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部作品简要地勾勒出了人类从开始出现时的默默无闻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间的事件。本书将接着西罗马帝国灭亡的脉络一直讲述到近代之前。目标就是不断关注社会的状态与进步、制度的建立与衰亡、宗教与学识的地位,因此本书不是对外部环境的简单罗列,而是对欧洲人民真实生活的历史记录,因为这才是真正需要关注的对象。
从西罗马帝国覆灭到现在1400年的历史通常被划分为两个时期:从罗马衰亡到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中世纪时期(Middle Ages);从发现新大陆直至现阶段为近代时期(Modern Age)。
中世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黑暗时代(Dark Ages)和复兴时代(Age of Revival);而近代时期同样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宗教改革时期(Era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和政治革命时期(Era of the Political Revolution)。四个时期的界限及主要特征将只做简要介绍,以便能够专注于漫漫历史长河中的标志性事件。
黑暗时代的时间跨度从罗马帝国灭亡开始至11世纪初叶。当时蛮族大量涌入欧洲,人们不自觉地将这一时期的文明程度和社会秩序与之前的历史时期以及之后的历史时期进行对比,顿觉古典文化走向没落、暗淡无光,故得此名。这一时期为民族、语言与制度的起源之一。在这一混乱时代,体现着中世纪理想的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教廷这两大制度逐渐成形。
复兴时代始于11世纪初叶至发现新大陆。这一时期内,文明取得了缓慢但平稳的进步,社会秩序逐渐战胜混乱状态,政府也变得更为规范。最后的一个世纪以古典艺术与学识的伟大复兴为标志,因此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Renaissance),或者“新生时期”(New Birth)。这一时期通过改良、发现与发明,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思想,如同从昏睡中将人们唤醒一样。十字军东征(Crusades)或圣战(Holy Wars),是欧洲的基督教徒为了从伊斯兰教徒手里夺回位于巴勒斯坦(Palestine)的圣地而发起的战争,是复兴时代最为重要的事件。
宗教改革时期从16世纪开始到17世纪上半叶。本时期的主要事件是宗教改革这一伟大的宗教运动,以及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激烈斗争。此间的所有战争几乎都是宗教战争。最后一场大战是德意志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War in Germany),1648年签订了著名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标志着战争的结束。此后,派系与国家之间的纷争或战争不再是宗教之争,而是王朝之争或政治之争。
政治革命时期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到现阶段
。尽管这一时期事件众多,而且争端的本质不尽相同,但究其本源仍然是政府的专制和自由之间的冲突,最终民主思想取得了胜利。在此期间,除了土耳其和俄罗斯外,所有欧洲国家一人或几人的专权均被人民政府所取代。就其潜在影响而言,这是历史上最重要的革命之一。这一时期的核心事件是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的局势动荡。
讲述的这些时期标志着文明进程的三个阶段:思想革命、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后来人们分别将它们称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政治革命。现在,让我们回到罗马帝国的灭亡时期,开启此次的中世纪之旅。
西罗马帝国在5世纪的灭亡经常被认为是古代文明消亡的标志性事件。以旧世界(the Old World)的价值被摧毁为代表,人类不得不重新开始,奠定新文明的基石。其实并非如此,所有或几乎所有古代累积的有价值的东西都会逃过劫难,而且迟早会成为下一个时期的宝贵财富。这场浩劫仅仅为西部文明的舞台从南欧转移到北欧铺路,是将政治权力从一个民族移交给另一个民族,是将社会与思想优势逐渐从一个民族转移给另一个民族,这两个民族分别是罗马(Roman)和日耳曼(Teuton)
。
西罗马帝国灭亡这一事件并不能单纯被定性为灾难,因为席卷而来覆盖田地的并非携带无用冰碛的山洪,而是尼罗河水裹挟的肥沃沉积物。在所有蛮族泛滥的区域,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正在涌现,能够孕育优于世界各地任何文明的土壤正在滋生。
或者引用德雷珀(Draper)的比喻,将北方蛮族涌入奄奄一息的罗马帝国看作是为即将燃尽的火焰填充新的燃料,在短时间内火苗越来越小,似乎将要熄灭,但很快,新燃料被火苗引燃,一时间火焰骤起,熊熊燃烧。
