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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珀西瓦尔医生与约翰·哈格里维斯爵士到达位于汉诺威广场的圣·乔治教堂时，那里还门可罗雀，哈格里维斯前一天晚上刚从华盛顿回来。
一个戴黑袖章的男子独自站在前排过道里，珀西瓦尔医生猜想他大概就是从德罗伊特威奇来的牙医。他拒绝给任何人让道——仿佛他是在作为活着的最亲近的家属守卫着整个第一排。珀西瓦尔医生和专员找了靠后的位子坐下来。戴维斯的秘书——辛西娅，还在他们后面两排。丹特里上校与沃森一块儿坐在过道的另一边，还有几张面孔珀西瓦尔医生则不太熟悉。也许只在走廊或是MI5的会议上瞥过几眼，或许根本就是唐突进来的闲客——葬礼与婚礼一样吸引着不相干的人。最后一排两个穿着邋遢的人则几乎可以肯定是戴维斯在环境部的室友。有人轻轻奏起了管风琴。
珀西瓦尔医生对哈格里维斯耳语道：“坐飞机顺利吗？”
“在希思罗晚点三小时，”哈格里维斯说，“食物难以下咽。”他叹了口气——也许他在不无遗憾地回味他夫人做的肉排腰子馅饼，要不就是他俱乐部里的熏鳟鱼。管风琴奏出最后一个音符便归于沉寂。几个人跪下去，几个站了起来。似乎接下来该怎么做大家都有犹豫。
一个众人大概都不认识，甚至棺材里的死者也没见过的牧师拖长了调子吟咏道：“请将尔之病祸带离我；我甚或被尔之重掌吞噬。”
“是什么病祸要了戴维斯的命，以马内利？”
“别担心，约翰。验尸都安排得很妥当。”
对于多年未参加过葬礼的珀西瓦尔医生而言，这种仪式充斥着无关的信息。牧师开始念诵《哥林多前书》经文：“世间肉体并非同一：人有人体，兽有兽躯，鱼有鱼身，鸟亦自有其血肉。”这话不可否认是正确的，珀西瓦尔医生想。棺材里装的并不是鱼；要真是鱼，他会更感兴趣的——或许是条硕大的鳟鱼。他飞快地扫了一眼四周。那姑娘的睫毛里闪动着一滴泪珠。丹特里上校带着恼怒抑或阴郁的表情，也许在忍受着痛苦的折磨。沃森显然也在为着什么闷闷不乐——大概在想将谁提到戴维斯的职位上。“完了以后我要跟你谈谈。”哈格里维斯说，而那可能也很无聊。
“看吧，我向你们展示神迹。”牧师读道。什么神迹，关于我杀了该杀的人？珀西瓦尔医生想知道，可这永远不会有答案，除非继续有情报泄露——那就肯定意味着他犯了一个不幸的错误。专员会非常恼火，丹特里也一样。很遗憾我们不能像将鱼放生那样把人扔回河里。牧师升高了音调开始念英国文学里熟知的一段：“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他像一个饰演哈姆雷特的拙劣演员，刚刚念出这句著名的独白，声音却又低沉下去，复归乏味而酸腐的结尾：“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听来如同欧几里得的一个命题。
“你说什么？”专员悄声说。
“QED
。”珀西瓦尔医生回答。
2
“你说的QED到底是什么意思？”当他们终于出了门时约翰·哈格里维斯爵士问道。
“是对牧师的回应，似乎比‘阿门’更恰当。”
之后他们差不多在沉默中向“旅行者”俱乐部走去。出于一种默契，他们都觉得这天在“旅行者”吃饭好像比在“革新”更合适——戴维斯已成为一个荣誉旅行者，踏上了去那不可探知的世界的旅程，况且他已失去了一人一票的选举权利。
“我记不得上回什么时候参加葬礼了，”珀西瓦尔医生说，“我想是一个伯祖母的，不止十五年前了。仪式弄得很呆板，是吧？”
