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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
上一章结尾已经提及了北方日耳曼民族迁徙运动的开端，这场迁徙被称为“日耳曼人大迁徙”（Great Migration）或“欧洲民族大迁徙”（Wandering of the Nations）。西部帝国的侵略者兼破坏者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公元376年。当时，日耳曼民族中的一支——哥特人成群结队地跨过多瑙河（Danube）涌入罗马各行省，直至100年后，蛮族
首领奥多亚塞（Odoacer）废黜最后一位西罗马皇帝为止。
那一年正是公元476年，西部帝国的领土几乎全部落入了蛮族之手。即便如此，迁徙却并未终止，在接下来的又一个100年中，日耳曼人继续迁入。来自德意志纵深处的新族群不断涌出，开疆拓土；已在罗马领土上建立的各个部落君主国，其边界则一直此消彼长，或是被新的不稳定政权所取代。
本章将紧接着罗马史继续讲述，从这些蛮族王国的建立，一直概述到8世纪末查理曼（Charlemagne）——即查理大帝建立的帝国，其赋予了西欧社会更为稳固的特性，并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新秩序的建立。
奥多亚塞废黜了罗慕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后，便马上借机将富有的意大利贵族的财产分给自己的拥护者。可他虚弱的政府只统治了17年，就被东哥特人（Ostrogoths）领袖狄奥多里克（Theodoric）灭掉。
东哥特人来自多瑙河下游地区。那时，他们承担着守卫多瑙河边境的任务，名义上是东罗马帝国的盟友，但与其打交道实际上相当麻烦且代价巨大。狄奥多里克经常违背约定，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不得已，只能不断用土地和金钱作为馈赠来换取他的友善。最后，色雷斯（Thrace）和马其顿（Macedonia）的大部分地区在其掳掠之下成为了蛮荒之地；狄奥多里克要求皇帝允许其远征意大利，许诺如果此战告捷，意大利便归入帝国版图。
皇帝高兴地许可了这一请求。正如当年阿拉里克（Alaric）带领西哥特人翻过阿尔卑斯山，不仅仅是为了掠夺，而是为了永久占领意大利一样；整个东哥特民族扶老携幼——超过20万人——向意大利进发。与其说这是一次远征，还不如说是一次迁徙。所以，迁徙的队伍浩浩荡荡，牛羊成群，车马萧萧。据说牛羊车马的数量超过2万，资产可以抵得上一个游牧民族。
漫长而崎岖的征程从他们位于多瑙河的居住地到意大利北部平原，绵延700英里。虽有冬天的暴雪与严寒，以及不友好的格皮德人（Gepidae）和其他部落沿途的阻碍与骚扰，但是天才而勇敢的狄奥多里克用自己的无畏精神激励着部下，用未来唾手可得的丰富战利品鼓舞士气，从而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公元489年的春天，意大利的居民再次震惊于朱利安阿尔卑斯山（Julian Alps）出现了一支哥特军队。
奥多亚塞和他的部下们英勇地保卫国土，但是在抵抗了3年之后，意大利在这场与蛮族之间的战争中节节败退。公元493年，拉韦纳（Ravenna）被攻陷，战争结束。奥多亚塞被俘，在一场宴会上被狄奥多里克以骇人听闻的奸诈方式所杀。据说当这位不幸的人意识到自己已被出卖并成为无助的牺牲品时，曾大声呼喊：“上帝何在？”
狄奥多里克夺取了整个意大利的统治权，并且兑现了他的诺言，将半岛上等土地的三分之一分给了自己的部下。他的统治持续了33年，其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稳定繁荣，过上了安敦尼
时代（Era of the Antonines）之后几乎没有过过的幸福生活。国王证明了他的著名宣言：“吾辈之目的，乃治国于主之庇护，子民若未早获恩泽，人皆惜之。”
狄奥多里克的首席大臣兼顾问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是一位生于罗马的政治家兼作家。他不断地努力促成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结成联盟，从而在意大利建立一个由东哥特的王室统治下的强大且永久的罗马-哥特国家（Romano-Gothic State）。如果取得成功，意大利可能免于几百年抵抗东部皇帝（详见第62条）和德意志皇帝（详见第360条）吞并的苦难，而重整支离破碎的西方社会的将不是法兰克君主，而是东哥特国王。
通过不断地征服与谈判，狄奥多里克最后吞并了西部皇帝统治的最好的几个行省。意大利、西西里（Sicily）、南高卢（Southern Gaul）的一部分及亚得里亚海（Adriatic）的河口与多瑙河的源头之间的国家均臣服于哥特国王。由于狄奥多里克智慧而公正的声誉，所有邻近的日耳曼民族的争端都请其主持公道。然而，狄奥多里克没有坚持一直以来的人道与宽容，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年卷入了宗教纷争，此中的残酷与迫害行为使其晚节不保。
两位当时的杰出学者，著名的波伊提乌（Boethius）和狄奥多里克令人尊敬的岳父西玛库斯（Symmachus）都蒙受了不白之冤，因莫须有的、至少未被证实的叛国罪而处死。在被处死之前遭关押的两个月里，波伊提乌写成了《哲学的慰藉》（Philosophiae Consolatio/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一书，该书在中世纪时期对特定阶层的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狄奥多里克死于公元526年，据说被悔恨吞噬，尤其是自己不公正地处死了西玛库斯。像许多其他的伟大统治者和领袖一样，他的名声久盛不衰，巨大的陵墓仍屹立于现在的拉韦纳。
狄奥多里克用自己非凡能力建立的王国在其死后只延续了27年，便被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将军（详见第62条）所消灭，从蛮族统治下解放了的意大利于公元553年再次回到了帝国的怀抱。
奥多亚塞及其部下灭掉西部帝国时，西哥特人已经占据了南高卢和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尤里克（Euric，466—483）
在西哥特诸王中所享有的杰出声誉，与狄奥多里克在东哥特诸王中所享有的声誉不相上下。他不仅享誉欧洲，威名甚至远播亚洲国家。
狄奥多里克的陵墓
虽然被法兰克国王赶到比利牛斯山脉以南，但西哥特人一直占据着西班牙，直到8世纪初萨拉森人跨过直布罗陀海峡（Straits of Gibraltar，详见第87条），摧毁了罗德里克（Roderic）统治下的王国，使其成为最后一位哥特国王，并于公元711年确立了《古兰经》（Koran）在半岛的权威地位。统治了近300年的西哥特王国就此灭亡。在此期间，西班牙的征服者西哥特人已经同古罗马居民融合，所以今天的西班牙人有着伊比利亚人（Iberian）、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及最后的入侵者非洲摩尔人（African Moor）的混合血统。
