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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前，搜寻纳粹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深远根源的历史学家们研究了德国历史上的断层和不连贯的地方：1848年的德国革命未能成功；1871年德国统一后，民主政治受到了阻碍；贵族精英阶层长期凌驾于在社会和政治上处于消极状态的中产阶级之上；一贯独裁、好战的普鲁士军事阶层手握权力已成传统。简言之，他们认为，因为“一战”爆发而出现的一切，将德国和其他主要的欧洲大国区别开来，并让德国踏上了一条通往现代化的“特殊道路”：德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为德国带来民主政治体系，整个社会也没有出现工业经济，最终出现的是第三帝国的崛起和胜利。
20世纪90年代，这样的论点受到了质疑。很显然，德意志帝国的中产阶级绝对不是苟安的阶级，他们有积极而投入的政治文化，贵族精英到“一战”爆发之时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权力。事实上，1848年德国革命已经改变了国家的政治文化，旧的政体并没有恢复。通过与其他国家比较，我们发现英国在社会流动性和开放性方面存在同样的缺陷，法国有独裁统治的倾向，奥地利实行的则是军事统治，等等。但是，从德意志国家统一到第三帝国的兴起，如果没有国内的“特殊道路”，历史学家们应该去哪里寻找纳粹主义的根源呢？
在过去的几年里，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们必须拓宽视野，不能仅仅在德国国内的背景之下，甚至仅在欧洲的背景之下去审视德国的历史，而是得在全球背景下，尤其是要在维多利亚时代及之后的全球殖民地发展的背景之下去审视，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答案。只有当我们强烈地意识到全球化是一种现当代的现象之后，我们才有可能以这样的方式看待德国历史。这种历史观已经产生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新解释，启发了越来越多的重要研究，这些研究将19世纪德国和世界的关系与纳粹征服世界的企图联系在了一起。现在，这项研究已经被汇集到2010年出版的《纳粹帝国》（ Nazi Empire ）一书中，该书为谢莉·巴拉诺夫斯基（Shelley Baranowski）所著，是一本很有影响力和说服力的综合性著作。她之前以非常专门性的研究而闻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她曾写过一本很不错的书，讲述的是“从快乐得到力量”这个纳粹的休闲组织。
巴拉诺夫斯基的故事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讲起，当时俾斯麦为了在帝国议会里赢得国家自由党和自由保守党的支持，很不情愿地同意建立殖民性质的保护领地。对于全面殖民化所涉及的在资金和政治上所需承担的义务，俾斯麦十分谨慎，但是，他很快就被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商人和冒险家压下去了。到了1890年俾斯麦被迫下台的时候，德国已经成为一个羽翼丰满的海外殖民帝国。必须承认，这其实也没什么值得兴奋的。大片领地都被英国人和法国人抢占了，“瓜分非洲”运动给德意志帝国留下的只不过是些残汤剩水：纳米比亚、喀麦隆、坦噶尼喀（Tanganyika）、多哥、新几内亚，还有诸如瑙鲁（Nauru）和俾斯麦群岛之类的太平洋岛屿。俾斯麦在新创建的殖民帝国问题上谨小慎微，年轻一代的民族主义者不以为然，他们抱怨说，这个帝国只不过相当于（19世纪末）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的水平，对于一个欧洲大国而言几乎不值一提。
况且，事实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德国所拥有的殖民地都特别难以治理。于是，殖民政权便采取了极其严酷的政策。普鲁士军队的信条是，彻底摧毁敌人的武装力量是战争的首要目的。但是，在殖民地，这一目的与种族主义以及对游击队袭击的恐惧纠缠在一起，便产生了一种种族灭绝的心态，用毁灭一切的政策来应对动乱和起义。他们使用的方法包括毁坏庄稼和村庄，蓄意饿死当地的村民。在马及马及起义期间，德国的殖民地坦噶尼喀有20多万人死亡。更加臭名昭著的是，在纳米比亚，殖民者把赫雷罗人和纳马人赶进沙漠，切断他们的食物供给，在水里下毒，没收其牲畜，导致这些人因疾病和营养不良而死去。德国人在取得胜利之后，建立了种族隔离政权，用法律和规则来禁止种族融合，把非洲人的地位降为廉价劳工。