“过去在非洲我很喜欢参加葬礼。有很多音乐——即便乐器只是些盆盆罐罐和空沙丁鱼罐头。这使人想到死亡毕竟也许是很有乐趣的。我看见的那个掉眼泪的姑娘是谁？”
“戴维斯的秘书。她名叫辛西娅。显然，戴维斯爱着她呢。”
“这种事情很常见，我想。在我们这个部门是避免不了的。丹特里彻底查过她了，我猜？”
“哦，是的，是的。实际上她提供给了我们一些有用的情报——非常无意地。你记得在动物园的那件事。”
“动物园？”
“当戴维斯……”
“哦是的，我现在想起来了。”
与往常的周末一样，俱乐部几乎空无一人。他们的午餐本要先上熏鳟鱼的——这差不多已成了一种自动反射，可今天却不供应。珀西瓦尔医生很不情愿地接受了鲑鱼作为替代。他说：“我但愿能更好地了解戴维斯。我想我会很喜欢他的。”
“但你仍然认为是他捅的娄子？”
“他很聪明地扮演了头脑相当简单的人。我欣赏聪明，还有勇气。他肯定需要很多勇气的。”
“在错误的事业中。”
“约翰，约翰！你我所处的位置可没法谈什么事业。我们不是十字军战士——我们活在一个错误的世纪里。萨拉丁
早就被赶出耶路撒冷了。而耶路撒冷也没因此得到太多好处。”
“不管怎样，以马内利……我没法赞赏叛变行为。”
“三十年前，当我是学生时，我更愿意把自己想成是个共产主义者。现在……？谁是叛徒——我还是戴维斯？我过去是真相信国际主义的，而现在正秘密地为民族主义而战。”
“你长大了，以马内利，就这么回事。想喝什么——红葡萄酒还是勃艮第
？”
“红葡萄酒吧，如果对你来说都可以的话。”
约翰·哈格里维斯蜷缩在座椅里，将自己深埋在酒单中。他一副怏怏不乐的样子——也许只因为无法在圣埃美隆和梅多克之间拿定主意。最后他终于做了选择点好了饮料。“有时候我搞不清你为什么要干我们这行，以马内利。”
“你刚才说了，我长大了。我认为共产主义成不了气候——从长远看——不会比基督教好到哪里，而我又不是十字军士兵那种类型。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可能上帝是个资本家。我想加入在我有生之年赢面最大的一方。别这么大惊小怪的，约翰。你觉得我玩世不恭，可我不想白费那么多时间。赢的一方将有能力建造更好的医院，更致力于癌症研究——当所有这些核子破烂都可以寿终正寝的时候。眼下我挺喜欢我们玩的这个游戏。喜欢。喜欢而已。我不想装作是上帝或马克思的狂热信徒。对那些信徒你要留神。他们不是什么可以信赖的玩家。不管怎么说，游戏另一方的高手还是会让人慢慢喜欢上的——增加了许多乐趣。”
“即使是个叛徒？”
“哦，叛徒——那是个过时的词儿了，约翰。玩家和游戏是同等重要的。要是桌子那头的对手很蹩脚，我不会喜欢玩儿的。”
“而你……你杀了戴维斯？或许不是？”
“他是因肝脏问题死的，约翰。去读读验尸报告吧。”
“一次皆大欢喜的巧合？”
“那张做了记号的钞票——这可是你的主意——出现了，你瞧——最古老的把戏了。只有他和我知道我那关于波顿的小小幻想。”
“你应该等到我回来的。你跟丹特里商量了吗？”
“你走的时候让我负责的，约翰。当你感到鱼线有动静了，你不会站着傻等岸上的另外什么人给你建议吧。”
“这大宝庄园
——你是否觉得物有所值？”
“非常好。”
“我想在华盛顿他们肯定毁了我的味觉。整天喝干马提尼。”他又尝了一口酒，“要不就是你有问题。从来就没有事情让你烦心吗，以马内利？”