5世纪中叶，哥特人的近亲勃艮第人（Burgundians）在罗马人的许可下，永久定居于现称萨伏依（Savoy）的土地上；最后，通过武力征服与和平谈判，占据了现在法兰西共和国的整个东南部地区，以及瑞士西部的大片地区。日耳曼定居者的部分古老领地现在仍然保留，被称为“勃艮第大区”（Burgundy）。勃艮第人的国家刚刚建立，就跟北方的法兰克人发生了冲突，不久便沦为克洛维（Clovis）及其子孙的附属国。
罗马帝国衰亡前的约半个世纪，汪达尔人（Vandals）从其潘诺尼亚（Pannonia）的定居地启程，横穿高卢和西班牙，跨过直布罗陀海峡蜂拥而至，几年内便占领了所有的北非地区，并于公元439年定都迦太基城（Carthage），建立汪达尔王国（Kingdom of the Vandals）。
汪达尔人在罗马
汪达尔人比任何其他颠覆罗马帝国的日耳曼部落都更具破坏力，他们的名字已经成为所有语言中肆意破坏和暴力的代名词，所代表的恐怖传遍了地中海国家。其海盗船横扫海格力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与尼罗河之间所有的水域。船上载着战马，每每抵达一处未加防御的海岸，他们便骑上战马，洗劫该国，将战利品装船，在警报响起之前旋即离去。甚至防御良好的城市也难逃“南欧维京人”（Vikings of the South）的魔掌
。
汪达尔人的海盗行为也没有因为其洗劫的旅程而感到满足。他们效仿迦太基人的雄心壮志与征服历程，并将迦太基人的古都定为自己王国的首都。除征服了北非所有的地区外，他们还占领了科西嘉岛（Corsica）、撒丁岛（Sardinia）和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 Isles）。
并且，他们不满足于用强大的武力削减敌人以达到政治奴役的目的，还要进行精神征服。他们属于基督教的阿里乌斯派（Arian Christians），疯狂地热衷于无情迫害作为亚他那修（Athanasius）追随者的正统派信徒。没有任何事件比这些半基督教徒的汪达尔人对非洲天主教徒的残酷迫害更玷污史册的了。
但是报应也随之而来。汪达尔人刚刚征服了撒丁岛，作战的将领又匆匆被派回非洲驻防。查士丁尼皇帝派大将贝利萨留（Belisarius）将蛮族赶出了非洲，并令其回到天主教会的怀抱。这次征战取得了成功，在被蛮族征服者凌霸了100多年后（详见第61条），迦太基和非洲的富有土地再次回到帝国的怀抱。
当时，许多汪达尔人编入了东部皇帝的军队，而另一些人则从事不同的行业，但其危险的本性留给了世人野蛮的印象。国内其余的汪达尔人逐渐被当地人同化，几代人之后，蛮族入侵者的外表、语言或习俗都无法在非洲海岸居民中找到踪迹：汪达尔人消失了，唯有名字独存。
克洛维
在罗马帝国衰亡前约200年，法兰克人开始定居于莱茵河（Rhine）以西的地区，他们注定要给高卢起一个新的名字，并确立其在法兰西民族中的核心地位。那时他们仍是异教徒，似乎难以或根本无法企及塔西佗时期日耳曼部落所达到的文明程度。
法兰克人有两个分支或部落群体，分别被称为里普利安人（Ripuarians）和萨利人（Salians）。萨利人是主要的民族，其祖先可以追溯到由勇士们投票选出的最强大的首领墨洛维（Merovech）。这个时期的几个国王中，克洛维凶险残忍、翻覆莫测，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他背信弃义的家族。
罗马帝国灭亡后，克洛维就有了在罗马权力废墟之上建立一个王国的野心。他攻击了驻守高卢的罗马将领西亚格里乌斯（Syagrius），在苏瓦松战役（Soissons，486）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至此，尤利乌斯·恺撒于500多年前在高卢的蛮族部落上建立起来的罗马政权毁于一旦。几年后，克洛维占领了巴黎，这个以古老凯尔特部落的巴黎斯人（Parisii）命名的地方成为了他最喜爱的居住地。
克洛维短时间内就掌控了高卢的大部分地区，而其他日耳曼部落则再次沦为附庸。他的成功为其引来了四方朋友；天主教的主教们全力支持其政权，以期换取克洛维在他们与异教徒敌人的斗争中对他们的支持，克洛维并未令他们失望。
此外，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送给这位法兰克国王紫袍和其他罗马执政官的徽章，为他披上了所有君权的外衣。克洛维接受了这一切，并成为东罗马皇帝名义上的副手或总督，但实际上，他同许多独立的君主一样无拘无束、至高无上。此时，几乎所有西部日耳曼首领均承认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权，蛮族国王得到了皇庭的正式认可；在取悦东罗马皇帝的同时，不但没有令其承担责任或遭到约束，反而强化了其在民众心中的权威，特别是那些前帝国的子民，他们对古罗马依然心存敬意，用几近迷信的目光看待得到皇庭认可的政权。
克洛维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年用极残暴的罪行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公元511年离世之后，按照古代日耳曼的继承法，大片领土分给了他的四个儿子。这样分配的自然后果很快显现，王国被不和与战争搞得四分五裂。在克洛维的有力统治之后，又经历了大约一个半世纪的纷争，此时的墨洛温家族（Merovingians）已经变得软弱无能，被称为“懒王”（Do-nothing Kings），而其他家族中雄心勃勃的人士通过与皇庭和政府的联系已经变得富有且极具影响力，人们怂恿他们掌权以捍卫帝国的尊严。
此时的法兰克君主政体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即称为奥斯特拉西亚（Austrasia）的东部地区和称为纽斯特里亚（Neustria）的西部地区，大致代表着后来的德意志和法兰西。东部鉴于其地理位置，自然比西部日耳曼化得更为彻底；而罗马元素则仍是西部的主流。双方明显势不两立，每个地区的领导者都是被冠以“宫廷总管”（Mayor of the Palace）或“宫相”（Major Domus）的高官。长时间的争斗之后，东部地区的宫相占了上风，废掉了软弱的墨洛温国王，成为法兰克王国的新世系——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
令有抱负的奥斯特拉西亚家族获得王室身份，仍需丕平二世（Pippin II）、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和丕平三世（Pippin III）祖孙三代的才华、成就与雄心。尽管公元687年，丕平二世在与纽斯特里亚的泰斯垂战役（Testry）中大获全胜，确保了最后在国内真正行使王权的优势，但墨洛温国王依然是占据王位的影子国王。
丕平二世的儿子查理·马特，凭借自己的才华、能力与贡献，将家族的权威提到了新的高度。他的雄心壮志不久便遇到了千载良机。
此时，萨拉森人征服了东部、北非和西班牙，跨越了比利牛斯山，进入了阿基坦（Aquitaine）或称南高卢地区，威胁着要征服全欧洲（详见第六章）。所有人都盯着查理·马特，只有他的强大兵力可以抵御阿拉伯军队的野蛮进攻。
