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

对于德国的自由派和左派而言，柏林始终代表着德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面：它是军事国家普鲁士的首都，是俾斯麦于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帝国的宏伟中心和象征，一直处在政府官员和军人的控制之下；在文化方面，它始终是沉闷、保守、呆板、落后的代表。难怪当德国在“一战”中战败，帝国被革命推翻，建立起民主共和国之后，胜利的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人士为了与柏林撇清关系，象征性地选择在外省小城魏玛举行制宪大会，因为魏玛永远与德国最伟大的诗人与作家歌德、席勒的名字连在一起。魏玛既远离了1920年最初几个月在柏林肆虐的革命动荡和巷战，也远离了与他们所排斥的那段历史相关的联想。

柏林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与这些联想脱离了关系。“一战”之前，现代主义文化已经在其他地方蓬勃发展，尤其是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那里艺术家云集，有瓦西里·康定斯基（Vassily Kandinsky）、阿列克谢·冯·卓伦斯基（Alexei von Jawlensky）、弗朗茨·马尔克（Franz Marc）和奥古斯特·马克（August Macke），他们是绘制抽象和半抽象画作的先锋，组建了名为“蓝骑士”（Der Blaue Reiter）的艺术团体。激进的俱乐部和歌舞厅，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杂志，还有左翼作家和戏剧家，也都在施瓦宾格区（Schwabing）自由发展，生机勃勃。这里是慕尼黑的波希米亚区，与巴黎的左岸齐名。“一战”结束时，巴伐利亚的君主制瓦解了，施瓦宾格区的激进派在政治上取得了短暂的成功。记者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成为政府首脑，他蓄着浓密的长胡须，戴着宽边软帽，看起来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波希米亚人。艾斯纳被一个右翼狂热分子刺杀之后，一帮来自极左文化环境的人物，包括恩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埃里希·米萨姆（Erich Mühsam）、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和B.特拉文（B. Traven）［《碧血金沙》（ The Treasure of the Sierra Madre ）的作者］建立了一个短命的革命委员会，却被强硬的共产党人粗暴地排挤到一边。

但是他们的政权也没有持续多久。1919年春天，已经将慕尼黑舍弃给革命者的社会民主党合法政府纠集了大批全副武装的自由军队伍，冲入巴伐利亚首府，血腥镇压了共产党政权。一年之后的1920年3月13日，在柏林也发生了类似的反攻，当地自由军与一帮右翼的保皇军人和政客试图推翻国民政府，通过“卡普暴动”［以其领导人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的名字命名］建立一个军事独裁政府。但是，政变的结果与慕尼黑反革命政变的结果截然不同。工人和工会会员们在柏林举行了大罢工，整个城市陷入瘫痪，政变者惊慌失措，落荒而逃，于是民主统治得以恢复。慕尼黑的气氛则要保守得多，社会民主党政府在军事进攻的威胁下被赶下台，让位给古斯塔夫·里特·冯·卡尔（Gustav Ritter von Kahr）领导的右翼内阁。卡尔得到了慕尼黑警察和军队的支持，另外还有天主教保守派的政治主流群体、巴伐利亚人民党的暗中相助。他把慕尼黑变成“秩序的中心”，极右团体因而得以蓬勃发展。阿道夫·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便是这些极右团体中的一个，可是希特勒后来以怨报德，在1934年的“长刀之夜”期间下令谋杀了卡尔。

在慕尼黑，文化激进主义受到反革命的压制，于是其中心从慕尼黑迁移到了柏林。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柏林都是艺术实验、反独裁、激进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代名词，也吸引了那些渴望城市冒险的外国人。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在他的小说《诺里斯先生换火车》（ Mr Norris Changes Trains ）和《别了，柏林》（ Goodbye to Berlin ）［后来改编成了电影《歌厅》（ Cabaret ）］中对柏林大加颂扬。犯罪、谋杀和帮派主义在流行文化中受到赞美，在格奥尔格·格罗斯（Georg Grosz）的绘画、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的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 Berlin Alexanderplatz ）以及库尔特·威尔（Kurt Weill）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三分钱歌剧》（ The Threepenny Opera ）的歌曲中，这些又被转化成艺术。咖啡厅生活和歌舞表演在此蓬勃发展，仿佛战争之前慕尼黑的施瓦宾格区。讽刺杂志与和平主义者的期刊也在柏林得以迅猛发展，像埃里希·克斯特纳（Erich Kästner）、库尔特·图霍夫斯基（Kurt Tucholsky）和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这样的作家，都是柏林《世界舞台》杂志（ Die Welt bühne ）的撰稿人。年轻女性称颂女性文化，而裸体杂志和卖淫——也是（男性）艺术家最爱的主题——则向人们揭示，性解放的程度可能也体现了性剥削的程度。