然而，德国的政策已经开始向抢夺殖民地方向发展了，而新殖民地从何而来呢？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获得主要决策权之后，德国便于1898年开始打造一支庞大的作战舰队。德国海军缔造者、海军上将冯·提尔皮茨（Admiral von Tirpitz）采取了一种高风险战略，致力于建造重型战列舰，而不是轻便、行动快捷的巡洋舰，意欲（至少是威胁着要这样做）在北海与英国人进行一场特拉法尔加（Trafalgar）式的战斗，要打败或者重创英国人，并迫使他们同意德国在海外扩张自己的帝国，因为英国人在海上的霸权被视为德国人赢得帝国荣耀的主要障碍。德国现在采取的是一种侵略性的“世界政策”，旨在提高其帝国的地位，并获得可与其他欧洲列强海外殖民地相媲美的“阳光下的地盘”。很快，不可控制的帝国主义热情便从压力集团的政治活动中爆发出来。
他们的热情不仅倾注在海外，也倾注在欧洲。波兰的一大块领土在18世纪被吞并，归属了德国，于是政府开始鼓励德意志人去那些说波兰语的人所控制的地区定居。但是，尽管在帝国时期有13万人移居到那里，但这还是远远比不上在1886年至1905年间为寻求更好的生活而向西迁徙的94万名德意志人。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对这种状况极为不满，于是开始要求在德国的东方发动一场战争来征服斯拉夫人，把居住在东欧、已经陷入危险的几百万说德语的人从“俄罗斯化”或“马札尔化”中解救出来，把他们纳入一个疆域面积已经得到极大扩展的帝国中来。颇具影响力的泛德意志同盟则更加嚣张，他们敦促政府筹划兼并荷兰、佛兰德、瑞士、卢森堡、罗马尼亚和哈布斯堡帝国（Habsburg Empire），他们把这些国家和地区都看成是“德意志”领土，同时，他们还要剥夺德国国内为数不多的犹太人的公民权。一旦德国控制了欧洲，那么其海外殖民地的扩张便会水到渠成。
在帝国主义热情的影响之下，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政界越来越流行，它将国际关系视为种族间——德意志族、斯拉夫族和拉丁族（说拉丁语的人）——为了生存和最终主宰世界而进行的斗争。一个幅员辽阔的殖民帝国显然是德国应得的。然而，殖民主义思想仍然受到两个最大政党的反对：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以及天主教中央党。它们对1905年至1906年间德国殖民主义分子的暴行进行了强烈谴责。1913年，这些党派和左翼自由主义者一起，以婚姻的神圣性（对于天主教徒）和人权的普遍性（对于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为理由，设法阻止了反对异族通婚措施的实施。即便如此，德国还是通过了《公民法》（Citizenship Law），该法案在欧洲国家是独一无二的，它不是以居住地来定义公民资格，而是以“血缘共同体”来定义。
1914年，当德国面临战争威胁的时候，来自泛德意志同盟的压力（至少）使政府更有理由参战，一些主要领导者又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因此德国不太愿意寻找和平解决危机的办法。战争爆发以后，德国政府便制订了一项旨在抢占大片领土的秘密计划，要在经济和军事上征服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并且夺取法国人和葡萄牙人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殖民地。这些目标已经超出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目标。西面的军事对峙陷入僵局，协约国方面控制了海洋，加之德国国内的食物紧缺日益严重，于是，领导层中的强硬派提出了更多领土兼并的要求。
同时，随着军队对于德国本土控制的加强，德国在其欧洲占领区的统治也变得越来越严酷。1917年，俄国爆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1918年3月，苏俄与德国签署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Treaties Brest-Litovsk，简称《布列斯特和约》），苏俄实际上屈从了德国，把250多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和5000万人民，加上苏俄大部分的煤矿、铁矿、石油储备以及一半的工业，拱手交给了德国及其盟友土耳其。100万人的德国军队在其占领区——从北方的爱沙尼亚（Estonia）延绵至白俄罗斯（Belarus）和乌克兰（Ukraine）的大片区域，再到南方黑海东北部的内陆地区——强制实行了残酷的军事独裁统治。在经济剥削和残酷镇压民族主义运动的同时，德国人还强行实施了一种新的种族制度，明确地将当地的居民视为二等公民，这就是25年后纳粹政权强制政策的前兆。
