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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晚清史，我们会记住不少大人物的名字：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我们也会记住一些奋战在一线的将官名字：关天培、陈化成、邓世昌、刘步蟾……但有一个人，他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只一闪而过，他是一名提督，但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却足以让我们掩卷长思。
1900年7月9日，凌晨5点；天津，八里台。
5000余名清军士兵的双眼，直直盯着前方。
在黎明前的雾气中，渐渐显露出了敌人的影子——6000多名荷枪实弹的八国联军士兵。
空气死一般沉寂。直到一颗炮弹从八国联军的阵地飞来，在清军的阵地炸响。
一场生死决战，终于拉开帷幕。
清军阵营里，走出一位身穿黄马褂的年长高官。这实在是一幅非常诡异的画面——生死大战，作为本方的最高指挥官，是没必要穿得那么正式且醒目的，即便非要穿得如此，那也没必要亲临第一线。
眼看对方的人数和火力都要超过本方不少，考虑到本方士兵已经多日激战，人困马乏，有部下劝那位黄马褂指挥官请求增援。
但那位指挥官拒绝了：“没有增援！打！”
聂士成
部下低下了头，他们知道：指挥官是不打算活着回去了。
这位指挥官，叫聂士成。他当时的官衔，是直隶提督。
此时此刻，聂士成可能自己也没想到，会被逼到这一步。
聂士成，1836年生于合肥北乡岗集三十铺村。
说他出生于一个武术世家，倒也不虚，只是练武的不是他父亲，而是他母亲——这位在家乡有名的烈性女子，据说70岁的时候仍能和年轻后生们一起举石锁。母亲给聂士成留下了两句家训：第一，聂家人不能手心朝上（指不能乞讨）；第二，聂家人没有孬种。
26岁时，聂士成在母亲的鼓励下从军。在他戎马生涯的前半阶段，算是跟对了两个人。
一个是他在最早投效的庐州军营里跟的团练大臣袁甲三。袁甲三是谁？他是项城袁氏家族中第一个以进士身份入仕的人，也是第一个官居一品的朝廷大员。项城袁氏？和袁世凯有什么关系吗？没错，袁甲三就是袁世凯的叔祖。
刘铭传
当然，以聂士成当时的资历，和袁甲三是攀不上什么交情的，他所能做的，就是靠自己的本事立军功。
聂士成没有赶上打太平天国，但碰上了镇压捻军。他从军的第一年，就升到了“把总”（相当于现在的营长），但封的是五品顶戴（“把总”一般是七品）。
1863年，袁甲三“退休”，聂士成改跟了另一个人，这个人，是在整个晚清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淮军名将：刘铭传。
跟了刘铭传之后，聂士成一路转战南北，主要打捻军。到1868年他32岁的时候，就已经是记名提督了（清朝的“提督”为从一品，从理论上讲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司令。“记名”的意思是你的战功到了，但因为你的年龄、资历不够或暂无位置空缺等原因，先给你个待遇），他立下的战功可见一斑。
一个武将要想不断升迁，靠的只能是立军功。对聂士成来说，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是两场战争。
一场是中法战争。1884年，法国海军在孤拔的率领下进犯台湾，台湾巡抚刘铭传一面死守台湾，一面向清廷求援。在当时很多人都不愿去的情况下，聂士成主动请缨，率800人租用英舰“威斯利”号从台南登陆，在关键时刻增援了刘铭传，决战基隆，将孤拔舰队赶出了台湾本岛。
另一场是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期间，聂士成随叶志超率军支援朝鲜。在朝鲜，聂士成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率军在摩天岭正面阻击日军。他充分利用地形，设疑兵，搞突袭，杀敌无数，取得甲午战争中清军为数不多的几场胜利。直至甲午战争结束，日军依旧无法攻克摩天岭。
这两场战争之后，聂士成已经名列“后淮军三杰”，官授直隶提督。
