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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在战壕里待了4年多的阿道夫·希特勒离开前线住进了医院，他的眼睛因受到毒气的攻击而暂时失明了。他在康复期间听说了德国投降以及德国皇帝退位的消息。“又一次，”他后来写道，“我眼前一黑。”他继续写道：
一切都是徒劳。一切的牺牲和困苦都是徒劳无益的；数月的饥饿和干渴也是徒劳无益，根本没有尽头；当死亡的恐惧袭上心头的时刻，我们仍然恪尽职守，这也是徒劳无益的；200万人的死亡也是徒劳无益的……那些17岁的孩子就为此而将自己埋葬在佛兰德的泥土之下吗？这就是德国的母亲们为祖国所做牺牲的意义吗？她们怀着伤痛的心让心爱的儿子们走向战场，却再也见不到他们回来了。
希特勒也像很多其他德国人一样，为德国的突然崩溃努力寻求解释。怎么可能一切都如此快速地走向失败呢？
这失败来得很让人费解，因为仅仅几个月之前的1918年春天，德国皇帝似乎胜券在握。僵局持续几年之后，战争突然朝着有利于德国的方向发展。1917年初，德国人决定发起无限制潜艇战，也袭击非军用船只。德国潜艇平均每个月击沉向英国运送给养的船只总吨位达50多万吨。结果，美国人也加入了战争，但是他们花了很长时间调动兵力和资源。协约国军队厌倦了战争，法国军队到处都在发生兵变，有4万人参与，这足以说明他们的士气多么低落。1917年10月，由于德军的增援，奥匈帝国的军队在卡波雷托（Caporetto）赢得了一场重大胜利。26.5万名意大利人投降，40万人在混乱中逃跑，奥德联军乘胜追击，仅仅两天就向前推进了80千米。
最重要的是，十月革命和沙皇军队的瓦解使俄国退出了战争。德国得以重新部署大批军队——到1918年4月，德军在西线的兵力从325万增加到了400多万。古板的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将军本来已经退休，但是战争爆发后，他被再次起用，实际上取代了作为德国主战派傀儡的皇帝，并在初期的东线战场上赢得了辉煌的胜利，军需总监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则是这些胜利背后的真正驱动力。他们二人决定利用德国强大的优势，对西线的协约国军队发起势不可当的最后进攻。
在“米迦勒行动”（Operation Michael）中，德国人采用了新型高效的炮兵战术——他们将敌人的火炮阵地和指挥所设为目标，使用“徐进弹幕”掩护步兵前进，迫使防御的敌方士兵趴在掩体里，直到德国人冲到他们面前。德国人以兵力和武器比敌军多一倍的优势，于3月21日发起了进攻，第一天就发射了300多万发子弹和炮弹。协约国设在前线后方约50千米的指挥所与火炮阵地在这场规模最大的炮火轰炸中遭到了重创。德军步兵在浓雾的掩护下发起进攻，涌上了协约国军队的战壕，英法两国军队被迫沿着80千米长的前线往后撤退。双方都经历了这场战争中最惨重的单日损失。4月9日，德国向北再次发起强大的攻势，也同样取得了胜利，接着又向巴黎进攻，整个巴黎都陷入了恐慌。西线长时间的僵局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里被打破了。协约国军事领导层在精神上深受创伤。到6月底，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已经在庆祝一系列惊人的胜利了。然而，3个多月后，德国的领导人却在求和。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呢？
第一个解释与军事情报有关。1914年至1918年期间，交战双方搜集情报的方法都很传统——从战俘与截获的文件和设备那里获取情报，仔细观察敌人前线的动向，派间谍去敌人后方。他们还采用空中侦察和电话拦截技术，并越来越多地拦截无线电信息，如有必要，就对信号进行破解。尽管协约国没有预料到德军的春季攻势，但他们对于德军7月15日发动的最后进攻已经做好了准备。德国人没能在协约国的后方建立起有效的间谍网，根本无法破译协约国军队的信号，很容易受到虚假情报和动向的摆布。