查理·马特调兵遣将，于公元732年在法兰西中部的图尔（Tours）或普瓦捷（Poitiers）大败入侵者，从而使欧洲免受伊斯兰教的束缚。查理一战成名，像他的父亲一样再次获得了声誉与权势，几乎成为法兰克王国实际上的国王了。但真正于公元752年自立为王，建立加洛林王朝的是其子丕平三世（详见第95条）。
至此，对法兰克人的日渐强盛需放下暂且不表，来讲述其他帝国入侵者的命运。
意大利伦巴第王国（Kingdom of the Lombards）的建立同东哥特人的迁徙运动颇为相似。伦巴第人（Lombards/Longobardi）得此称呼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长胡须或长战斧
。他们来自多瑙河的中游地区，一直为东罗马皇帝所雇佣，进行消灭格皮德人的战斗。其刚烈好战的性格令他们转而去征服意大利；该国刚刚被东罗马皇帝的大将们从东哥特人手中解放出来（详见第16条）。
就如东哥特人近一个世纪之前的那次进军一样，伦巴第人在国王阿尔博因（Alboin）的率领下，翻过阿尔卑斯山，潜入波河（Po）平原，此地因为哥特战争（详见第62条）带来的巨大破坏，导致荒无人烟。经过多年的征战，他们征服了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一个持续几近两个世纪的王朝。其无法征服的地区一般都是海岸城市，还有罗马和半岛南部。
在汪达尔人之后，伦巴第人是罗马行省迎来的最野蛮的部落，其征服均伴随着最骇人听闻的屠杀与暴行。阿尔博因和罗莎蒙德的故事就是一个例证。阿尔博因在战场上杀死了敌方的首领格皮德国王，之后便强占了他漂亮的女儿罗莎蒙德（Rosamund）为妻。在庆功宴上，他把年轻王后父亲的头骨做成了酒杯，并强迫她用其饮酒。为了报复这一侮辱，罗莎蒙德策划谋杀了她的丈夫，然后嫁给了凶手。
然而，伦巴第人所信奉的新宗教不知不觉地对其产生了约束，在意大利接触到的文明潜移默化地对其产生了影响，使其任性的性格得以克制，凶悍的行为得以驯服。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成了高尚道德的代表以及艺术与学识的慷慨赞助人。
进入意大利之时，伦巴第人是基督教阿里乌斯派的信徒；但最终他们皈依了罗马教会的正教。教皇格里高利一世（Pope Gregory I）赐予伦巴第国王铁王冠——这顶王冠里熔入了一颗基督受难十字架上的铁钉。
公元774年，伦巴第王国被最著名的法兰克统治者查理大帝所灭。但是，入侵者的血脉已经与前帝国的臣民融合，因此，半岛的一部分至今仍被称为伦巴第。现今偶尔会看到金色头发和白色皮肤的人，他们便是当地居民与日耳曼民族的混血。
伦巴第人征服意大利的重要结果就是瓦解了罗马人建立的政治统一，将帝国分裂成为多个小国家。原因是伦巴第王国极端的封建君主制度使其逐步演变成为许多几乎独立的公国，加之未能成功占领罗马和半岛的海岸地区，进而推动了中世纪时期无法逾越的瓦解进程。半岛则挤满了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和公国，时至今日，才从这一政治混乱中走出来，成为统一的意大利。
5世纪时，罗马正在与蛮族殊死搏斗，从不列颠撤回了军团以保护意大利。这样一来，该行省就暴露于皮克特人（Picts）
和苏格兰人（Scots）的攻击，以及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海盗的劫掠之下。加勒多尼亚（Caledonia）的皮克特人沿着北部的哈德良长城（Hadrian Wall）掠夺侵扰；爱尔兰的苏格兰人在西岸侵袭；撒克逊人则在东岸劫掠。
在此困境中，据说当地居民呼吁高卢的罗马统治者助其抗敌，这一恳求被称为“布立吞人的哀吟”（Groans of the Britons）。对当时的境况有如下描述：“蛮族把我们赶入大海；大海又把我们抛回到蛮族的剑上；我们要么死于利刃之下，要么死在波涛之中。”即使发出过这样的恳求也是徒劳，因为当时罗马军团正在与阿拉里克和阿提拉（Attila）的可怕军队作战，着实分身乏术。
布立吞人被逼无奈出了下策。他们决心通过土地与金钱贿赂一部分敌人，化敌为友来对抗其余的敌人。日耳曼海盗被通过上述方法争取过来。两个半传奇色彩的朱特人（Jutish）首领亨吉斯特（Hengist）和霍萨（Horsa），于公元449年首先率军协防。泰晤士（Thames）河口的萨尼特岛（Isle of Thanet）用于给友军安营扎寨，就这样，皮克特人很快被赶回了北方的老巢。定居点的名声，丰饶的土壤，怡人的气候，导致许多殖民者的亲族慕名而来，一船一船，接踵而至。新移民是与原殖民者有着极近血缘关系的撒克逊人（Saxon）、盎格鲁人（Angles）和朱特人，他们来自日德兰半岛（Jutland）和易北河（Elbe）及威悉河（Weser）下游的沿线国家。
布立吞人对越来越多的船只和人口开始变得警觉起来，意识到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在自己的国家里给这些凶猛的战士以立足之地，但却为时已晚。此时，他们或者经过深思熟虑有意为之，或是因为新来人员数量众多，以至于无法再兑现曾经许诺的土地和食物，这样一来，新来的人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他们袭击了布立吞人，一场激战之后，他们大获全胜，开始占领不列颠岛。首先，无论对于这一代开始征服不列颠岛的人，还是对于后来的三代人来说，都认为这次征服并不成功。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受到抵抗，100多年过去以后，日耳曼人只占据了现今英格兰的东半部分
。没有任何罗马帝国的其他行省对蛮族的侵略进行过如此英勇的抵抗。痛苦的殊死搏斗之后，省内居民要么被消灭，要么沦为农奴，要么被集体赶到西部，直到6世纪末，争斗才逐渐变得不再野蛮无情。几乎每一处罗马文明的迹象都消失殆尽；罗马统治时期引入的基督教几乎被一扫而空，日耳曼人的英格兰再次回到尤利乌斯·恺撒600年前发现岛上部落时的信奉异教的状态。
异教徒祖先们将美丽小岛上信奉基督教的布立吞人驱逐出去，将其赶到威尔士的崇山峻岭之间或是令其涉水逃往其他岛屿，没有什么故事比这更悲惨的了。
这一艰苦斗争的时期，正是著名的亚瑟王时期。关于这位民族英雄的传奇故事大多都是传说，但这个人可能真实存在，而他的名字代表着一个或多个骁勇善战的凯尔特首领，他们长期奋勇抗击异教徒的入侵。
虽然不列颠的征服者属于三个日耳曼部落，即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但他们在凯尔特人那里都是以撒克逊人的名字进入不列颠的，而他们聚集到一起形成一个新国家的时候又是以盎格鲁之名，这也是英格兰（Angle-land）名字的由来。
到6世纪末，入侵的军队已经在不列颠岛被征服的地区建立了八九个或者更多王国，进入了“七国时代”（Heptarchy）——这样称呼虽然稍显牵强，但已被普遍接受。七国中，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默西亚（Mercia）和韦塞克斯（Wessex）的三个王国较为兴盛，形成了中心，周边的小国都愿意追随其后。200年的时间里，这三个大王国之间冲突不断、争权夺利，这些国家的国王一个接一个地去强迫另一个或两个部分或完全地承认其最高君主地位。最后，韦塞克斯国王埃格伯特（Egbert，802—839）
