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面被划为“租界”以后,英、法帝国主义就瓜分地皮,以现在沙面一街为界,西面是“英租界”,占地约为沙面之五分之四,东面为“法租界”,占地约五分之一。他们占了地盘以后,更贪得无厌,用尽各种卑劣手段,搜刮我国资财进行建设。他们除从粤海关中刮去税银883000两,作为基本建设费外,除去建筑洋衙门、教堂的地皮外,剩下75段于1861年9月4日公开拍卖。离签订《沙面租借条约》仅一天,可见英、法帝国主义霸占沙面蓄谋已久,他们拍卖地皮,平均每段价款3200元,拍卖完后他们又净捞了24万元。随后,他们用了325400元墨西哥银圆大兴土木,强迫中国人民为他们建起一座座洋房,供他们作为洋衙门、教堂、银行、企业、酒吧、医院、住宅之用,把沙面作为帝国主义在广州的一个“独立王国”。
英法帝国主义者在沙面实行的是殖民主义制度,他们各自在自己的“租界”设有“工部局”,这实际上是“警察局”,沙面的治安、行政等权完全由他们控制,他们有武装的军官、警察、便衣侦探,有监狱,还有操兵射击场(在现在沙面街办事处和市供销社的地方),他们制订了很多侮辱、压迫中国人民的法规,如靠近白鹅潭沿江的大道,不让中国人行走;河边小小的花园也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极端侮辱的牌子;网球场、游泳池以及沿江的绿瓦亭码头,都是他们洋人专用的。他们的银行、洋行等大门只供洋人、买办出入,在那里工作的华工,只准由横门小门出入。他们在东桥和西桥出入口处都设有铁闸,有警察把守,(东桥属法租界,由法国警察把守;西桥属英租界,由英国警察把守)铁闸有大小二门,大门只准洋人买办出入,中国老百姓只能走小门。1924年发生了越南爱国志士范鸣刺杀居留在沙面的越南统治者,法籍总督梅林的案件后,英、法帝国主义者以此为借口,迁怒于中国人民,制定了限制中国人出入租界的条例——《新警律》,规定住在沙面的中国人民要领“工部局”的“通行证”,要受侮辱人格的搜身,还规定进入沙面后,晚上八九时前要离开沙面,逾时不走就要坐牢,这些侮辱中国人的无理规定,激起了沙面中国洋务工人的反对,于1924年7月25日至8月19日,全体在沙面工作的洋务工人举行罢工,使整个沙面陷于瘫痪,后来帝国主义迫于无奈,同意取消了这些规定,罢工取得了胜利。
1926年广州市政府在沙面西桥桥头树立的沙基惨案纪念碑
沙面是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军事基地之一,帝国主义者在东桥、西桥以及沙基涌沿岸,修起了一座座碉堡,架设了小钢炮、机关枪。在沙面的白鹅潭河面上,停泊了一艘艘炮艇、军舰。1911年3月29日革命党人起义,沙面的帝国主义者竟帮助清廷镇压革命党人。1925年5月30日,上海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爆发了闻名中外的“五卅惨案”,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掀起了反帝高潮。广州和香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省港大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沙面的洋务工人亦参加了这一罢工斗争行列。1925年6月23日,广州的几万工人、学生和各界人士举行反帝大游行示威,沿惠爱路(现中山路),财厅前转入永汉路(现北京路)、泰康路、一德路、太平南路(现人民南路)到长堤直趋沙基(现六二三路)。下午2时40分,当游行队伍前队已经过西桥附近转入内街,后队亦将到西桥的时候,帝国主义在西桥桥头的碉堡、水塔以及在屈臣氏汽水厂等高楼大厦架设机枪,立即向我示威游行队伍疯狂射击。停泊在白鹅潭河面的英、法、葡等国的炮舰也卸下炮衣,开炮向示威游行队伍轰击。当时如果不是沙面的洋务工人在这些刽子手身旁奋不顾身地勇敢夺枪,和他们展开了搏斗的话,惨案规模还要更大。但是,即使这样,沙基路面已成一片大血海,当场中弹被害死亡者52人,重伤170余人,这就是“沙基惨案”,又叫“六二三惨案”,为了千秋万代牢牢记住帝国主义这一暴行,后来把沙基马路改名为六二三路,并在西桥头立一“毋忘此日”的纪念碑,解放后,改在东桥头建有烈士纪念碑,教育后人,永志不忘。
《沙面租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