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恩师冈田武彦先生，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日本当代著名阳明学家。以他为首的九州学术圈，在为学方法、致思理路等方面有许多共同点，以致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有别于东京、京都等地学术圈的学派雏形，我将其称为“九州学派”。冈田先生是自幕末维新时期由楠本端山、楠本硕水兄弟开始，到端山之孙楠本正继承续的九州地区新儒教运动的主要推手，也是九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但他谦虚地将此学术思潮用其恩师楠本正继的名字命名，称之为“楠门学”。后来冈田先生的学生又在“楠门学”之后加上了“冈田学”，想用“楠门学”和“冈田学”来概括和统称九州学派。

以楠本正继为代表的“楠门学”的基本特征，九州大学出身的难波征男、柴田笃、荒木龙太郎等先生已有详述。而以冈田先生为代表的“冈田学”的基本特征，以笔者之见，则是在虔诚践行阳明精神的基础上，把中国传统儒学尤其是阳明学中的“体认”精神加以充实和完善，并结合日本传统的神道教而使“体认”精神进一步体系化和理论化，进而创设了以“体认之学”为核心的“东洋之道”的致思趣向和为学宗旨。

我与冈田先生相识，实亦缘自阳明学。记得二十六年前的早春，一封并不太起眼的国际信函引起了当时兼任浙江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秘书的我的注意：以九州大学学者为主的日本学术代表团来浙江进行王阳明遗迹探访活动，希望浙江省社科院给予协助。那时我刚开始研习阳明学，在我渴望拜读的有限的日文资料中，就有冈田先生等九州大学学者们写就的有关阳明学方面的力作。所以见信后，我喜出望外。几个月后，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随时任浙江省社科院院长的王凤贤先生去杭州笕桥机场迎接冈田先生一行。当时冈田先生虽年已古稀，但神采奕奕，精神矍铄，给人留下了和蔼可亲、慈祥宽厚的第一印象。

日本学术代表团在杭州停留期间，我院提出进行两国中青年学者交流的建议与设想，冈田先生欣然同意，并表示将尽快制订出具体的交流计划。在绍兴停留期间，当日本学术代表团一行探寻到杂草丛生、破败不堪的阳明墓时，冈田先生的心情很是沉重，流露出欲资助修复阳明墓的意向。后来，不到一年时间，这两件事都有了着落。翌年4月，我与吴光先生便应冈田先生之邀访问了九州及日本其他地区。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进行学术交流，对我之后的学术发展和人生旅途所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

1989年3月，由冈田先生发起，在日本全国筹集三百万日元资助的绍兴县王阳明墓修复工程顺利竣工。同年4月，冈田先生亲率三十三人的“王阳明遗迹探访团”再次来华访问。在考察完贵州的王阳明遗迹后，他们又专程赶往绍兴出席“王阳明墓修复揭碑仪式”，并参加了浙江省社科院和余姚县政府共同举办的“首届国际阳明学学术研讨会”。在总共十五天的日子里，我随同冈田先生探访遗迹、参拜陵墓、讲学研讨，并以酒会友，虽言语不通，但先生的人格力量和渊博学识令我受益匪浅。

1992年4月9日至5月19日，由日本斯人会与浙江省社科院组织的“王阳明遗迹中日联合学术考察团”，对广西、广东、江西三省的王阳明遗迹以及宋明思想文化遗址做了实地考察。尽管当时这些地区的各方面条件还比较落后，但冈田先生不顾八十四岁高龄，与两国团员一起跋山涉水，同甘共苦，以践行和传布阳明精神及其“体认之学”的理念。

有一件事令我至今难以忘怀。1992年4月30日上午，晴朗了半个多月的天空突然变得阴沉沉的，冈田先生一行伫立在江西大余县青龙镇的章江岸边，面朝南，口吟诗，洒酒问苍天，吊慰阳明灵。看到冈田先生泪流满面的样子，我的眼睛也湿润了。事后，大余县政府提出要在青龙镇修建阳明纪念碑亭，冈田先生非常赞同。回国后他立即发出倡议，得到两百八十人和一些民间团体的慷慨资助，由浙江省社科院协力修建阳明纪念碑亭一事于是很快得到落实，最终有了1994年4月28日至5月8日的“第五回王阳明遗迹考察”暨“王阳明先生落星之处”纪念碑亭的落成仪式。

后来，当冈田先生得知浙江省余姚市的王阳明故居瑞云楼修复工程在资金上尚有较多困难，再次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在日本募集资金的重任，并于1996年10月31日至11月5日，亲自携捐款，率二十一人的代表团赴余姚出席瑞云楼的修复落成典礼。参加完典礼，冈田先生又与京都将来世代国际财团理事长矢崎胜彦一起赶赴贵州修文县，出席由矢崎胜彦捐赠的王阳明铜像落成式和由蒋庆先生开办的阳明精舍奠基式。