“嗯，有啊，葬礼就让我有些烦心——你注意到他们甚至还奏了管风琴——还有下葬仪式。所有这些都不便宜，而我猜戴维斯不会剩几个钱的。你觉得那个可怜的牙医会照单全收吗——或者由我们从东方来的朋友照料了？我认为这很不合适。”
“别为这个操心，以马内利。办公室会掏钱的。我们不必动用秘密基金。”哈格里维斯把酒杯推到一边。他说：“我感觉这大宝不像是1871年的。”
“戴维斯的身体这么快就有了反应，让我着实有些吃惊，约翰。我精确计算过他的体重，而且给了他我认为是少于致命性的剂量。你瞧，黄曲霉毒素从没在人体上试验过，我也想在遭遇紧急情况时能更有把握地开出适当的剂量。也许他的肝脏情况已经不妙了。”
“你是怎么给他下药的？”
“我下在酒里了，他给我喝了一种可怕的威士忌，他称之为‘白沃克’。那味道足以盖住黄曲霉毒素。”
“我只能祈祷你捉到了该捉的鱼。”约翰·哈格里维斯爵士说。
3
丹特里闷闷不乐地拐进圣·詹姆斯街，在回自己公寓途经怀特酒店时，他听见有人从台阶上叫他。此时他的思绪和目光都落在排水沟里，他抬起了头。他认出了那张面孔，但一时想不起名字，更记不得是在何种境况下和他见过。他觉得好像是叫鲍芬。巴芬？
“有‘麦提莎’吗，老伙计？”
于是当初见面的情景不无尴尬地重新浮现出来。
“来吃点午饭吧，上校？”
巴菲是个可笑的名字。当然这家伙肯定还有另外的名字，可丹特里一直无从知晓。他说：“对不起。家里已做好了午饭。”这不完全是个谎话。在去汉诺威广场之前，他拿好了一罐沙丁鱼，昨天的午饭还剩了些面包和奶酪。
“那就来喝一杯吧。家里的饭总可以等的。”巴菲说，丹特里再也想不出什么借口推辞了。
时间还早，酒店只有两个人。他们似乎对巴菲太熟悉了，只淡淡地打了个招呼。巴菲看来也不在意，将手大咧咧地一挥，将酒吧招待也包括在内。“这是上校。”那两人没精打采地咕哝了几句客套话。“一直不知道你名字，”巴菲说，“打猎那次。”
“我也不知道你贵姓。”
“我们在哈格里维斯家见的面，”巴菲解释说，“上校是干秘密工作的。詹姆斯·邦德那种。”
那两个中的一个说：“我从没读过伊恩
写的那些书。”
“对我来说太色情了，”另一位说，“夸张。我也像正常人那样喜欢干那个，不过那不是最重要的，是吗？我的意思是，不像你那样热衷。”
“你想来点什么？”巴菲问。
“干马提尼，”丹特里上校说，他记起了跟珀西瓦尔的初次会面，便又说道，“要很干的。”
“一大杯特干马提尼，乔，再一大杯粉红马提尼。要用大杯装满了，老伙计。别小气。”
一种深沉的静默笼罩在了酒吧里，似乎人人都各怀心事——伊恩·弗莱明的小说，打猎聚会，或是葬礼。
巴菲说：“有一样东西上校和我都爱吃——‘麦提莎’。”
另外两人中的一个从沉思中转过神来，说：“‘麦提莎’？我更喜欢‘聪明豆’
。”
“‘聪明豆’是什么鬼玩意儿，迪基？”
“巧克力豆豆，什么颜色都有。吃起来味道一样，但不知怎的我就偏爱红色的和黄色的。我不喜欢紫红的。”
巴菲说：“我看见你从街那头走过来，上校。你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假如你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国家机密？你准备去哪儿？”
“就是回家，”丹特里说，“我住附近。”
“你好像在生闷气。我对自己说，国家肯定有危难了。这些干情报的知道得比咱多。”
“我刚参加过一场葬礼。”
“不是亲近的人吧，我希望？”
“不是。办公室里的。”