革命后的慕尼黑成为巴伐利亚“秩序的中心”，以此来看，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似乎正是对民族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所向往的那种尚武、保守又传统的德国的否定。已故的托马斯·弗里德里希（Thomas Friedrich）写的最后一本书是《希特勒的柏林》（ Hitler’s Berlin ），书中主要讲述的是在1933年纳粹夺取政权之前，希特勒与柏林的关系，而有关慕尼黑和柏林更广阔的文化历史却几乎没有提及。作者着重描写了希特勒个人对柏林的感受，但柏林只有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才能真正被人们所理解。

弗里德里希指出，“一战”期间，希特勒从前线回来休假时，第一次造访了柏林，那时他就对德国首都的宏伟壮丽惊叹不已。在写给战友恩斯特·施密特（Ernst Schmidt）的信中，希特勒把柏林称为“一座美妙的城市，一个真正的大都市”。1920年，希特勒仍然希望柏林可以成为推翻魏玛共和国、建立民族主义专政的起点。那年年初，他就已经开始接触“卡普暴动”的煽动者，政变一爆发，他便飞到了柏林。不过，当他抵达机场，遇到的却是正在举行大罢工的工人，他们已经占领了机场。于是希特勒贴上了假胡须，荒谬地冒充会计师，设法通过了检查站，但在他抵达之前，政变显然就已经失败了，这无疑让希特勒对当时的柏林非常蔑视。希特勒大失所望，他谴责说：“腓特烈大帝的柏林已经被犹太人变成了猪圈。”相比之下，慕尼黑才是纯粹的“德国”，在慕尼黑，那种不良影响已经被彻底清除掉了。

1923年，德国因货币通胀失控而陷入混乱，德国经济摇摇欲坠，已经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此时，魏玛共和国的反对者、心怀怨愤的民族主义者们发现，另一场政变的时机似乎已经到来。而且这一次政变将会成功。沃尔夫冈·卡普3年前兵变失败给希特勒的启示是，在柏林发动政变是错误的，因为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的党派已经控制了那里的局面。弗里德里希认为，当时，纳粹党中的鲁莽之徒聚集在一起，筹划在柏林发动政变，但是那里的条件十分不利，而希特勒考虑在两个城市同时发动政变的说法也只是猜测，缺乏证据和说服力。

对希特勒而言，此时的柏林已经是一座病入膏肓的堕落之城，根本没有希望成就民族主义革命。慕尼黑将成为德国再生的基础。希特勒一旦在慕尼黑夺取政权，便可以利用巴伐利亚“秩序的中心”来推翻魏玛共和国。一年前，墨索里尼威胁要把他的准军事部队从法西斯控制的北方城市派到南方，用武力接管意大利首都。墨索里尼大肆吹嘘的“罗马游行”成了希特勒考虑于1923年在慕尼黑发动政变时参照的一个范例。希特勒效仿的另一个范例是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领导的土耳其民族主义革命。凯末尔放弃了伊斯坦布尔，在遥远的安卡拉（Ankara）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无污点的首都。啤酒馆暴动失败，希特勒因叛国罪受到审判，在审判时他宣称：“在土耳其，拯救不可能来自腐败的中心伊斯坦布尔。正如我们这里的情况一样，这个城市已经被民主和平主义者、国际化的人们污染了……”当然，他说的就是犹太人。

有一段时间，希特勒对柏林的看法非常消极，然而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弗里德里希讲得很少，他快速略过失败的慕尼黑政变，进入1924年至1929年希特勒开始重新发起纳粹运动的时期。和以前一样，柏林对于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而言，绝不是能招募到大批新成员的地方，正如弗里德里希所言，“在他的纳粹党重新崛起的18个月之内，希特勒目睹了纳粹党柏林分部的彻底崩溃”。他的解决方案是任命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重建柏林的纳粹党，而此时，戈培尔只是莱茵兰纳粹党一个相当左倾的地区小头目。戈培尔像其他纳粹党人一样，认为柏林是“罪恶的兽穴”和“沥青的荒漠”。虽然弗里德里希试图否认这一点，但很显然，戈培尔的态度从根本上说比希特勒要积极得多。戈培尔写道：“柏林是控制中心，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如此。这是一座国际城市。”

