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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部作品简要地勾勒出了人类从开始出现时的默默无闻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间的事件。本书将接着西罗马帝国灭亡的脉络一直讲述到近代之前。目标就是不断关注社会的状态与进步、制度的建立与衰亡、宗教与学识的地位，因此本书不是对外部环境的简单罗列，而是对欧洲人民真实生活的历史记录，因为这才是真正需要关注的对象。
从西罗马帝国覆灭到现在1400年的历史通常被划分为两个时期：从罗马衰亡到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中世纪时期（Middle Ages）；从发现新大陆直至现阶段为近代时期（Modern Age）。
中世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黑暗时代（Dark Ages）和复兴时代（Age of Revival）；而近代时期同样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宗教改革时期（Era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和政治革命时期（Era of the Political Revolution）。四个时期的界限及主要特征将只做简要介绍，以便能够专注于漫漫历史长河中的标志性事件。
黑暗时代的时间跨度从罗马帝国灭亡开始至11世纪初叶。当时蛮族大量涌入欧洲，人们不自觉地将这一时期的文明程度和社会秩序与之前的历史时期以及之后的历史时期进行对比，顿觉古典文化走向没落、暗淡无光，故得此名。这一时期为民族、语言与制度的起源之一。在这一混乱时代，体现着中世纪理想的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教廷这两大制度逐渐成形。
复兴时代始于11世纪初叶至发现新大陆。这一时期内，文明取得了缓慢但平稳的进步，社会秩序逐渐战胜混乱状态，政府也变得更为规范。最后的一个世纪以古典艺术与学识的伟大复兴为标志，因此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Renaissance），或者“新生时期”（New Birth）。这一时期通过改良、发现与发明，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思想，如同从昏睡中将人们唤醒一样。十字军东征（Crusades）或圣战（Holy Wars），是欧洲的基督教徒为了从伊斯兰教徒手里夺回位于巴勒斯坦（Palestine）的圣地而发起的战争，是复兴时代最为重要的事件。
宗教改革时期从16世纪开始到17世纪上半叶。本时期的主要事件是宗教改革这一伟大的宗教运动，以及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激烈斗争。此间的所有战争几乎都是宗教战争。最后一场大战是德意志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War in Germany），1648年签订了著名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标志着战争的结束。此后，派系与国家之间的纷争或战争不再是宗教之争，而是王朝之争或政治之争。
政治革命时期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到现阶段
。尽管这一时期事件众多，而且争端的本质不尽相同，但究其本源仍然是政府的专制和自由之间的冲突，最终民主思想取得了胜利。在此期间，除了土耳其和俄罗斯外，所有欧洲国家一人或几人的专权均被人民政府所取代。就其潜在影响而言，这是历史上最重要的革命之一。这一时期的核心事件是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的局势动荡。
讲述的这些时期标志着文明进程的三个阶段：思想革命、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后来人们分别将它们称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政治革命。现在，让我们回到罗马帝国的灭亡时期，开启此次的中世纪之旅。