“哦，嗯，在我想来葬礼总是比婚礼强。我忍受不了婚礼。葬礼是结束。婚礼呢，嗯，只是通向另一段生活的倒霉的阶梯。我宁愿庆祝一场离婚——可那常常也是一段阶梯，不过是通向另一次婚姻的。人们都习惯成自然了。”
“少来这套吧，巴菲，”迪基，就是那个喜欢“聪明豆”的人说，“你自己也不是没想过成家。我们都知道你在婚姻介绍所的那桩事儿。后来逃脱了算你走运。乔，给上校再来一杯马提尼。”
丹特里喝干了第一杯，他感到自己迷失在了陌生人当中。他说话时，就像从他不懂的外语课本上的常用习语里拣了一句：“婚礼我也参加了。就在不久前。”
“也是干情报的？我是说，你们局子里的？”
“不。是我女儿。她结婚了。”
“老天，”巴菲说，“我再也没想到你也是那拨子里的——我的意思是已婚人士。”
“干这行的不一定就不成家啊。”迪基说。
还没怎么开过口的第三个人此时发话了：“你别摆出高人一等的臭架子，巴菲。我曾经也是那拨子里的，虽然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其实还是我老婆把‘聪明豆’介绍给迪基的呢。你记得那天下午吗，迪基？我们吃了顿让人泄气的午饭，因为我们有点儿明白这个家是没法维持了。然后她说‘聪明豆’，说的就是这个，‘聪明豆’……我不懂为什么。我猜当时她想我们应该说点儿什么。她可是很会表演的。”
“我不能说全记得这些了，威利。‘聪明豆’好像很早就在我生活中出现了。本以为是我自个儿发现的好东西。再给上校来杯干的，乔。”
“不了，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真得回家了。”
“该轮到我了，”那个叫迪基的人说，“把他的杯子加满，乔。他刚参加了葬礼，需要开心一点。”
“我很早以前就习惯葬礼了。”在一口喝下第三杯干马提尼后，丹特里说的话使他自己都感到吃惊。他意识到自己现在与陌生人的谈话比以往放纵了许多，而这世上大多数人对于他而言都是生人。他很想自己也来为他们每人买一杯，可不用说，在这里，他们是做东的。他觉得和他们相处得很友好，可他——这一点他很肯定——在他们眼里仍然不是一路人。他希望能让他们感兴趣，但有许多话题都是他的禁区。
“为什么？你家里有很多人死了？”迪基带着醉意好奇地问。
“不，不完全是这样。”丹特里说，他的羞怯已淹没在第三杯马提尼中。不知何种原因他一直记得一座乡村火车站，三十多年前他和自己带的野战排曾到过那里——敦刻尔克撤退后为防止德军入侵，站上的地名牌都拆掉了。仿佛他重又给自己压上了沉重的背包，而今他砰地将包袱卸在了怀特酒店的地板上。“你们要知道，”他说，“我父亲是牧师，所以小的时候我去过很多葬礼。”
“这我怎么也猜不到，”巴菲说，“还以为你出生军人家庭呢——将门虎子，可以带大队人马打仗的那种。乔，我的酒杯嚷着要添哪。不过，当然了，仔细琢磨琢磨，你父亲是牧师，这说明了很多问题。”
“说明了什么？”迪基问。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有些火气，对什么都要质问一番。“‘麦提莎’？”
“不，不，‘麦提莎’得另当别论了。现在我可不能跟你们讲这个。说来话长了。我的意识是上校是干情报工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牧师也是，你们好好想想……你们明白，忏悔室里的秘密，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他们也得对工作守口如瓶。”
