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企业，南柯一梦？

1867年3月，一个出身低微的28岁的苏格兰人，在上海给家乡的堂兄弟写信说：“我自认祸福与中国相系，我已学了六年的汉语，也会三种方言，能写文言文，假使我就此抛弃，无疑是浪掷光阴。何况，我在英格兰又能找什么工作呢？又，中国才向欧洲文明开放，每年都有长足进步。一两年之后，我对中国的了解就很值钱了，我的身价贵重。这不是很令人陶醉吗？”

这个英国人叫傅兰雅，时任英华书馆校长兼《上海新报》主笔。穷牧师家庭出身的他，自幼受父亲影响，迷上了中国。当童工帮人擦鞋等不体面的经历，深深刺伤了他的自尊心，出人头地的愿望从此在心里扎了根。1861年，师范学院毕业的他受英国圣公会派遣，赴香港任圣保罗书院校长。两年后，他接受了京师同文馆英语教习的职位。后来他发现上海更有吸引力，又跑去这座野心家冒险的天堂。在上海，傅兰雅说，有谁会关心、窥探你的出身背景？

然而，傅兰雅的“中国梦”在现实面前，已经不再光鲜亮丽，而是被磨得黯淡无光。他抱怨说在这个野蛮的国度，他养成了一大堆可笑的习惯，在动荡时代过着悲惨的生活。他甚至憧憬回老家定居的那份悠然自得，但他预感到咬紧牙关在中国待下去，机遇的气球可能很快就要飘过来了。这个古老帝国正在进行一场向西方学习的改革，他在等待一个名利双收的机会。

当时渴望在中国施展拳脚的洋人，不止傅兰雅一个。有一个苏格兰人比傅兰雅幸运，他就是马格里。学医出身的马格里原是一名军医，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随英军来华，1862年申请退役后加入“常胜军”，不久改投李鸿章麾下当淮军教官。马格里向新上司卖好的第一件事，就是指出淮军购买外国军火的代价过高，买一颗从英国炮船偷来的12磅普通炮弹要花30两银子，买一万粒最次的铜帽要16两银子，中国应该像欧洲各国那样开办兵工厂。李鸿章的心弦被拨动了，马格里从此扶摇直上。

李鸿章早就对洋枪洋炮醉心不已，认为西方军队无往不胜，全靠这些西洋利器。买枪买炮不过是权宜之计，大清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拱手献给洋人？中国要想转弱为强，设局制造才是根本大计。若中国也能制造利器，那还怕什么太平军，连西洋鬼子都不在话下。问题是，中国在这个领域一片空白，白手起家谈何容易。虽然两年前曾国藩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新式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但它其实更像是一家手工作坊，全靠一帮中国人手工仿制西洋炮弹及轮船，与西方近代军工企业不可同日而语。

李鸿章比老师曾国藩更具国际视野，认为先国际化再本土化，比闭门造车更有成效。从一开始，李鸿章就不排斥洋匠参与中国军工建设，认为这些掌握西洋制器之术的能工巧匠是好帮手。长着满脸络腮胡子的马格里，平时很喜欢摆弄机械，就毛遂自荐试造洋炮。这一试，竟然如蝴蝶效应，产生了三个洋炮局。

马格里并非科班出身，但他太想飞黄腾达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土法上马。他带领工匠用田间黏土自造一个熔化炉，又搞来一台旧车床，造出一发炮弹和少量引信之类的零件。恰逢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来访，李鸿章就拿这些样品请他鉴定。得到士迪佛立的好评后，又经试用证明质量尚可，李鸿章就授权马格里雇用50名工人，在上海松江筹建洋炮局。1863年4月，上海洋炮局初具规模。

李鸿章虽然倚重洋人，但他不忘初心，着眼于培养本土人才。在放手让马格里折腾的同时，他命副将韩殿甲督率中国工匠尽心学习洋人的技艺，还将留心西人“秘巧”的丁日昌从广东奏调过来。洋炮局遂一分为三，马格里、韩殿甲和丁日昌各主持一个，人称“炸弹三局”。

1863年年底，江苏巡抚衙门驻地克复后，李鸿章从上海移驻苏州，洋炮局也随之迁移。洋炮局原本蜗居在上海一个破庙里，如今迁到原太平天国纳王府内，自然气派了不少，名字也改成苏州洋炮局。据说厂址设在这里，包藏着马格里一份私心。有人说马格里是纳王郜永宽的女婿，不过郜永宽死时才24岁，哪有那么大的闺女出嫁？马格里娶的不可能是郜永宽的亲生女儿，顶多是养女或义女，最有可能是侄女或其他亲属。不管马格里到底娶的是何人，这位“中国女婿”带着洋炮局入驻纳王府，心情多少有点复杂。