不久，戈培尔就展露了自己鼓动家的才华，他组织游行和群众集会，派遣身着棕色衬衫、全副武装的冲锋队驱散共产党的集会活动，并在里希特菲尔德（Lichterfelde）的郊区火车站与共产党准军事组织打了一场混战。在繁荣的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上，戈培尔手下的暴徒毒打过路的犹太人。同时，希特勒在展现纳粹党体面的一面，并回到了他认为现在已经很安全的柏林，在1927年的五一节发表了一篇措辞谨慎的演讲。柏林的社会民主党警察当局并没有上当，他们在几天后解散了纳粹党及其附属机构，“因为这些组织的目标与刑法背道而驰”。

正像在魏玛共和国通常会发生的情况一样，该禁令一开始就遭到了抵制，因为具有极端保守民族主义色彩的司法部拒绝对涉嫌暴力行为的冲锋队员判刑。1928年3月31日，警方解除禁令，允许纳粹党参加全国大选。尽管戈培尔是个鼓动宣传的天才，但是纳粹党在选举中表现不佳，只赢得了不到3%的全国选票。纳粹党最重要的组织者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Gregor Strasser）承认，即便在柏林，纳粹党所吸引的人群也只限于中下阶层。戈培尔和施特拉塞尔之间的激烈竞争，以及冲锋队无休止的怨言，进一步影响了纳粹党在柏林的竞选活动。然而，纳粹党在这次竞选中崭露头角，力量更大了，把与其竞争的其他极右团体排挤为外围组织。戈培尔在前一年夏天创办的当地报纸《攻击日报》（ Der Angriff ）开展了一场精心打造的蛊惑人心的宣传活动，使纳粹党稳稳地占据了聚光灯下的位置。

随着“反杨格计划”运动的开展，形势有了进一步发展。杨格计划并不是要终止德国对协约国的赔款，而是重新安排德国的赔款支付事宜。在这场“反杨格计划”运动中，希特勒、戈培尔与更重要、更主流的德国民族党联合起来，并利用民族党的报纸使纳粹党得到大力宣传，还极力说服民族党的支持者（最终，几乎所有这些支持者都倒向了纳粹党）。然而，改变纳粹党在柏林及其他地方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大萧条。1929年华尔街崩盘后不久，大萧条也降临德国。企业和银行纷纷倒闭，失业率大幅攀升，这加剧了人们对魏玛共和国及其机构的不满。民众开始转向纳粹党，主要是因为纳粹党年轻、有活力，还承诺采取决定性方案来解决危机。

1929年11月17日，纳粹党在柏林市政选举中获得的选票增加了3倍以上，特别是赢得了城市富裕区居民的支持。在不久之后的1930年1月中旬，共产党人向当地一名冲锋队头目霍斯特·威塞尔（Horst Wessel）开枪，几个星期后，威塞尔死于枪伤。这正好给了戈培尔大肆宣传的机会，他把威塞尔的葬礼变成大型庆典，颂扬德国青年们为了把国家从共产主义的魔掌中解救出来，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威塞尔的死成了一首新歌的主题，后来这首歌成为纳粹运动的官方赞歌。遗憾的是，弗里德里希没有对这一事件给予足够的重视，在纳粹党夺取政权之前，发生在德国首都的与纳粹党相关的所有事件中，这也许是最著名的事件，它的每一个细节都被史学家们反复琢磨了好几遍。弗里德里希没有重视这一事件，由此可见他不屑于关注个人细节和逸闻趣事，这本书也因此过于乏味。

威塞尔被谋杀以后，希特勒好几个月不敢去柏林，害怕踏入共产党人的大本营。同时，他解决了柏林的党内纷争，赶走了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的弟弟奥托，因为奥托强调在“国家社会主义”中，“社会主义”应重于“国家”，格雷戈尔自己则紧跟纳粹党的路线。在1930年全国大选期间，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场发表了一次重大的公开演讲，取得了显著成功。新组成的国会召开大会时，纳粹赢得了100多个席位。同时，纳粹策划了街头示威，其间众多犹太人商店的窗户被砸碎。纳粹党为了不疏远潜在的选民，便指责这一切都是共产党密探所为，或者四处散布说他们根本没有参与过暴力事件。