“我父亲不属于罗马天主教。他甚至也不是高教会派。他是海军的随军牧师。在一战中。”
“一战，”那个曾结过婚且有些乖僻、名叫威利的人说，“那是该隐和亚伯之间的战争。”他淡淡地来了这么一句，似乎想终结这一毫无必要的谈话。
“威利的父亲也是干牧师的，”巴菲解释道，“大人物。主教对随海军牧师。赢了。”
“我父亲参加过日德兰战役。”丹特里告诉他们。他并没有向他们挑衅，用日德兰来压过主教职位的意思。那只是他重温的另一段记忆。
“不过是作为非战斗人员。那算不上什么，对吧？”巴菲说，“不是跟该隐和亚伯打。”
“你瞧上去没那么老。”迪基一边带着怀疑的神气对他说，一边啜着杯中酒。
“那时我父亲还没结婚。他战后娶的我母亲。在二十年代。”丹特里意识到这谈话越来越离谱了。那杜松子酒简直像真正的毒品一样发挥着效用。他知道自己说得太多了。
“他娶了你母亲？”迪基像个审讯员一样尖刻地问道。
“他当然娶的是她。在二十年代。”
“她还健在吗？”
“他们去世很长时间了。我真得回家了。我的饭菜要搁坏了。”他补充道，同时惦记着那碟正在风干的沙丁鱼。那种与陌生人友好相处的融洽感觉已不知去向。谈话的内容越来越难听。
“这些都和葬礼有什么相干？什么葬礼？”
“别和迪基计较，”巴菲说，“他就爱盘问。战争期间他在MI5工作。再来点杜松子，乔。他已经告诉我们了，迪基。是办公室里的一个可怜鬼。”
“你亲眼见他入土为安了吗？”
“没有，没有。我只参加了葬礼。在汉诺威广场。”
“那是圣·乔治教堂。”大主教的儿子说。他拿着杯子伸到乔的面前，仿佛那是一只圣餐杯。
丹特里费了好一会儿工夫才从怀特酒家的吧台脱身出来。巴菲甚至一直将他送到了台阶边上。一辆出租车开了过去。“你懂我的意思，”巴菲说，“圣詹姆斯路上的公共汽车。谁都不安全。”丹特里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当他沿着街走向王宫时，他明白已多年没在这个钟点上喝那么多了。他们人挺不错，但也得小心。他话太多了，还说了父亲、母亲。他走过罗克帽子店；走过欧弗顿餐馆；他在帕尔摩尔街拐角的人行道上停住脚步。他走过头了——总算及时意识到了。他折回头向寓所的门走去，他的中饭还在候着他。
奶酪好端端地搁着，还有面包以及那罐沙丁鱼，原来早上他并没有将鱼倒出来。他的手指很笨拙，罐头只开了三分之一那小小的拎手就断了。他还是设法用叉子将沙丁鱼零零碎碎地捅出了一半。他不饿——那就够了。他拿不定主意，在喝了干马提尼之后是否还要再来点儿什么饮料，然后挑了瓶杜伯啤酒。
他的午餐用了不到四十分钟，可不停的沉思使他觉得已过了很长时间。他的思绪像醉汉一样飘忽不定。他先想到的是葬礼之后，珀西瓦尔医生和约翰·哈格里维斯爵士一起走在他前面，脑袋低着，就像两个同谋。然后他想到了戴维斯。并非他个人有多么喜欢戴维斯，但他的死让他感到烦闷。他大声对唯一的见证者——稳居其叉子上的一条沙丁鱼尾巴说：“就那点儿蛛丝马迹，陪审团决不会定罪的。”定罪？他根本没有戴维斯并非自然死亡的证据——验尸报告已表明了这一点——肝硬化是被归为自然死亡的。他试图回忆打完猎的那天晚上，珀西瓦尔医生对他说的话。那天晚上他喝太多了，就像今天上午，因为与他所不能理解的人在一起，他总感到焦虑，而珀西瓦尔当时竟不请自来，在他房间里大谈一个叫什么尼科尔森的画家。
