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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李鸿章春风得意之时，一件背信弃义的事让他声名狼藉，甚至差点要了他的命。
淮军在上海站稳脚跟后，很快就主动出击，向江浙一带进发。李鸿章当然不会孤军冒险，经常调遣“常胜军”以为臂助。“常胜军”是一帮亡命之徒，在高薪和重赏下很有战斗力，却不容易管束。创始人华尔统领这支雇佣军时，有心向中国主子卖好，打仗奋勇而又遵调遣，李鸿章用起来颇为顺手。不料，1862年9月21日攻打慈溪时，一颗子弹结束了华尔的冒险人生。
华尔的继任者白齐文，在李鸿章眼中是个阴狠执拗的人，绝非理想的合作伙伴。李鸿章决计甩掉这个桀骜不驯的家伙，让“常胜军”去帮湘军攻打天京。谁知白齐文变卦不去，在向杨坊索要欠饷不成后，竟于1863年1月4日带数十人闯入杨坊处，把杨坊暴打一顿，还抢走饷银4万余元。
李鸿章趁机将白齐文撤职，并以此人已归化中国为由，要按大清律例治罪。白齐文跑去北京找美国公使做靠山，然后回上海谋求复职。李鸿章好不容易才送走瘟神，哪里肯喂他回头草？白齐文怀恨在心，7月初赴苏州投奔太平军，下旬又回上海召集旧部叛逃。李鸿章大为紧张，加强对“常胜军”官兵的控制，并要求美国驻沪领事抓捕白齐文。在李鸿章的严密防备下，白齐文为太平军大批购买军火的几次努力均告失败。
虽然忠王李秀成和慕王谭绍光待白齐文很热情，却不肯答应给他一支大部队，他只能指挥自己带来的一小队人马。3个月后，因部下伤亡惨重，白齐文征得谭绍光同意后予以遣散，自己也脱离太平军回上海治病。美国驻沪领事怕他惹是生非，就送他去日本治病，不许再来中国。1864年春，白齐文从日本潜回中国，又想投奔太平军，不料次年在厦门被捕，后在押往苏州的途中遇大风浪翻船，连他在内溺亡13人。当时外国人普遍认为，白齐文大概是被故意设法溺死的。
李鸿章对待“常胜军”，一向是既拉拢又防闲，毕竟这支军队背后有洋人的势力。“常胜军”居功骄蹇，有尾大不掉之势，让李鸿章很头疼。白齐文劫饷殴官事件发生后，李鸿章赶紧与洋人就“常胜军”问题展开谈判，甚至想遣散“常胜军”一了百了，“省得以后淘气，再弄笑话，即目前多花钱亦值得”。随着淮军翅膀日渐长硬，李鸿章觉得未必要仰仗“常胜军”才能取胜，可是洋人还指望这支军队拱卫上海，他也不敢轻举妄动。1863年1月14日，舌敝唇焦反复磋商的结果是，李鸿章与英国驻华陆军司令订立了《统带常胜军协议》十六款，规定“常胜军”由中、英各派一名官员会同管带，而这支军队及管带均归中国抚台节制。
赶走骄横狂妄的白齐文，李鸿章盼来了一个比较称心的合作伙伴——戈登。与华尔、白齐文等亡命之徒不同，戈登出身于英国皇家炮兵将领之家，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军人，时为英国皇家工兵一名少校军官。戈登为人严谨，军事技术也不错。以前华尔打仗凭直觉和经验，而戈登是靠训练有素，比如会用数学计算大炮的射程和角度。不过，戈登在战场上的做派跟华尔一个路数，也是不拿利器就冲锋陷阵。据说华尔以前手握马鞭上阵，而戈登虽然胸前藏有一把左轮手枪却不用，手里拿的是藤条，属下美其名曰“胜利魔法棒”。
李鸿章起初和戈登相处得不错，称赞戈登较为讲理，应敌亦较奋迅。然而没过多久，两人矛盾又生。李鸿章时常拖欠军饷，想迫使“常胜军”通过劫掠自给自足，谁知戈登跟他的前任不一样，绝不松懈军纪，严禁属下打家劫舍。数次索要军饷未果，戈登火冒三丈，公开指责李鸿章截留军费。年底发生的苏州杀降事件，不啻火上浇油，戈登抓狂得差点跟李鸿章兵戎相见。