以其雄才大略，使建立国家联盟的想法越来越深入人心；北欧海盗后裔在海岸所带来的恐惧，也使其他王国愿意臣服或成为其附属国，让同盟变成现实。尽管埃格伯特似乎从来没有真正获得英格兰国王这一头衔，但他才是真正的首位英格兰国王。
前面讲述的是西部帝国范围内最重要的日耳曼部落，他们在被自己推翻的文明废墟之上，建立或帮助建立了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和英格兰这些近代的民族国家。在古罗马帝国的疆域之外，还有一些日耳曼民族的其他部落或氏族，注定要在欧洲历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莱茵河东部，居住着近代德意志人的祖先。尽管德意志森林和沼泽上大量的居住者涌入罗马各行省，但德意志在6世纪的时候似乎还和大迁徙开始之前一样拥挤。这些部落在生活方式上仍是野蛮人，大多数人仍信仰异教。
在西北欧的是斯堪的纳维亚人（Scandinavians），即近代丹麦人（Danes）、瑞典人（Swedes）和挪威人（Norwegians）的祖先。他们还没有接触过罗马的文明或宗教。9世纪之前鲜见其身影，直到他们以“北欧人”（Norsemen）即可怕的北欧海盗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详见第八章）。
○ 第二章 ○
占领西部帝国的蛮族，其部落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皈依基督教。他们将自己的原始信仰改变为新信仰，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有两个原因：新信仰的卓越与老信仰的散漫。孟德斯鸠（Montesquieu）说：“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绝不会知道如何建造庙宇，那些没有庙宇的人很难忠于自己的信仰。”进入帝国之前，日耳曼人并没有固定的房屋和庙宇。塔西佗注意到，森林和树林是他们唯一的神殿。因为他们容易放弃旧的居住地去寻找新的居住地，所以他们也容易放弃旧的信仰而转信新的信仰。而且，他们几乎没有文字记载；一个民族的宗教没有形成传统，也没有书面文学，很容易弃旧从新，而那些被权威书籍记载的宗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神秘的或者被遗忘的缘起而变得神圣。
此处应该注意到基督教在战胜罗马帝国的颠覆者蛮族时的一些事件与特征——一场和平的胜利比多少场战争的胜利都更值得关注。
到4世纪末，基督教已经取得了第一次重大的胜利，在事实上战胜了异教和不可知论的罗马。早在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就宣布其为帝国受欢迎的宗教。但是新信仰的传教士热情高涨，怎么能允许自己局限于罗马帝国境内呢？他们是普世王国的使者，不承认任何国家的边界。于是，他们穿越罗马统治的所有疆域，到爱尔兰和苏格兰，到德意志的森林中，到西徐亚（Scythia）的平原上传播新的教义。5世纪初，基督教的帝国已远比恺撒的帝国更为辽阔了。
蛮族进入帝国之前或刚刚进入帝国便皈依基督教的这一情况，使得帝国的臣民免受蛮族异教徒对被征服的敌人施加的极端暴行。阿拉里克未曾染指罗马基督教堂的宝藏，因为他自己也是基督教徒。出于同样的原因，汪达尔国王盖塞里克也对教皇利奥一世（Pope Leo the Great）的祈求作出让步，放了帝国都城居民一条生路
。意大利、西班牙和高卢的命运尚可，而不列颠则命运多舛，其主要原因至少是因为占领前者的蛮族部落在跨过帝国边境之前就已经皈依基督教，而进入不列颠的撒克逊人还是未驯服的异教徒。
在帝国的掌控之外，首个皈依基督教的蛮族是哥特人。这些部落中最早的传教士很可能是他们在多瑙河的袭击中所俘虏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便是乌尔菲拉（Ulfilas），他将《圣经》（Scriptures）翻译成了哥特语，只是省去了《列王纪》（Books of the Kings）
一书到四书，怕其中关于战争的记叙会点燃这些新皈依者强烈的好战激情。
发生在哥特人身上的情况也同样发生在了其他参与推翻罗马帝国的蛮族部落身上。罗马帝国灭亡时，哥特人和其他蛮族雇佣军正身处意大利；而横穿帝国的汪达尔人则身处非洲；苏维汇人（Suevi）跨过比利牛斯山进入了西班牙；勃艮第人定居在高卢东南部；所有这些民族都已经成为基督教的皈依者。然而，蛮族中的更大一部分却仍然秉持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于公元325年召开的尼西亚宗教会议上所谴责的阿里乌斯派教义；因此，他们被天主教会视为异教徒，都必须改信正教教义，而这几乎逐渐完美地实现了。
其余包括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及德意志的主要部落在内的日尔曼部落均于天主教兴起之时改信该教。
当法兰克人进入帝国之时，就如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刚刚登陆不列颠时一样，都是异教徒。基督教在他们中间发展缓慢，直到他们在一次战争中据说得到基督教徒信奉的上帝的帮助而获得胜利，法兰克国王及其子民便抛弃旧的信仰转而皈依基督教。根据传说，法兰克人在国王克洛维的带领下同阿勒曼尼人（Alemanni）殊死战斗，最后身陷绝境。走投无路之时，克洛维想起他的高贵王后克洛蒂尔德（Clotilda）经常劝其信奉基督教，于是双膝跪地，求告基督教的上帝，并郑重起誓，如若上帝能够让他的军队取得胜利，他就会成为其忠诚的信徒，并用自己手中的剑护卫他的教义。结果，战局很快变得对法兰克人有利，于是克洛维遵守了自己的誓言，与他的3000勇士一同受洗皈依基督教。“哦，斯卡姆布里人，请低首下心，”虔诚的雷米吉乌斯大主教（Archbishop Remigius）对跪着的克洛维说，“崇拜你所热爱，热爱你所崇拜。”
克洛维受洗
克洛维带领法兰克人皈依基督教这个故事说明，蛮族人极为迷信，他们相信预兆与神灵，尤其是他们觉得如果自己的神并没有帮助自己完成所有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时，他们有权利放弃自己的信仰，转信其他神明，这导致其皈依基督教。悲惨的瘟疫引起的恐惧导致保加利亚人（Bulgarians）皈依基督教来寻求庇护与救赎；同样，勃艮第人在面对强敌时，认为自己的神已被冒犯或无力帮助他们，于是转信基督教。因此，接受新的信仰往往是整个部落或民族的事情，而不是个人问题。
历史学家米尔曼（Milman）说：“法兰克人的皈依对欧洲历史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原因是，当几乎所有其他的日耳曼部落都信奉阿里乌斯派教义时，法兰克人接受了正统的天主教信仰。这样一来，他们就得到了同为天主教徒的罗马教会的青睐以及罗马臣民的善意与支持。这令法兰克的统治者们受益匪浅：领土不断扩张，权力稳步增长，直到小小的法兰克公国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帝国，而其有限的王公权力变为几乎统治整个西部帝国的皇帝的权力。