丹特里没有碰奶酪；他将奶酪和油腻的盘子一起端回了厨房——或按现在的说法叫小厨房——一次只能容下一个人。他记起了父亲那所昏暗的教区住处，其地下室里有间好大的厨房。教区住处在萨福克，日德兰战役后他父亲便被海浪送了回来。他又想起巴菲刚才口没遮拦地谈着什么忏悔室。他父亲从不赞成由邻近高教会派主教所设立的忏悔制度及忏悔室。即便有人来找他忏悔，那也已是二手的了，因为人们有时更情愿向他母亲倾诉，她在村里是广受爱戴的。他曾听到她把忏悔的内容透露给他父亲，其中不掺杂任何粗鄙、恶意或是冷酷。“我想你应该知道贝因斯夫人昨天告诉我的事情。”
丹特里大声对着厨房水槽说——这无疑已快成为他的习惯了——“没有任何对戴维斯不利的证据。”他为自己的无所作为感到内疚——一个早已过了不惑之年、行将退休的男人——从哪里退休出来？他将用一种孤独换取另一种寂寥。他愿重返萨福克的教区驻地。他想走上通向前门的那条长长的小径，路面杂草密布，两旁是从不开花的月桂。甚至那门厅都比他整间寓所还要大。左手边的架子上挂了不少帽子，右边有只铜制的炮弹箱，上面搁着雨伞。他走过门厅，轻手轻脚地打开面前的门，着实让手牵手坐于印花棉布沙发上的父母吃了一惊，因为他们以为没有别人在了。“我应该辞职吗？”他问他们，“还是等到退休？”他很有把握他们的回答一定都是“不”——他父亲这么表态是因为他和他那巡洋舰的统帅的观点是一样的，即国王的权威乃是神圣的，他儿子对该如何采取正确的行动，知道得不可能比他的指挥官更清楚——他母亲不同意是因为，嗯，她总是告诉村子里和老板发生摩擦的女孩：“别草率行事，再找个职位可不容易。”作为前海军牧师、对他的舰长和上帝深信不疑的父亲，会给他一个基督徒的回答，而母亲则以务实和世俗的忠告相劝。如若现在辞职了，他比他们村子里的一个日杂女工又能有多少更大的把握去再找一份工作？
丹特里上校回到客厅，忘了手上还拿着油腻的叉子。这些年来他第一次得到了女儿的电话号码——婚礼之后她将号码印在卡片上寄给了他。这是他与她日常生活的唯一联络。或许可以去吃顿饭，他想。他不会真的提出来，但如果她邀请的话……
他没听出来接电话的声音。他说：“是6731075吗？”
“是的。你找哪位？”是个男子的声音——一个陌生人。
他失去了勇气和对名字的记忆。他答道：“找克拉特太太。”
“你打错了。”
“对不起。”他挂了电话。当然他应该说的是“我的意思是要找克拉夫太太”，可现在太迟了。他猜那个陌生人就是他女婿。
4
“你不介意我没能去参加吗？”萨拉问道。
“不。当然不。我自己也没能去——我和穆勒有个约见。”
“我担心不能在萨姆放学之前赶回来。他会问我到哪儿去了。”
“不管怎么说，他总要知道的。”
“是的，可现在为时太早。去了很多人吗？”
“不太多，辛西娅说的。沃森当然去了，作为单位的头儿。珀西瓦尔医生、专员。专员能去还是挺不错的。戴维斯又不是处里的什么大人物。还有他的堂兄——辛西娅认为那是堂兄，因为他戴着黑臂章。”
“葬礼完了以后呢？”
“我不知道。”
“我是说——怎么处理那遗体。”
“哦，我想他们把它拉到戈尔德斯格林去火化。那由家人决定。”
“就是那个堂兄？”
“是的。”
“以前在非洲我们的葬礼可比这个好。”萨拉说。
“哦，嗯，各国风俗各有不同。”
“你们应该是个更古老的文明国家。”
“是的，但文明古国并不总以对死亡的深切感受而出名。反正不比罗马人更糟糕。”
卡瑟尔喝完了威士忌。他说：“我上去给萨姆读五分钟书——否则他会觉得有地方不对劲。”
“你发誓什么都不对他说。”萨拉说。
“你不相信我？”
“我当然相信你，只是……”这声“只是”追着他上了楼。生活中常有“只是”伴随着他——我们相信你，只是……丹特里检查他的公文包，沃特福德的那个陌生人，其职责是确认他是单独来会晤鲍里斯的。甚至鲍里斯也如此。他寻思：生活中是否会迎来如孩提时代般简单的一天，我可以终结“只是”，可以得到所有人的信任，就如同萨拉和萨姆对他的信赖一样？
