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瓦尔特·拉特瑙

1922年6月24日上午，德国外长瓦尔特·拉特瑙像住在德国首都的时候一样，从他的别墅动身去上班，他的别墅坐落于柏林市郊树木茂密的格鲁内瓦尔德（Grünewald）。当时天气很好，所以他指示司机开黑色敞篷轿车，他独自一人坐在车的后座上。他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范措施，每天都走相同的路线，还解除了早些时候为他提供的警力保护。车子进入主干道之前，在转弯的时候放慢了速度，一辆较大的敞篷旅行车从一条小街驶出，超过了它。两名男子坐在后排，穿着有点怪异的长款皮大衣，戴着皮头盔，只有脸露在外面。

那辆车子放慢速度，开到拉特瑙的轿车旁边，将其逼到马路对面。警觉的拉特瑙抬头一看，发现对方车上的一名男子身体前倾，拿起长管冲锋枪，把枪柄夹在腋下射击。一连串子弹飞速射出。拉特瑙的司机停下车，开始高呼救命。就在同时，另一个身着皮大衣的刺客向拉特瑙轿车的后部投掷了一枚手榴弹，接着是巨大的爆炸声，轿车飞向了空中。一个路过的护士来到现场，把奄奄一息的拉特瑙抱起来，拉特瑙的司机开车带着他们驶向最近的警察局，但是已经无能为力了。

刺客欧文·克恩（Erwin Kern）和赫尔曼·菲舍尔（Hermann Fischer）把车开进一条小巷，脱掉皮衣和皮头盔，扔掉了冲锋枪，就在警车从他们身边飞驰而过、驶向犯罪现场的时候，他们从容地走开了。不久，警方在德国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搜捕行动。全国各地到处张贴着“通缉令”，另外，目击者的描述也分发到各地的警局。这两名刺客逃到了萨克森州（Saxony）的萨莱克城堡（Saaleck Castle），城堡的看守人很同情他们，但警察追踪到此，在枪战中，克恩被打死，菲舍尔自杀。他们两人都只有20多岁。他们的司机恩斯特·泰西奥（Ernst Techow）只有21岁。泰西奥被父母交给了警察，但在法庭上，他声称是在胁迫下才为他们开车的，因而只被判了相对较短的刑期。在此期间，拉特瑙的母亲给泰西奥的母亲写了一封饱含感情的宽恕信，这在泰西奥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内疚之情。泰西奥在1927年被释放后，加入了法国外籍军团，据说在“二战”期间，他搭救了马赛的一些犹太人，使他们不至于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从而为自己赎了罪。

警方的调查很快就证实，这3个年轻人属于一个更大的阴谋团伙，该团伙里还有一些年仅16岁的年轻人，他们都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参与阴谋的人中，包括一位将军的儿子和一名高级警官的儿子，还有一名已故的柏林市政会委员的儿子。他们都属于极右翼民族主义组织，一些人曾在前海军上尉赫尔曼·埃哈特（Hermann Erhardt）领导的由6000人组成的臭名昭著的自由军大队中服役。赫尔曼·埃哈特曾在1919年参与对慕尼黑苏维埃政权的血腥镇压，并于次年参与右翼分子发动的“卡普暴动”。不过，他们占领柏林的时间极为短暂，其推翻共和国的拙劣计划很快就宣告失败了。

这个阴谋团伙被强制解散之后，一些成员转入地下，建立了一个名为“执政官组织”的秘密抵抗小组，进行一系列谋杀活动，《凡尔赛和约》的主要签署人马蒂亚斯·艾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便是他们暗杀的。为暗杀提供后勤支援的银行职员恩斯特·冯·萨罗蒙（Ernst von Salomon）当时年仅19岁，他在1927年出狱后写了一本名为《遭唾弃的人》（ Die Geächteten ）的畅销小说，为自由军和执政官组织辩护，该小说毫无悔意地颂扬暴力与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这些年轻人的灵感就是从这种民族主义思想中获得的。

这次谋杀对羽翼未丰的魏玛共和国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在随后的国会辩论中，魏玛共和国总理维尔特（Wirth）指责右翼报刊煽动谋杀，引起了轩然大波，他还指着民族主义者的议员席宣布：“敌人就在那里，他们在往一个民族的伤口上撒毒药。敌人就在那里，而且毫无疑问，这些敌人就站在右边！”在政府的指示下，官方建筑物上的旗帜一律降半旗，同时，工会举行了大规模的反谋杀示威。魏玛共和国总统艾伯特（Ebert）立即颁布了一条保护共和国的法令，又在7月21日的国会上修改并以法律形式批准了这一法令。这是魏玛共和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该法令终结了一长串类似的暗杀企图。此前，社会民主党人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遭到泼酸袭击（不过酸是稀释过的，而且大部分泼在了他的胡子上），他曾于1918年11月9日在国会大厦阳台上宣布共和国成立。还有人用铁棍袭击善于揭露黑幕的知名记者马克西米利安·哈登（Maximilian Harden），这位拉特瑙的好友在惊险中幸免于难。该法令也终结了短命的执政官组织。