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在登陆英格兰后大约一个半世纪才皈依基督教。被打到西面威尔士（Wales）山区的凯尔特人仍然保留着他们在罗马时代所接受的基督教信仰，但不大想帮助这些抢占了他们美好家园的野蛮人获得继承天国遗产的资格。英格兰人的祖先皈依基督教，主要归功于爱尔兰僧侣和罗马主教的传教热情。
公元596年，教皇格里高利一世派遣奥古斯丁（Augustine）携40名随从到英格兰传教。格里高利因以下事件对那片偏远地区的居民产生了兴趣：在登上教皇宝座的前几年，一天他路过罗马的奴隶市场，注意到一些英格兰俘虏。他们颀长的身材和白皙的外貌唤起了他的好奇之心。询问他们来自哪里，得知是盎格鲁人。“‘正好’，他说，‘既然他们有安琪儿般的面孔，就应成为天堂里天使的共有继承人。’他接着问道：‘来自哪个省？’回答说，那里的人管自己的省叫德伊勒。‘确应叫得一乐’，他说，‘不再愤怒，祈求基督的怜悯。国王是谁？’他们告诉他，国王的名字叫埃拉；他暗指此人之名说道：‘哈利路亚，赞美造物吾主，圣歌一定要飘扬在异土。’”
这位虔诚的修道士希望马上亲自作为传教士去这片引起他兴趣的土地上向未开化之人传播教义，但是都城的重任使其未能成行。然而，在被选为教皇之后不久，奴隶市场之事又上心头，于是他向当时提到的盎格鲁派去特使奥古斯丁。
不列颠的部落接待特使的方式较之导致开始向其传教的故事的趣味性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时，肯特王国（Kent）的埃塞尔伯特（Aethelbert）正是岛上几个小王国的霸主。真是无巧不成书，他的王后伯莎（Bertha）是法兰克公主，而法兰克人已经接受了基督教，因此她也是基督教信徒，通过她的影响，埃塞尔伯特公开接见了奥古斯丁一行，倾听了这位僧侣的请求，并折服于他的雄辩之才，同其子民一道皈依了基督教。因此，英格兰人的祖先是在肯特王国的都城坎特伯雷（Canterbury）首次被称为基督徒的，从那天起，该市成为英格兰的宗教中心，而且作为基督教最著名的教堂之一的所在地，声名远扬。
肯特的国王和人民皈依基督教不久，诺森布里亚王国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当基督的使者向诺森布里亚国王埃德温（Edwin）提出皈依基督教的请求时，他召集智者开会商讨，并抛出问题：他们自己的古老信仰是否应该更新。这时，一位年长的顾问在大会上起立发言：“国王啊，人的一生就如一只被风暴驱赶的小鸟，逃离黑暗飞入住户敞开之门，门内篝火正盛，得以享受片刻的温暖与光明，旋即再次飞入寒冷与黑暗之中。从何处来，往何处去，无人能知。人生亦是如此。灵魂在其温暖的肉体内只停留片刻，然后很快离去，但对人生的苦乐却也未置一词。如果这些陌生人能解开这一谜团，那就让我们由衷地欢迎他们，并倾听他们带来的音讯吧。”
他的话极好地诠释了盎格鲁-撒克逊
精神的严肃与认真。
在特使的宣教与智者的深思熟虑之后，该国国王和人民放弃了对沃登（Woden）与托尔（Thor）
的崇拜，于公元627年受洗成为基督教徒。
在诺森布里亚王国，新信仰的光明前景很快便蒙上了阴影。埃德温国王在同默西亚异教国王的战斗中败下阵来，其王国又重回异教。但是，基督很快战胜了沃登，但这一次不是罗马传教士而是凯尔特传教士的功劳。
这里讲一下凯尔特教会。基督教在被撒克逊人慢慢赶到西边去的罗马凯尔特人那里仍占有一席之地。当时，英格兰正处于被从凯尔特勇士的手中夺走的特殊时期，凯尔特传教士却正在对爱尔兰进行精神征服。与侵略者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的时候，一个名叫巴特利西乌斯（Patricius）的热情主教，早年曾被囚禁于爱尔兰，凭借自己的热情漂洋过海，作为基督教的传教士到爱尔兰岛传播教义，后来他以爱尔兰的守护神圣帕特里克（Saint Patrick）为人所熟知。由于他的辛苦努力，到大约5世纪末他去世之时，岛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成为了基督教徒。
没有任何种族接受过如此热情的福音（Gospel）。爱尔兰教会派出忠诚的传教士到皮克特（Pictish）高地、德意志森林、阿尔卑斯山脉和亚平宁山脉（Apennines）的荒野。“有一段时间，世界历史的进程似乎要改变了；似乎被罗马人和日耳曼人所征服的古老的凯尔特人反过来对征服者进行了精神征服。似乎是凯尔特基督教，而不是拉丁基督教塑造了西部教会的命运。”
在凯尔特传教士建造的修道院
中，有一所由爱尔兰修道士圣科伦巴（Saint Columba）于公元563年在皮克特海岸不远处的爱奥那岛（Iona）上修建的最为著名。爱奥那岛成为基督教知识与传教热情的著名中心，在将近两个世纪里，一直发散着光芒，穿透着周遭异教的黑暗，因而，它被称为“圣人滋育地”（Nursery of Saints）和“西部神谕所”（Oracle of the West）也就非常恰当了。
爱奥那岛上的古迹
传教士们带着重新征服诺森布里亚的使命从修道院出发，此次传道受当时流亡于爱奥那岛并在修道院寻求庇护的奥斯瓦尔德国王（King Oswald）的邀请。
国王给了这些修道士诺森布里亚海岸的林迪斯法恩（Lindisfarne）岛上修道院的位置，在那里，北海的风浪会时刻提醒他们大西洋海岸那个被风暴侵袭的小岛。被奥斯瓦尔德的热情所感染，修道士们的努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诺森布里亚很快就迎来了凯尔特教会的圣餐。
从奥古斯丁登陆不列颠海岸、召集威尔士牧师宣布罗马教会教规的那一刻起，罗马教会和凯尔特教会之间的猜忌便与日俱增，后来逐渐升级成为激烈的对抗与冲突。罗马教会同凯尔特教会之间的关系断绝得太久，致使他们在某些典礼和仪式上都出现了不同，如过复活节的时间和削发的形式。
诺森布里亚国王奥斯威（Oswy）认为“因为他们都期望同一个天国，所以他们不应该在神圣的宗教仪式上有所不同”。为了解决这一纷争，他召集双方代表在著名的惠特比修道院（Monastery of Whitby）开会。
双方的贤能之士在国王面前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到底该在哪一天庆祝复活节。辩论热烈，言辞激烈。最后，罗马代表团团长威尔弗里德（Wilfrid）恰好引用耶稣对彼得说的话：“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国王问凯尔特的传教士，这话是否真的是耶稣对门徒讲的，他们表示认可，于是奥斯威说：“他是看门人，……我凡事都要遵守他的旨意，免得我到了天国的门口，却无人来开门。”
精明的奥斯威决定将不列颠群岛献给罗马管辖，因为不仅英格兰很快倒向了罗马，而且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教堂与修道院也都适时遵照了罗马的准则和传统。“在主的帮助下”，虔诚的拉丁编年史作家写道，“修道士们依教规庆祝复活节并以正确的方式削发。”
对英格兰来说，这一争端如此解决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不列颠的皈依最重要的影响之一便是重建了因5世纪的灾难而断绝的与罗马文明之间的联系。正如格林讲到圣奥古斯丁使团时所言：“修道士们吟唱庄严的祷文行进，在某种意义上是听到阿拉里克号角而撤退的罗马军团的回归……实际上，奥古斯丁的登陆恢复了被亨吉斯特登陆所毁掉的统一，新的英格兰被老的国家联合体所接纳。在征服者的刀剑面前逃走的文明、艺术、文学随着基督教的信仰而归来。”