1918年，德国战败，随后签订的和平协议让德国丧失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还有其欧洲领土的13%（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归还了法国，东部的工业区还给了重新获得独立的国家波兰），以及几乎所有的军事装备。德国的武装部队被限制在10万人以内，政府还不得不同意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为战争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支付巨额的战争赔偿。这些条款引起了公众的质疑和愤怒，毕竟，战争结束的时候，德国军队仍然在外国的国土上，根本不能算是彻底的军事失败。而且还有一个常常被历史学家们忽略的事实：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和法国军队一直占据着莱茵兰（Rhineland），这也在不断地提醒人们，德国被外国列强征服了。1923年，由于德国拖欠了战争赔款，法国便派出一支远征军进入德国的鲁尔（Ruhr）工业区，控制了那里的主要资源，这一举动更是惹怒了德国民众。
巴拉诺夫斯基说这是协约国对德国的“殖民”，真是这样吗？德国抨击法国占领鲁尔区的宣传，主要集中在种族亵渎的问题上，因为法国人使用了来自非洲殖民地的军队。战争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武装力量时常手持机关枪，开着坦克，在德国主要城市的街道上发生激烈冲突。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些冲突也渐渐平息了，经济也逐渐稳定下来。长期担任德国外交部部长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凭借高超的谈判技巧，使德国重新回到国际社会，对战争赔偿问题进行了重新协商，并让占领军撤出了德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德国人中间普遍存在德国被“殖民”的想法。只有极端反犹分子坚信，魏玛共和国被一个国际犹太阴谋集团所控制，但即便是这些人也很少说殖民之类的话。必须记住的是，纳粹党在1928年的大选中表现极差，只赢得了不到3%的选票，因而纳粹党在后来的大选中降低了强烈反犹主义的调子。在战后的几年里，反犹骚乱并不像巴拉诺夫斯基所认为的那样普遍，也并不代表公众的意见。
20世纪30年代初期，大萧条导致银行和公司破产，1/3以上的劳动人口失业，在这个时候，纳粹党才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一直到纳粹党作为保守党精英阶层的联盟伙伴上台执政的时候（精英阶层当时正为实施摧毁魏玛民主政权的计划寻求公众的认可），纳粹党员才又一次展露内心中反犹主义的真面目，他们在一系列的法令法律中贯彻反犹主义思想，还有纳粹冲锋队用暴力对付反对者——尤其是左翼党派——以支持他们的反犹思想。此时，主导德意志帝国构想的已经不再是海外殖民——那只是一小撮无能为力的压力集团在魏玛共和国期间的想法——而是对欧洲帝国的幻想，这一幻想构建在“一战”的经历之上，但又远远超越了过去。
然而，德国海外殖民帝国的记忆还在，纳粹甚至还让它复活了。那么在希特勒的统治之下，殖民经历对灭绝政策有多大的影响呢？巴拉诺夫斯基以一种微妙而平衡的方式处理这个中心问题，不像持极端连续性史观者那么激进，即便如此，她还是保留了这些人的一部分主要观点。在1933年上半年，纳粹建起了成百上千座集中营，把10多万名政敌监禁在里面，强制他们劳动，并以极其残暴的方式对待他们，致使几百人死在里面。但是，这些和在纳米比亚的赫雷罗人被饿死在集中营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而且无论如何，把平民关进集中营的构想绝对不是德国人的独创——它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反美洲原住民的运动。
纳粹的确把他们的集中营看成一种对付叛乱的工具，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对纳粹政权的敌人进行恐吓和“再教育”，这些政敌受到残酷对待，直到他们应允不再进行任何反抗为止。1934年时，集中营里几乎所有的犯人都被释放了，镇压叛乱的任务已经交给了普通警察、法庭和国家监狱系统。如巴拉诺夫斯基所言，即便这种做法参考了殖民地的先例，其性质也已经完全改变了，并且更多的是受到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的欧洲政治两极化的影响。此外，大概在同一时期，一些没有殖民经历的国家里也出现了类似的机构。