第二，协约国当时即将在空战里获胜。空战的范围远大于前线。1916年，协约国的防空炮火迫使德国人放弃了用齐柏林飞艇（Zeppelin）空袭伦敦的计划，但德国人又研发出了“哥达”（Gothas）重型轰炸机，以及十分引人注目的“巨人”（Giant）轰炸机，它是一个翼展42米的坚固非凡的大怪物，从来没有被击落过。这些飞机在1917年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迫使多达25万名伦敦人每天晚上在地下室暂避。1918年5月，43架德国轰炸机空袭了伦敦，不过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袭击。德国原材料出现了严重短缺，已经无法制造出足够数量的飞机，而且造出来的飞机也是劣质的，常常出故障。到了夏天，协约国制造出了更多的飞机，而德国只造出了18架造价昂贵的“巨人”轰炸机。同时，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对莱茵兰发起空袭，尽管这些空袭的规模极为有限，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尤其是在德国人实施有效的防范措施之后。在战争的最后一年，英国人投下了665吨炸弹，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没有击中目标。空战真正起作用的地方在前线，在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到1918年中期，协约国的空中优势已经使德国侦察机无法发现它们为预防空袭所做的准备工作，而协约国军队却能获得敌人军事部署的准确情报。
在毒气战方面，力量的平衡也发生了改变。戴维·史蒂文森（David Stevenson）所著的《背水一战》（ With Our Backs to the Wall , London, 2011），讲述的就是1918年战争的事情，在书中的统计数字中，最触目惊心的要算毒气方面的数字了。德国人在西线释放了5.2万吨毒气，是法国人所释放毒气的2倍，是英国人的3.5倍，协约国军队伤亡士兵达30万人，而受敌方毒气攻击致死的德国军人只有7万人。1918年，德国人制造了近2000万颗毒气弹，在“米迦勒行动”中使用的炮弹，一半以上都是化学毒气弹。然而到了春末，英国人研制出了一种有效的防毒面罩，还研制出了新型快速的莱文式（Livens）毒气发射炮，那是一种类似迫击炮的武器，可以发射出化学毒气弹。它们在德军中引起了广泛恐惧，因为德军的防毒面具挡不住这种武器的攻击，而且由于橡胶短缺，德国也没有生产出足够的防毒面具。德国人得知协约国正在大规模制造毒气，这是促使他们求和的另一个因素。
1918年夏天，协约国也改变了进攻战术，他们不是用炮火摧毁敌人，而是用炮火压制精确定位的敌人阵地，切断倒刺铁丝网，在敌人战线的后方布下一片火帘，阻止他们的增援部队，协约国还部署了快速反应部队突袭和侧翼包抄敌军阵地。此时，战争中已经开始大量使用坦克，不过坦克的行进速度和步行速度差不多，而且行进25千米后汽油就消耗殆尽。德国在坦克数量方面远远落后于协约国，生产出足够的坦克时，已为时太晚。尽管坦克常常出故障，而且很容易被炮火摧毁，但是它们却在德国军队中引起了恐慌。1919年，鲁登道夫预计德国将面对敌军成千上万辆坦克，于是将此作为寻求停战的主要理由。
在经济上，事实最终证明协约国的生产能力比德国、奥匈帝国及其盟友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加在一起的生产能力还要强大。法国生产了大量武器装备，美国远征军所需的大部分装备都由法国提供，而英国不仅可以使用本土的生产基地，还能动用整个大英帝国的资源。经济能力最强大的是美国，美国供应的食物、钢铁、军火和装备是协约国在最后阶段能够坚持下来的关键所在。
德国人最好的机会，就是趁美国船只运送士兵和补给去欧洲的时候，在大西洋上将其击毁。英国人尝试了很多方法使船只免受德国潜艇的袭击，包括把商船武装起来，给船只涂上几何图形的“伪装漆”。但最有效的方法还是护航系统——船只成群结队地航行，由侦察热气球以及装载了深水炸弹的驱逐舰护航。想要击沉这些船只，德国人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这个时期的德国潜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潜艇，它们没有通气管，能在水下停留的时间非常短，因而比较容易被发现、被击沉，而且德国人根本没有足够的潜艇来赢得决定性的胜利。许多潜艇出了故障或遭到重创，只能艰难缓慢地驶回港口修理。另外，德国也没有足够训练有素的人员来操控潜艇。大规模制造潜艇的计划来得太晚，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德国政府将尽可能多的资源投入武器及相关产业，忽视了农业和粮食供应。协约国的封锁切断了德国赖以生存的农产品进口，1918年时，德国妇女死亡率比战前高了近1/4，她们大多因为营养不良而体质虚弱，被肺炎和肺结核夺去生命。配给的口粮低于生存所需，一个巨大的黑市应运而生。1915至1916年的冬季，德国的主要城市都爆发了因妇女和儿童抗议粮食短缺而引发的骚乱。之后的那个冬季，马铃薯歉收，情况变得更糟了，德国人通常把这个冬天称为“芜菁之冬”（turnip winter）。人们营养不良，战争相关产业的生产力随之下降。据估算，有50多万名德国平民在战争期间死于营养不良及相关疾病。