洋炮局草创之初设备简陋，后来机缘巧合购得一套制造和维修军火的机器，迈上了机械化生产的道路。这套设备有“水上兵工厂”之称，原属于阿思本舰队。这支舰队是清政府斥巨资从英国买来的，不料英国人竟想控制指挥权，清政府痛下决心遣散之。在舰队驶回欧洲变卖之前，马格里说服李鸿章买下“水上兵工厂”。当这套先进设备被打包运到苏州时，李鸿章看到马格里也不会安装这些家伙，就冷冷地说恐怕都是些无用的废物，钱是白白地被骗了。后来，马格里请英国军舰上的炮手和机械工程师帮忙安装。当李鸿章应邀前来主持开工仪式时，只听开机信号一发出，蒸汽机一声惊人大吼，然后在蒸汽动力的牵引下，所有机器跟着一起转动，那个场面太让他震撼了。

1864年春，北京总理衙门收到一封很有分量的信，它出自江苏巡抚李鸿章之手。李鸿章向朝廷中枢建议，中国该进行改革了：“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李鸿章当时料想不到，这封洋洋洒洒3000字的公函，会被史学家评为19世纪中国最大的政治家所作的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李鸿章在地方学造外国利器之举引起中央的兴趣，恭亲王奕䜣特地函询成效如何，这封公函便是李鸿章的工作汇报。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份报告，更是一封变法建议书。

在汇报完苏州洋炮局的成果后，李鸿章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借机向中央献言献策。他此时虽只是一名地方官员，却能从国家大局着眼，呼吁清廷改革科举制度，专设一科录取科技人才。他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乃是因为中国重文轻艺，科技人才在西方可为显官，在中国充其量不过为匠目，无利可图自然就无积极性。既然科举制度扼制了科技人才的脉息，清廷不妨另辟一条金光大道，以功名利禄吸引这种对国家有用之才。

李鸿章的变法步伐是小心翼翼的，他并非彻底否定科举制度，亦未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在当时却已惊世骇俗。总理衙门的头头奕算是位开明人士，上折时却对这个建议只字不提，可见改革的阻力有多大，亦可知李鸿章的见识有多超前。

李鸿章风风火火奏响洋务狂想曲，触动了朝中守旧势力敏感的神经，一时间，“用夷变夏”“舍己从人，变乱成法”等大帽子漫天飞来。在强大的保守势力面前，李鸿章知道光打口水仗只能图一时之快，不如先下手为强，我的地盘我做主。当然，在中国官场混，背后如果没有靠山，肯定站不稳脚跟。李鸿章想在地方搞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如果中央没人为他撑腰，迟早没有好果子吃。当时在朝中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奕䜣，因喜欢洋务被人称为“鬼子六”，李鸿章自然会好好打通这条渠道，为自己的改革扫除障碍并获取资本。

得到中央的肯定和支持后，李鸿章的军火事业越做越大。1865年，曾国藩奉命赴山东剿捻，朝廷命李鸿章暂署两江总督。李鸿章移署南京后，再次将“家当”苏州洋炮局迁去，改组为金陵制造局。与此同时，他又在上海筹建一座大型的兵工厂——江南制造总局。这一次，他不是白手起家，而是明智地走捷径。他以6万两银子买下美商在虹口办的旗记铁厂，将曾国藩之前委派容闳从美国购回的100多台机器安装其间，还将丁日昌、韩殿甲所主持的两个洋炮局并入该局，很快就办起一座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军火工厂。

李鸿章兴办洋务的大手笔，终于给傅兰雅带来了契机。1868年，早已厌倦教书生涯的傅兰雅，被江南制造总局的聘书所吸引。这年6月，江南制造总局设立了翻译馆，傅兰雅的新职业是担任翻译官。他一扫往日的郁闷，在给堂兄弟舒赛的信中高兴地说：“我找到令人满意的归宿。我可以说，接受中国政府延聘担任科学书籍的翻译是我一生最愉快的选择。这是一个备受尊敬、有益且体面的职位，年薪800英镑，凭此收入可保生活优渥。不过这只是我人生另一春的开端。”

踌躇满志的傅兰雅在上海城郊租了一所漂亮的小房子，和妻子安娜定居于此。因虹口厂房年租金高达六七千两，且洋泾浜之繁华易使工匠失志，江南制造总局遂于1867年搬到郊区，在城南高昌庙黄浦江边另辟新址。傅兰雅每天乘坐半小时的轿子，穿越田野去局里上班，傍晚时分循原路回家。傅兰雅的小日子过得很惬意，他买了天文望远镜，晚上用来远眺星斗，当然也会偷窥远方房舍的窗口。有时兴致一来，他还会跑到附近的尼姑庵吹拉弹唱。