萨姆正等着他，雪白干净的枕套衬着他黝黑的脸。床褥肯定也在今天换过了，使得这种对比更为强烈，就像为“黑白威士忌”做的广告。“怎么样啊？”他问，因为他想不出还能说什么，可萨姆没有回答——他也有自己的秘密。
“在学校里好吗？”
“挺好。”
“今天上了什么课？”
“算术。”
“学得怎样？”
“挺好。”
“还学了什么？”
“英语作——”
“作文。怎样？”
“挺好。”
卡瑟尔知道他很快就要永远失去这个孩子了。每一声“挺好”落在耳际，都如同远处燃爆的炸药，那炸药正在摧毁他俩之间的桥梁。假如他问萨姆：“你相信我吗？”也许他会答道：“是的，只是……”
“我给你读书吧？”
“好的，请开始读吧。”
“你想听什么？”
“那本关于花园的。”
卡瑟尔一时间不知所措。他看了看由两只很像布勒的瓷狗托着的单排书架，书大多已翻旧了，有些还是他自己幼年时看的：其他差不多都是他亲手挑选的，萨拉读书的时间不长，她的书也都是大人看的。他取下一册诗集，那是他从童年一直珍藏到现在的。萨姆和他之间没有血缘的纽带，无法保证他们能有共同的志趣，但他一直心存希望：哪怕一本书或许也能成为沟通的桥梁。他随意将书翻开，或者说他相信是随意的，然而书就像沙子铺就的小径，总留存着足印。两年以来他用这书给萨姆读过几次，但他自己童年的足迹更深地印在上面。他翻到了一首从未朗读过的诗。读了一两行后他意识到他对这首诗几乎烂熟于心。他想，儿时的一些诗句比任何经文都更能塑造人的一生。
“逾越了边界，不可饶恕的罪过，
折断了枝条在树下爬行，
钻出了花园破损的墙垛，
沿着河岸，我们走个不停。”
“什么是边界？”
“是一个国家的终点和另一个国家的起点。”这个概念一说出来就显得很是费解，不过萨姆接受了。
“什么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他们是间谍吗？”
“不，不，不是间谍。故事里的孩子被告知不准出花园，而……”
“谁告诉他的？”
“他爸爸，我估计，或者是他妈妈。”
“那就是罪过吗？”
“这首诗是很久以前写的了。那时候人们比现在严厉，但无论怎样也不会当真惩罚孩子的。”
“我原来以为杀人才是罪过。”
“是的，嗯，杀人是错误的。”
“那像溜出花园呢？”
卡瑟尔开始后悔随便挑了这首诗，他踩上了自己曾留下的一长串足印。“你要我继续读吗？”他预先浏览了接下来的几行——似乎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
“不要那个了。那个我不懂。”
“噢，那要哪个？”
“有一首是讲一个人……”
“是点街灯的人吗？”
“不，不是那首。”
“那人是干什么的？”
“我不知道。他待在黑暗中。”
“这很难找呀。”卡瑟尔翻着书页，寻找那个待在黑暗中的人。
“他骑了一匹马。”
“是这首吗？”
卡瑟尔读道：
“每当月亮和星辰当空，
每当狂风呼啸，
长夜昏黑雨朦胧……”
“对，对，就是这首。”
“一个人骑马而过。
在篝火已熄的深更半夜，
为何还嘚儿嘚儿跑个不歇？”
“继续呀。干吗停下？”
“每当树林在大声呜咽，
船儿在海里颠来荡去，
过来了，在大道上，轻柔的和狂野的，
过来了，他嘚儿嘚儿地跨着爱驹。
过来了，他嘚儿嘚儿地骑走了，接着
过来了，他嘚儿嘚儿地又骑了回来。”
“就是这个。我最喜欢的。”
“有点儿让人害怕呢。”卡瑟尔说。