不过，其他国家却没有纳粹那样的种族政策。那么纳粹实施“种族卫生”政策，反对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通婚和发生性关系，强迫多达40万名“劣等遗传”的德国人做绝育手术，这一切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德国殖民经历的影响呢？巴拉诺夫斯基的论点很有说服力，她认为1914年之前在纳米比亚通过的反混种生育子女的法律，种族隔离主义分子对殖民地叛乱所做出的反应，1913年关于《公民法》的辩论，以及泛德意志同盟所主张的更加极端的政策，都是十分突出的先例。她说，帝国主义把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和种族融合的两种恐惧症联系在一起，工人则被想象成了“土著”。德国在1919年实施的“去殖民化”做法，消除了之前殖民地法律和国内法律的差别，也加深了人们对“异族”的恐惧，于是，人们害怕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在国内污染德意志民族。观念是相同的，只是做法更加激进了。
在从事医学、人种改良学和种族人类学等领域的一些个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殖民经验延续下来的影响，比如人类学家欧根·菲舍尔在第三帝国期间，利用他“一战”之前在德国的西南非洲殖民地对混血人群所做的研究，为反对种族融合提供了论据。而曾经在他的研究机构中接受培训的医学科学家，比如奥斯威辛集中营（Auschwitz）的医生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也在人种改良政策的实施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些连续性与巴拉诺夫斯基所列举的不连续性相比，就不那么重要了。与最近的历史学观点倾向不同，她始终认为，纳粹的占领与权力运作都是以恐怖和暴力为中心的，这是其与魏玛共和国政府的治安保障之间根本的不同之处。镇压工人运动，抓捕和流放犹太人、开明的公共卫生与福利官员，也许她还会加上摧毁自由出版和新闻媒介，这就消除了国家实施人种改良主义政策道路上的障碍。在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的领导下，极端种族主义的党卫军快速发展，进一步推动了重要政策的实施，比如对于那些据说患有精神疾病和有生理缺陷的人，大批地做绝育手术，其规模之大，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匹敌。这项政策还以种族为理由，把犹太人排斥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之外，为在东部进行帝国主义扩张战争铺平道路，而就在这场战争期间，该政策演变成一场大屠杀运动，20万名患有精神与生理疾病的德国人遭到纳粹医生杀害。
从1939年开始，种族政策和战争的共生关系变得越发清楚。巴拉诺夫斯基以最近的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础，向人们详细地说明了入侵波兰计划如何从一开始就意欲摧毁波兰民族，包括成千上万地杀害波兰人和犹太人，迫使他们离开家园，没收他们的财产，用船将波兰人运到德国强制劳动。德国人几乎无视作战人员和平民的差别，根本不遵守战争相关的法规和公约——而在西部，他们总是遵守这些法规和公约，只有偶尔例外。党卫军和其他军队都把波兰人视为野蛮人，把犹太人视为低等生物。所有这一切在德国1941年入侵苏联之后以更大的规模重演了，这不仅反映了他们对斯拉夫人和“东方犹太人”的偏见（这种偏见在1914年之前甚至普遍存在于工人阶级中间），还反映出了他们的惯常做法（自从16世纪西班牙人入侵美洲以来，这种做法在殖民地的欧洲征服者中间就已经十分常见）。
然而，正如巴拉诺夫斯基所指出的，在19世纪的殖民背景中出现的“大规模驱逐和屠杀，往往是欧洲殖民者与本土居民为了争夺土地和资源而发生的边界冲突引起的”。宗主国的政府往往试图遏制殖民者对土地和劳动力的贪婪，但最终还是容忍并认同了他们的贪婪。在纳米比亚战争中进行种族灭绝这一决定，是一个当地的军事指挥官不顾殖民地总督和柏林上司的异议而做出的，而且殖民地的暴行常常在国内引起强烈的批评。相比之下，纳粹在没有受到任何挑衅，只受到一小部分保守军官质疑的情况下，在东部发起了种族征服和灭绝的战争。而且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对军事行动的协调和指挥都来自权力中心，都是依据希特勒本人的指令行事。这并不是要否认纳粹集团上层内部对实施种族清洗和灭绝政策的争议。但是，政策的基本目标是清晰的，就是在东部实现他们的总体计划，用饥饿和疾病灭绝至少3000万甚至4500万名斯拉夫人，让德国殖民者重新在大部分东欧国家定居。实际上，这里就是巴拉诺夫斯基所说的“纳粹在阳光下的地盘”。