奥匈帝国的情况更糟。当意大利人于1918年成功发起最后进攻的时候，奥匈帝国的士兵们不但因为饥饿而身体虚弱，而且他们抵达前线时，身上只穿着单衣。他们只能从倒下的士兵尸体上扒下制服，穿在自己身上。保加利亚的情况是最糟糕的，美国在停战后给他们运送了粮食，大量饥民才没有饿死。正是因为意识到粮食供应的重要性，“二战”时希特勒决定以征服欧洲的“粮仓”乌克兰作为战争的中心目标。德国人在“二战”中没有像在“一战”中那样挨饿，因为几百万东欧人替他们挨饿了。
在“一战”的最后阶段，营养不良和疾病严重影响了新兵的质量。希特勒回忆1918年8月和9月的状况时说道：“从国内派来的增援部队的状态越来越糟，他们的到来甚至反而削弱了战斗力。尤其是年轻的援军士兵，大多没有什么用处。简直难以相信，这些士兵和曾经被派往伊普尔（Ypres）参加战斗的士兵来自同一个国家。”德国在春季攻势中损失了太多的士兵，仅在1918年4月，就有5.4万名士兵死亡或失踪，还有44.5万名士兵因受伤或生病而被迫退役。7月时，战场上士兵的数量比3月份减少了88.3万人，而且大多数作战部队都缺编。史蒂文森的记述中有几个主要的遗漏，其中之一就是他未能充分重视医疗服务的作用。战壕热、斑疹伤寒、气性坏疽以及其他许多致命的传染病，会在战争过程中流行开来，必定会进一步挫伤战斗力和士气。如果评估一下在这个问题上哪一方处理得更好，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在战争初期，18至20岁的年轻人占德军死亡人数的10%；到1918年，这个数字几乎达到了25%。春季攻势的失败挫败了这些经验不足、缺乏训练的孩子兵的士气。他们的口粮少得可怜，情况因而变得更加糟糕，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小说《西线无战事》（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对此有生动的描写。从5月起，军队纪律开始涣散；从7月起，大量士兵开始开小差或者投降——共有34万人，几乎和同一时期阵亡或死于疾病的人数相当。尤其让德军士兵的精神饱受摧残的是，协约国军队的热气球和飞机在德军前线投下了数百万张宣传单，承诺为投降的士兵提供可口的食物和舒适的住处。与德军的情况不同，协约国军队越发乐观，因为它们先是成功阻止了德军的进攻，然后又发起了反攻。大批美军在夏天的时候也投入战斗，这进一步提升了他们的信心。11月时，西线的协约国军队人数已远远超过了同盟国的军队人数，几乎是后者的2倍。
鲁登道夫最担心的正是军队人数上不断扩大的差距，而且协约国有可能正在部署一支庞大的坦克部队，于是他决定发动春季攻势。史蒂文森认为，这个决定，连同一年多以前宣布的无限制潜艇战，是此次战争中所犯的主要错误。在“一战”中，进攻并不是最好的防御。德意志帝国如果有更大胆和更老练的领导层，也许有可能阻止美国人参战。但是，德皇威廉二世反复无常，不是精明的领导人。在战争的危急关头，将领们将威廉二世赶下了台，自己掌管权力。史蒂文森推测，即使在美国参战之后，德国仍然可以通过接受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与美国单独讲和，然后调集从东部得胜回来的部队协同坚守西线战场，从而迫使协约国接受和谈。或者，如果他们决心发起进攻，那么集中火力攻击法国西北部的英国补给线，而不是在法国中部展开全面进攻，效果会更好。但即使到了1918年，鲁登道夫仍妄想着追求全面胜利。