谋杀是共和国动荡历史中的重要插曲。拉特瑙这位外交部部长做了什么，让那些人恨到要杀他？直接原因是他参与谈判并于1922年4月16日签署了《拉帕洛条约》（Treaty of Rapallo）。这个条约使苏俄和魏玛共和国这两个刚成立不久、政局不稳而且受到国际社会排斥的国家团结起来，一致赞成外交关系正常化，放弃领土诉求，展开经济合作。苏俄承诺不要求德国对战争破坏做出金钱上的赔偿，《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被正式废除。在1918年初签订的这份条约中，威廉二世政府强迫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割让了大片领土给德国。

《拉帕洛条约》一直以一种魏玛共和国这个矛盾体所特有的方式受到总理维尔特的支持，主要是因为它承诺将加强苏俄红军和德国国防军之间已有的联系。通过这种联系，德国国防军便可以规避《凡尔赛和约》在武器和装备方面强加给自己的限制。比如，德国可以支持设在苏俄的容克工厂制造战斗机。德苏和解的最终受害者是波兰。“必须消灭波兰，”维尔特曾经私下说，“《拉帕洛条约》应该补充这一条……就像解决军事问题的时候也应特别提及波兰问题一样。”

极右派的执政官组织没有看到条约签署的这一背景，他们只从条约中看到了魏玛共和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妥协行为，看到共和国怯懦地放弃了德国在“一战”中的目标。就在谋杀的前一天，右翼民族主义者卡尔·赫弗里希（Karl Helfferich）在国会大厦激烈地谴责《拉帕洛条约》，将缓和的外交政策归咎于外交部部长本人，并指责他拒绝否认《凡尔赛和约》是缺乏爱国心的表现。事实上，参与阴谋的这些年轻人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有所计划，但右翼报刊和政客们对《拉帕洛条约》的齐声谴责无疑影响了他们的决定，使他们决心将目标对准条约的德方主要签署人。不论是这些年轻人的证词，还是恩斯特·冯·萨罗蒙对这次密谋的描述，都给人留下想法模糊、不成熟、没有条理的印象。按照《遭唾弃的人》中的说法，克恩认为拉特瑙“可能会致力于贯彻那些喧闹的政客所谓的‘履行政策’（《凡尔赛和约》），而我们正在为更高的理想而奋斗……我们不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而奋斗，而是为了迫使人民进入其命运的轨道而奋斗”。

萨罗蒙直到行将就木时还坚称，拉特瑙之所以被杀害，是因为他对苏俄一直奉行谈判的政策，而不是对抗的政策。但在庭审中，被告呼吁通过一场暴力的“内部战争”把犹太人排除在公职之外。像这些年轻人一样的反犹主义者相信，犹太人是德国的叛徒——这也是新生的纳粹党及其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的信条之一。纳粹分子在1921年发起冲锋队运动的时候，就有很多前埃哈特大队的成员参与其中。这些人强烈反对犹太人担任德国外长，并以此作为他们认定拉特瑙背叛国家事业的主要理由。

拉特瑙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感到很自豪，尽管他在较早的时候就正式退出了柏林的犹太宗教公会。他认为，虽然犹太人不应接受误导，为了寻求融入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社会而放弃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但他们还是应该竭尽全力参与德国的文化和制度建设。他想要的不是德国犹太人身份的完全消失，而是犹太人吸收德国文化，以便他们在保持犹太人基本特点的同时，能够与他们的德意志同胞平等相处。然而，这不切实际。反犹思想在德皇时代不但没有消退，反而更加普遍了，其基础也从宗教转向了种族。极端的党派不断涌现，它们要撤销1871年授予犹太人的平等公民权。尽管这些党派只是在政治的边缘，但正如魏玛共和国将证明的那样，它们有潜力走向政治的中心。