这里需要理解中世纪和近代之间的真正关系。前者是文明从中断和消亡中恢复的过程,而这一中断与消亡实属塞翁失马。这段时期就像万物待生的春天,希腊和罗马文明的种子被广泛地播撒到了古罗马帝国的版图上,基督教也在新种族的心灵与思想中生根发芽。
在这几个世纪里,带有近代时期特征的艺术、科学、文学和制度初现端倪,即将到来的形态也已预示;近代强国已经成型显现,欧洲未来的政治版图也已大致勾勒。总之,中世纪时期与近代时期的关系就好比人的青年时期与成年时期之间的关系。它的萌芽和成长期的真实特征令人了解到仔细研究本时期事件与环境的重要性,因其蕴藏着近代史的答案。
这里必须关注,从5世纪的灾难中幸存下来的是什么,罗马传播给作为此后文明宝藏守护者的日耳曼人的是什么。然而,其丰富遗产中很大一部分通过继承而来,而另一部分则通过征战获得。
要思考北方日耳曼民族从古罗马那里继承了什么,就要分别讲述以下两个方面:(1)古希腊-罗马文明(Greco-Roman Civilization);(2)基督教(Christianity)。
“古希腊-罗马文明”一词包含了希腊和罗马通过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建立的帝国传给中世纪及近代欧洲的整个艺术、科学、哲学、文学、法律、礼仪、习俗、思想、社交活动和各级政府模式,即除基督教以外的其他任何东西。这所有的一切承载着史学上所称的古典元素(Classical Element),汇聚成为新兴北方蛮族的宝贵礼物,后来成为其文明的象征。
从这些旧世界传给新世界的丰富遗产中,选择三点加以特别讲述:帝国理念、罗马法系和古典文学艺术。
第一点似雾里看花,却应看到,伟大的罗马帝国及其辉煌历史对中世纪甚至后来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的历史和传统似乎是它对后人施下的魔法,人们不断努力意欲重建这一古老的普世帝国。正如人们在个人生活中努力实现基督教所秉承的理念一样,政府也在依照罗马模式塑造世界。查理大帝(Charles the Great)建立的广阔帝国和后来德意志君主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均是古罗马帝国的复兴,其观念都被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新罗马城(New Rome)
幸运地保留了下来。
有着令人钦佩的原则与实践理念的罗马法系,在执行之初即对蛮族粗陋的法律形式、惯例和实践产生了极大影响。正如他们采用犹太(Judaea)的道德律一样,他们也采用了罗马民法。罗马法系是《查士丁尼民法大全》(详见第65条)的基础,也为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立法与法学奠定了基础,并对政治家和法学家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中世纪时期,当所有欧洲地区长期处于混乱之中时,正是这套现成的法系极大地帮助了统治者恢复社会秩序,帮助法官公正判决。帕尔格雷夫(Palgrave)说:“没有一位欧洲律师不受益于罗马人编纂的法律条例。”
罗马帝国瓦解之后幸存下来的丰富的古典文学艺术注定要成为新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帝国的蛮族入侵者起初似乎的确对此漠不关心,导致希腊艺术家的杰作埋在了被占领的庄园和城市的垃圾之下;而古代圣贤和诗人的珍贵写本
,因其出自异教徒之手而被视为危及基督教信仰,往往遭到忽视而静静地躺在教堂和修道院的图书馆里。然而,希腊和罗马却是中世纪的先师。中世纪的建筑师是罗马古建筑师的学生;中世纪的哲学家从古希腊的大思想家那里获得了许多智慧;西部学者尤其对古希腊时期的文学宝藏钦佩不已,极大地推动了中世纪末期作为近代先驱的文艺复兴中的思想运动。了解越多,便越能发现,近代文明在极大程度上受益于先前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
罗马将基督教送给了北方蛮族,注定会对其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基督教塑造了蛮族所有历史事件的特点,影响了他们所有的观念和制度,激发了他们所有的文学,提升了他们的建筑、绘画和雕塑。基督教用修道院、教堂和学校覆盖了欧洲大陆;帮助废除了奴隶制和农奴制;鼓舞了十字军东征并大力提倡骑士精神;给中世纪史与近代史分别增加了神权至高无上与宗教改革的篇章。基督教引起许多战争,但也用神命和平与神命休战(详见第185条)为欧洲带来了福音。
总之,基督教为所有生命带来了颜色,为所有欧洲人建立了制度,历史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宗教的命运与影响,而其源则起于朱迪亚行省(Semitic Judaea),由罗马传教士带给年轻的罗马-日耳曼世界。
前面的部分讲述了一些古代世界通过罗马传给中世纪和近代的主要文明因素。在此需要关注,成为昔日财富所有者的日耳曼人,对世界宝库有何贡献,以及对不断累积的所有文明有何助益。
日耳曼人在这方面相当贫乏,而罗马人却恰恰相反。日耳曼人既没有艺术,又没有科学,也没有哲学,还没有文学;但却有一样胜过所有:他们拥有品德优良且身强体壮的男人
。正因如此,其自身的价值使之成为了未来的主宰。
如要分析获得如此高度赞扬的日耳曼民族,就需要特别关注其中至少四个突出的特质:获取文明的能力、对个人自由的热爱、对女性的尊重、个人的忠诚与奉献。