不过，这份工作并不像傅兰雅想象的那么轻松。他的上司李鸿章重金聘请洋雇员，是希望他们能给中国引进西方最新的工业成果，可不是让他们拿着高薪混日子。在入职之前，就有官员提议让他来教中国学生蒸汽机原理，对此一窍不通的傅兰雅断然拒绝了。那位官员勃然大怒，因为当时的中国人不能理解，一个西方人怎么可能不懂蒸汽机原理呢？出于工作需要，傅兰雅只好下功夫钻研科学，早上分析炭和煤矿，下午攻克化学，晚上研究声学。

1868年9月15日，江南制造总局自制的中国第一艘机器动力兵轮“恬吉”号出吴淞口试航，轰动上海。自认是“半个中国人”的傅兰雅也很兴奋，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我认识了中国的最高军事官员，他会乐意把我叫到他的左右，与他一起试航。”

9月28日，“恬吉”号驶至南京，两江总督曾国藩亲自登轮检阅，而后向朝廷报喜说“尚属坚致灵便，可以涉历重洋”。然而，不论是曾国藩还是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在试航仪式上都没有想起这位洋雇员。在他们眼里，傅兰雅只是一个外国专家，有问题可以找他解决，仅此而已。

做着迷梦的傅兰雅看不清楚，他的中国上司只是在利用洋人而已，不可能把他们当作真正的朋友。李鸿章虽然整天与洋人笑脸相迎，但他骨子里瞧不起洋人，认为洋人“不远数万里而来，所图者利耳，唯饵以重利，彼方挟所长而乐为我用”。他的用人政策是，“雇用洋人，必须有真实本领，妥立合同，试验有效，权操自我”。

傅兰雅的首次聘期为三年，谁知他一干就是28年，最美好的年华都献给了翻译事业。傅兰雅通过自学掌握了很多科学知识，他和中国同事徐寿父子等合作翻译了大量西方科技著作，内容涉及制造工艺、航海术、地质学、气象学、植物学、解剖学、政治经济学等。这些译作大都采用口译笔述的形式，由傅兰雅通览原著而后口译，再由中国同事润色为精妙的古文。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化学元素名称，比如钾、钠、铅、钙等，就是由傅兰雅等人创造出来的，他们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

傅兰雅意识到中国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在一些开明官员的推动下，每一天都能感受到令人兴奋的变化。为了翻译中国所需的那些包罗万象的科技书籍，傅兰雅不得不拼命工作。1869年夏，他的妻子临盆时感染了严重的伤寒，头生子几天后也夭折了，医生建议她按照英国人的传统，通过海上旅行来疗养身体。傅兰雅虽然悲伤，却也顾虑重重，既放不下手头的工作，又鼓不起勇气向上司请假数周。他知道中国官员对于丧婴之痛早已习以为常，这样的要求可能会让上司认为他是在找借口拖延工作，或者是在发泄不满情绪。

做事勤勉，为人低调，使得傅兰雅的事业稳稳当当。他的同乡马格里虽然发迹比他早，后来却栽了跟头，被李鸿章撵回国。马格里仗着李鸿章的宠信，在金陵机器局里飞扬跋扈，甚至养了一支私人卫队，有时还让卫队鞭打工人。1875年1月5日，该局制造的两门68磅炮在天津大沽口试放时发生爆炸，炸死士兵5人，重伤13人。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十分恼火，召该局督办马格里来查明事故原因。马格里拖了数月才到天津，要求在他的主持下再试放一次，结果炮台依然传来爆炸声，在场人员早有防备才幸免于难。经检查是造炮的原材料质量低劣所致，但马格里拒不承担责任。

祸不单行，同年5月19日，金陵机器局又发生一起重大事故。那天下午，该局工匠正在做工时，因石磨偶与铁器相碰，撞出一星火花，落在火箭之上，顿时箭发，直射火药桶内。但闻霹雳一声，势如山崩地裂，连人带屋冲入云霄。数间房屋被烧毁，三名工匠被炸为飞灰。这一次，李鸿章不得不痛下杀手。马格里被撤职后，李鸿章念及他往日的功劳，把他推荐给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当秘书。1876年，马格里随郭嵩焘到伦敦任职，两年后逝于英国。

马格里灰溜溜地走了，傅兰雅却在中国大显身手。1876年6月，他参与筹建两年之久的格致书院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所专门研习西方近代科学的新式教育机构。他还主编了中国第一份科学期刊——《格致汇编》，刊登不少关于采煤、火车与铁路、造船、炼钢炼铁、纺织机械、电报电话等新科技的译作。杂志还开辟生动活泼的读者来信专栏，其中很多信来自中国通商口岸的商人，他们会询问有关电镀、农机具、潜水器具、养蜂法、照相法、纺织机械、石印术等问题，往往能得到满意的答复。傅兰雅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科技书店——格致书室，以销售中文科技书刊为主，其中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出版的书籍占很大比重。