从1986年至1996年，在冈田先生的亲自指导和感召下，中日两国学者和民间人士共组织了六次规模较大的王阳明遗迹考察。在这持续十年，横跨八个省（自治区）八十余个市县，行程两万余里，有一百多人次参加的“思想考古”活动中，冈田先生自始至终都是其中的灵魂人物。他以自己的执着和义无反顾的精神感染着中日两国的学者，并以对中国文化的真挚情感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向被考察地区的人们传播阳明学的真谛。他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不仅吸引着他周围的日本人，而且影响了跟随他一路走来的中国人。

十余年时间，六次考察，三次募捐，无数次地来华讲学和访问，倾注了冈田先生晚年的巨大精力和财力，也牵动了无数日本学者和友人的心。这份情谊，使每个与冈田先生有过接触和交往的中国学人和朋友都无不为之动容，特别是作为六次考察的直接参与者、三次捐款的中方联络人、数次讲学访问的陪伴者之一的我，作为受冈田先生教诲和关爱最多的大陆弟子，对冈田先生的远大情怀和高尚人格有更真切、更深刻的感受与体会。

正是在冈田先生所发起的“阳明之旅”的推动下，当时中国各地的文化复兴事业得到了莫大鼓舞和启示。以余姚市为例，在短短十余年间就完成了以下事项：1993年，原新建中学更名为“阳明中学”；2002年，原管家弄居委会、山后新村居委会、候青门居委会合并，被命名为“阳明社区”；2006年1月，原余姚西北街道更名为“阳明街道”；2006年，余姚市政府出资八千万元，搬迁了寿山堂内的居民，修复了“王阳明故居”，故居被列入全国文保单位，于2007年4月正式对外开放；2010年，余姚市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合作成立了“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并于2011年10月举办了首届“国际阳明学研讨会”，此后每年举办一次，形成惯例。在此以前，王阳明的讲学场所——龙泉山“中天阁”也按王阳明讲学时的原貌修复开放；一条横贯阳明故居门前的东西长街被命名为“阳明东路”和“阳明西路”；其他用王阳明命名的各类场所，更是数不胜数。所有这一切，我想冈田先生若九泉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

现在呈现在中文世界读者面前的这部《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可以说是冈田先生晚年花费心血最多的著作，也是他组织和领导王阳明遗迹考察、践行阳明精神的心血结晶。在冈田先生呕心沥血地埋首撰写此书期间，我正好在九州大学做访问研究，基本上每周都要去先生府上拜访，聆听先生的教诲，偶尔先生也会向我询问有关阳明遗迹、世家、交游等方面的情况，所以说我对此书的整个撰写过程还是比较清楚的。然而遗憾的是，当此书于2002年12月开始出版时，冈田先生已重病在身，几乎无力对书稿进行仔细校对，而我又身在中国，帮不上先生任何忙。等到2005年10月此书最后一卷出版时，冈田先生已仙逝，没有看到这部倾注了其晚年大部分心力的大作的全部出版。因此，此书中出现个别错误是在所难免的，也是我这位学生的“失职”。对此，在全书的翻译过程中，我对书中的错误大多做了直接改正而未出校记。

冈田先生曾在《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的前言中谈道：阳明学是体认之学，是培根之学，是身心相即、事上磨炼之学。而“冈田学”的实质，概而言之，也就是“体认之学”和“培根之学”。冈田先生数十年来孜孜不倦地践行阳明精神，其目的就是想尝试和再现这种“体认之学”和“事上磨炼之学”。从冈田先生极力倡导的“体认之学”和“事上磨炼之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先生的为学、为人之风范，而且“可以看出宋明理学的现代日本式的开展”。而在冈田先生的所有学术著作中，我以为最能代表其“体认之学”的就是这部《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冈田武彦全集》的编辑者特地把《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作为《冈田武彦全集》之开篇，其深意似乎就在于此。

有鉴于此，我认为要解读冈田先生的思想体系及其传承道统的心路历程，仅仅凭借理论思考和学问辨析是远远不够的，而应主要依靠其所倡导的“体认”的方法和路径，去亲身实践和体悟其中的真谛。这是因为冈田先生所提出的一系列独到的思想见解，不仅是其理论思辨的产物，也是他从自身数十年的人生磨炼和社会体验中逐渐领悟到的生命之道。这也许就是冈田先生常说的治学过程与体道历程的统一吧！而正是本着这种理念，冈田先生对我的教诲基本上采用了身体力行、寓智于情、行胜于言式的体验教学法，即使是在日常讲学中，先生也并不停留在知识层面上，而是更多地教我如何做人，怎样与古代圣哲进行心灵的沟通和对话，在“体认”中领悟先哲的情思和感怀。通过近二十年的交往，我从冈田先生身上不仅感受到一位思想大师的睿智和胸怀，更体察到这位几乎与20世纪同步的日本儒者的高风亮节。

因此，我坚信《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中文版的出版，不仅有助于国人对心学大师王阳明的了解和认知，也有助于国人对日本当代儒学家冈田武彦的了解和认知。这也是我向中文世界的读者推荐此书的初衷。

2014年11月谨序于杭州心闲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