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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记者，已不可考。但对于第一个殉职的记者，基本有个共识。这个共识，未必建立在详细的时间节点考证上，而是建立在这个记者所做的事，以及留下的影响上。
1903年7月31日这一天，慈禧太后下令杀了一个人。
慈禧一生中，经她手谕被砍下的人头，不计其数。但这一天她下令杀的这个人，让她后来有点后悔。
这个人的名字叫沈荩，他当时的身份是一家报社的记者。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他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殉职的记者”。
沈荩，生于1872年，原名沈克诚，湖南长沙人。
中国甲午一战惨败后，沈荩和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迫切地希望这个国家发生彻底的改变。
身处湖南的沈荩和两个同乡的关系开始密切起来。他的那两个同乡，在中国近代史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谭嗣同和唐才常。
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谭嗣同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血洒菜市口。一时之间，沈荩觉得国家前途又黑暗一片，于是和唐才常一起远走日本留学。1900年，两人从日本返回上海，成立了革命组织“正气会”（后改名“自立会”），正式由改良派转为革命派。
1900年，唐才常谋划的自立军大起义因为走漏了消息，被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前派人绞杀，唐才常被捕后被枭首示众，首级被挂在武昌汉阳门城门上。
唐才常死后，沈荩以“中国国会自立军右军统领”的名义，在1900年8月末单独发动起义，史称“新堤起义”。但因为寡不敌众，起义也很快失败了。
失败后的沈荩，因为身份没有暴露，索性就潜入了北京城。由于沈荩在日本留过学，会日语，所以他找了一家日本人的报社《天津日日新报》，拿到了记者的身份，然后以此为掩护，开始出入北京的社交圈。
当时的北京，正处于八国联军的控制之下。沈荩会外语，又有记者的身份，所以在北京的洋人圈里很快建立了一个小圈子。而清朝的那些贵族，看到沈荩和各路洋大人的关系处理得不错，也开始和他结交。没多久，沈荩成了北京城里的一个社交小达人，得到的各路消息也远比普通人多很多。
沈荩原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社交圈里一直舒服地混下去，但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尤其是有一次他偶然听到一位清朝贵族透露出的一个消息之后，他觉得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消息公布出来：
中国和俄国要签订《中俄密约》。
严格意义上说，《中俄密约》其实在1896年就签订了。
1896年，趁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俄国以“共同防御日本”为借口，诱迫清政府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一般就被称为《中俄密约》。
《中俄密约》虽然以“共同防御”为出发点，但规定只要中日开战，中国所有港口均允许俄国兵船驶入，而且中国的黑龙江、吉林允许俄国建造铁路，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时期，俄国都可以通过该铁路运送军队或军需品。
这个条约，其实就是俄国趁火打劫，谋取中国的东北。
到了1903年，俄国不但拒不履行1902年《交收东三省条约》中分期撤兵的约定，反而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俄国在东三省及内蒙古一带享有路政税权及其他领土主权。这等于是不费一枪一弹，就要掠走中国的东三省和内蒙古。
迫于俄国强大的压力，清政府准备签字。而签字之前，这个消息让沈荩知道了。
沈荩决定用一切代价阻止这件事发生。凭借自己的人脉圈，沈荩最终通过贿赂，从政务处大臣王文韶之子那里搞到了最新的《中俄密约》的草稿原文，然后立刻把草稿寄给了天津英文版的《新闻西报》。收到草稿后，《新闻西报》随即全文刊登。然后，国内的媒体纷纷转载。日本新闻界还专门出了一期“号外”（日本揭露此事的动机自然一想便知）。
全国哗然。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清政府最终拒绝在条约上签字。
《中俄密约》部分内容
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最终成功被阻止了，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1903年7月19日晚，沈荩在北京寓所里被捕。
出卖沈荩的，是一个叫吴士钊的人。
吴士钊举人出身，从翰林院被弹劾下来，当时和沈荩一起寄居在刘鹗府中（就是写《老残游记》的那一位）。沈荩把吴士钊引为知己，把自己做过的事情，包括带领起义的过去，都说给吴士钊听了。但吴士钊并没把沈荩当知己，而是把他当作了自己官复原职的筹码。
被逮捕后，沈荩自知难逃一死，没有任何掩饰，把自己做过的事一一都说了，并留下了四首绝命诗。
慈禧确实是准备杀沈荩的。但沈荩被捕的那一个月，恰逢农历六月。按清代惯例，一般夏月不执行死刑，要放到秋天。另一方面，那个月正好也是光绪皇帝的生日，皇帝生日的“万寿月”也是要停刑的。
但慈禧认为沈荩“罪大恶极”，必须立即正法。那怎么办？索性就“杖毙”。所谓“杖毙”，就是用棍子打死。
沈荩被行刑的那一天，其实是很血腥的：为了讨好慈禧，刑部专门制作了一块大木板用于“杖毙”。但据《大公报》报道，“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骨已如粉”，沈荩一声不吭，却仍没有咽气。