没有比拿日耳曼人与图兰人(Turanian)
中的奥斯曼人(Ottoman Turks)进行比较,更能说明其获取文明的能力的了。奥斯曼人是来自亚洲的征服者,他们与欧洲文明的接触已有几个世纪,但却完全无法从此种联系中获益,对欧洲国家优秀文化的影响完全视而不见。
幸运的是,日耳曼人开放而敏感的天性使其将自己所推翻的文明中好的东西据为己有——很不幸,其实大多是不好的东西。正是日耳曼征服者的这一获取文化与文明的无限能力,挽救了西罗马帝国,使其未像东罗马帝国一样注定被奥斯曼大军蹂躏成蛮荒之地。
日耳曼人热爱个人自由,他们认为罗马人的围墙城市如同监狱,甚至不能忍受自己村庄里的房屋离得太近;这受到了古拉丁语作家的关注,塔西佗(Tacitus)写道:“他们居住分散,独门独户,就像一眼泉水、一片草地或者一片树林碰巧邀请了他们似的。”8世纪以前,除了罗马人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建造了几座城镇之外,德意志再没有其他城镇了。
同样的个人独立在德意志武士与首领之间的关系中再次出现。武士们追随自己选择的首领但却将其视为与自己同等地位的战友,首领的权力非常有限。塔西佗还写道:“将军不是通过权威而是通过榜样的力量率领部下。”在自由民的集会(民众大会)中看到了相同的独立精神,会上所有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件都会被讨论,普遍的嗡嗡低语声表示反对,长枪与长矛的撞击声表示赞同。
日耳曼人这种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其征服的帝国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制度。然而,正是他们这种在罗马习俗和模式引领与影响下的性格特征,使其在所占领的国家之上建立了一种管理模式,允许成员享有极大限度的个人独立,这种模式被称为封建制度(Feudalism)。日耳曼人的这种性格特质也是代议制政府的胚芽;通过日耳曼武士在德意志森林下的集会,几乎可以窥见近代欧洲议会的源头。此外,根据一些历史学家所言,在日耳曼精神的特征中,个人主义的情感隐藏着新教(Protestantism)的种子,因为新教的主要教义之一就是个人拥有判断宗教和道德事项的权利。
北方蛮族以尊重女性而著称。塔西佗表示日耳曼人认为女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某种神圣的东西。这种情怀维护着家庭的纯洁与神圣。他们认为家庭至高无上,这一点与罗马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古罗马帝国从古至今的研究者都承认罗马衰落主要是因为它的种种恶习,而此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就是侮辱女人的人格,破坏家庭生活的圣洁。
蛮族为腐朽瓦解的帝国人民带来的情感,为欧洲文明贡献了极为重要的元素。在基督教的强化下,这一情感有力地催生了骑士制度,而这一制度为中世纪的历史事件及近代文明中的远大理想增色不少(详见第159条)。
日耳曼人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个人的归属与忠诚。东哥特人最伟大的首领之一最好地诠释了这一美德,此人便是狄奥多里克——他被后来的一位诗人称为迪特里希·冯·贝安(Dietrich von Bern)。这位首领的7名士兵被他的敌人埃尔马纳里希(Ermenrich)俘虏。“迪特里希日夜悲痛,愿以死相救。营救不成,他用俘获的埃尔马纳里希的儿子和另外1800名俘虏与之交换。埃尔马纳里希威胁迪特里希,除非他放弃整个领地,否则就杀掉他的士兵。迪特里希的回答是:‘即便拥有整个世界的帝国,我也宁愿拱手相让,而不会抛弃我亲爱的忠勇之士。’他遵守诺言,放弃了自己的国土,同追随他的忠勇之士一起流亡异乡。”
蛮族的个人忠诚这一美德形成了封建制度的力量性因素(详见第141条),在处于最佳状态的封建社会中,其成员之间的纽带便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恋与忠诚。
上述三种伟大的历史因素哪一个对欧洲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这一问题对历史系学生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有人给出了答案的话,那他就歪曲了历史的整体概念:例如,吉本(Gibbon)宣扬古典元素的同时贬低了基督教元素,认为这一宗教阻碍了欧洲人民的生活,而非前进的推动力。吉本的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中的败笔便是它对基督教实际历史地位的误解。
另一方面,一些教会历史学家将欧洲人民在基督降临之后所取得的所有进步都归功于基督教,这又贬低了其他历史因素。
又有一些人认为日耳曼元素是近代文明的主要力量,将世界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寄托于日耳曼和盎格鲁-撒克逊的进取、自由和开拓精神。
有一点可以肯定,不应偏信任何一派历史诠释者的独断之言。近代文明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产物,是所有上述历史元素和媒介,再加上许多其他的微小因素混合之后,相互作用再反作用所产生的结果。文明不能没有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物宝藏;文明不能没有伟大希伯来先师的宗教教义和道德戒律;文明不能没有虔诚好学的日耳曼精神。如果将这些元素中的任何一个从近代文明中剔除,那它可能就面目全非了。