西罗马帝国在5世纪的灭亡经常被认为是古代文明消亡的标志性事件。以旧世界（the Old World）的价值被摧毁为代表，人类不得不重新开始，奠定新文明的基石。其实并非如此，所有或几乎所有古代累积的有价值的东西都会逃过劫难，而且迟早会成为下一个时期的宝贵财富。这场浩劫仅仅为西部文明的舞台从南欧转移到北欧铺路，是将政治权力从一个民族移交给另一个民族，是将社会与思想优势逐渐从一个民族转移给另一个民族，这两个民族分别是罗马（Roman）和日耳曼（Teuton）
。
西罗马帝国灭亡这一事件并不能单纯被定性为灾难，因为席卷而来覆盖田地的并非携带无用冰碛的山洪，而是尼罗河水裹挟的肥沃沉积物。在所有蛮族泛滥的区域，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正在涌现，能够孕育优于世界各地任何文明的土壤正在滋生。
或者引用德雷珀（Draper）的比喻，将北方蛮族涌入奄奄一息的罗马帝国看作是为即将燃尽的火焰填充新的燃料，在短时间内火苗越来越小，似乎将要熄灭，但很快，新燃料被火苗引燃，一时间火焰骤起，熊熊燃烧。
这里需要理解中世纪和近代之间的真正关系。前者是文明从中断和消亡中恢复的过程，而这一中断与消亡实属塞翁失马。这段时期就像万物待生的春天，希腊和罗马文明的种子被广泛地播撒到了古罗马帝国的版图上，基督教也在新种族的心灵与思想中生根发芽。
在这几个世纪里，带有近代时期特征的艺术、科学、文学和制度初现端倪，即将到来的形态也已预示；近代强国已经成型显现，欧洲未来的政治版图也已大致勾勒。总之，中世纪时期与近代时期的关系就好比人的青年时期与成年时期之间的关系。它的萌芽和成长期的真实特征令人了解到仔细研究本时期事件与环境的重要性，因其蕴藏着近代史的答案。
这里必须关注，从5世纪的灾难中幸存下来的是什么，罗马传播给作为此后文明宝藏守护者的日耳曼人的是什么。然而，其丰富遗产中很大一部分通过继承而来，而另一部分则通过征战获得。
要思考北方日耳曼民族从古罗马那里继承了什么，就要分别讲述以下两个方面：（1）古希腊-罗马文明（Greco-Roman Civilization）；（2）基督教（Christianity）。
“古希腊-罗马文明”一词包含了希腊和罗马通过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建立的帝国传给中世纪及近代欧洲的整个艺术、科学、哲学、文学、法律、礼仪、习俗、思想、社交活动和各级政府模式，即除基督教以外的其他任何东西。这所有的一切承载着史学上所称的古典元素（Classical Element），汇聚成为新兴北方蛮族的宝贵礼物，后来成为其文明的象征。
从这些旧世界传给新世界的丰富遗产中，选择三点加以特别讲述：帝国理念、罗马法系和古典文学艺术。
第一点似雾里看花，却应看到，伟大的罗马帝国及其辉煌历史对中世纪甚至后来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的历史和传统似乎是它对后人施下的魔法，人们不断努力意欲重建这一古老的普世帝国。正如人们在个人生活中努力实现基督教所秉承的理念一样，政府也在依照罗马模式塑造世界。查理大帝（Charles the Great）建立的广阔帝国和后来德意志君主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均是古罗马帝国的复兴，其观念都被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新罗马城（New Rome）
幸运地保留了下来。
有着令人钦佩的原则与实践理念的罗马法系，在执行之初即对蛮族粗陋的法律形式、惯例和实践产生了极大影响。正如他们采用犹太（Judaea）的道德律一样，他们也采用了罗马民法。罗马法系是《查士丁尼民法大全》（详见第65条）的基础，也为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立法与法学奠定了基础，并对政治家和法学家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中世纪时期，当所有欧洲地区长期处于混乱之中时，正是这套现成的法系极大地帮助了统治者恢复社会秩序，帮助法官公正判决。帕尔格雷夫（Palgrave）说：“没有一位欧洲律师不受益于罗马人编纂的法律条例。”
罗马帝国瓦解之后幸存下来的丰富的古典文学艺术注定要成为新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帝国的蛮族入侵者起初似乎的确对此漠不关心，导致希腊艺术家的杰作埋在了被占领的庄园和城市的垃圾之下；而古代圣贤和诗人的珍贵写本
，因其出自异教徒之手而被视为危及基督教信仰，往往遭到忽视而静静地躺在教堂和修道院的图书馆里。然而，希腊和罗马却是中世纪的先师。中世纪的建筑师是罗马古建筑师的学生；中世纪的哲学家从古希腊的大思想家那里获得了许多智慧；西部学者尤其对古希腊时期的文学宝藏钦佩不已，极大地推动了中世纪末期作为近代先驱的文艺复兴中的思想运动。了解越多，便越能发现，近代文明在极大程度上受益于先前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