史蒂文森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德国让“难对付的技术专家享有过度的影响力，这些专家狂妄自大，不听虽有缺陷但也比他们高明的政客的话，而政客们又没法指望皇帝”。但鲁登道夫不只是一个技术专家，还是一个热心政治的将军。他厌恶民主，认为社会主义分子——德国最大的政治团体，尽管当时已经分裂——是叛徒。总参谋部的一个部门长官、炮兵专家马克斯·鲍尔（Max Bauer）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一本杂乱无章的小册子，主张一夫多妻制，并把战争描绘成阳性冲动的最高表现，而这种阳性冲动就是通过他所称的“解欲”（detumescence）来统治世界。鲁登道夫是现代将军，但又持有一种完全可以被称为原始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观点。
根据协约国军队观察员的说法，1918年8月，当协约国军队在亚眠（Amiens）发起突袭时，德国军队“没有进行任何激烈的战斗，大批士兵就自愿投降了”。正如史蒂文森所记录的那样，鲁登道夫开始担心，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就连让军队去镇压国内暴乱都指望不上了”。他对“扩大政府影响力的计划很感兴趣，把过错和责任转嫁到长期以来激烈反对主战派的人们身上”。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和平协议签署之后，旧政权将重新掌权。10月，一个由自由党人马克斯·冯·巴登（Max von Baden）领导的、得到国会多数政党支持的准民主政府上台执政。鲁登道夫宣称，他热切希望继续打潜艇战，但新政府以解散相威胁，迫使他辞职——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鲁登道夫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曾对以往几届政府使用这个招数。于是，停战谈判如期开始了。
德国求和的消息一传开，军队便开始瓦解，士兵纷纷返乡。在基尔港（Kiel），海军司令部命令舰队出海以挽救舰队的声誉，对英国皇家海军发动最后的攻击。（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德国舰队被迫停在军港里，这严重损害了舰队的名声。）毫不奇怪的是，水手们发起兵变，逮捕了他们的长官，开始组建工人与水兵委员会。德国革命开始了。没过多久，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德国成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在几个月后迎来了民主的魏玛共和国。如鲁登道夫所愿，新政权被迫签署了《凡尔赛和约》，这被德国人普遍视为国耻。紧接着，1920年3月，试图复辟的旧政权带着全副武装的军队以及反动政客和官僚一度控制了柏林，结果却很不光彩地败于一场工人罢工。1923年，鲁登道夫参加了由阿道夫·希特勒及其初创的纳粹党领导下同样失败的啤酒馆暴动。
协约国的人民都在为胜利欢欣鼓舞。人们以为，这场战争将终结所有的战争，但了解内幕的人却不那么肯定。签署停战协定的当天，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的女儿对他说：“爸爸，告诉我你很高兴。”“我不能这样说，”克列孟梭说，“因为我不高兴，这将是一纸空文。”事实也的确如此。
戴维·史蒂文森对这些事件的描述既引人入胜，又颇具权威性。但他这本书不是一本有血有肉的书。书中的引文很少，史蒂文森笔下的人物生平读起来像是从官方讣告中摘录下来的。尽管如此，人们在战争中的经历还是非常重要的。当希特勒躺在医院病床上，努力寻找德国战败的原因时——根据他在《我的奋斗》（ Mein Kampf ）中的描述——他经历了炫目的启示之光的照耀：德国其实根本没有被打败。德国军队实际上取得了胜利，却在国内被犹太革命分子从背后捅了刀子。遭到叛徒煽动的罢工和示威破坏并最终毁掉了主战派的努力。“与犹太人不可能达成和解，只能是你死我活，”他总结道，“至于我本人，我决定从政。”
和《我的奋斗》中的许多其他内容一样，这种说法掩盖了实际上更复杂的形势，此外希特勒又经历了许多的波折，才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以一个极右政客的面目出现。早在希特勒上台执政之前，他就决心让“一战”重新上演，而这次要有一个不同的结局。“1914年精神”，即所有德国人都拥护的神圣德意志民族的祖国，将在第三帝国时期被重新创造出来，而德国的敌人犹太人将遭到毁灭。在下一次大战中，德国将坚持战斗下去，直到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