如果意识到罗马人与日耳曼人是古罗马衰落时期两个声名显赫又至关重要的民族,那么在中世纪史和大部分近代史中,进入人们视野的就是凯尔特人(Celts)、斯拉夫人(Slavs)、波斯人(Persians)、阿拉伯人(Arabians)和亚洲的图兰人或鞑靼部落(Tartar Tribes)。
在中世纪初期,凯尔特人先于日耳曼人进入欧洲大陆的西缘,并与后来进入的民族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对抗注定一直延续至今。
斯拉夫人腹背受敌,后面有日耳曼部落不断打压,前面有凯尔特人奋力堵截。刚刚在近代之前脱离游牧阶段的这些民族,在中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但在近代时期却起到了比其他欧洲任何民族都更为重要的作用。
波斯人在其位于幼发拉底河畔的原有居住地,建立起了新波斯帝国(New Persian Empire)
,在7世纪萨拉森人(Saracens)崛起之前,这个国家的国王一直是君士坦丁堡皇帝最强大的对手。
阿拉伯人隐藏在他们的沙漠中,但是7世纪的时候,受到不可思议宗教热情的鼓舞,开始从半岛涌出,在不同的阶段内与东、西部
的基督教国家分庭抗礼,注定构成中世纪时期的重要部分。
鞑靼部落隐藏在中亚。他们出现在11世纪后期,大部分改信伊斯兰教;当闪语族的阿拉伯人的宗教热情逐渐消退之时,他们却狂热依旧,信徒们擎起了新月旗,奥斯曼人终于在15世纪将新月标志矗立于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St.Sophia)的圆顶之上。
中世纪时期渐近尾声之时,东亚的一些偏远国家将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随着近代的到来,我们也将一睹新大陆以及大西洋彼岸的陌生族群。
第一阶段
○ 第一章 ○
上一章结尾已经提及了北方日耳曼民族迁徙运动的开端,这场迁徙被称为“日耳曼人大迁徙”(Great Migration)或“欧洲民族大迁徙”(Wandering of the Nations)。西部帝国的侵略者兼破坏者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公元376年。当时,日耳曼民族中的一支——哥特人成群结队地跨过多瑙河(Danube)涌入罗马各行省,直至100年后,蛮族
首领奥多亚塞(Odoacer)废黜最后一位西罗马皇帝为止。
那一年正是公元476年,西部帝国的领土几乎全部落入了蛮族之手。即便如此,迁徙却并未终止,在接下来的又一个100年中,日耳曼人继续迁入。来自德意志纵深处的新族群不断涌出,开疆拓土;已在罗马领土上建立的各个部落君主国,其边界则一直此消彼长,或是被新的不稳定政权所取代。
本章将紧接着罗马史继续讲述,从这些蛮族王国的建立,一直概述到8世纪末查理曼(Charlemagne)——即查理大帝建立的帝国,其赋予了西欧社会更为稳固的特性,并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新秩序的建立。
奥多亚塞废黜了罗慕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后,便马上借机将富有的意大利贵族的财产分给自己的拥护者。可他虚弱的政府只统治了17年,就被东哥特人(Ostrogoths)领袖狄奥多里克(Theodoric)灭掉。
东哥特人来自多瑙河下游地区。那时,他们承担着守卫多瑙河边境的任务,名义上是东罗马帝国的盟友,但与其打交道实际上相当麻烦且代价巨大。狄奥多里克经常违背约定,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不得已,只能不断用土地和金钱作为馈赠来换取他的友善。最后,色雷斯(Thrace)和马其顿(Macedonia)的大部分地区在其掳掠之下成为了蛮荒之地;狄奥多里克要求皇帝允许其远征意大利,许诺如果此战告捷,意大利便归入帝国版图。
皇帝高兴地许可了这一请求。正如当年阿拉里克(Alaric)带领西哥特人翻过阿尔卑斯山,不仅仅是为了掠夺,而是为了永久占领意大利一样;整个东哥特民族扶老携幼——超过20万人——向意大利进发。与其说这是一次远征,还不如说是一次迁徙。所以,迁徙的队伍浩浩荡荡,牛羊成群,车马萧萧。据说牛羊车马的数量超过2万,资产可以抵得上一个游牧民族。
漫长而崎岖的征程从他们位于多瑙河的居住地到意大利北部平原,绵延700英里。虽有冬天的暴雪与严寒,以及不友好的格皮德人(Gepidae)和其他部落沿途的阻碍与骚扰,但是天才而勇敢的狄奥多里克用自己的无畏精神激励着部下,用未来唾手可得的丰富战利品鼓舞士气,从而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公元489年的春天,意大利的居民再次震惊于朱利安阿尔卑斯山(Julian Alps)出现了一支哥特军队。
奥多亚塞和他的部下们英勇地保卫国土,但是在抵抗了3年之后,意大利在这场与蛮族之间的战争中节节败退。公元493年,拉韦纳(Ravenna)被攻陷,战争结束。奥多亚塞被俘,在一场宴会上被狄奥多里克以骇人听闻的奸诈方式所杀。据说当这位不幸的人意识到自己已被出卖并成为无助的牺牲品时,曾大声呼喊:“上帝何在?”