如果是凯尔特一方而不是罗马一方在惠特比取得胜利，那现有的一切优势将不复存在。英格兰将被从欧洲大陆孤立出来，而且也不会作为衰亡帝国的遗产共有继承人享受其留给欧洲人民的美好生活。
罗马一方获胜的第二个价值就是通过宗教统一促进英格兰的政治统一。凯尔特教会与罗马教会形成鲜明对比，在国家的重组方面彻底无能为力，因它无法在几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间打民族感情牌。另一方面，罗马教会通过行使中央权力、全国主教会议和一般立法，克服不同王国之间的孤立，并极力帮助他们团结一致，构建共同政治生活的框架。
在文学方面，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开始，有两首著名的诗歌，很好地诠释了英格兰祖先的宗教变迁。其一便是《贝奥武夫》（Beowulf），成诗之时英格兰的祖先仍是异教徒，甚至可能还未离开欧洲大陆；另一首诗叫《诗释圣经》（Paraphrase of the Scriptures），是在皈依基督教后不久写成。
《贝奥武夫》是一部史诗，讲述了一位名叫贝奥武夫的斯堪的纳维亚英雄的英勇事迹。当时丹麦出现了一个叫作格伦德尔（Grendel）专吃熟睡之人的北方独眼巨人（Cyclops），赫罗斯加国王（King Hrothgar）及其子民深受其害，贝奥武夫将他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诗歌充满异教的本能，忠实地反映了它所诞生时代的艰辛与荒蛮。每一节都展现出对野蛮恐怖与残酷屠戮的蛮爱。诗中写道：
那怪物并无耐心，
说时迟，那时快，
早已抓起一位沉睡中的战士，
迫不及待，一把撕开
放进血盆大口，将骨锁咬得粉碎，
狼吞虎咽，血流如注，
刹那间整具尸首已入腹中，
连手带足！
在它吃另一名战士之前，贝奥武夫靠近了怪物。
国王的宫殿震动了，
好一场恐怖的“蜜酒”应酬！
全体城堡主人，丹麦勇士，都战栗了。
大厅在呻吟，守卫在咆哮。
奇迹：这一席酒宴
居然容得下这两位力士，华丽的建筑
居然站住了没有崩塌！
这是吟游诗人在歌颂萨克森祖先
在大宴会厅里开怀畅饮的场景。显然他们是蛮族，粗野凶悍，但精神真诚而勇敢。
与异教徒的英雄史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诗释圣经》，为奥古斯丁英格兰传教之行的首个文学成果。该诗成诗于7世纪的某个时间，表明了祖先作为基督教的皈依者学习并试图欣赏希伯来人的伟大文学作品。根据传说，一位名叫凯德蒙（Caedmon）的盎格鲁修道士，被神奇地赋予了歌唱的天赋，能够富有魔力地欢快歌唱，比如神创造天地、人类的创造和堕落等所有《圣经》故事，在其族内无人能及。
《诗释圣经》令人想起了1000年后弥尔顿所著的《失乐园》（Milton’s Paradise Lost），二者在处理这一崇高主题时遵循了同一规则，因此，凯德蒙有时也被称为“撒克逊时期的弥尔顿”。他的诗歌以写本相传，5个世纪以来被英格兰各阶层人士阅读，并被赋予了与《圣经》同等尊贵的地位。因此，这位修道士诗人为基督教在英格兰人祖先的进步中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尊者比德
所言：他的诗“唤醒了许多人轻视尘世，渴望天堂的意识”。
英格兰皈依基督教主要是修道士的努力，之后才引入了修道院模式。修道院和修女院开始大量兴建。特伦奇（Trench）断言：“30多个国王和王后选择退位到修道院静修度过余生。”恐怕没有任何一个日耳曼部落像不列颠的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那样，放弃自己与生俱来的武力，转而接受基督教，很大一部分人认为武力的运用不再受人待见，甚至完全被忽略。
战争年代，一国的独立与生命都取决于它的武力，尚武精神的衰落使得英格兰在未来几个世纪里遭受苦难。丹麦人（或称北欧人）在8、9世纪时带给不列颠的灾难（详见第八章），以及北方民族新鲜血液的注入，最终导致其早期民族活力和尚武精神的复苏。
德意志诸部落的皈依要归功于凯尔特、盎格鲁-撒克逊和法兰克的传教士们，以及查理大帝的武力。德意志的伟大传教士是萨克森人温弗里德（Winfrid），以圣波尼法爵（Saint Boniface）为人们所知，生于约公元688年。在紧张而忙碌的漫长岁月里，他建立学校和修道院，成立教会进行布道与洗礼，最后于公元753年殉道。正如米尔曼所言，萨克森人对英格兰的侵略回流到了欧洲大陆。
圣波尼法爵在德意志森林布道的热情、决心和特点可以从一件小事中见其一斑。当他发现他的追随者们仍不死心于旧有的迷信时，便决心证明他们所信神灵的无力，于是他砍伐了一棵园林中象征雷神（Thunderer）的珍贵大橡树。当地人屏住呼吸看着他对自己神的挑衅，期待着这位鲁莽之士被天庭的闪电一击毙命，但最后当树“扑通”一声倒地时，砍树的人却未受到半点伤害，从此，异教徒们便认可了基督教上帝的优越性。圣波尼法爵用这棵圣树建造了一座大教堂，从那以后，皈依便迅速展开。
萨克森人是未受圣波尼法爵布道影响的重要日耳曼部落之一，显然，该部落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前去征服英格兰。这些凶猛顽固的异教徒最终因查理大帝的重重一击而进入基督教堂（详见第97条）。
德意志部落的皈依使得西欧日耳曼人免受其野蛮同胞的屠戮，并在中欧建立起了强大的屏障，抵御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极大地威胁着德意志东部边境的图兰异教和伊斯兰教的前进浪潮。
罗斯人（Russia）
的克洛维是弗拉基米尔大公（Vladimir the Great，卒于1015年），北欧留里克王朝（Rurik）的后裔（详见第111条）。据记载，这位统治者主动投入到基督教的怀抱。他想信奉几种宗教中的一种，便派出使节分别对伊斯兰教、犹太教、罗马基督教和希腊基督教的优点进行考察。使节们报告，他们青睐于君士坦丁堡的宗教，因为圣索菲亚大教堂里超凡脱俗的壮丽仪式，令他们印象异常深刻。
于是弗拉基米尔便将当时人们所信奉的主神的大木神像抛入第聂伯河（Dnieper），自己则与臣民一起受洗为基督教徒。弗拉基米尔的这一行动标志着罗斯基督教化正式开始。
斯拉夫部落信奉君士坦丁堡的宗教而不是罗马的宗教，这对罗斯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它阻挡了罗马基督教文明对罗斯的影响，因而使其整体文化远远落后于中世纪时期在罗马教廷（详见第34条）指导下的西欧国家。
其次，罗斯的这一选择使其不再受到西部天主教的支持，因而当其在12世纪遭受蛮族入侵之时并未获得盟友的支持，使国家发展滞后了几代人（详见第373条）。
基督教在北方发展缓慢，但经过9、10和11世纪，教会的传教士们渐渐地说服了所有斯堪的纳维亚人。
冰岛（Iceland）引入新宗教的情况比较特殊。公元1000年，一些来自挪威的传教士来到冰岛帮助一个软弱的基督教组织在该地建立基督教。就在此时，岛上的一座火山喷发了；强烈反对新宗教的旧宗教信仰者声称火山喷发表明他们所信之神对试图革新宗教的愤怒。但是这一论点受到了一位老首领的质问：“当我们自己踩到的这些岩浆本身就是炽热的急流之时，又是什么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呢？”
