
国王给了这些修道士诺森布里亚海岸的林迪斯法恩（Lindisfarne）岛上修道院的位置，在那里，北海的风浪会时刻提醒他们大西洋海岸那个被风暴侵袭的小岛。被奥斯瓦尔德的热情所感染，修道士们的努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诺森布里亚很快就迎来了凯尔特教会的圣餐。
从奥古斯丁登陆不列颠海岸、召集威尔士牧师宣布罗马教会教规的那一刻起，罗马教会和凯尔特教会之间的猜忌便与日俱增，后来逐渐升级成为激烈的对抗与冲突。罗马教会同凯尔特教会之间的关系断绝得太久，致使他们在某些典礼和仪式上都出现了不同，如过复活节的时间和削发的形式。
诺森布里亚国王奥斯威（Oswy）认为“因为他们都期望同一个天国，所以他们不应该在神圣的宗教仪式上有所不同”。为了解决这一纷争，他召集双方代表在著名的惠特比修道院（Monastery of Whitby）开会。
双方的贤能之士在国王面前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到底该在哪一天庆祝复活节。辩论热烈，言辞激烈。最后，罗马代表团团长威尔弗里德（Wilfrid）恰好引用耶稣对彼得说的话：“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国王问凯尔特的传教士，这话是否真的是耶稣对门徒讲的，他们表示认可，于是奥斯威说：“他是看门人，……我凡事都要遵守他的旨意，免得我到了天国的门口，却无人来开门。”
精明的奥斯威决定将不列颠群岛献给罗马管辖，因为不仅英格兰很快倒向了罗马，而且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教堂与修道院也都适时遵照了罗马的准则和传统。“在主的帮助下”，虔诚的拉丁编年史作家写道，“修道士们依教规庆祝复活节并以正确的方式削发。”
对英格兰来说，这一争端如此解决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不列颠的皈依最重要的影响之一便是重建了因5世纪的灾难而断绝的与罗马文明之间的联系。正如格林讲到圣奥古斯丁使团时所言：“修道士们吟唱庄严的祷文行进，在某种意义上是听到阿拉里克号角而撤退的罗马军团的回归……实际上，奥古斯丁的登陆恢复了被亨吉斯特登陆所毁掉的统一，新的英格兰被老的国家联合体所接纳。在征服者的刀剑面前逃走的文明、艺术、文学随着基督教的信仰而归来。”
如果是凯尔特一方而不是罗马一方在惠特比取得胜利，那现有的一切优势将不复存在。英格兰将被从欧洲大陆孤立出来，而且也不会作为衰亡帝国的遗产共有继承人享受其留给欧洲人民的美好生活。
罗马一方获胜的第二个价值就是通过宗教统一促进英格兰的政治统一。凯尔特教会与罗马教会形成鲜明对比，在国家的重组方面彻底无能为力，因它无法在几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间打民族感情牌。另一方面，罗马教会通过行使中央权力、全国主教会议和一般立法，克服不同王国之间的孤立，并极力帮助他们团结一致，构建共同政治生活的框架。
在文学方面，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开始，有两首著名的诗歌，很好地诠释了英格兰祖先的宗教变迁。其一便是《贝奥武夫》（Beowulf），成诗之时英格兰的祖先仍是异教徒，甚至可能还未离开欧洲大陆；另一首诗叫《诗释圣经》（Paraphrase of the Scriptures），是在皈依基督教后不久写成。
《贝奥武夫》是一部史诗，讲述了一位名叫贝奥武夫的斯堪的纳维亚英雄的英勇事迹。当时丹麦出现了一个叫作格伦德尔（Grendel）专吃熟睡之人的北方独眼巨人（Cyclops），赫罗斯加国王（King Hrothgar）及其子民深受其害，贝奥武夫将他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诗歌充满异教的本能，忠实地反映了它所诞生时代的艰辛与荒蛮。每一节都展现出对野蛮恐怖与残酷屠戮的蛮爱。诗中写道：
那怪物并无耐心，
说时迟，那时快，
早已抓起一位沉睡中的战士，
迫不及待，一把撕开
放进血盆大口，将骨锁咬得粉碎，
狼吞虎咽，血流如注，
刹那间整具尸首已入腹中，
连手带足！
在它吃另一名战士之前，贝奥武夫靠近了怪物。