狄奥多里克夺取了整个意大利的统治权,并且兑现了他的诺言,将半岛上等土地的三分之一分给了自己的部下。他的统治持续了33年,其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稳定繁荣,过上了安敦尼
时代(Era of the Antonines)之后几乎没有过过的幸福生活。国王证明了他的著名宣言:“吾辈之目的,乃治国于主之庇护,子民若未早获恩泽,人皆惜之。”
狄奥多里克的首席大臣兼顾问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是一位生于罗马的政治家兼作家。他不断地努力促成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结成联盟,从而在意大利建立一个由东哥特的王室统治下的强大且永久的罗马-哥特国家(Romano-Gothic State)。如果取得成功,意大利可能免于几百年抵抗东部皇帝(详见第62条)和德意志皇帝(详见第360条)吞并的苦难,而重整支离破碎的西方社会的将不是法兰克君主,而是东哥特国王。
通过不断地征服与谈判,狄奥多里克最后吞并了西部皇帝统治的最好的几个行省。意大利、西西里(Sicily)、南高卢(Southern Gaul)的一部分及亚得里亚海(Adriatic)的河口与多瑙河的源头之间的国家均臣服于哥特国王。由于狄奥多里克智慧而公正的声誉,所有邻近的日耳曼民族的争端都请其主持公道。然而,狄奥多里克没有坚持一直以来的人道与宽容,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年卷入了宗教纷争,此中的残酷与迫害行为使其晚节不保。
两位当时的杰出学者,著名的波伊提乌(Boethius)和狄奥多里克令人尊敬的岳父西玛库斯(Symmachus)都蒙受了不白之冤,因莫须有的、至少未被证实的叛国罪而处死。在被处死之前遭关押的两个月里,波伊提乌写成了《哲学的慰藉》(Philosophiae Consolatio/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一书,该书在中世纪时期对特定阶层的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狄奥多里克死于公元526年,据说被悔恨吞噬,尤其是自己不公正地处死了西玛库斯。像许多其他的伟大统治者和领袖一样,他的名声久盛不衰,巨大的陵墓仍屹立于现在的拉韦纳。
狄奥多里克用自己非凡能力建立的王国在其死后只延续了27年,便被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将军(详见第62条)所消灭,从蛮族统治下解放了的意大利于公元553年再次回到了帝国的怀抱。
奥多亚塞及其部下灭掉西部帝国时,西哥特人已经占据了南高卢和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尤里克(Euric,466—483)
在西哥特诸王中所享有的杰出声誉,与狄奥多里克在东哥特诸王中所享有的声誉不相上下。他不仅享誉欧洲,威名甚至远播亚洲国家。
狄奥多里克的陵墓
虽然被法兰克国王赶到比利牛斯山脉以南,但西哥特人一直占据着西班牙,直到8世纪初萨拉森人跨过直布罗陀海峡(Straits of Gibraltar,详见第87条),摧毁了罗德里克(Roderic)统治下的王国,使其成为最后一位哥特国王,并于公元711年确立了《古兰经》(Koran)在半岛的权威地位。统治了近300年的西哥特王国就此灭亡。在此期间,西班牙的征服者西哥特人已经同古罗马居民融合,所以今天的西班牙人有着伊比利亚人(Iberian)、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及最后的入侵者非洲摩尔人(African Moor)的混合血统。
5世纪中叶,哥特人的近亲勃艮第人(Burgundians)在罗马人的许可下,永久定居于现称萨伏依(Savoy)的土地上;最后,通过武力征服与和平谈判,占据了现在法兰西共和国的整个东南部地区,以及瑞士西部的大片地区。日耳曼定居者的部分古老领地现在仍然保留,被称为“勃艮第大区”(Burgundy)。勃艮第人的国家刚刚建立,就跟北方的法兰克人发生了冲突,不久便沦为克洛维(Clovis)及其子孙的附属国。
罗马帝国衰亡前的约半个世纪,汪达尔人(Vandals)从其潘诺尼亚(Pannonia)的定居地启程,横穿高卢和西班牙,跨过直布罗陀海峡蜂拥而至,几年内便占领了所有的北非地区,并于公元439年定都迦太基城(Carthage),建立汪达尔王国(Kingdom of the Vandals)。
汪达尔人在罗马
汪达尔人比任何其他颠覆罗马帝国的日耳曼部落都更具破坏力,他们的名字已经成为所有语言中肆意破坏和暴力的代名词,所代表的恐怖传遍了地中海国家。其海盗船横扫海格力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与尼罗河之间所有的水域。船上载着战马,每每抵达一处未加防御的海岸,他们便骑上战马,洗劫该国,将战利品装船,在警报响起之前旋即离去。甚至防御良好的城市也难逃“南欧维京人”(Vikings of the South)的魔掌