1863年11月，淮军在“常胜军”的配合下围攻李秀成的大本营——苏州。苏州是太平天国苏福省省会，李秀成苦心经营三年多，想把它建为第二个天京。如今军心涣散，李秀成拟弃城转移，谭绍光却主张坚守。李秀成把守城重任交给谭绍光后，挥泪匆匆离去。谭绍光忠心耿耿，而纳王郜永宽等八个守将一看战局不利，早已心怀异志。就在谭绍光浴血奋战之时，一场叛变正在悄悄进行。
淮军攻打苏州时，李鸿章采取剿抚并用的策略。苏南太平军将领中有不少安徽人，便于诱降工作，但李鸿章还是小心谨慎。数月前，三弟李鹤章在太仓就遭遇太平军守将蔡元隆诈降，腿上挨了一个枪子，差点被抓去。
戈登通过白齐文以前带过去的洋兵得知，郜永宽等人与谭绍光不和，有投诚之意。戈登主张兵不血刃地夺城，因为这次遇到强敌，“常胜军”伤亡惨重，士气低落。淮军副将郑国魁与郜永宽等人有旧，便从中穿针引线，实施策反之计。11月28日，原太平军降将程学启连同戈登，与郜永宽方面的代表首次面谈。12月2日第三次谈判时，程学启等人在阳澄湖一艘小船上与郜永宽见面，双方折箭为盟，戈登则以他的名义担保。
这场密谋并不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其实守城主将谭绍光已有所察觉，却因城内四分之三守军是郜永宽等人的手下，撕破脸恐激起内乱无法收拾。12月4日中午，谭绍光召集郜永宽等人开会，希望大家能齐心协力灭清妖赶洋鬼。会议期间发生口角，郜永宽等人借机行刺，割下谭绍光的首级。当晚郜永宽禀请淮军调兵入城助剿，谭绍光手下千余人被杀。次日早晨，程学启正式进城受降，继续搜剿谭绍光旧部，并安抚降众。
在打开城门迎淮军的同时，郜永宽等“四王”和“四天将”留了一手。当时据说有10万左右的降众，其中有战斗力者为四五万人，原太平军守军约为两万人。郜永宽等人让出半城给淮军，自己人则占据另一半城池。他们要程学启转告李鸿章，要求将他们的手下整编成20营，成建制地编入淮军。除了兵权，官帽也很重要，他们还要求李鸿章向清廷奏保总兵、副将官职。
当时淮军的主力部队有两万余人，一半进城里，一半在城外。郜永宽等人不解散部队，程学启觉得与降军分城而处，变生肘腋，便赶紧找李鸿章商议。程学启认为这八个降将靠不住，应及早诛灭。李鸿章则犹豫不决，说：杀降不祥，而且风声一出，常州、嘉兴一带的敌军会拼命死守，我们这样做是在树敌呀。程学启争辩说：这些人徒以战败畏死乞降，其心并未顺服，如今敌众我寡，万一哗变，我们的脑袋都得搬家。李鸿章以为然。
当晚，李鸿章便布置城外淮军在苏州城四门外埋伏。次日，李鸿章传令召见郜永宽等人，说要封赏他们为总兵、副将。八降将不知是计，兴高采烈地来军营赴宴。酒宴一开始，有军官送来紧急公文，李鸿章借机离席。在八降将酒酣耳热之际，八个武士走进来，手里各拿一个红顶花翎顶戴，说请大人升冠。八降将得意扬扬地站起来，亲手解开额上黄巾……说时迟那时快，八个武士手起刀落，八颗人头鲜血淋漓。
诛杀八降将后，李鸿章派程学启带兵在苏州城内大开杀戒，剿灭已降的太平军将士。
八降将遇害近18小时后，戈登才从郜永宽的义子口中得知消息，不禁大惊失色。12月5日下午，戈登曾会见八降将，当时他们还表示事事如意，而且看来颇为安全，哪知第二天中午就命丧黄泉。这个极重契约精神的英国皇家陆军军官认为，不杀俘虏是国际惯例，而他又是担保人，李鸿章背信弃义的行为侮辱了他的人格。这件事让他在国际上名誉扫地，他肯定要找李鸿章算账。