拉特瑙认同自己的犹太身份，这是招致反犹分子敌意的诸多原因之一，尽管这让人很费解。这一点就足以将《瓦尔特·拉特瑙：魏玛共和国陨落的政治家》（ Walther Rathenau: Weimar’s Fallen Statesman ）一书列入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犹太人生活系列丛书”里了。此书作者舒拉米特·沃尔科夫（Shulamit Volkov）是研究德国反犹主义的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沃尔科夫很好地利用了拉特瑙私人文件中未发表的信件和著作，这些都是苏联解体之后在莫斯科的克格勃专用档案中发现的，目前这些信件和著作还在编辑和出版过程中。此书是迄今为止最好、最高水准的拉特瑙传记。

当然，在讨论拉特瑙犹太人身份的时候，沃尔科夫过于强调这一时期德国犹太社区的内聚力和孤立状态。实际上，19世纪末时，犹太社区正在逐渐瓦解并融入更大范围的德国文化之中。同化的过程加快了，犹太人嫁娶犹太人的婚姻与犹太人嫁娶基督徒的婚姻，其比例已高达100比35，而19世纪80年代时该比例为100比9；在汉堡，这个比例是100比73。1880年至1920年间，有2万名德籍犹太人接受基督教洗礼。考虑到犹太社区只有50多万人，这些数字是很有意义的。拉特瑙于1897年就犹太人身份问题写下了他的矛盾想法，这样的想法很大程度上是对上述变化的思考，也是对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反犹思想的回应。

拉特瑙对犹太人身份有着复杂的情感，这只是他多面性格的一部分，与他同时代的人对此非常困惑，而且这一直困扰着历史学家。人们用了许多笔墨，试图解释为什么他从未结婚。通过对这个问题敏感而富有洞察力的分析，沃尔科夫得出结论：虽然几乎可以肯定拉特瑙是异性恋者，而且一生中至少爱过3个女人，但他是个情绪压抑、不善交流的人，很难和女人建立亲密关系。此外，他还是一个工作狂，他的成就涉及人类活动的不止一个领域。

拉特瑙最初是作为一名作家崭露头角的。他引起当时知识分子的注意，主要是因为马克西米利安·哈登在其杂志《未来》上发表了他的早期文章，并介绍他进入柏林的知识圈和艺术圈。他经常光顾文学沙龙，结识了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fmansthal）、弗兰克·魏德金（Frank Wedekind）和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等人。拉特瑙出生于1867年，“一战”爆发的时候，他已经是著名作家了，到1908年，他已经出版了两卷文集，话题涉及从经济到道德等方面的内容。在论及现代艺术的文章中，他否定了法国印象派的现代主义，认为那是无法接受的，他主张复兴德国艺术，因为只有德国艺术才能表达德国灵魂的基本特征。这种观点有时是用尼采式的格言表达出来的，在现代读者看来显得很做作，却为他在当时的德国知识分子中赢得了许多读者。不过这也引起了霍夫曼斯塔尔的愤怒。霍夫曼斯塔尔认为这些观点“炫耀、虚夸、势利”，他最受不了的是其中充满了犹太人常常流露出的“迂腐又狡猾的德国派头”。

然而，很多人对拉特瑙着迷，是因为他不仅是一个作家和美学家，而且大部分时候他都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的父亲埃米尔·拉特瑙（Emil Rathenau）是通用电气总公司（General Electricity Company）的创始人，这家公司是德国最大的公司之一，也是德国主要的电力供应商。瓦尔特·拉特瑙也从事了父亲的事业，在技术上开拓创新，很快就上升到通用电气总公司的高层，成为监事会委员，带领公司进行了一系列兼并和收购，并在与胡戈·施廷内斯（Hugo Stinnes）这样的实业家的艰苦竞争中幸存了下来。“一战”爆发前夕，他已经是公司的负责人了。

此时的拉特瑙拥有巨额财富，他在弗莱因威尔德（Freienwalde）买下了一座建于18世纪的普鲁士小王宫，还在柏林按照自己的想法设计建造了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别墅。哈利·凯斯勒伯爵（Count Harry Kessler）与拉特瑙走得比较近，他认为这幢别墅毫无格调，徒有其表，充满了“僵死的教养、小感伤和压抑的情欲”。小说家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对拉特瑙生活环境的描述恰恰相反：“他的住所太奇妙了，他置身于伟大著作和稀世珍品的包围中，四周是美丽的画作与缤纷的色彩。”不过，拉特瑙因为家里节俭的晚宴而声名狼藉，作家弗朗茨·布莱（Franz Blei）抱怨说，晚宴上只有“鱼、羊排和马铃薯丸子……一小杯香槟酒，从来没有仆人来续杯……一壶看不见底的黑咖啡，意欲让客人直到清晨都保持清醒”。而凯斯勒则抱怨拉特瑙“像牧师或拉比那样发表长篇大论，每次都不少于15分钟”，谈话都被他垄断了。人们觉得他华而不实，而且固执己见。批评家们后来嘲笑他是“穿晚礼服的先知”“穿大礼服的耶稣”“咖啡桌旁的耶和华”。他与一个接一个的朋友争吵，跟哈登断交，因为哈登公开谴责威廉二世及其随从，也批评拉特瑙自己与有夫之妇莉莉·多伊奇情缘未了。拉特瑙因其自以为是的长篇大论和社会虚荣心而与凯斯勒疏远了，至少凯斯勒是这样说的。

