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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到周，中国经历了文明的剧变。许多表面上看起来类似的、连续的现象，在商文化和周文化高度差异的架构中，有着很不一样的功能及意义。最明显的，一是青铜器，二是文字。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用后来固定下来的概念回头想象这些事物在商朝的作用。
文字在商人的文化中，比较接近于后来的道符。那是一套鬼神符号，来自超越上界而非人间的信息，不是要记录人间事务，而是要证明超越上界对人间的有效干预。这样一种非人间信息，周朝以后仍然存在，但就不再是文字运用的主流了。例如到了汉朝，一度流行谶纬。“谶”和“纬”其实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谶”是像谜语般的短句，乍看不知所云，却具备预示未来的力量。“谶”被视为来自超越领域的暗示，告诉人们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尤其是关于帝王权力消长的变化。显然，人们认定“谶”的来源，是某个不可知的超越上界。
但在汉朝，文字运用的主流毕竟是经书，而不会是谶纬；一时流行之后，谶纬到东汉也就逐渐没落并消逝了。从周朝开始，文字的意义就从与超越上界的关系，被改造为与时间对抗的关系。对周人来说，文字的功能，主要来自可以固定不变，至少比语言固定得多了。
文字将许多变动不居、稍纵即逝的现象和信息凝结起来。周人最早接触到的文字，是商人写在甲骨文上，或铸刻在青铜器上的。甲骨不容易毁坏，青铜器更不容易毁坏。文字和甲骨、青铜联系在一起，更加强了抗拒时间变化的印象。于是在周人心中有了明确的动机：为什么要用文字？什么时候需动用文字？有了值得长长久久存留的信息或意念，就用文字写下来，保护着不被时间改变、销蚀。
文字是抗拒时间、抗拒变化的。因此被赋予这种功能的文字系统本身，当然不能任意变化，中国文字从此成了社会与文明中相对最稳定、变动最慢的一个领域。
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变化是，在周人手中，文字运用的场合扩大了。文字被从神巫的手里解放出来，进入了人的世界，开始记录人事。文字和人的生活有了更普遍、更紧密的联结，也就大有助于这套文字系统的长期传留。
对照地看，人类文明史上曾经发明过，后来却彻底消失的文字，不计其数。历史上最早的文字，大部分都消失了。两河流域最早的文字是楔形文字，因为是用芦苇削尖了之后在泥板上刻写出来的，其字体笔画固定会有挖凹的小三角形，所以称为楔形文字。这套文字存在没多久，就彻底消失了。
古埃及最早的文字，是象形文字。画出精美的图像来，开始时以图像传意，后来转变为以特定图像作为声符运用，发展与使用的时间比楔形文字更长久，但后来也还是绝迹了。楔形文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都失传一两千年，要到18、19世纪，靠欧洲发达的古文字学研究，才一步步找出了能够理解其意义的办法。
从周朝赋予了文字这种对抗时间的特殊意义之后，中文在中国文明中始终小心翼翼地保护文字的持续性，一直到今天。文字的基本形式，在商人手中确立了，但甲骨文还很难明确地被称为一套文字系统。首先是其间字形与排列的方式，还有很多变化，并未统一固定下来。更重要的是，文字符号和语言间的关系，也还没有建立起来。要到周人手中，中国文字系统才正式建立起来，而且周人将这套系统建立为可以传承将近三千年没有消失的历史奇迹。
刘兆玄先生说过一个故事。他第一次去湖南长沙参观马王堆汉墓文物，第一次看到在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在他旁边有一对英国夫妇，他们一方面赞叹两千多年前的文物如此精美，一方面好奇两千多年前的书籍上到底写了什么内容。刘兆玄就转过头，热心地用英语将展览翻开的那页帛书《老子》中的字句说给那对夫妇听。
英国夫妇的第一个反应是：“哦，原来这本书不是展览品啊！”刘兆玄告诉他们那当然是展览品，是不折不扣从古墓中挖掘出来的珍品。英国夫妇接下来的反应是：“你是历史学家？”刘兆玄笑了，他不是历史学家，他是学化学的啊！
那对英国夫妇会有这种反应，可以理解。从他们的文化背景完全无法想象，一个没受过长久、艰难的专业学术训练的人，能够一眼看懂两千多年前的古文字。因而他们认定：要么那不是古文字，要么刘兆玄是专业的学术研究者。
但对刘兆玄，对我们这辈在台湾受教育的人来说，我们读的文字，和两千多年前的文字没有太大的差异；还有，我们学习的文言文文法，也和两千多年前的文法没有太大的差异。第一次接触两千多年前的古文本，一眼能够大致理解其内容，不是件困难的事。
那不是刘兆玄的本事，不是我们的本事，而是中国文字的特色。中国文字在周朝固定了字形，也固定了文法，就此维持了两千多年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