1899年，受痛于甲午之败，清廷决定建立新式军队，命名为“武卫军”（董福祥统领“武卫后军”，宋庆统领“武卫左军”，袁世凯统领“武卫右军”，荣禄坐镇“武卫中军”）。聂士成统领的是“武卫前军”，基本上全都配备了近代陆军的火器装备，在“武卫军”分支中，其战斗力仅次于袁世凯的“武卫右军”。
那一年，聂士成已经63岁了。
但等待他的，不是功成身退，而是一场痛苦折磨，乃至屈辱。
1899年，就在聂士成执掌“武卫前军”的这一年，一个由底层贫苦人民发起的社团，在山东开始崛起。
这个社团，就是义和团。义和团的成分比较复杂，既有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和运输工人等下层人民，也有部分官兵、富绅甚至王公贵族，后期也混杂了不少流氓无赖。
聂士成是从心底里反对义和团的。在他看来，这伙“拳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仅不会帮助抵抗洋人，还会扰乱国家的根基。
不过，当时除了聂士成态度鲜明外，其他手握重兵的权臣对义和团的态度都很暧昧——因为慈禧的态度一直在变。
最典型的，当属袁世凯。袁世凯是最恨义和团的，但他在主政山东期间，却一直在动用各种手段——他曾假模假样地请来义和团的几个“大师兄”，让他们表演“刀枪不入”神功，然后假装不知情，用洋枪将他们全部击毙。最终，他不剿不抚，而是把山东的义和团成员最终都撺掇去了北京城。
但聂士成不愿意。
1899年4月，义和团破坏了保定铁路，聂士成随后奉命保护铁路，被义和团杀伤数十人。性子火暴的他索性率军攻打义和团，杀了义和团的500人。他也请义和团的“大师兄”来表演“刀枪不入”的神功，但与袁世凯不同的是，他当场拆穿“大师兄”先放弹丸后塞火药的把戏，直接将“大师兄”枭首示众。
一时之间，聂士成的军队专杀义和团，而义和团的拳民也专等聂士成的部队士兵落单而群起围杀，双方水火不容，势不两立。
“武卫军”的总指挥荣禄曾专门把聂士成叫来痛骂了一顿，说他“糊涂”——荣禄的意思是，“你连老佛爷的心意都看不明白？”但聂士成不吃这一套，给荣禄写信：“拳匪害民，必贻祸国家。某为直隶提督，境内有匪，不能剿，如职任何？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辞！”
但是，问题最终还是来了：朝廷最终觉得义和团“民心可用”，而义和团也愿意承诺“扶清灭洋”，但他们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杀掉聂士成。
当时得宠的端郡王载漪不断劝慈禧“顺从民意”以获得义和团的效忠，但慈禧在这件事上却不糊涂，始终不肯答应。
因为慈禧自己心里清楚，真正打起仗来，要靠的还是聂士成和他的“武卫前军”。
所以，慈禧给聂士成摆出的态度是：戴罪立功。
为什么是“戴罪立功”？因为八国联军已经打到了天津城下。
对于慈禧向列强宣战，聂士成其实也是很有意见的。聂士成虽然是武将，但在武将中属于比较心细的。在甲午战争之前，他料到中日很可能有一战，所以花了8个月时间，游历东三省以及与俄国和朝鲜的交界，行程1.15万余公里，写了四卷《东游纪程》（所以甲午战争期间他才对地形那么熟）。他喜欢用客观数据说话，所以也深知诸列强的强大，知道以大清之国力，是万万不能与之同时开战的，否则国家将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但是，聂士成又是一名军人，他必须服从命令。与当时装傻的袁世凯不同，与立刻签订“东南互保”表态“不掺和”的张之洞、刘坤一也不同，战端一开，聂士成肩负直隶提督之职，守护京畿之责，纵有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打。
而且，聂士成手里掌握的“武卫前军”，确实堪称当时京畿地区最强的武装力量了：全军1.3万人，配后装单发和连发毛瑟枪1万支，各类其他长短枪1.2万支。此外还拥有7.9毫米口径马克沁重机枪2挺，各类口径大炮60余门。这样一支军队，若论武器装备水平，确实已经不亚于八国联军了。
6月11日，八国联军先遣队逼近天津西面的廊坊，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与义和团奉命联合阻击。必须承认，义和团的团民勇敢地冲在了最前面，但因遭遇八国联军机枪的扫射，死伤惨重。聂士成的正规军作为督战队，对逃回来的义和团民众进行了机枪扫射，与义和团的仇怨进一步加深。