纳粹冲锋队在人数和信心上都不断增加，于是他们开始在当地与共产党打消耗战，冲击共产党的会议现场，并利用他们自诩的纳粹“风暴中心”所产生的暴力，迫使共产党人离开酒馆酒吧。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很值得探究，但弗里德里希对此只是一带而过。他指出，尽管纳粹党在选举上取得了突破，但希特勒发现，要在首都取得实质性进展仍然是很困难的。戈培尔也十分担心，他在日记里说，希特勒“给柏林的时间太少了”，并认为希特勒“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全身心地投入”那里的斗争。然而，戈培尔被迫承认：“希特勒并不想这样做，因为他憎恨柏林、热爱慕尼黑。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他常提及波茨坦、华盛顿和安卡拉。可为什么喜欢慕尼黑呢？”戈培尔是莱茵兰人，无法理解希特勒对这座巴伐利亚城市的热情，但希特勒似乎还在考虑把首都迁至比柏林更小、更纯净、更远离堕落中心的慕尼黑，在他看来，慕尼黑有可能成为类似美国首都华盛顿、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或腓特烈大帝的住所波茨坦那样的首都。

因此，纳粹党总部仍然保留在慕尼黑的“褐宫”（Brown House），希特勒在那里有一套公寓。德国的其他政党在柏林都有自己的场所，但希特勒在柏林时都是住在酒店里，而且对那里的条件很不满意。1931年他曾对一名意大利外交官说，柏林是一座没有传统的城市，一半美国化，一半缺乏文化，无法给他提供工作时所需要的平和与宁静。在《我的奋斗》和希特勒的一些早期演讲中，他痛斥过柏林“野兽般残忍的”运作方式和它的商业化，总之，就是他所看到的犹太人的特点。1931年9月12日，这种敌意以十分野蛮的方式表达出来，大约1000名冲锋队员集结在柏林西部主干道之一选帝侯大街，对从犹太会堂做完礼拜出来的人们发起了一系列有计划的攻击。此事惹出一些官司，但保守派大法官对肇事者判处了最宽松的刑期。

与此同时，纳粹冲锋队运动的力量迅速壮大，在1931年末的几个月里，其人数增加了两倍。街道上和政治集会中的暴力行为愈演愈烈，保守派的经济专家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的政府于1932年4月13日取缔了冲锋队，派人袭击他们的房舍并没收其装备。然而，希特勒已经预先得到警告，于是冲锋队伪装成体育俱乐部继续活动。警察队伍中的同情纳粹者也在努力使禁令无法严格执行。同时，布吕宁被另一个更激进的保守派人士弗朗茨·冯·帕彭（Franz von Papen）排挤到一边，帕彭成为政府首脑，而总统兴登堡委派给政府的任务，就是要争取纳粹党为他的反动计划提供广泛的支持。他们的计划是修订魏玛共和国的宪法，使之向专制政体的方向发展，而且无视《凡尔赛和约》强加给他们的限制，要扩大军队规模。

帕彭解除了对冲锋队的禁令，街头暴力又一次达到白热化状态，1931年至1932年间，有数百人在街头暴力中丧生。纳粹暴力不仅针对共产党人，而且也针对社会民主党人，因为社会民主党从一开始就是魏玛共和国民主制度最坚定的支持者。比如，在1932年6月25日，一帮冲锋队员袭击了社会民主党位于克罗伊茨贝格区（Kreuzberg）的办公室，枪战爆发，造成3人重伤。柏林一家正派的报纸抱怨说，每天“街上都能听到枪声”。形势已经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了。

虽然希特勒在与其他政党打交道时总依靠暴力威胁的手段，但是在1923年啤酒馆暴动失败后，他决定一边使用暴力威胁，一边走选举之路来夺取权力。1932年，希特勒得到了很多机会，开始是一次总统选举，希特勒获得的选票仅次于兴登堡，位列第二。在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攻势中，纳粹党迅速上升至国家的显赫位置。7月，纳粹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国会选举中赢得37.4%的选票，一举成为全国最大的政党。弗里德里希指出，柏林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这种势头，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共产党候选人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获得了23.6%的选票，而希特勒只获得了13.2%的选票；在第二轮选举中，恩斯特·台尔曼获得了20.7%的选票，而希特勒只获得了10.2%的选票。在7月的数次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在柏林获得的选票急剧增加，但也只达到28.7%，而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柏林得到的支持率合在一起，几乎是纳粹党的两倍。因此，柏林凸显了其作为左派大本营的地位。这一回，弗里德里希依然没能提供有关这些选举的社会地理学方面的细节，因此在柏林的选举投票中，哪些力量支持纳粹，哪些力量反对纳粹，仍然不是很清晰。

