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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老师请学生举出人生中最伤心的一次经历，半天无人应答，后来有个女生站起来轻轻地说，是在读中国近代史的时候。的确，对很多读史的人来说，那是一个颇为糟糕的年代。不过，也正是在那个年代，渐渐出现了现代文明的光亮。有人说，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始。的确，我们现在所能见到和想到的现代文明，大部分都能在那个年代找到源头，虽然在它们起步的时候，有过那么多的血火和屈辱。
1872年12月26日，清廷做了一个决定，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招商银行、招商证券、招商地产、平安保险……这些耳熟能详的企业，有一个共同的母亲——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这家目前经营总部设于香港的央企，前身就是清廷在那一天批准成立的轮船招商局。
迄今已有140多年历史的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近代民族工商企业。洋务派兴办民用企业，比军工企业晚了11年。清政府虽然很穷，却不喜欢铜臭味，怕金钱污染了以德治国的传统。对那些打着“自强”旗号的军工企业，清政府同意得很痛快，可是要拉下面子去办企业“求富”，就得扭捏一番了。
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与长江沿线被迫开放多处通商口岸，外国轮船成群结队地开进中国水域。19世纪五六十年代，外商争相在中国开办航运业务，厚利所在，一时趋之若鹜。1861年3月，美商旗昌洋行经理金能亨筹集4.5万两银子，从旧金山买了一艘456吨的轮船投入长江航运，经过两个往复航次就收回船本。高额利润使得筹资非常快，1862年3月27日，旗昌轮船公司在上海正式成立。这是外商在华设立的第一家专业轮船公司，资本额100万两，其中华商股份约占40%。当时清政府限制民间购买轮船，而挂洋旗又可以少纳税，华商就把钱“诡寄”在外国轮船公司名下。
与中国传统木帆船相比，外国蒸汽轮船速度快，比较不受风力和天气影响，优势显而易见。很快地，中国船业呈现出一片凋残景象，成千上万的帆船闲置在黄浦江上，都快烂掉了。李鸿章痛心地说：“各口通商以来，中国沿江沿海之利，尽为外国商轮侵占。”
中国航运业“利权外溢”的现象，引起一位“海归”的注意。他就是广东人容闳，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1867年，江苏候补同知容闳仿照外国轮船公司的经营办法，草拟出《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建议在上海组建华商轮船公司。这是中国人最早提出的民营轮船公司方案。不过两江总督曾国藩怀疑有洋商暗中参与，对此十分警惕。
当时清政府用一种方头平底的沙船漕运，虽然“沙船自沪达津以月计，轮船自沪达津以日计”，但如果改用轮船来运漕粮，必然会触及沙船主的既得利益。那些沙船主曾给过湘军重大的财政援助，曾国藩一方面念及旧情，另一方面也担心沙船主和船工会失去生计，酿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实，不管清政府要不要开办轮船公司，用帆船货运的黄金时代已成为历史，沙船业在轮船业的冲击下肯定会衰落。换一种思路来看，当新兴的轮船业发展得好，运输的货物多了，码头也就多了，搬运工自然也更多了。旧职业虽然消亡了，新职业却有可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然而，对被内战搞得十分疲弱的清王朝来说，政治的稳定远比发展轮船业重要，容闳的轮船计划被搁浅了。