随后，聂士成的正规军在义和团死伤殆尽的情况下与八国联军交火，火力配备不亚于对方的清军很快就压制住了对方，最终八国联军只能撤退。
虽然名震一时的廊坊大捷多少有被夸大的成分，但确实是聂士成的清军和义和团成功阻击了八国联军。但是，在论功行赏时，当时的直隶总督裕禄知道慈禧的心思，把功劳全都划到了义和团的身上，而聂士成的“武卫前军”没有得到任何封赏。
到了6月下旬，聂士成受命攻打天津租界，强攻近10次，战斗力剽悍。有八国联军的随军记者记载：“自与中国交兵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军。”
但与此同时，一起配合的义和团由于组成成分复杂，还是暴露出了无组织、无纪律的弱点，在打洋人的同时，也趁机四处劫掠。为此，聂士成一边杀洋人，一边镇压义和团，杀了1000多名义和团民众。
所以，在庚子年的天津战场上，出现了一幅奇怪的场景：人数占劣势的八国联军团结一心，拼死要突破防线，去北京保护自己国家的使馆；而人数占优势的清军和义和团却相互倾轧，往往在打洋人之前，自己先要厮杀一番。
很快，清廷发来了电报，称聂士成“旬日以来并无战绩，且闻有该军溃散情形，实属不知振作”。给他的处分是：革职留任。
这应该是当时朝廷上“主战派”载漪操作下的电报。（载漪为何主战，为何支持义和团，可参看“馒头说”《117年前的今天，中国向全世界“宣战”》）
此时在前线厮杀多日的聂士成，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义和团恨他，朝廷怪他，洋人也要杀他。
他到底是在为谁而战？
而更让聂士成倒抽一口冷气的，是战场上的变化：八国联军中的日军从天津南面占领了纪家庄，而英国和俄国的联军冲破了聂士成部队的左翼。作为大清帝国在京畿地区的唯一也是最后一支精华力量，聂士成的部队被压缩进了狭小的八里台地区——他们被包围了。
此时的军机处来了一封上谕，从字面上看，并没有考虑到聂士成的处境，而是对他之前的苦战做了一个定论，并下了新的命令：“旬日以来该提督并无战绩……仍著严督所部各营，迅将紫竹林洋人剿办，并速恢复大沽炮台，以赎前愆。如再因循致误戎机，定将该提督按照军法从事，决不宽待。”
接到上谕后的聂士成，反倒平静了下来。
因为他已经做好了自己的打算：“上不谅于朝廷，下见逼于拳匪，非一死无以自明。”
1900年7月9日清晨，聂士成知道，最后的决战时刻来临了。
而他不知道的是，也正是在这一天，慈禧向之前被排斥到广东的76岁的李鸿章发出了一封电报：“火速北上，办理外交事务。”
在这个时候把外交经验丰富的李中堂大人再叫回来，目的再明显不过了：老佛爷头脑发热过了没多久，就准备和列强议和了。
当整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都在寻找台阶下的时候，为她拱卫大门的提督聂士成，却已经没有退路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聂士成还得到了一个糟糕的消息：义和团的一部分拳民跑到聂士成家里，去抓他的母亲、妻子及女儿了。聂士成派兵追赶，而他部下有一个营里的很多士兵和义和团有串通，他们大喊“聂士成要造反”，然后开始袭击聂士成的军队。
而在营帐外，正面的八国联军的炮弹已经打了过来——背面，还有500多名日军包抄了上来。
腹背受敌。聂士成骑上自己最心爱的战马，昂首来到了本方阵地最前线旁的一座小桥上，督战。
子弹横飞，炮弹爆炸，但聂士成在小桥上一动不动。
清军看到本方主帅亲临一线督战，顿时血气上涌，无人后退一步，子弹打完了，就与冲上来的洋人肉搏。
但是，人数处于劣势的聂士成部队越打人越少，弹药也所剩不多。此时，如果有援军的话，八国联军的几轮攻势被压下去，战况可能会有所改观。
但是，本应该最不缺人力的大清帝国，此时此刻却不会有任何一支部队来支援聂士成——大家都揣摩出了老佛爷心思有变，所以都在按兵不动地观望。
聂士成完全可以撤退的，但他一动不动。
一个时辰之后，清军阵地出现了崩溃的迹象。
此时的聂士成，转身进了营帐，不久之后又走了出来，骑上马，再次站上了小桥。
再一次走出来的聂士成，换上了全套崭新的武官服。尤其醒目亮眼的，是他穿在身上的明黄色的崭新黄马褂——那是在1891年平定热河金丹教叛乱后，皇上亲自赏赐他的。
黎明的雾气已经完全散去，八国联军阵地上德军的指挥官库恩，一眼就认出了对面阵地上的聂士成——他曾在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中担任过骑兵教练。