罗马将基督教送给了北方蛮族，注定会对其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基督教塑造了蛮族所有历史事件的特点，影响了他们所有的观念和制度，激发了他们所有的文学，提升了他们的建筑、绘画和雕塑。基督教用修道院、教堂和学校覆盖了欧洲大陆；帮助废除了奴隶制和农奴制；鼓舞了十字军东征并大力提倡骑士精神；给中世纪史与近代史分别增加了神权至高无上与宗教改革的篇章。基督教引起许多战争，但也用神命和平与神命休战（详见第185条）为欧洲带来了福音。
总之，基督教为所有生命带来了颜色，为所有欧洲人建立了制度，历史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宗教的命运与影响，而其源则起于朱迪亚行省（Semitic Judaea），由罗马传教士带给年轻的罗马-日耳曼世界。
前面的部分讲述了一些古代世界通过罗马传给中世纪和近代的主要文明因素。在此需要关注，成为昔日财富所有者的日耳曼人，对世界宝库有何贡献，以及对不断累积的所有文明有何助益。
日耳曼人在这方面相当贫乏，而罗马人却恰恰相反。日耳曼人既没有艺术，又没有科学，也没有哲学，还没有文学；但却有一样胜过所有：他们拥有品德优良且身强体壮的男人
。正因如此，其自身的价值使之成为了未来的主宰。
如要分析获得如此高度赞扬的日耳曼民族，就需要特别关注其中至少四个突出的特质：获取文明的能力、对个人自由的热爱、对女性的尊重、个人的忠诚与奉献。
没有比拿日耳曼人与图兰人（Turanian）
中的奥斯曼人（Ottoman Turks）进行比较，更能说明其获取文明的能力的了。奥斯曼人是来自亚洲的征服者，他们与欧洲文明的接触已有几个世纪，但却完全无法从此种联系中获益，对欧洲国家优秀文化的影响完全视而不见。
幸运的是，日耳曼人开放而敏感的天性使其将自己所推翻的文明中好的东西据为己有——很不幸，其实大多是不好的东西。正是日耳曼征服者的这一获取文化与文明的无限能力，挽救了西罗马帝国，使其未像东罗马帝国一样注定被奥斯曼大军蹂躏成蛮荒之地。
日耳曼人热爱个人自由，他们认为罗马人的围墙城市如同监狱，甚至不能忍受自己村庄里的房屋离得太近；这受到了古拉丁语作家的关注，塔西佗（Tacitus）写道：“他们居住分散，独门独户，就像一眼泉水、一片草地或者一片树林碰巧邀请了他们似的。”8世纪以前，除了罗马人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建造了几座城镇之外，德意志再没有其他城镇了。
同样的个人独立在德意志武士与首领之间的关系中再次出现。武士们追随自己选择的首领但却将其视为与自己同等地位的战友，首领的权力非常有限。塔西佗还写道：“将军不是通过权威而是通过榜样的力量率领部下。”在自由民的集会（民众大会）中看到了相同的独立精神，会上所有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件都会被讨论，普遍的嗡嗡低语声表示反对，长枪与长矛的撞击声表示赞同。
日耳曼人这种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其征服的帝国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制度。然而，正是他们这种在罗马习俗和模式引领与影响下的性格特征，使其在所占领的国家之上建立了一种管理模式，允许成员享有极大限度的个人独立，这种模式被称为封建制度（Feudalism）。日耳曼人的这种性格特质也是代议制政府的胚芽；通过日耳曼武士在德意志森林下的集会，几乎可以窥见近代欧洲议会的源头。此外，根据一些历史学家所言，在日耳曼精神的特征中，个人主义的情感隐藏着新教（Protestantism）的种子，因为新教的主要教义之一就是个人拥有判断宗教和道德事项的权利。
北方蛮族以尊重女性而著称。塔西佗表示日耳曼人认为女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某种神圣的东西。这种情怀维护着家庭的纯洁与神圣。他们认为家庭至高无上，这一点与罗马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古罗马帝国从古至今的研究者都承认罗马衰落主要是因为它的种种恶习，而此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就是侮辱女人的人格，破坏家庭生活的圣洁。
蛮族为腐朽瓦解的帝国人民带来的情感，为欧洲文明贡献了极为重要的元素。在基督教的强化下，这一情感有力地催生了骑士制度，而这一制度为中世纪的历史事件及近代文明中的远大理想增色不少（详见第159条）。