奥丁神的信徒们无言以对。国民大会批准了一项法令，要求所有居民接受洗礼，进而异教徒的神像和庙宇都被捣毁，任何公开崇拜古代神祇的人都受到惩罚。
在几个世纪的异教历史上，斯堪的纳维亚民族对从北部半岛峡湾到南部各个海岸的袭扰从未间断，而皈依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抑制了他们的这种海盗冒险。
到公元1000年，除了西北部波罗的海（Baltic）地区——那里的芬兰人（Finns）和拉普人（Lapps）信奉异教，现今俄罗斯的部分地区，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那里的摩尔人信奉伊斯兰教以外，整个欧洲都皈依了基督教。
因此，帝国的征服者在接触基督教后反被征服。但必须承认，这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名义上的胜利，而不是实际上的胜利。教会不可能一下子影响这么多突然出现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异教徒。被称为基督徒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蛮族一如从前的粗俗、残忍、顽固、迷信，不大懂得教义，很少表现出他们所信宗教的真正精神。正如教会所言：“此种蛮族皈依的直接影响就是矮化并伤害了基督教；基督教抚育了他们，但却在抚育的过程中受苦受难。”
这种日耳曼蛮族对教会的消极反应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世纪大部分时期里欧洲可悲的道德状况。
就日耳曼部落皈依基督教的总体影响而言，有以下几点：
首先，罗马的征服者及时皈依基督教（详见第25条），使得古老帝国的文明免于在其手里毁于一旦。按照他们的习俗，蛮族可能会洗劫城池、屠戮百姓，但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基督徒，因此在大教堂或修道院的门口他们会放下屠刀。
其次，蛮族皈依基督教对火热好战的欧洲民族产生了影响，培养出了他们更温和的美德，而且在社会秩序与个人纪律方面建立了权威。
再次，蛮族皈依基督教使其对罗马艺术和文化做好了接受的准备，并且有力地加速了拉丁人和日耳曼人融合为一个民族的进程（详见第四章）。
此外，在四海之内皆兄弟、每个人的心灵都价值无限、上帝眼里人人平等的教义引领下，基督教为新形成的种族建立了新的社会道德，成为奴隶和农奴解放中最强大的潜在力量之一。
最后，所有欧洲民族同信一个宗教把他们团结到一起形成了某种宗教兄弟情谊，尽管在信条和仪式方面有着细微差异，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他们协同努力，有效抵御了东部庞大伊斯兰势力的西进威胁。中世纪时期，欧洲尤其是西欧人民如果没有被一个共同的信条团结在一起，亚洲的穆斯林很有可能会蔓延到欧洲大陆并使其成为亚洲的延伸。
○ 第三章 ○
在3到6世纪之间，教会逐渐形成了一种隐修制度（Monasticism）
。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制度，对中世纪及后来的历史产生了异常深远的影响，因而应该熟悉其精神和宗旨。
“隐修制度”这一术语在广义上，指的是一种以达到提升灵魂为目的的自我否定的苦修和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样的定义表明该制度包含两大类修道者：（1）独居修道士（Hermits/Anchorites）——与世隔绝，在荒无人烟的地方独自生活的修道者；（2）住院修道士（Cenobites/Monks）——形成团体，过群体生活的修道者。
但东、西部之间的隐修制度有所不同。东部的修道者遁世主要是为了通过自我苦行、祈祷和冥想来达到自身的救赎；而西部的修道者虽然拥有同样的动机，但同时还考虑到他们所遁世界的需求，并且通过诸如祈祷、布道和传教等多种渠道，力图挽救他人和促进教会的整体利益。
禁欲的生活观念绝非基督教的独创。婆罗门教（Brahmanism）一直有苦行者和隐士；所有信仰佛教的地方（Buddhistic lands）也满是寺庙和僧侣；在基督时期，叙利亚（Syria）犹太人中的一部分宗教狂热分子艾赛尼派（Essenes）信徒，便过着孤独与清苦的生活。
隐修制度的萌芽由东部传入基督教，作为东部基督教教派的诺斯替（Gnostics）教徒宣扬二元论信条：物质世界是邪恶生物的创造与帝国，与精神世界相对立。这一学说认为拥有七情六欲的肉体是邪恶的，与内在的灵魂相对立，因此，精神必须征服并支配肉体。基督教禁欲主义制度便是由这些东部信条发展而来的。
许多因素导致了这种发展，尤其是标志着罗马帝国文明的社会与道德的堕落，或许古代社会的道德和精神生活从未有过如此低潮。教会也没能逃过道德危机，在某种可悲的程度上已经同世俗世界一样了。
这种情况导致了精神高尚之士的强烈抗议，并在心中渴望更高的理想和更艰苦的宗教生活。这样的人自然热情地接受禁欲生活，因其在各个方面都直接反对社会的主流观念与做法。面对肆无忌惮的放荡，修道士们强调禁欲生活的至高无上；面对贪得无厌，他们宣扬所有尘世的财产都一文不值，放弃这一切才是崇高的美德；相对于那些将身体泡入豪华的浴缸，喷上香水、涂上脂膏来护肤的人，他们不去顾及身体而去追求灵魂的圣洁；相对于富人的暴饮暴食，他们常食粗茶淡饭；相对于华服艳装，他们衣着简朴。禁欲主义理念与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背道而驰，这是反击否认灵魂高于肉体的正统性、玷污美好事物、损毁生命尊严的现行社会制度。
当希腊-罗马世界的道德和社会情况对修道制度有利的时候，一些基督教教义也引经据典助其发展。因此使徒圣保罗（Apostle Saint Paul）说：“没有娶妻子的人，挂念的是主的事；……但娶了妻子的人是为世上的事挂虑。”
基督自己也宣称：“如果有人到我这里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而且，他对有钱的年轻人说：“如果你想要完全，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这些文字同其他类似的一样，从字面上看，很大程度上认定了遁世、苦行和节欲的禁欲主义理念，认为这才是最完美的生活和最可靠的救赎方式。
大约在3世纪初，东部基督教徒对禁欲生活热情高涨，令其广泛传播。德基乌斯迫害（Decian Persecution，249—251）
导致数以千计的人奔向沙漠便是出于这一原因。生于约251年的著名埃及禁欲主义者圣安东尼（Saint Antony）率先垂范，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这一不可思议的热情，被称为“隐修之父”（Father of the Hermits）。著名的亚他那修记述了圣安东尼的传奇一生，他撼动了整个基督教世界，导致数千人效仿而逃往沙漠遁世。据估计，到4世纪结束前，埃及许多地区的沙漠人口相当于城市的人口。