德国对西南非洲的赫雷罗人实施种族灭绝的丑闻发生之后，犹太银行家、自由党人伯恩哈德·德恩伯格（Bernhard Dernburg）被任命为殖民地大臣，他邀请拉特瑙参加对德国的非洲殖民地的实地考察，把他带入了政界。拉特瑙直言不讳地谴责这场种族灭绝是“德国军事政策所带来的最惨绝人寰的暴行”。拉特瑙因此赢得了帝国总理比洛的尊重，比洛本人也曾严厉批评德国军队在西南非洲的行径。拉特瑙开始在杂文中以温和开明派的态度探讨政治问题，比如普鲁士三级选举制度改革。他抨击有土地的贵族和官僚控制了普鲁士的政治，指责他们把犹太人从军队和国家的精英阶层中排挤了出去。他主张提升工业和金融中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认为他们对犹太人的歧视微不足道。只有到那个时候，德国才能够全面现代化。拉特瑙的这些杂文汇编为《时代的批判》（ Critique of the Times ），于1912年发表，第一年就再版了6次，因此他作为政论家和文学家而名声大噪。

然而，他并没有决定真正投身政治，他宁愿继续做生意和写作，其作品包括一篇没有多少人阅读的夸夸其谈的哲学论文《论精神的机制》（ On the Mechanism of the Spirit ），一组爱国诗作，还有进一步攻击普鲁士政府的落后和呼吁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文章。1914年，“一战”爆发，拉特瑙才真正开始参与政治。德国被协约国封锁以后，无法再从国外获得供给，于是他被委派去负责原材料的采购。拉特瑙对这项工作十分尽心，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私下里他仍然对（由“冒险家、傻瓜和学究”管理的）普鲁士政府持批评态度，并怀疑这场战争可能给德国带来的利益。“威廉二世和他的骑士们骑着白色战马，胜利跨过勃兰登堡门的那一天，历史将失去所有的意义。”他这样写道。这条发表于1919年的格言成为他的敌人攻击他持有失败主义思想的有力证据。与此同时，在他父亲于1915年去世之后，他在通用电气总公司内的影响力不断增大，他推动了飞机和弹药的生产，最终军工产业占了公司总营业额的45%。

到这个时候，拉特瑙已经从原材料办公室辞职，他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更高的政治职位。但是，他的愿望没有实现，至少没有立即实现。他在战争采购部门的经历使他相信，经济必须集中管理，他支持兴登堡方案，因为该方案试图达到这个目的，尽管没有成功。拉特瑙认为德国的当务之急是战胜英国，他支持把比利时工人强制运送到德国，援助其战时生产，这种行为是完全违反国际法的。然而，他反对实施无限制潜艇战，想要没有吞并的和平。因此，随着德国政治局势不断出现两极分化，他发现自己逐渐被边缘化了。

反犹主义气氛在德国保守派中间日益浓厚，拉特瑙因此比以往更加认同德国犹太主流群体，并谴责反犹的基督徒缺乏真正的基督教精神。他曾在1917年极具预见性地写道：“我认为，外部冲突结束之时，就是可怕的内部纷争开始的时候。”失去了政治职务的他于是又转向写作，在他的畅销书《即将到来的日子》（ In Days to Come ）中，他描绘了一个即将到来的战后现代国家，尽管它在经济上实行集中管理，却是建立在精神价值之上的。

他本人拥有巨额财富，同时又谴责物质主义，两者之间的反差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他在另一本畅销书《新经济》（ The New Economy ）中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国家必须对工业进行严格控制，这使得他遭到同行商人的疏远，比如很有影响力的施廷内斯。由于德国战败，皇帝被迫退位，社会主义者开始掌权，他倡导的有限、谨慎的议会改革也因为各种事件而搁浅。