傅兰雅说自己在华多年，“心所悦者，唯冀中国能广兴格致，至中西一辙尔。故平生专习此业而不他及”。然而，这位以传播西方科技文明为己任的英国人，却被惨淡的现实消磨得心灰意冷。翻译馆虽然译了很多书籍，但很少有人问津，到1879年总共才销售3万多册，销量与中国人口之比有天壤之别。甲午战败证实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傅兰雅认识到中国光靠零星撷取西方科技不可能富强。他以往所做的一切似乎被证明是徒劳无功，而他操劳半辈子换来的三品顶戴也不过是虚衔，他在中国只是做了南柯一梦。

1896年6月，傅兰雅从上海动身回国度假。原定5个月的假期却成了永别，他接受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文学教授的聘书，35年的在华事业就这样画上了句号。当他看透“翻译、编纂科学书籍是洋人所能从事的最枯燥无味、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时，他凄然发现是中国人在利用他，而不是他在利用中国人。

傅兰雅那位“能用洋人而不为洋人所用”的中国上司——李鸿章，向来都不会让洋雇员牵着鼻子走。1867年，清廷为调整南北军火生产失衡的布局，扭转外重内轻的局面，由满族大臣崇厚创建了一家中央直属的兵工厂——军火机器总局（ 后改名为天津机器制造局，简称天津机器局 ）。崇厚对洋总办密妥士言听计从，李鸿章接手后首先就是夺洋人之权，调原江南制造总局总办沈保靖来津主持局务，后又将不肯好好配合的密妥士开除。李鸿章将天津机器局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几经扩建后，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总局，成为中国“洋军火之总汇”。

1880年，天津机器局造出一艘神秘的“水下机船”。据《益闻录》9月27日的报道，这艘船“式如橄榄，入水半浮水面，上有水标及吸气机，可于水底暗送水雷，置于敌船之下。其水标缩入船一尺，船即入水一尺。中秋节下水试行，灵捷异常，颇为合用。因河水不甚深，水标仍浮出水面尺许。若涉大洋，能令水面一无所见，而布置无不如志，洵摧敌之利器也”。咦，这不是潜艇吗？清国军事近代化不到20年，居然也能造出如此尖端的武器？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据说某道员1879年禀请试造“水下机船”，经层层上报后，朝廷批准他在天津机器局试造。这位不知名的道员立下军令状，如果船造出来不适用，愿将所有开销照数赔偿。然后，这位道员雇了十余名工匠，自备薪米油烛等费，在机器局院内围起高墙，禁止外人窥探，用了一个夏天把船造好，中秋节那天在海河下水试航。从《益闻录》的报道来看，中国第一艘潜艇的试造还算成功，可它后来却销声匿迹，没有更多记载，给后人留下不解之谜。这艘能在海底潜行的“摧敌之利器”，后来命运如何呢？至今无人知晓。

即使能制造先进的武器，如果国家领导层的思想观念不行，一切也都无济于事。潜艇在当时绝对属于高精尖武器，天津机器局能自主研制出来，这无疑是中国军事工业的巨大突破。可是，这件发生在天子脚下的大喜事，却没有人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任它昙花一现。没有批量生产，没有投入使用，大概这艘潜艇在满朝文武眼中，只不过是奇技淫巧罢了。

在中国近代早期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的淮系集团控制了三个——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和天津机器局，另一个是左宗棠于1866年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李鸿章后来调任直隶总督，仍遥控着他一手创办的金陵机器局和江南制造总局，这两个局的报销折由他和两江总督会签。然而，尽管掌握着清国军火生产的命脉，李鸿章还是无力挽救这个帝国的颓势，他本人也在国家的衰颓中黯然失色。

中日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那些风光一时的洋务企业，在后人的印象中似乎一夜之间消失了。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它们当中有的至今仍旧存在，只不过被历史大潮冲刷得面目全非，让人难以辨认而已。李鸿章创办的金陵机器局，如今叫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从事航天产品研制生产以及利用军工技术开发民用产品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的面目还比较清晰，今天叫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船舶工业的排头兵；李鸿章接办的天津机器局则很不幸，前后耗资千余万两银子，最终受累于义和团运动，1900年被八国联军破坏殆尽。 i5LkWGVY3jfBtDzWyVwKn/uGAU00++flFkGgdbUC5GwRnqTyKi73IHKcwaonus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