五年后，一场关于要不要停造轮船的大辩论，最终促成了中国近代民族航运业的变革。1872年1月23日，内阁学士宋晋以“糜费太重”为由，奏请朝廷叫停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事业。两局耗费大、效益低是事实，而且造的又都是兵船，产品不在市场销售，只见支出不见回报，给人感觉就是烧钱的工程。不过，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等洋务派反对半途而废，认为要造更多兵船才能强国。
李鸿章见识更远，说我们办这些事确实需要大量的钱，如果不解决这个经济问题，造船事业将难以为继。可是政府没钱，怎么办呢？现在下马则前功尽弃，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想办法赚钱。生财之道是，办民用企业。首先，两局可以多造一些商船，租给华商去办轮船公司。其次，造船造炮的机器离不开煤和铁，目前主要依赖进口，与其肥水外流，不如自办煤矿和钢铁企业来开源。
事情讨论至此，已经上升了一个层次。洋务运动起初是迫于军事压力，造枪造炮造船以自强，十年后才醒悟光这样还不够，西方列强能横行中国是因为国富民强，所以中国也要求富。洋务派建议多办民用企业，这样不仅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还可以与洋人争利，夺回被洋人侵蚀的利权。
这场关乎洋务运动成败的大辩论，以洋务派大获全胜告终。朝廷不仅同意两局继续制造兵船，还让李鸿章等人妥筹轮船招商一事。此前曾国藩已下令江南制造总局造四五艘商船，也有试采煤窑的意向，不料死神突然降临，担子就落在门生李鸿章的肩上。李鸿章曾经召集在津粤商，看能否在天津设立轮船招商局，但经过调查后认为这些人的财力不够，于是把目光转向沙船世家出身的沪商朱其昂。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李鸿章决定把轮船招商局的总部设在上海，在天津设个分局。
上海是李鸿章的发迹之地，当时已是中国最大的航运中心。1872年8月，总理衙门核准李鸿章提出的轮船招商局筹办计划。开办轮船公司需要巨额资金，李鸿章报请户部从直隶练饷拨借制钱20万串，扣除预交利息后，实借制钱18.8万串，折合白银12.3万两。据说，李鸿章也投资5万两。这年秋天，朱其昂带着启动资金回上海选址设局。年底，订购的轮船陆续抵沪，栈房、码头相继建成，招募的船工水手和外国技师也已到位。
万事俱备，李鸿章十分高兴，于12月23日向朝廷上呈《试办轮船招商局折》，同时向总理衙门函告筹办情况。李鸿章明确了轮船招商局“分运漕粮、兼揽客货”的经营方针，并提出了对日后影响深远的官督商办体制。原先想采用官商合办的方式，后因官局尚未造出可供使用的商船，怕招不来华商入股，所以李鸿章建议改为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李鸿章的意思是，企业经营权由商董掌握，官方主要起监督作用，若遇到洋商挑事阻挠，亦可提供保护伞。
1873年1月17日，轮船招商局正式对外开局营业。招商局刚成立的时候，名字叫轮船招商公局，而不是大家所熟悉的轮船招商总局。既然叫公局，总办朱其昂就向清政府申请官刻的印章，但总理衙门不批，说：招商局虽由政府主持成立，但毕竟是商股商办，印章你们自己刻就好了。清朝正规官员使用的是正方形印章，用朱红印泥，而招商局自制的长方形公章叫关防，用紫红色水。
名不正则言不顺，第二任总办唐廷枢入主招商局后，就把名称改了。他想把招商局办成真正意义上的商股商办，嫌“公”字碍眼，就改成“总”字。今天看来这也许并不重要，但对唐廷枢来说，一字之别，事关重大。不同名字的背后隐藏着招商局体制的不同走向，以及两任总办对“官督商办”的不同理解。