当李鸿章的幕僚马格里登门劝解时，一推开房门就看见戈登坐在床边哭泣。戈登马上弯身从床下取出一物，在空中挥舞着，大声叫道：“你瞧见没？你瞧见没？”当时天色微明，屋里光线太暗，马格里没看清楚是什么东西，只听老友戈登又高声吼叫：“这是纳王的人头，这是卑劣的谋杀！”说完，戈登又放声大哭。
戈登像一头发怒的狮子，拎着左轮手枪到处找李鸿章决斗。李鸿章不得已藏到城外一只小汽船上，在那里处理公务。戈登愤然留下一封最后通牒，称李鸿章应即刻辞去江苏巡抚一职，否则他即刻领兵攻打清军，夺回所有被“常胜军”攻占的土地，把它们归还给太平军。戈登在致母亲的信中说：“李鸿章残忍成性，我渴望他受到审判，并处以死刑。”
气急败坏的戈登将“常胜军”调回昆山，并致函英国驻华公使，要求英国政府出面干预，迫使李鸿章下台。戈登甚至威胁说要发动兵变，除非清廷对这种可耻行为给予处分，否则“常胜军”不会再为清廷服务。
一时舆论大哗，李鸿章深陷旋涡难以自拔，有官员奏请清廷予以处罚。当然，李鸿章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大过错，坚称“此事虽太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他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还沾沾自喜，说此事可谓惬意，犹有古人遗意。他的老师曾国藩一向标榜道德，可是在残酷的战争面前也放弃了原则，欣然称赞“近来唯此事最快人意，少荃殊为眼明手辣”。
不过，国际舆论可不好对付。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其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责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并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列强不再帮助清政府，并可能撤回帮清军打仗的洋兵洋将。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也从上海赶到昆山，与戈登商量借机从中方手上夺回“常胜军”的控制权。
对此，李鸿章软硬兼施，声称“此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干”，拒不认错，私底下则三番五次派人疏通戈登。李鸿章向上海的英、法、美等国使团去函解释，称杀降是中方的决定，与戈登无关。为了缓和与戈登的矛盾，李鸿章犒赏“常胜军”洋银7万元，还发布告示撇清戈登与杀降将的干系，并厚葬被杀的太平军将领。
在这场危机公关中，李鸿章得到“后台老板”清廷的力挺。李鸿章为了自保和表功，向清廷奏报时夸大其词，称“降众实有二十余万，其精壮者不下十万”，而郜永宽等人“所求太奢，欲踞省城，关系太大，未便姑容，养痈成患”，故出此下策。清廷对李鸿章的残忍行径予以肯定，认为此事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清廷还积极与戈登、英国公使达成谅解，并发布告示严禁闲散人等煽惑生事。
鉴于戈登攻克苏州甚为出力，清廷下旨赏赐头等功牌一枚、白银一万两，还特地交代经办人李鸿章要仿照外国宝星式样来制作这枚奖章。不料戈登并不领情，回复说：鉴于攻克苏州后发生的不幸事件，我深表遗憾，有愧于陛下的褒扬，请恩准我辞不受礼。在英国公使的规劝下，戈登最后接受了清廷的嘉奖，但拒绝了一万两赏金。经各方人士调停劝解，戈登最终同意这并不是一件有预谋的诡计，也不是有意要损害他的声誉。