。
汪达尔人的海盗行为也没有因为其洗劫的旅程而感到满足。他们效仿迦太基人的雄心壮志与征服历程,并将迦太基人的古都定为自己王国的首都。除征服了北非所有的地区外,他们还占领了科西嘉岛(Corsica)、撒丁岛(Sardinia)和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 Isles)。
并且,他们不满足于用强大的武力削减敌人以达到政治奴役的目的,还要进行精神征服。他们属于基督教的阿里乌斯派(Arian Christians),疯狂地热衷于无情迫害作为亚他那修(Athanasius)追随者的正统派信徒。没有任何事件比这些半基督教徒的汪达尔人对非洲天主教徒的残酷迫害更玷污史册的了。
但是报应也随之而来。汪达尔人刚刚征服了撒丁岛,作战的将领又匆匆被派回非洲驻防。查士丁尼皇帝派大将贝利萨留(Belisarius)将蛮族赶出了非洲,并令其回到天主教会的怀抱。这次征战取得了成功,在被蛮族征服者凌霸了100多年后(详见第61条),迦太基和非洲的富有土地再次回到帝国的怀抱。
当时,许多汪达尔人编入了东部皇帝的军队,而另一些人则从事不同的行业,但其危险的本性留给了世人野蛮的印象。国内其余的汪达尔人逐渐被当地人同化,几代人之后,蛮族入侵者的外表、语言或习俗都无法在非洲海岸居民中找到踪迹:汪达尔人消失了,唯有名字独存。
克洛维
在罗马帝国衰亡前约200年,法兰克人开始定居于莱茵河(Rhine)以西的地区,他们注定要给高卢起一个新的名字,并确立其在法兰西民族中的核心地位。那时他们仍是异教徒,似乎难以或根本无法企及塔西佗时期日耳曼部落所达到的文明程度。
法兰克人有两个分支或部落群体,分别被称为里普利安人(Ripuarians)和萨利人(Salians)。萨利人是主要的民族,其祖先可以追溯到由勇士们投票选出的最强大的首领墨洛维(Merovech)。这个时期的几个国王中,克洛维凶险残忍、翻覆莫测,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他背信弃义的家族。
罗马帝国灭亡后,克洛维就有了在罗马权力废墟之上建立一个王国的野心。他攻击了驻守高卢的罗马将领西亚格里乌斯(Syagrius),在苏瓦松战役(Soissons,486)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至此,尤利乌斯·恺撒于500多年前在高卢的蛮族部落上建立起来的罗马政权毁于一旦。几年后,克洛维占领了巴黎,这个以古老凯尔特部落的巴黎斯人(Parisii)命名的地方成为了他最喜爱的居住地。
克洛维短时间内就掌控了高卢的大部分地区,而其他日耳曼部落则再次沦为附庸。他的成功为其引来了四方朋友;天主教的主教们全力支持其政权,以期换取克洛维在他们与异教徒敌人的斗争中对他们的支持,克洛维并未令他们失望。
此外,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送给这位法兰克国王紫袍和其他罗马执政官的徽章,为他披上了所有君权的外衣。克洛维接受了这一切,并成为东罗马皇帝名义上的副手或总督,但实际上,他同许多独立的君主一样无拘无束、至高无上。此时,几乎所有西部日耳曼首领均承认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权,蛮族国王得到了皇庭的正式认可;在取悦东罗马皇帝的同时,不但没有令其承担责任或遭到约束,反而强化了其在民众心中的权威,特别是那些前帝国的子民,他们对古罗马依然心存敬意,用几近迷信的目光看待得到皇庭认可的政权。
克洛维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年用极残暴的罪行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公元511年离世之后,按照古代日耳曼的继承法,大片领土分给了他的四个儿子。这样分配的自然后果很快显现,王国被不和与战争搞得四分五裂。在克洛维的有力统治之后,又经历了大约一个半世纪的纷争,此时的墨洛温家族(Merovingians)已经变得软弱无能,被称为“懒王”(Do-nothing Kings),而其他家族中雄心勃勃的人士通过与皇庭和政府的联系已经变得富有且极具影响力,人们怂恿他们掌权以捍卫帝国的尊严。
此时的法兰克君主政体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即称为奥斯特拉西亚(Austrasia)的东部地区和称为纽斯特里亚(Neustria)的西部地区,大致代表着后来的德意志和法兰西。东部鉴于其地理位置,自然比西部日耳曼化得更为彻底;而罗马元素则仍是西部的主流。双方明显势不两立,每个地区的领导者都是被冠以“宫廷总管”(Mayor of the Palace)或“宫相”(Major Domus)的高官。长时间的争斗之后,东部地区的宫相占了上风,废掉了软弱的墨洛温国王,成为法兰克王国的新世系——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