招商局第一任掌门人朱其昂，只干了半年就被踢出局。虽然他曾向李鸿章表示愿以身家作抵，而且确实也尽心尽力，但他在任时名义上招股37万余两，实际到位只有18万余两。招商局又要分运漕粮，又要兼揽客运和货运，显然是在砸沙船业的饭碗。对世业沙船的朱氏家族来说，朱其昂是胳膊肘往外拐。一位叔父说起他就咬牙切齿，骂他不忠不孝，断了祖宗的家业。他登门解释时还想游说叔父入股招商局，没说两句就被赶了出来，永远不许再进叔父的家门。在整个沙船界，朱其昂只招股一万两，而胡雪岩等富商也不看好招商局，不肯出资入股。
不谙轮船经营的朱其昂，对招商局来说确实不是理想的人选。他先后买了4艘轮船，结果都不合用，而且贵得离谱。例如，他通过葡萄牙经纪人购买“伊敦”号轮船，付款5万两后才发现吃了大亏，实际上只值3万两左右。在跟雇请的外籍船长打交道时，他也不太能胜任。此外，受衙门作风影响，招商局滥支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开业不到半年，招商局就亏损4万多两。
作为总设计师和最高领导，李鸿章的压力越来越大，不得不改组招商局。李鸿章意识到中国旧式富商已不能依赖，转而瞄准那些给洋行打理生意的华人买办，他们不仅财力雄厚，而且熟谙新式企业的经营之道。这时候，亲信幕僚盛宣怀向他推荐了一个人——英商怡和洋行总买办唐廷枢。
唐廷枢在华人买办中堪称翘楚，但他也得不到洋人的完全信任。怡和洋行老板曾在信中说：“总的说来，我对唐景星（ 也就是英语很好的那个人 ）并不满意，在逐渐削减他的权力，不过不动声色。”同为精明的生意人，唐廷枢怎么可能没有察觉老板的疑忌呢？
作为中国人，唐廷枢的民族自尊心也会被洋人刺伤。有一次，他从上海坐船去香港，途中避风时，船主只给每位乘客约一磅水，而船上百余头羊，则满桶水任其欢饮。洋人待人不如羊，唐廷枢感到很可恨，开始筹资租船自办航运。在“渐收利权”这一大局上，他跟李鸿章不谋而合。面对招商局抛来的绣球，他几乎毫不犹豫就接了。
1873年6月4日，李鸿章委任唐廷枢为招商局总办。对于此次中枢换人，各界人士表示看好。《申报》评论说，这真可谓知人善任，招商局从此将日见起色。美国传教士主办的《教会新报》也乐观地估计，自此以后，招商局必多获利。天津英国领事在商务报告中指出，招商局将是英美航运公司的强大竞争对手。19世纪70年代，有位曾随军舰来华的英国军官酸溜溜地说：“当唐氏在东方一家第一流的外国公司任职时，获得了丰富而广阔的经验，他正在运用这个经验去损伤这些外国公司。”
唐廷枢入主招商局，引来一次人事大变动。朱其昂改任会办，专门负责擅长的漕运，后又请弟弟朱其诏来帮忙。唐廷枢接任一个多月后，禀请李鸿章任命英商宝顺洋行买办徐润为会办，协助管理局务，兼任上海分局商董。不久，李鸿章加派盛宣怀为会办，代表他来视察局务，但不在招商局办公，不从局里领薪水，也不经手财务。李鸿章评价说：“在事五人，本极一时之选，各有短长。”
这套人马确实不负众望，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收购旗昌轮船公司。招商局纯粹靠民族资本在运作，再缺钱也不让洋人入股。这家意在从洋商嘴里抢回肥肉的民族企业，从创办伊始就被外国轮船公司视为眼中钉，很快就遭遇价格围剿。主持局务的唐廷枢和徐润，都是从一流洋行跳槽过来的，可谓知己知彼。背靠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招商局的行家里手从容应对，不仅没有被挤垮，实力反而有所增强，达到了“分洋商之利”的目的。据太常寺卿陈兰彬统计，招商局开办三年以来，使洋商少赚1300余万两。多年以后，李鸿章不无得意地说：“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