库恩不希望看到聂士成战死，他让一个士兵过去传话，希望他投降。
没有悬念，士兵带回来的，是聂士成断然拒绝的消息。
新一轮的炮击和射击又开始了。聂士成的明黄色黄马褂，毫无疑问成了战场上最显眼的靶子。很快，聂士成的战马就倒下了，他立刻又换上了一匹，再倒，再换，一共换了4匹战马。
等换到第四匹战马的时候，聂士成的双腿已经被打断了，他勉强骑在马上，双腿在空中摇晃。
这时候，聂士成所在的那座小桥也已经失守了，他试图带队收复小桥。一发炮弹炸开的弹片划开了他的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但他依旧骑在马上指挥冲锋，直到中了三颗子弹——
一颗子弹从他嘴里打了进去，从后脑穿了出来；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前胸；还有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太阳穴。
聂士成终于倒了下来。
主帅阵亡，清军全盘崩溃，八里台失守。
故事并没有结束。
德国军队冲上来之后，指挥官库恩第一时间找来了一条红毯子。他用红毯子盖在了聂士成已经惨不忍睹的尸体上，包裹起来，送还给清军。不过，清军在运送聂士成遗体返回的途中，遭遇了义和团的伏击——他们要抢聂士成的尸体，戮尸泄愤。
帮清军赶走义和团的，是洋人的士兵。
直隶总督裕禄上奏朝廷，希望能赐聂士成抚恤，但遭到了载漪等人的强烈反对。
最终，慈禧下的诏书是：“误国丧身，实堪痛恨，姑念前功，准予恤典。”
之后调过去补防的清朝守备将领，再也没有一人愿意像聂士成那样拼命。
1900年7月14日，天津城在八国联军的围攻下终于沦陷，通往北京的门户洞开。此时，离慈禧向列国“宣战”，也就过去了21天。
馒头说
我在各地的读者分享会上，经常会举一个人的例子。那个人叫丁汝昌，北洋水师的提督。
每次我拿他举例，其实也会想到聂士成。两个人都是提督，一个是水师提督，一个是陆军提督。虽然一个在海上，一个在陆地，但归根结底，二人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比如，他们可能都看得清自己的命运，却最终只能眼睁睁地接受。晚清这段历史，我们很多人其实都不愿意去多看，因为太屈辱。而看的时候，又会很生气：当时的这些人，脑子里都是怎么想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穿越回去，处在他们所在的位置，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吗？至少我觉得我不能。
在一百多年前，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国门一开，我们从泱泱大国，忽然就变成了落后的“蛮夷”，这确实是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甚至无法想象的。哪怕是当时最顶尖的政治家和智者们，都难免陷入迷惘。
所以，曾国藩有曾国藩的谋划，林则徐有林则徐的想法，李鸿章有李鸿章的主张，左宗棠有左宗棠的决断。
而再往下一个级别，很多亲临一线的指挥官，他们腾挪的空间小了很多，有时候就两条路：要么贪生怕死，要么以死殉国。
丁汝昌选择了服毒自杀，而聂士成虽然战死沙场，但他的那种方式，其实也是自杀。
有时候，在历史洪流的裹挟之下，一个微小的个体，真的很难改变潮水前进的方向。他所能做的，可能也只是献出自己的生命。
1905年，在当时已当上北洋大臣的袁世凯的力主之下，清廷决定为聂士成“平反”，追赠“太子少保”，赐谥号“忠节”，并为他立了一块碑，两边有对联：勇烈贯长虹，想当年马革裹尸，一片丹心忍作怒涛飞海上；精诚留碧血，看今日虫沙历劫，三军白骨悲歌乐府战城南。
如今的天津，还有一处“聂公桥”，终于算是有了一个交代。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1901》（王树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子孙谨守聂公训，至今无人敢出国》（《新安晚报》，2014年7月24日）
《义和团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