国王的宫殿震动了，
好一场恐怖的“蜜酒”应酬！
全体城堡主人，丹麦勇士，都战栗了。
大厅在呻吟，守卫在咆哮。
奇迹：这一席酒宴
居然容得下这两位力士，华丽的建筑
居然站住了没有崩塌！
这是吟游诗人在歌颂萨克森祖先
在大宴会厅里开怀畅饮的场景。显然他们是蛮族，粗野凶悍，但精神真诚而勇敢。
与异教徒的英雄史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诗释圣经》，为奥古斯丁英格兰传教之行的首个文学成果。该诗成诗于7世纪的某个时间，表明了祖先作为基督教的皈依者学习并试图欣赏希伯来人的伟大文学作品。根据传说，一位名叫凯德蒙（Caedmon）的盎格鲁修道士，被神奇地赋予了歌唱的天赋，能够富有魔力地欢快歌唱，比如神创造天地、人类的创造和堕落等所有《圣经》故事，在其族内无人能及。
《诗释圣经》令人想起了1000年后弥尔顿所著的《失乐园》（Milton’s Paradise Lost），二者在处理这一崇高主题时遵循了同一规则，因此，凯德蒙有时也被称为“撒克逊时期的弥尔顿”。他的诗歌以写本相传，5个世纪以来被英格兰各阶层人士阅读，并被赋予了与《圣经》同等尊贵的地位。因此，这位修道士诗人为基督教在英格兰人祖先的进步中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尊者比德
所言：他的诗“唤醒了许多人轻视尘世，渴望天堂的意识”。
英格兰皈依基督教主要是修道士的努力，之后才引入了修道院模式。修道院和修女院开始大量兴建。特伦奇（Trench）断言：“30多个国王和王后选择退位到修道院静修度过余生。”恐怕没有任何一个日耳曼部落像不列颠的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那样，放弃自己与生俱来的武力，转而接受基督教，很大一部分人认为武力的运用不再受人待见，甚至完全被忽略。
战争年代，一国的独立与生命都取决于它的武力，尚武精神的衰落使得英格兰在未来几个世纪里遭受苦难。丹麦人（或称北欧人）在8、9世纪时带给不列颠的灾难（详见第八章），以及北方民族新鲜血液的注入，最终导致其早期民族活力和尚武精神的复苏。
德意志诸部落的皈依要归功于凯尔特、盎格鲁-撒克逊和法兰克的传教士们，以及查理大帝的武力。德意志的伟大传教士是萨克森人温弗里德（Winfrid），以圣波尼法爵（Saint Boniface）为人们所知，生于约公元688年。在紧张而忙碌的漫长岁月里，他建立学校和修道院，成立教会进行布道与洗礼，最后于公元753年殉道。正如米尔曼所言，萨克森人对英格兰的侵略回流到了欧洲大陆。
圣波尼法爵在德意志森林布道的热情、决心和特点可以从一件小事中见其一斑。当他发现他的追随者们仍不死心于旧有的迷信时，便决心证明他们所信神灵的无力，于是他砍伐了一棵园林中象征雷神（Thunderer）的珍贵大橡树。当地人屏住呼吸看着他对自己神的挑衅，期待着这位鲁莽之士被天庭的闪电一击毙命，但最后当树“扑通”一声倒地时，砍树的人却未受到半点伤害，从此，异教徒们便认可了基督教上帝的优越性。圣波尼法爵用这棵圣树建造了一座大教堂，从那以后，皈依便迅速展开。
萨克森人是未受圣波尼法爵布道影响的重要日耳曼部落之一，显然，该部落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前去征服英格兰。这些凶猛顽固的异教徒最终因查理大帝的重重一击而进入基督教堂（详见第97条）。
德意志部落的皈依使得西欧日耳曼人免受其野蛮同胞的屠戮，并在中欧建立起了强大的屏障，抵御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极大地威胁着德意志东部边境的图兰异教和伊斯兰教的前进浪潮。
罗斯人（Russia）
的克洛维是弗拉基米尔大公（Vladimir the Great，卒于1015年），北欧留里克王朝（Rurik）的后裔（详见第111条）。据记载，这位统治者主动投入到基督教的怀抱。他想信奉几种宗教中的一种，便派出使节分别对伊斯兰教、犹太教、罗马基督教和希腊基督教的优点进行考察。使节们报告，他们青睐于君士坦丁堡的宗教，因为圣索菲亚大教堂里超凡脱俗的壮丽仪式，令他们印象异常深刻。
于是弗拉基米尔便将当时人们所信奉的主神的大木神像抛入第聂伯河（Dnieper），自己则与臣民一起受洗为基督教徒。弗拉基米尔的这一行动标志着罗斯基督教化正式开始。