在持续三年的价格战中，旗昌轮船公司第一个受不了，利润一路下滑，股东愁容满面。公司股票面值100两，1871年冬股价一度涨到188两，后来一路下跌，到1876年冬仅为57两。1873年以前，股东每年稳获12%以上的红利，自1874年以后，红利仅为7%。旗昌股东心灰意冷，适逢美国南北战争后国内经济繁荣，就考虑将资金撤回本国投资，无心在远东恋战。
1876年冬有消息传出，旗昌轮船公司有意全盘出售。旗昌从一开始就想盘给招商局，而招商局合计一下也想接盘，这样不仅自身实力大为扩充，而且少了一个劲敌。旗昌一出价就是256万两，招商局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呀？招商局先去找头头李鸿章，李鸿章觉得很难办，踌躇不决。李鸿章很滑头，说：钞票问题嘛，你们去找沈葆桢。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也热衷于洋务事业。盛宣怀出身李鸿章幕府，在官场人脉极广，是游说沈葆桢的极佳人选。他一张口就要100万两，沈葆桢说：先给你一半吧。一下能要来50万两已经很了不起，可是盛宣怀盘算来盘算去，不行，资金缺口太大，还得让他再吐更多钱。沈葆桢说没钱，盛宣怀到处有眼线，就当面戳穿他，说：你有20万两还没到要用的时候，你就先借给我用嘛。沈葆桢大吃一惊，说：你怎么知道？
盛宣怀旗开得胜，手里有了100万两银子的筹码，再去跟旗昌谈判就有了底气，事情就好办多了。很快，双方以222万两成交，准予分期付款。1877年3月1日，旗昌轮船公司全部财产换旗过户，招商局一夜之间成了中国航运界老大。《申报》次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从此国家涉江浮海之火船，半皆招商局旗帜”。沈葆桢早就预期此乃招商局“转弱为强之始”，而李鸿章后来说长江生意华商已占六成，“固非归并旗昌不能及此”。
这是中国民族工商企业第一次收购外商资产，在当时引起不小震动。《北华捷报》惊呼，“李鸿章和他的同僚急于想把外国人赶出中国”。不过，历史偶尔也会开一些玩笑。
六年后中法战争爆发，招商局为了免遭法国军舰的攻击，于1884年7月将旗下轮船明售暗托给美商旗昌洋行，与之达成售产换旗行驶的协定。事实上，这是一种战时习惯做法，招商局是真借旗假售船，次年战争一结束就收回轮船。但当时朝野震惊，策划并经手此事的招商局会办马建忠被骂作“小汉奸”，而“大汉奸”自然就是李鸿章。为了避免走漏风声，李鸿章只好一面声称要严加查办，一面授意马建忠东躲西藏隐居不出。
盛宣怀
在唐廷枢的主持下，招商局仿照洋行的模式经营企业，很快就有了起色。据1875年9月2日《申报》报道，前一日招商局股东在账房聚会，听完财务报告后，“共有欣喜之色，故请不必朗诵，便向总办道谢而散”。股东的权益得到保障，投资又见到回报，招商局的管理层获得信任，招股工作自然顺利。1881年，招商局招足股本100万两，两年后又成功招股100万两。
尽管招商局蒸蒸日上，官方的不满却与日俱增。唐廷枢以商为主，尽量减少官府的干涉，当然惹恼了官方。官督商办体制有一个缺陷，就是产权不明。在产权模糊的状态下，官方认为招商局是政府批准成立的，又享受着政府提供的创业资金、低息贷款和优惠政策，理所当然属于国有企业；招商局的股东则认为，我们的资本占大头，企业又由我们经营，自然属于私有企业。企业姓“公”还是姓“私”，背后牵扯到利益归属问题，官商之间必有冲突。
1883年上海一场金融风暴，先后吹倒了徐润和唐廷枢，不受官方待见的人终于被挤走了。招商局是中国近代第一家由国人自办的股份制公司，随后发行股票便成为洋务企业募资的重要途径。1882年，上海金融市场空前活跃，股票大涨，引发全民炒股风潮。招商局股票面值100两，一路涨到260两。与此同时，上海的地价也直线飙升。徐润就挪用招商局公款去炒房地产，生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很快，金融泡沫破灭，上海房价和股票大跌。徐润遭受重创，挪用公款一事败露，1884年被革职。次年，李鸿章改组招商局，唐廷枢被迫离职，专门主持招商局投资创办的开平矿务局。