所有的东部隐士中最著名的便是高柱修士圣西米恩（Saint Simeon Stylites，卒于459年），他在一根直径只有三英尺的柱子上生活了36年，并逐渐把柱子的高度提高到50多英尺。他的苦行为自己赢得了“尘世的星辰和世界的奇迹”（the Star of the Earth and the Wonder of the World）的称号。
4世纪时，禁欲的隐修方式受到了拥有温和气候的东部，特别是埃及的青睐，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修道院模式；也就是说，某位著名隐士吸引了一批门徒，他们的简陋小屋构成了修道院的核心（laura）。
隐修制度在东部建立不久便传入了欧洲，而且在极短的时间内传遍了所有基督教为主的西部国家。这里的主流生活与隐修模式格格不入，虽然有的欧洲教会也有几位著名隐士，但西部民族的风土人情及对活动的热爱不利于这种形式的迅速发展，可东、西部的修道院仍在不断兴建。选择遁世的人大多是因蛮族入侵带来的混乱与恐怖以及西部帝国的瓦解。这一运动不但影响了男性，而且还吸引了女性，因此拥有修道院类似教义的修女院也数量倍增。
为了为修道士的隐修与苦行引入某种规则，教规便被制定出来供其遵守。修道士的“三绝誓言”包括绝财（Poverty）、绝色（Chastity）、绝意（Obedience）。圣帕科米乌（Saint Pachomius）是4世纪时埃及的苦行者，据称是首个为追随自己的修道士制定规则的人。
但最伟大的修道士教规制定者要属努西亚（Nursia）的圣本笃（Saint Benedict，480—543），著名的卡西诺山修道院（Monastery of Monte Cassino）的创始人，该修道院位于意大利的罗马与那不勒斯之间。其会规对于宗教世界来说就如同《查士丁尼民法大全》（详见第65条）对于欧洲的世俗社会一样举足轻重。会规中的很多规定都是最明智、最实际的，例如，一条将体力劳动作为神圣的义务，而另一条则要求修道士每天花一定的时间读圣贤经典。
接受圣本笃会规的修道士被称为本笃会修士（Benedictines）。这一会规变得极受欢迎，而且非常普遍，以至于据说查理大帝都不得不进行细致的调查，以确定是否有遵守其他会规的修道士。一度有约4万座修道院采用该会规。本笃会中出了24位教皇，主教和圣徒则不计其数。
隐修制度作为西方历史上一种积极强大的力量而存在，有着超过1000年的精彩历史。该历史体现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从未停止的修道院改革运动。几乎每一个修道院或修道会都建立在获得财富带来的游手好闲、自我放纵和纪律涣散之上。但在修道院中总有与此背道而驰的“余剩民”（Saving Remnant）
，正是这些人负起了改革的精神重任，而也正是这些彪炳修道士史册的改革运动造就了众多中世纪时期精神高尚的崇高人物。没有任何其他人类理想比革新堕落的修道会更需要能力、热情和英勇献身精神的了。
在这些最早、最值得注意的改革运动中的一次运动导致了公元910年在勃艮第建立了著名的克吕尼隐修院（Monastery of Cluny），其深远影响持续了两个多世纪（详见第175和183条）。
到了11世纪末，建立了卡尔特会修道院和西多会修道院（Carthusian and Cistercian Orders）；在13世纪，建立了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Franciscans and Dominicans，详见第229条）。
教会中这一早期修道制度的建立，给正在从旧世界的废墟中重塑自我的新世界带来了巨大利益。修道士，特别是本笃会修士，成了农耕者，将国王和他人赠予的荒野沼泽通过悉心开垦转变成丰饶良田，从而挽救了欧洲一些最荒芜地区的不毛之地。一句话，修道士组成了将文明播向荒野的先锋队。普雷沃-帕拉多尔（Prévost-Paradol）说：“一如既往，罗马殖民者离开首都为了使被征服者臣服，传播伟大共和国的礼与法，因此在这次欧洲的新征服中，修道院组建了有着整齐步伐的基督教军队，或教会传教士，通过清除森林、宣讲福音及文明世界的物质与道德界限，不断地向四面八方推进。”
修道士也成了传教士，教会对蛮族取得的迅速而显著的胜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的热情与奉献。诸如圣科伦巴、圣克劳斯（Saint Callus）、圣波尼法爵这样有献身精神的使徒身上承担了许多中世纪时期教会的传奇使命。
修道士也成了教授者，修道院里宁静的空气既培养了虔诚也滋养了学识。在修道士的庇护下建立了学校，这些学校是中世纪早期学习的场所，也是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的最佳知识生活的中心。这些修道院学校在社会中占有的地位后来被大学所填补。
修道士也成了抄写员，用极大的艰辛和勤勉收集、誊写古代写本，从而令古典学术与文学得以保存并流传至今。几乎所有现有的希腊和拉丁经典都是通过修道士之手传下来的。
修道士也成了记录者，他们将自己时代的事件写成编年史，能学到中世纪早期的知识均得益于此。
因而，修道院中的缮写室或写字间在中世纪社会中的地位相当于近代的大印刷厂。
修道士抄写员
修道士还成为了赈济者，帮助虔诚和富裕之人向贫穷与需助之人分发其捐赠的物品，各处的修道院都向疲惫、虚弱和沮丧之人敞开了他们的好客之门。总之，这些隐居处在中世纪时期成了旅馆、收容所和医院。成为修女的女性身上体现出了助人与慈善的精神，而第一所基督教医院的建立就应归功于“一位名叫法比奥拉（Fabiola）的罗马女士，她于4世纪时为了忏悔而在罗马建立了第一个公立医院，她手里播撒下慈善的种子传遍了整个世界，并将缓解人类最黑暗的痛苦，直到生命的尽头”。
而且，秉承禁欲主义的修道士们对纠正那些伤了希腊和罗马民族元气的社会恶习起到了极大作用，并为充满年轻活力的北方民族继承古代遗产保驾护航。无疑是这种对希腊-罗马世界中腐朽社会道德的激烈反抗使得修道院教会为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在实际运作中不会产生弊端，但必须与其为人类带来的益处分开来看。这些弊端产生的原因要么是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要么是忽视了其原本的精神，要么是歪曲了其固有的原则。
对于隐修制度中几条根本原则和要求所产生的影响与倾向存在广泛分歧，例如有关独身、绝财以及遁世。但这种观点分歧并没有影响到中世纪社会，而曲解修道理念，或者忽略修道士层面的三绝誓言，漠视隐修会规才是真正的诱因。
修道士的绝财誓言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影响他们作为团体或担任圣职而接受社会财富，可随财富而来的通常便是罪恶，包括懒惰，在住所和生活上的奢侈，以及对严厉会规的逃避。
一个更为邪恶的根源便是许多修道士对绝色誓言的公然无视。在某些时候，某些修道院里的状况猥琐龌龊，以至于本应是美好和健康的源泉，却成了堕落与肮脏的溪流。
尽管修道士队伍内部不断地努力改革，但几个世纪后，这些弊端却变本加厉、明目张胆，似乎无可救药，最终，加之一些其他原因，使得许多欧洲国家的修道院体制臭名远扬。反对者们很可能会将修道士从修道院中赶出来，将他们在几个世纪的虔诚、品德和社会秩序的慈善中聚敛的巨额财富还给世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