1864年春，戈登与李鸿章言归于好，两人见面商议战事，但避而不谈那件事的阴影。不过，与“常胜军”并肩作战愈久，李鸿章内心的阴霾愈重。李鸿章认为戈登奋勇有余，坚韧不足，且性情忽离忽合，日后恐又翻脸。一谈到“常胜军”，李鸿章更是头疼不已，说“弁目百数十人，均系外国流氓”“外间不知者以为好帮手，其知者以为磨难星”。李鸿章一直伺机想甩掉这颗“磨难星”，不久机会终于来了。
自从与英国军方签订《统带常胜军协议》后，李鸿章就开始裁军，将“常胜军”的兵额控制在3000人以内。“常胜军”在苏南对阵太平军强敌时屡次受挫，比如夜袭苏州损兵折将200多人，金坛之战伤亡100多人，江阴华墅之战伤亡800多人，攻坚常州竟伤亡1000多人。较之暮气沉沉的“常胜军”，淮军的近代化军事改革成效日显，越来越不把这支洋军放在眼里。有一次，程学启对戈登把“常胜军”本部由松江移至昆山有意见，他的部下竟然炮击“常胜军”，杀伤多人，事后说声不好意思就得了。
1864年5月攻陷常州后，苏南大局已定，李鸿章要卸磨杀驴了。李鸿章将“常胜军”调回昆山，并派人称“丁鬼奴”的丁日昌前去说服戈登遣散“磨难星”。让李鸿章喜出望外的是，戈登意甚欣悦，慨然应允。戈登目睹“常胜军”之不得力，也颇觉气馁，早已萌生退意。回到昆山后，戈登又看到英国政府寄来的训令，称今后英国现役军官不得为中国政府服役，还限令他6月1日之前归队，就顺水推舟了结此事。
就在李鸿章与戈登达成共识之际，英国人却很不高兴。英国驻沪领事巴夏礼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从中阻挠，弄得戈登犹犹豫豫。丁日昌就以声名为诱饵，劝戈登说：“你在中国助剿，现在功成回国，中外传名，若此时不裁撤此军，万一继任者是白齐文之流，将来闹出事端，你的声名也会为之所累。巴夏礼、赫德是局外人，以为“常胜军”十分可靠，故不肯遽裁，却不知此军近日不能得力，你何不将实情相告，免得自己声名为他人所累。”戈登爱惜声名就像鸟儿爱惜羽毛一样，赶紧跑去上海说服巴夏礼。
“磨难星”的丧钟总算敲响了，李鸿章大喜过望。他迅速命手下筹集19万元遣散费，而戈登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配合，数日即裁遣完毕。“常胜军”的名头没了，不过，裁汰后保留下来的精华，李鸿章照单全收。“常胜军”三分之一的精兵强将，其中包括洋军官12人、洋炮队600人、洋枪队300人、轮船队数十人，一夜之间转隶李鸿章麾下。此外，“常胜军”所有的军械、洋枪、帐篷、号衣、船只、大小炮位，李鸿章全数收缴在手。“铁头狐狸”巴夏礼试图阻挠，但生米已煮成熟饭，气得一直骂李鸿章是全中国最无耻的阴谋家。
收编“常胜军”后，淮军的西式装备陡增一倍，近代化程度甩了湘军一大截。淮军的对手主要是李秀成的部下，而李秀成也有洋人在帮他，其装备在太平军当中是最好的，因此淮军受到的刺激最大，必须迎头赶超才能取胜。有压力就有动力，太平天国运动一结束，淮军的近代化程度在清军当中最高。在湘军被裁撤之后，淮军理所当然地担起剿捻的重任，而后成为大清的国防军主力，风光了将近三十载。
“常胜军”之裁撤毫不费力，李鸿章直呼“真出意外”。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这样解释道：“‘常胜军’竟已遣妥，戈登今年忽变为忠直好人，非鸿章所能革其心面，乃中兴气运使然。”当然，这是李鸿章在老师面前的谦虚之词。曾国藩在洋务方面自叹不如，佩服这位门生“驾驭洋将，擒纵在手，有鞭鞑龙蛇视若婴儿之风”。