招商局由商人主导的“唐徐时代”结束了，官方势力随着盛宣怀的入主大涨。1885年8月1日，盛宣怀被委任为督办，作为官方代表执掌招商局。此前招商局只有总办没有督办，现在正好相反，不设总办只设督办。也就是说，股东的代表没了，官方的代表实际上成了一把手，招商局从“商事商办”转向“商事官办”。新官上任，盛宣怀抛出《用人章程》和《理财章程》各十条，不由分说地强化了官督权力，股东过问局务的权力事实上被剥夺了。
盛宣怀终于圆了多年的梦，成了招商局的掌门人。官宦世家出身的盛宣怀，1870年凭借父亲的人脉进入李鸿章幕府，因办事得力又文思敏捷，很受李鸿章器重。盛宣怀以前一直想当招商局总办，但他年纪太轻又没有经验，而航运界风云人物唐廷枢一呼百应，他自然只能在人家手下当会办。当时盛宣怀名义上兼管揽载和漕运，但实际上揽载由徐润分管，漕运由朱其昂分管，他两边都插不上手，一度被看成是挂名会办。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抱怨说，自己到处屈居人下，被视为无足轻重之人。
在招商局最初的几年里，盛宣怀只在收购旗昌轮船公司等为数不多的事情上有所表现，没想到日后还被人翻旧账参劾。1880年，李鸿章奏请朝廷将招商局三年应还官款100余万两拨给北洋购买铁甲舰。此举引来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不满，他鼓动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上折谏言整顿招商局。在这场南北洋大臣之争中，盛宣怀被指涉嫌在收购旗昌轮船公司时收受中金。盛宣怀当然大喊冤枉，说圣明之世不应有这样莫须有的奇案，而李鸿章自然也是百般维护。不过，盛宣怀此后被迫离开招商局，不准再干预局务。上海金融风暴给了盛宣怀重返之机，李鸿章派他到局查办和整顿，他趁势清除唐廷枢和徐润的势力，为自己入主招商局铺平道路。
刘坤一
盛宣怀主政初期，招商局的表现似乎只是一家听话的企业，头上的“红帽子”越擦越鲜亮，主业却无太大发展。不过，欲办大事兼做高官的盛宣怀雄心勃勃，入主招商局三个月后就向李鸿章拍胸脯保证说：“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中堂得毋笑我言大而夸乎？”
盛宣怀总结出一条名留史册的秘诀——“做官不如做事多”。背靠洋务巨擘李鸿章这棵大树，盛宣怀大展身手，招商局成了他广兴洋务的经济后盾。招商局此前已涉足煤炭、保险等行业，1885年以后延伸到纺织、金融、铁路、钢铁、教育、慈善等领域，参与投资或创建近代中国的很多“第一”，比如第一家机器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家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厂矿公司……在这些近代企事业起步的地方，几乎都能看到盛宣怀奔波的身影，以至于他后来被誉为“中国商父”。
督办招商局十年后，盛宣怀已牢牢掌控大清的轮船、电报、矿务、纺织四大行业。当然，从向中央打报告到企业的诞生，从谋篇布局到调兵遣将，整个大框架还得仰仗李鸿章出面；至于如何具体落实宏图伟业，主要功劳则要算在盛宣怀头上。19世纪末，伊藤博文访华时曾当着李鸿章的面说，轮船招商局和中国电报总局好比一间破屋子里放着两张好桌子。中国电报总局的创办人和掌门人，也是盛宣怀。