日耳曼人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个人的归属与忠诚。东哥特人最伟大的首领之一最好地诠释了这一美德，此人便是狄奥多里克——他被后来的一位诗人称为迪特里希·冯·贝安（Dietrich von Bern）。这位首领的7名士兵被他的敌人埃尔马纳里希（Ermenrich）俘虏。“迪特里希日夜悲痛，愿以死相救。营救不成，他用俘获的埃尔马纳里希的儿子和另外1800名俘虏与之交换。埃尔马纳里希威胁迪特里希，除非他放弃整个领地，否则就杀掉他的士兵。迪特里希的回答是：‘即便拥有整个世界的帝国，我也宁愿拱手相让，而不会抛弃我亲爱的忠勇之士。’他遵守诺言，放弃了自己的国土，同追随他的忠勇之士一起流亡异乡。”
蛮族的个人忠诚这一美德形成了封建制度的力量性因素（详见第141条），在处于最佳状态的封建社会中，其成员之间的纽带便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恋与忠诚。
上述三种伟大的历史因素哪一个对欧洲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这一问题对历史系学生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有人给出了答案的话，那他就歪曲了历史的整体概念：例如，吉本（Gibbon）宣扬古典元素的同时贬低了基督教元素，认为这一宗教阻碍了欧洲人民的生活，而非前进的推动力。吉本的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中的败笔便是它对基督教实际历史地位的误解。
另一方面，一些教会历史学家将欧洲人民在基督降临之后所取得的所有进步都归功于基督教，这又贬低了其他历史因素。
又有一些人认为日耳曼元素是近代文明的主要力量，将世界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寄托于日耳曼和盎格鲁-撒克逊的进取、自由和开拓精神。
有一点可以肯定，不应偏信任何一派历史诠释者的独断之言。近代文明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产物，是所有上述历史元素和媒介，再加上许多其他的微小因素混合之后，相互作用再反作用所产生的结果。文明不能没有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物宝藏；文明不能没有伟大希伯来先师的宗教教义和道德戒律；文明不能没有虔诚好学的日耳曼精神。如果将这些元素中的任何一个从近代文明中剔除，那它可能就面目全非了。
如果意识到罗马人与日耳曼人是古罗马衰落时期两个声名显赫又至关重要的民族，那么在中世纪史和大部分近代史中，进入人们视野的就是凯尔特人（Celts）、斯拉夫人（Slavs）、波斯人（Persians）、阿拉伯人（Arabians）和亚洲的图兰人或鞑靼部落（Tartar Tribes）。
在中世纪初期，凯尔特人先于日耳曼人进入欧洲大陆的西缘，并与后来进入的民族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对抗注定一直延续至今。
斯拉夫人腹背受敌，后面有日耳曼部落不断打压，前面有凯尔特人奋力堵截。刚刚在近代之前脱离游牧阶段的这些民族，在中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但在近代时期却起到了比其他欧洲任何民族都更为重要的作用。
波斯人在其位于幼发拉底河畔的原有居住地，建立起了新波斯帝国（New Persian Empire）
，在7世纪萨拉森人（Saracens）崛起之前，这个国家的国王一直是君士坦丁堡皇帝最强大的对手。
阿拉伯人隐藏在他们的沙漠中，但是7世纪的时候，受到不可思议宗教热情的鼓舞，开始从半岛涌出，在不同的阶段内与东、西部
的基督教国家分庭抗礼，注定构成中世纪时期的重要部分。
鞑靼部落隐藏在中亚。他们出现在11世纪后期，大部分改信伊斯兰教；当闪语族的阿拉伯人的宗教热情逐渐消退之时，他们却狂热依旧，信徒们擎起了新月旗，奥斯曼人终于在15世纪将新月标志矗立于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St.Sophia）的圆顶之上。
中世纪时期渐近尾声之时，东亚的一些偏远国家将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随着近代的到来，我们也将一睹新大陆以及大西洋彼岸的陌生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