令有抱负的奥斯特拉西亚家族获得王室身份,仍需丕平二世(Pippin II)、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和丕平三世(Pippin III)祖孙三代的才华、成就与雄心。尽管公元687年,丕平二世在与纽斯特里亚的泰斯垂战役(Testry)中大获全胜,确保了最后在国内真正行使王权的优势,但墨洛温国王依然是占据王位的影子国王。
丕平二世的儿子查理·马特,凭借自己的才华、能力与贡献,将家族的权威提到了新的高度。他的雄心壮志不久便遇到了千载良机。
此时,萨拉森人征服了东部、北非和西班牙,跨越了比利牛斯山,进入了阿基坦(Aquitaine)或称南高卢地区,威胁着要征服全欧洲(详见第六章)。所有人都盯着查理·马特,只有他的强大兵力可以抵御阿拉伯军队的野蛮进攻。
查理·马特调兵遣将,于公元732年在法兰西中部的图尔(Tours)或普瓦捷(Poitiers)大败入侵者,从而使欧洲免受伊斯兰教的束缚。查理一战成名,像他的父亲一样再次获得了声誉与权势,几乎成为法兰克王国实际上的国王了。但真正于公元752年自立为王,建立加洛林王朝的是其子丕平三世(详见第95条)。
至此,对法兰克人的日渐强盛需放下暂且不表,来讲述其他帝国入侵者的命运。
意大利伦巴第王国(Kingdom of the Lombards)的建立同东哥特人的迁徙运动颇为相似。伦巴第人(Lombards/Longobardi)得此称呼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长胡须或长战斧
。他们来自多瑙河的中游地区,一直为东罗马皇帝所雇佣,进行消灭格皮德人的战斗。其刚烈好战的性格令他们转而去征服意大利;该国刚刚被东罗马皇帝的大将们从东哥特人手中解放出来(详见第16条)。
就如东哥特人近一个世纪之前的那次进军一样,伦巴第人在国王阿尔博因(Alboin)的率领下,翻过阿尔卑斯山,潜入波河(Po)平原,此地因为哥特战争(详见第62条)带来的巨大破坏,导致荒无人烟。经过多年的征战,他们征服了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一个持续几近两个世纪的王朝。其无法征服的地区一般都是海岸城市,还有罗马和半岛南部。
在汪达尔人之后,伦巴第人是罗马行省迎来的最野蛮的部落,其征服均伴随着最骇人听闻的屠杀与暴行。阿尔博因和罗莎蒙德的故事就是一个例证。阿尔博因在战场上杀死了敌方的首领格皮德国王,之后便强占了他漂亮的女儿罗莎蒙德(Rosamund)为妻。在庆功宴上,他把年轻王后父亲的头骨做成了酒杯,并强迫她用其饮酒。为了报复这一侮辱,罗莎蒙德策划谋杀了她的丈夫,然后嫁给了凶手。
然而,伦巴第人所信奉的新宗教不知不觉地对其产生了约束,在意大利接触到的文明潜移默化地对其产生了影响,使其任性的性格得以克制,凶悍的行为得以驯服。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成了高尚道德的代表以及艺术与学识的慷慨赞助人。
进入意大利之时,伦巴第人是基督教阿里乌斯派的信徒;但最终他们皈依了罗马教会的正教。教皇格里高利一世(Pope Gregory I)赐予伦巴第国王铁王冠——这顶王冠里熔入了一颗基督受难十字架上的铁钉。
公元774年,伦巴第王国被最著名的法兰克统治者查理大帝所灭。但是,入侵者的血脉已经与前帝国的臣民融合,因此,半岛的一部分至今仍被称为伦巴第。现今偶尔会看到金色头发和白色皮肤的人,他们便是当地居民与日耳曼民族的混血。
伦巴第人征服意大利的重要结果就是瓦解了罗马人建立的政治统一,将帝国分裂成为多个小国家。原因是伦巴第王国极端的封建君主制度使其逐步演变成为许多几乎独立的公国,加之未能成功占领罗马和半岛的海岸地区,进而推动了中世纪时期无法逾越的瓦解进程。半岛则挤满了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和公国,时至今日,才从这一政治混乱中走出来,成为统一的意大利。
5世纪时,罗马正在与蛮族殊死搏斗,从不列颠撤回了军团以保护意大利。这样一来,该行省就暴露于皮克特人(Picts)
和苏格兰人(Scots)的攻击,以及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海盗的劫掠之下。加勒多尼亚(Caledonia)的皮克特人沿着北部的哈德良长城(Hadrian Wall)掠夺侵扰;爱尔兰的苏格兰人在西岸侵袭;撒克逊人则在东岸劫掠。
在此困境中,据说当地居民呼吁高卢的罗马统治者助其抗敌,这一恳求被称为“布立吞人的哀吟”(Groans of the Britons)。对当时的境况有如下描述:“蛮族把我们赶入大海;大海又把我们抛回到蛮族的剑上;我们要么死于利刃之下,要么死在波涛之中。”即使发出过这样的恳求也是徒劳,因为当时罗马军团正在与阿拉里克和阿提拉(Attila)的可怕军队作战,着实分身乏术。