拉特瑙和许多德国人一样，对1918年的停战条款和《凡尔赛和约》愤懑不已。事实上，当德国军事头目埃里希·鲁登道夫呼吁停火时，拉特瑙却鼓励人民起来继续战斗，直到获得更有利的和平条款为止。至此，他已四面树敌：左派、右派、商人、工人阶级、犹太人、反犹分子。1919年，他在《德国皇帝》（ The Kaiser ）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不仅疏远了退位君主的支持者，也开罪了贵族和中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因为他把皇帝统治时期的灾难都归罪于这两种人。一段时间过后，他才改变观点，赞同哈登的看法，即德国必须首先履行和平条款，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这样各国才会同意修改和平条款。

拉特瑙在战后通货膨胀的经济环境中苦心经营着通用电气总公司。同时，他还继续写出一系列政论文章，呼吁用一种更负责任的全新政治文化来取代左翼和右翼两极分化的极端主义政治，而这种政治正是魏玛共和国开国时期的特点。这使他与民主党的温和自由派关系更加密切，于是，正如沃尔科夫所言，他作为“有激情甚至有魅力的”政治演说家，为自己找到了施展才华的新出路。因此，“卡普暴动”（沃尔科夫将日期错写成了1919年3月，实际上是1920年3月）失败后，拉特瑙被聘为社会化问题的政府顾问，后来又成为与协约国协商赔偿问题的政府顾问。此时，他再次与施廷内斯发生冲突，因为施廷内斯决心回避国家对工业实施控制的要求，并将运往法国的煤炭减少到最低限度。

拉特瑙意识到赢得法国人的信任是非常必要的，因此他与当时的财政部部长约瑟夫·维尔特走得很近，维尔特很快就在他的帮助下，带领德国走过了赔偿谈判的经济雷区。维尔特成为总理之后，立即任命拉特瑙为复兴部部长。1921年6月2日，拉特瑙在国会讲话时正式宣布，政府承诺实施“履行”《凡尔赛和约》条款的政策，包括以金钱和实物来支付战争赔款。他与英国、法国谈判之后，各方都做出了一系列明智的妥协，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显著改善。拉特瑙信心满满，准备充分，老成持重，口才极佳，在政治和外交领域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如沃尔科夫所言，他“终于获得了应有的名誉”。

1922年1月21日，一直兼任外交部部长的维尔特任命拉特瑙就任该职位。然而此时，拉特瑙已经对“履行”条款的政策不抱幻想，开始另找出路了。《拉帕洛条约》就是他找到的出路。在条约谈判过程中，他的目标实际上是非常受限的。协约国与苏俄之间的和解迹象使他感到忧虑，于是他努力争取与莫斯科达成协议，主要是为了杜绝苏俄政府在英法要求赔偿的时候也来趁火打劫。但是，该条约所引起的轰动使他的敌人更加怨恨他。他受到的攻击越来越尖锐，他也越发感到恐惧，担心自己会遭到暗杀。他说：“如果我的尸体能成为通向与法国相互理解的桥梁上的一块石头，那我就没有白活。”

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拉特瑙的死亡或许让共和国的捍卫者们暂时凝聚在一起，但正如沃尔科夫所言，它并没有迫使敌方在打垮共和国的斗争中采取更温和的手段。事实上，其后果要复杂得多。就在拉特瑙遇刺的第二天，艾伯特公布了保卫共和国的法令，法令中的规定开创了危险的先例，后来纳粹党也采取了这种做法。该法令规定，对任何被判密谋杀害政府成员的人都应处以死刑，还设立了专门的国家法庭来审理此类案件，法院的法官都是些赞同政府立场的人，而且由总统亲自任命。这样的规定将在纳粹时代臭名昭著的人民法庭里继续发挥作用。

在艾伯特去世、保守的兴登堡当选为总统之后，主宰着共和国法律制度的反动的民族主义法官们控制了国家法庭。他们以越来越宽松的态度对待以德国的名义犯下的政治罪行，破坏了共和国在人民心中的合法性。在短时期内，外交部部长遇刺事件导致德国马克被挤兑，加剧了德国的货币贬值，从而引发次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崩溃、法国人对鲁尔区的入侵，以及希特勒在巴伐利亚的未遂政变。政变虽然失败了，但非法的军事暴力并没有消失，而且在几年内便达到了共和国完全无法控制的规模。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继续实施拉特瑙的“履行”政策，而且更加成功，不过没有持续多久。在拉特瑙死后的8年内，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就被专制统治所取代。到1933年，民主政治已经彻底被纳粹的独裁统治所取代。在这样的统治之下，那些曾经支持暗杀拉特瑙的人找到了他们的成就感。 gm8FI/fQ3h3skzAFglGU+PYxaZlI2Dok87dxVb5BsmznEKpODCP+uF+WOgZRcKZ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