“所以我才喜欢。他有没有蒙上长筒袜面具？”
“没说他是强盗呀，萨姆。”
“那他为什么在房子周围转来转去？他长着像你和穆勒先生一样的白面孔吗？”
“诗里没说。”
“我觉得他是黑的，跟我的帽子一样黑，跟我的猫一样黑。”
“为什么？”
“我想所有的白人都吓坏了，锁上了门，怕他闯进来用雕刻刀割了他们的喉咙。”他又意味深长地补充说，“慢慢地割。”
萨姆从没显得这么黑，卡瑟尔想。他用胳膊以一个保护的姿势搂住他，可他没有办法保护这个孩子不受他心灵中开始滋生的暴力与复仇的侵扰。
他进了书房，用钥匙打开抽屉，取出穆勒的便条。上面有个题头：“最终解决方案。”穆勒在向德国人做此游说时分明没有丝毫犹豫，而这个解决方案显然也没有遭到拒斥——还是可以讨论的。那个意象如同魔咒一般不断地展现出来——濒死的孩子和秃鹫。
他坐下来仔细地誊写穆勒的便条。他甚至不想费心将其打出来。打字机的匿名作用非常有限，希斯的案子
已表明了这一点，而且他毫不在乎这些细枝末节的预防措施。至于书码，随着他最后的那句留言“再见”已弃之不用。现在当他写下“最终解决方案”并开始一字不漏地抄写时，他第一次那么真切地把自己看得和卡森一样了。在如此关头，卡森也会铤而走险。正如萨拉所言，他“走得太远了”。
5
凌晨两点时卡瑟尔仍醒着，萨拉的一声哭叫使他吃了一惊。“不！”她哭叫道，“不！”
“怎么了？”
没有回答，可当他拧开灯时，他看见她睁大着眼睛，满脸恐惧。
“你又做噩梦了。仅仅是噩梦而已。”
她说：“真可怕。”
“和我说说。如果你在忘掉之前赶快说出来，就再也不会做那个梦了。”
他能感到她依偎在他身边颤抖着。他开始体会到她的恐惧了。“只是个梦，萨拉，只管告诉我，就没事了。”
她说：“我在车站的火车里。火车开动了。你还在月台上。我只身一人。票在你那儿。萨姆跟着你。他好像不大在乎。我甚至不知道我们该上哪儿。我听见检票员就在隔壁车厢。我知道我走错车厢了，是给白人留的。”
“你现在把梦说出来了，就不会再做了。”
“我知道他会说‘滚出来。这儿跟你没关系。这是白人包厢’。”
“只是个梦，萨拉。”
“是的。我知道。对不起把你吵醒了。你很需要睡眠。”
“有点儿像萨姆做过的。记得吗？”
“萨姆和我对肤色很敏感，是吧？这在我俩的梦里都阴魂不散。有时候我纳闷你爱我是不是正因为我的肤色。如果你是黑人的话，你不会仅仅因为一个白种女人是白的就喜欢她，对吗？”
“不会。我不是到斯威士兰度周末的那种南非人。我在爱上你之前已认识你差不多一年了。是循序渐进的。我们一起秘密工作了那么多个月。我是所谓的外交部官员，背靠这棵大树是很安全的。你担当了所有的风险。我没有做噩梦，但我以前常常睡不着，总在想下次你是否还会来赴约，或者是否会从此消失，让我永世都对你的下落不得而知。也许只能从其他人嘴里打听到这条线就这么断了。”
“那么你担心的是这条线。”
“不。我担心你会怎么了。我已爱上你好几个月了。我明白若是你失踪了，我真无法继续活下去。现在我们安全了。”
“你能肯定吗？”
“我当然能肯定。难道七年来我不是一直在证明这一点吗？”
“我不是说你爱我。我是说你肯定我们很安全？”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不轻松。最后一份以“再见”结尾的书码报告为时太早了，他选的那段“我已抬起了手，让它掉落”在“瑞摩斯大叔”的世界里并不意味着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