布立吞人被逼无奈出了下策。他们决心通过土地与金钱贿赂一部分敌人,化敌为友来对抗其余的敌人。日耳曼海盗被通过上述方法争取过来。两个半传奇色彩的朱特人(Jutish)首领亨吉斯特(Hengist)和霍萨(Horsa),于公元449年首先率军协防。泰晤士(Thames)河口的萨尼特岛(Isle of Thanet)用于给友军安营扎寨,就这样,皮克特人很快被赶回了北方的老巢。定居点的名声,丰饶的土壤,怡人的气候,导致许多殖民者的亲族慕名而来,一船一船,接踵而至。新移民是与原殖民者有着极近血缘关系的撒克逊人(Saxon)、盎格鲁人(Angles)和朱特人,他们来自日德兰半岛(Jutland)和易北河(Elbe)及威悉河(Weser)下游的沿线国家。
布立吞人对越来越多的船只和人口开始变得警觉起来,意识到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在自己的国家里给这些凶猛的战士以立足之地,但却为时已晚。此时,他们或者经过深思熟虑有意为之,或是因为新来人员数量众多,以至于无法再兑现曾经许诺的土地和食物,这样一来,新来的人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他们袭击了布立吞人,一场激战之后,他们大获全胜,开始占领不列颠岛。首先,无论对于这一代开始征服不列颠岛的人,还是对于后来的三代人来说,都认为这次征服并不成功。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受到抵抗,100多年过去以后,日耳曼人只占据了现今英格兰的东半部分
。没有任何罗马帝国的其他行省对蛮族的侵略进行过如此英勇的抵抗。痛苦的殊死搏斗之后,省内居民要么被消灭,要么沦为农奴,要么被集体赶到西部,直到6世纪末,争斗才逐渐变得不再野蛮无情。几乎每一处罗马文明的迹象都消失殆尽;罗马统治时期引入的基督教几乎被一扫而空,日耳曼人的英格兰再次回到尤利乌斯·恺撒600年前发现岛上部落时的信奉异教的状态。
异教徒祖先们将美丽小岛上信奉基督教的布立吞人驱逐出去,将其赶到威尔士的崇山峻岭之间或是令其涉水逃往其他岛屿,没有什么故事比这更悲惨的了。
这一艰苦斗争的时期,正是著名的亚瑟王时期。关于这位民族英雄的传奇故事大多都是传说,但这个人可能真实存在,而他的名字代表着一个或多个骁勇善战的凯尔特首领,他们长期奋勇抗击异教徒的入侵。
虽然不列颠的征服者属于三个日耳曼部落,即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但他们在凯尔特人那里都是以撒克逊人的名字进入不列颠的,而他们聚集到一起形成一个新国家的时候又是以盎格鲁之名,这也是英格兰(Angle-land)名字的由来。
到6世纪末,入侵的军队已经在不列颠岛被征服的地区建立了八九个或者更多王国,进入了“七国时代”(Heptarchy)——这样称呼虽然稍显牵强,但已被普遍接受。七国中,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默西亚(Mercia)和韦塞克斯(Wessex)的三个王国较为兴盛,形成了中心,周边的小国都愿意追随其后。200年的时间里,这三个大王国之间冲突不断、争权夺利,这些国家的国王一个接一个地去强迫另一个或两个部分或完全地承认其最高君主地位。最后,韦塞克斯国王埃格伯特(Egbert,802—839)
以其雄才大略,使建立国家联盟的想法越来越深入人心;北欧海盗后裔在海岸所带来的恐惧,也使其他王国愿意臣服或成为其附属国,让同盟变成现实。尽管埃格伯特似乎从来没有真正获得英格兰国王这一头衔,但他才是真正的首位英格兰国王。
前面讲述的是西部帝国范围内最重要的日耳曼部落,他们在被自己推翻的文明废墟之上,建立或帮助建立了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和英格兰这些近代的民族国家。在古罗马帝国的疆域之外,还有一些日耳曼民族的其他部落或氏族,注定要在欧洲历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莱茵河东部,居住着近代德意志人的祖先。尽管德意志森林和沼泽上大量的居住者涌入罗马各行省,但德意志在6世纪的时候似乎还和大迁徙开始之前一样拥挤。这些部落在生活方式上仍是野蛮人,大多数人仍信仰异教。
在西北欧的是斯堪的纳维亚人(Scandinavians),即近代丹麦人(Danes)、瑞典人(Swedes)和挪威人(Norwegians)的祖先。他们还没有接触过罗马的文明或宗教。9世纪之前鲜见其身影,直到他们以“北欧人”(Norsemen)即可怕的北欧海盗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详见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