正如李鸿章所期望的那样，招商局成了洋务派的样板企业。1891年，盛宣怀欣喜地向李鸿章报告，招商局所欠官款已全数还清。然而，这正是招商局噩梦的开始。当年，招商局就向政府无偿报效白银10万两。正因为“桌子”好，大家都想来靠一靠，尤其是来自官方的报效、摊派和征用无休无止。例如，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招商局报效5万多两。1899年干脆将报效制度化，招商局每年要拨盈利部分的20%报效官府，后来则不论盈亏都照拨不误。刘坤一比喻说清政府跟招商局之间就像父子关系，父亲给了你那么多权力，首先允许你开办，然后又借钱给你，还准你缓交利息，你现在发展起来了，回报父亲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在这种逻辑下，招商局沦为清政府的提款机，至清朝灭亡共报效135万余两规银。
“红顶商人”盛宣怀一直小心翼翼，在办大事与做高官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所以在官商两界都吃得开。中日甲午战争后，靠山李鸿章因兵败失势，而巨大的战争赔款压力，反而使得控制着诸多洋务企业的盛宣怀成了扶危救难的能臣。1901年，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凄然病逝，临终前给盛宣怀写了一封信，与这位亲信和上海的朋友作别。李鸿章在信中嘱咐道：“愿诸君努力共济时艰，鸿章虽死犹生。”然而，李鸿章的遗愿并没有实现。虽然大清王朝已经风雨飘摇，但它的臣子们依然在争权夺利，而不是携手与共。
1902年，盛宣怀的父亲死了。按规定，盛宣怀应辞去官职回家守制三年，除非朝廷做出夺情留任的决定。招商局向来是王公大臣眼中的一块肥肉，不少人觊觎这个可能空出的肥缺，理由却是让盛宣怀安心尽孝以示朝廷体恤之意。忧心忡忡的盛宣怀想到了袁世凯，决定向这位接任李鸿章遗缺的权臣求助。袁世凯、盛宣怀同出自李鸿章门下，前者承接了李鸿章的政治衣钵，后者承接了李鸿章的洋务事业。几天后，袁世凯专程赶赴上海吊唁，在盛宣怀父亲的灵堂前焚香拜祭。然而，盛宣怀却感到了一丝寒意，听得出来袁世凯想接手招商局。
当时招商局已还清所有官款，又走上了商股商办的道路。从上海金融风暴那年起，盛宣怀就以低价大量买进股份，到此时已是招商局最大的股东。时移世易，盛宣怀由官的代表悄然转变为商的代表，因涉及切身利益，自然不愿被踢出局。然而，失去李鸿章庇护的他不是袁世凯的对手，很快袁氏就获得朝廷的支持，由亲信杨士琦出任招商局督办。这表面上是袁世凯与盛宣怀的权力之争，实际上背后是政府与企业的利益争夺。官督商办的企业，始终存在着官权与商利的斗争。
新任督办杨士琦原是李鸿章的幕僚，在李鸿章死后转投袁世凯。一介武夫袁世凯的很多点子都出自杨士琦，著名的八字箴言“运动亲贵，掌握政权”也是杨氏提出来的。杨士琦不仅是袁世凯的首席智囊，一生还善用奇毒，帮袁氏解决了不少麻烦。然而，经营企业却不是杨士琦的长项。杨士琦一走马上任就大力鼓吹“官督”，对正在实行的“商办”主张视而不见，很快就把招商局办成一个官气十足的官局。各部门人浮于事，办公经费越花越多，而招商局产业有减无增。持有超过四分之一股份的盛宣怀，此时却成了一个局外人，只能眼睁睁看着招商局几年时间亏损百万。
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失去靠山的袁世凯次年被罢黜回籍，盛宣怀的机会来了。正在日本治疗哮喘的盛宣怀匆匆回国，打定主意要走商办路线。1909年8月15日，招商局在上海张园举行第一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732人，成立了招商局首届董事会。9月21日，招商局召开第一次董事会，推举盛宣怀为董事会主席。招商局彻底走上了商股商办的轨道，虽然它还得归邮传部管辖。
1911年年初，盛宣怀重新受到清政府重用，就任主管全国交通及邮电的邮传部尚书。几个月后，盛宣怀进入新成立的皇族内阁，摇身变为邮传部大臣，仕途达到顶峰。然而，就任邮传部大臣的第二天，盛宣怀办了一件后悔莫及的大事——推出铁路国有政策，没想到它成了多米诺骨牌，最终导致一个王朝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