斯拉夫部落信奉君士坦丁堡的宗教而不是罗马的宗教，这对罗斯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它阻挡了罗马基督教文明对罗斯的影响，因而使其整体文化远远落后于中世纪时期在罗马教廷（详见第34条）指导下的西欧国家。
其次，罗斯的这一选择使其不再受到西部天主教的支持，因而当其在12世纪遭受蛮族入侵之时并未获得盟友的支持，使国家发展滞后了几代人（详见第373条）。
基督教在北方发展缓慢，但经过9、10和11世纪，教会的传教士们渐渐地说服了所有斯堪的纳维亚人。
冰岛（Iceland）引入新宗教的情况比较特殊。公元1000年，一些来自挪威的传教士来到冰岛帮助一个软弱的基督教组织在该地建立基督教。就在此时，岛上的一座火山喷发了；强烈反对新宗教的旧宗教信仰者声称火山喷发表明他们所信之神对试图革新宗教的愤怒。但是这一论点受到了一位老首领的质问：“当我们自己踩到的这些岩浆本身就是炽热的急流之时，又是什么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呢？”
奥丁神的信徒们无言以对。国民大会批准了一项法令，要求所有居民接受洗礼，进而异教徒的神像和庙宇都被捣毁，任何公开崇拜古代神祇的人都受到惩罚。
在几个世纪的异教历史上，斯堪的纳维亚民族对从北部半岛峡湾到南部各个海岸的袭扰从未间断，而皈依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抑制了他们的这种海盗冒险。
到公元1000年，除了西北部波罗的海（Baltic）地区——那里的芬兰人（Finns）和拉普人（Lapps）信奉异教，现今俄罗斯的部分地区，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那里的摩尔人信奉伊斯兰教以外，整个欧洲都皈依了基督教。
因此，帝国的征服者在接触基督教后反被征服。但必须承认，这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名义上的胜利，而不是实际上的胜利。教会不可能一下子影响这么多突然出现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异教徒。被称为基督徒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蛮族一如从前的粗俗、残忍、顽固、迷信，不大懂得教义，很少表现出他们所信宗教的真正精神。正如教会所言：“此种蛮族皈依的直接影响就是矮化并伤害了基督教；基督教抚育了他们，但却在抚育的过程中受苦受难。”
这种日耳曼蛮族对教会的消极反应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世纪大部分时期里欧洲可悲的道德状况。
就日耳曼部落皈依基督教的总体影响而言，有以下几点：
首先，罗马的征服者及时皈依基督教（详见第25条），使得古老帝国的文明免于在其手里毁于一旦。按照他们的习俗，蛮族可能会洗劫城池、屠戮百姓，但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基督徒，因此在大教堂或修道院的门口他们会放下屠刀。
其次，蛮族皈依基督教对火热好战的欧洲民族产生了影响，培养出了他们更温和的美德，而且在社会秩序与个人纪律方面建立了权威。
再次，蛮族皈依基督教使其对罗马艺术和文化做好了接受的准备，并且有力地加速了拉丁人和日耳曼人融合为一个民族的进程（详见第四章）。
此外，在四海之内皆兄弟、每个人的心灵都价值无限、上帝眼里人人平等的教义引领下，基督教为新形成的种族建立了新的社会道德，成为奴隶和农奴解放中最强大的潜在力量之一。
最后，所有欧洲民族同信一个宗教把他们团结到一起形成了某种宗教兄弟情谊，尽管在信条和仪式方面有着细微差异，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他们协同努力，有效抵御了东部庞大伊斯兰势力的西进威胁。中世纪时期，欧洲尤其是西欧人民如果没有被一个共同的信条团结在一起，亚洲的穆斯林很有可能会蔓延到欧洲大陆并使其成为亚洲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