最后，是沈荩自己开了口：“怎么还不打死我？勒死我吧！”
最后，沈荩是被人用绳子勒死的，死时只有31岁。
后来有个叫王照的人，也被关进了监狱，待的就是一年前沈荩待过的牢房。他后来这样回忆：“粉墙有黑紫晕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溅也。”
处死沈荩，慈禧认为只不过是小菜一碟。但出乎她意料的是，一场轩然大波由此而来。
《大公报》先是详细报道了沈荩受苦刑而死的新闻，随后一石激起千层浪。
《字林西报》随后跟进，发表《北京政府之暴行》，批评：“北京政府今出现一残酷不可言之政……其狠心残忍，为历来刑法正义中所稀有。”
《国民日日报》发表《沈荩死刑之暗昧》，哀叹：“生命之至贱者未有如中国人者也。”
《万国公报》则评论：“凡国不自重其国，而虐待本国人民，以快其一朝之意，此乃野蛮种类之所为，文明之国必羞为之伍者。且其人既安心而行之，则已无可劝戒，惟永远不与之平等而已。”
《大公报》随后还报道了外国公使们对此事的看法：“杖毙沈荩一案，驻京西人皆极着意。某国公使近向人云，视中政府近日所为，颇有将兴大狱之景象。又云，中政府既重提旧案，拿办新党，吾西人亦可再将庚子未办之祸首再行严办数名云云。”
《法国新闻报》附和：“沈荩之死，西人闻之皆胆寒。”
香港《中国日报》总结：“沈君之死，鬼神为之号泣，志士为之饮血，各国公使为之震动，中西报纸为之传扬。是君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杀一个小小记者，居然引来“友邦惊诧”，这是慈禧万万没有料到的。所以她后来在接见各国公使夫人的时候，也表示自己挺后悔的，还面谕群臣，要求不能“株连良善，致离人心”。
可惜已经晚了。沈荩被杖毙一案，革命党人在他们自己的媒体上发出了最强烈的怒吼。
章太炎在《浙江潮》上发表诗作《狱中沈禹希见杀》：“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慈禧原本准备“杀鸡儆猴”，却引起了全国人民对统治者的又一波反弹浪潮，这是她始料未及的。
沈荩之死所产生的影响，远不止在国内。一个叫莫理循的英国人，被沈荩之死深深地震动了。莫理循不是一般人，是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的记者。
彼时的《泰晤士报》，在全球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们派驻在一些国家的记者，甚至享有“第二大使”的称号。
莫理循比沈荩大10岁，算是同行。在得知沈荩的死讯后，愤怒异常，称慈禧为“那个凶狠恶毒的老妇人”。他在《泰晤士报》上撰写了大幅的报道，揭露了“一个中国记者之死”，并呼吁英国不能漠视俄国在中国土地上无节制地扩张，而且，他还通过各种办法，鼓动日本和俄国决战。
在其他照片背面
1904年，为了中国东北的权益归属，日俄战争终于爆发。当时有国际舆论把这场战争称为“莫理循的战争”。不过，日俄战争结束后，作为战胜方的日本在中国东北犯下了种种暴行，这又让莫理循非常不满，于是他转而在媒体上抨击日本。
1912年，莫理循被聘为袁世凯政府的“政治顾问”。但相比这个“顾问”头衔，莫理循此前在中国16年的《泰晤士报》记者生涯所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
莫理循在中国期间拍摄的大量照片，后来被整理成《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的大型图册，其中就收录了一张他拍的沈荩的清晰照片，正是这张照片才使现在的我们得以知道沈荩长什么样子。
馒头说
其实关于沈荩是不是“因言获罪”，历来还是有争议的。
种种资料显示，慈禧之所以要对沈荩痛下杀手，还是因为他以前组织革命“谋反”（甚至有说法称他准备找李莲英行刺慈禧）。而且，据说沈荩能顺利公布《中俄密约》“新七条”的内容，有日本人在背后的推动作用（日本当然不希望俄国独享中国东北）。更有一种推测，是清政府也有意让媒体曝光（1901年，正是莫理循从李鸿章处拿到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的情报，公布在《泰晤士报》上引起国际舆论关注，才阻止了俄国的野心）。
不过，沈荩的勇敢和爱国之心，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而且，沈荩之死所彰显出的新闻媒体的力量，也是没有争议的。
我一直觉得，“记者”这个职业，依旧是神圣的。尽管这些年来，这个称号的光环大大减弱（有外部因素，但必须承认，也有部分同行自己糟蹋的原因），但我还是坚信，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有责任感和正义感的记者。
有人说，现在是自媒体时代了。没错，在美食、娱乐、时尚、旅游这些凸显个人品位和观点的领域，在传播渠道垄断被打破的背景下，自媒体确实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涉及社会公共领域和时政的报道以及各种舆论监督，机构媒体的记者还是有不可超越的优势，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种优势和责任，是任何自媒体，乃至机器人写作都取代不了的。而且我也坚信，总有一批记者，会坚守“铁肩担道义”的初心，成为“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忽然想起了2014年的一则新闻。说是江苏省理科状元吴呈杰的最初志愿是报考北京大学新闻系，理想是“成为一名记者”，后来被很多“有良心”的记者劝退了，他最终选择了北京大学金融系。我看了关于他的一些后续报道，他现在应该读大四了，他并没有放弃他的新闻写作梦想，而且成了校媒的主编。
我不知道他毕业后是否还会选择做记者这个行当——读不读新闻系其实和做不做记者没有那么大关系——但我很欣赏他曾在微博上转发过的一段话：“新闻是一条注定要长跑的路，一朝一夕不足以改变这个世界；要相信新闻依然有助于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你会是千万推动者中的一员。”
在中国新闻的历史中，有千千万万名记者奔跑在这条没有终点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