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又一次提起夺回以前殖民地的要求，这时德国对非洲的计划又复苏了，但是计划中并没有种族灭绝这样的政策。而且，这些计划从本质上说与传统欧洲的殖民地发展模式没有什么差别。当然，“土著”是被欧洲的移民社会隔离在外的，但是德国的行政官员们为非洲原住民提供教育和食物，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并且发展殖民地经济，为宗主国输送原材料和粮食。这一方面是因为纳粹并没有把非洲国家看成德国人的主要移居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非洲居民对他们并不构成威胁，他们所想象的威胁来自斯拉夫人和犹太人，特别是犹太人。因此，对斯拉夫人和犹太人的毁灭是与纳粹净化德意志种族的政策联系在一起的，而殖民地的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党卫队甚至在东欧四处游走，寻找“种族上很有价值的”金发碧眼的孩子，他们绑架了成千上万这样的孩子，把他们交给德国的父母收养，并给他们新的身份——在非洲殖民地实施这种政策是不可思议的。最后，纳粹在东欧实施这样的政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德国需要更多的食物供给，因为国内农业是绝对没法养活帝国及其军队的。所以，纳粹把早期帝国主义的惯常做法变得更激进了，或者说是在许多重要的方面背离了惯常做法，而不仅仅是将其延续下去。
怎么可以把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塞进殖民地的范式呢？当然，战前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将反犹思想吸收进了他们的国际关系幻象之中，使之变成为争取生存和种族的最高地位而进行的达尔文主义的斗争。纳粹对德国和欧洲的犹太人实施的隔离、驱逐和财产剥夺等政策在殖民地都是有先例的。但是，搜遍整个欧洲大陆，甚至如讨论实施有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的万湖（Wannsee）会议纪要所暗示的那样，搜遍整个世界，将犹太人投到毒气室或杀人坑的灭绝流水线上，这可是史无前例的。
巴拉诺夫斯基对一些历史学家的论点提出了合理的质疑，这些历史学家认为，1914年之前的德国殖民地行政官员和军队指挥官们所犯下的大规模屠杀罪行，不仅和后来纳粹所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相类似，甚至还造就了种族灭绝的心态，直接导致了“最终解决方案”的出现。正如她所指出的，其他欧洲列强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所有这些，包括德国的政策，最重要的目的都是破坏被征服地区人民的经济独立，把他们变成驯服的劳动力，或者在被认为合适的地区，将他们驱逐出去，为宗主国的移民腾出地方。纳粹在东欧的计划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虽然在实施过程中的有些阶段，纳粹行政官员出于战时经济的考虑，使用过犹太劳工，但是从长远看，用他们的话来说，这只是“通过劳动来毁灭”的一种缓慢形式而已。尽管东欧的总体计划毫无疑问包括了对好几千万斯拉夫人实施种族灭绝的设想，但它背后的意识形态规则和“最终解决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最终解决方案”把犹太人认定为“世界敌人”，野蛮人只是对某个地区形成了障碍，犹太人则是一个“世界性的阴谋”，这个阴谋是由狡诈而又无情的敌人策划的，旨在毁灭整个德意志民族。
这些争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会持续下去。巴拉诺夫斯基本来只打算写一本教科书，结果却写出了更加重要的作品——一部写作技巧娴熟、表达细致入微的综合性著作，概括了近几年有关纳粹起源和纳粹极端主义的讨论中最富有成果的思想。这些思想反映了目前人们的关切点，其重点并不在于纳粹如何或者为什么能够当政，而是他们当政之后，特别是在战争期间，都做了些什么。从这个角度出发，这些思想所涉及的是一系列不同于旧的“特殊道路”论点的问题。巴拉诺夫斯基的著作让这些思想的重要性清晰地凸显了出来，并从正反两面细致而又深刻地展开了讨论。任何对20世纪德国历史所走的灾难性的、最终毁灭的道路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