吸收纳粹党组成新政府的谈判一直拖延着，希特勒坚持要求自己出任政府首脑，谈判因此陷入僵局。而此时，纳粹党的财力和热情已经消耗殆尽了。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纳粹党失去了200万张选票。在柏林，支持纳粹党的选票下降到72.1万张，而支持共产党的选票增加到86.1万张，社会民主党是强大的第三股力量，获得了64.7万张选票。总统周围的人认为这正是纳粹的软肋，于是抓住这个机会，再次和他们展开谈判。狂暴的冲锋队让德国深陷内战的威胁，希特勒在此情况下设法使自己于1933年1月30日被任命为联合政府的首脑，但是包括帕彭在内的保守党占大多数席位，这些人希望能控制住希特勒。

不久之后的2月28日，一个疯狂的荷兰无政府主义者放火烧毁了国会大厦，政府便以此为借口指责共产党剥夺公民自由，开始大规模逮捕政府的反对者。在1933年3月举行的选举中，纳粹党仍未获得全面的多数选票，他们需要其保守党合作伙伴的选票，才能超过50%。在柏林，在纳粹发动的大规模恐怖行动面前，共产党仍然设法争取到了1/4的选票。但此时，纳粹对柏林展开了真正的进攻。不久，他们就在柏林搭建了大约200个“临时集中营”，其中有很多只不过就是地窖或仓库而已。在“临时集中营”里，数百名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遭到折磨和杀害。大规模暴力巩固了纳粹党夺取的各级政府的权力，到1933年夏天，其他政党均已遭到解散，保守党也被排挤到一边，所有主要机构都处在纳粹的控制之下了。

希特勒现在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柏林了，他要让柏林呈现出他心目中伟大世界首都应有的模样。希特勒对“堕落艺术”、讽刺歌舞表演、爵士乐以及20世纪20年代这座城市让他厌恶的一切其他东西发起了攻击。他的秘书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说，不仅如此，他现在还要展开计划，“把柏林变成新德意志帝国的伟大都市”。首先要建设一片宏大的综合体育场馆，为1936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做好准备，然后再规划新的大道，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纵横交错（其中一条街道后来改名为“6月17日大街”，是以1953年的一次骚动命名的，至今仍然存在）。还要建造一座巨大的凯旋门，一座宏伟的大会堂，以及在滕珀尔霍夫（Tempelhof）修建壮观的新机场航站楼。为了给这些项目腾出地方，柏林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拆迁和清除计划，但最后只有很少的项目完工，而大部分完工项目，比如新的帝国总理府大楼，也在“二战”的战火中被毁。

为了将柏林打造为世界的新首都，希特勒为其制订了夸大的方案，因为他原来一直很厌恶柏林，所以方案中对这一情绪也有所表露——改造之后的首都不再称“柏林”，而是被命名为“日耳曼尼亚”（Germania）。希特勒在20世纪20年代所鄙视的一切都将从柏林消失。弗里德里希在书中提到了这些意图，但没有看到它们在希特勒和柏林的关系中的意义。这本书反倒称“希特勒对这座城市十分认同（写在书的前勒口内）”，而所有证据都显示，他只认同他自己想象的这个城市应该成为的样子。

这种缺乏真实历史洞察力的表述在该书其他地方也多次出现，这是该书令人失望的诸多地方之一。它讲述的故事都是大家所熟知的，披露的细节大多缺乏新意，写作也缺乏特色。他本可以通过逸闻趣事和引述来展现这座城市及其居民的特性，但他却一次次地错过这样的机会。该书没有详细介绍柏林的社会、政治和地理环境，对柏林市政府的地理环境更是只字未提。在《希特勒的柏林》这本书中，连一张柏林的地图都没有。这与其说是一本关于希特勒和柏林的书，还不如说是一本概述纳粹主义崛起的书，因为虽然它的故事发生在德国首都，利用的却并非柏林的文献资源，而是众所周知的文件，比如戈培尔的日记和希特勒的讲话。事实上，因为戈培尔是纳粹党在柏林的领导人物，所以在该书中，他比希特勒的地位更突出。

此外，该书在德国出版后还不到5年，有关那一阶段柏林的研究便已经大量出现，所以这本书甚至在被翻译成英语之前就过时了。弗里德里希是柏林一家博物馆的馆长，而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虽然他有效地将众所周知的事实呈现给了更多的读者，但遗憾的是，从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开展原创或具有新意的历史研究。总之，这是一本令人失望的书，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首都的完整故事，以及希特勒与柏林之间的关系，仍然有待进一步讲述。 yoPFHR24lbF0Aaw72S68+ToPAgvyaH21ZbTxjoqgXSxC5NYD8wg5/19lbsYNCa1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