戈登身着清廷赏赐的黄马褂
“常胜军”裁撤后，英方要求在上海开设外国训练项目，由外国教官训练中国军队。李鸿章认为“其意仍不过揽我兵权，耗我财力”，决意牢牢掌握兵权，不再让英方干预。1864年8月，戈登厌倦了在上海凤凰山训练中国军队的无聊，宣布离任回国。帮清廷出了那么多力，戈登什么赏赐都不要，只点名要了一件象征最高荣誉的东西——黄马褂。后来赫德写信祝贺他，说：皇帝下诏赐你黄马褂和四套提督官服，你说过很想要这些东西，务必行个好，不要推辞这些礼物。当然，这次赫德的担心纯属多余。戈登回国后，把清廷以前奖励他的金质奖章熔化掉，然后捐给慈善机构。
1880年7月，阔别十六年的戈登访华，故友李鸿章已安享荣华富贵，稳坐疆臣头把交椅。当时因崇厚擅自与俄国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中俄战云密布，清廷主战派与主和派争吵不休。戈登遂赠言二十条，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转呈总理衙门。其中最触目惊心的一条是，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皆当斩首。这是戈登对朝中大臣好空谈、尚清流作风的不满。
戈登的很多建言触动了李鸿章的心弦，比如说中国务须自强，否则洋人也帮不上忙；现在会外语的中国人不被重用，其中必有能替中国办事之人，比起重用会华语的洋人，益处良多；中国有很多急需办理的洋务，比如设立电报和电报学堂，开通铁路，设立税务学堂……
久别中国的戈登或许料想不到，昔日灰头土脸的战友如今能量非凡，他的很多建议都被李鸿章一一实践了。李鸿章很早就意识到此乃“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在这个海禁大开、强邻环伺的时代，中华文明遇到了西方文明的挑战，中国不得不重新认识自己，必须向西方学习才能不再挨打。李鸿章成了识时务的先行者，中国的很多“第一”，诸如第一支近代海军、第一批官费留学生、第一个煤矿等，无不刻着他的名字。
1864年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后，李鸿章获封一等伯爵，次年署理两江总督，后出任湖广总督，1870年荣登疆臣之首——直隶总督的宝座。这位时年47岁的年轻总督，从此“坐镇北洋，遥执朝政”25年，成为清廷颇为倚重的股肱之臣。身兼北洋大臣要职，李鸿章成为当时和洋人打交道最多的中国官员，对洋人的性情和规则也越来越熟悉。他说：不管这些洋人做什么事，他们都很讲规矩，虽然我无法了解他们行为的动机。
戈登与李鸿章并肩作战的岁月不算多，却给李鸿章留下了值得谨记一生的东西，那就是契约精神。日后李鸿章成为大清第一外交大臣，总是以守约为首要原则，不敢以痞子腔打马虎眼。
1896年，因甲午战败被撵下台的李鸿章，在清廷的授命下风风光光地出访欧美。当他访问英国时，自然没有忘记这位老战友，专程前往戈登的墓前献了花圈，三揖而退。1885年1月，戈登在苏丹总督任上被起义军杀死，遗骸不知所踪，故只是衣冠冢。站在老战友墓前，当年的不愉快已被时间稀释，李鸿章追忆的或许只是那些美好的往事。
戈登生前被英国人称为“中国的戈登”，斯人已逝而建言犹在，只是如今李鸿章已经73岁了，一手撑起的洋务运动梦碎甲午，手中的权柄也随之失落，三十载辛劳换来一身骂名。这个生命已届黄昏的老人，已经无力去挽救一个帝国的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