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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7月1日清晨，值守上海城头的清军士兵绝望了，一个意外的发现让他们心惊肉跳：一夜之间，黄浦江对岸冒出数万太平军，上海成了一座孤岛！
外表柔弱的太平军悍将李秀成，5月攻破清军苦心经营的江南大营后，兵锋直指清军在苏南唯一的据点——上海。据英商在沪创办的英文报刊《北华捷报》称，上海当时是清王朝对外贸易的心脏，其他港口只不过是血管。自1843年开埠后，上海从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县城，崛起为一座国际化商贸港口。那里商贾买办麇集，各国驻沪机构林立，英、美、法相继辟有租界。
这片华洋杂处的膏腴之地，同时也是战略要地，太平军有心攻取，却不敢轻举妄动。一次秘密的会晤，在百里之外的苏州城进行，一方是李秀成和洪仁玕，另一方是英国传教士。李秀成托传教士带信函给上海的英法公使，让他们支持太平军入城，太平军则会保护英法商人的在华利益。
这个和平占领上海的方案，源于太平天国相信它与洋人之间特殊的情谊。对这个打着“基督教”旗号的政权，西方国家起初持冷静的观望态度，以中立静待时局变化。最欢呼雀跃的是西方传教士，他们数百年来苦恼于攻不破中土壁垒，如今竟然有一帮中国人主动站出来，将上帝的福音传遍每一个角落！英国基督徒曾发起一场为中国印刷100万册中文版《新约全书》的募捐活动，不到一年，认捐金额多达四万英镑。有西方观察家乐观地估计，基督教彻底占领中国的日子已近在眼前。
在太平天国的荒唐让洋人大跌眼镜之前，它与洋兄弟有过一段微妙的“蜜月期”。李秀成单纯地认为，攻打上海是中国人之间的事，只要不伤及外国侨民，洋兄弟就没理由加以阻拦。出征前夕，李秀成还特意发信告诉外国人，让他们在门口悬挂黄旗表明身份，以免被误伤。做好这些精心准备后，李秀成开始向上海挺进。
1860年8月19日清晨，当李秀成带着三千人马来到上海县城西门时，迎接他们的不是招展的黄旗和洋兄弟的鲜花，而是埋伏好的英法士兵疯狂的射击。据说当时李秀成坐着软轿，他的轿子也遭到炮击，脸颊被弹片划伤。
这并不是洋人第一次变脸。1858年与清政府签完《天津条约》，西方列强取得长江流域的内河航运权，而当时长江下游在太平军的控制下。有一次，一批英国军舰闯入长江，直逼天京城外，在江面上游弋示威，太平军就开炮轰击，双方火器互攻甚为稠密。
在这场军事冲突前不久，洪秀全刚跟洋人们称兄道弟，褒扬洋兄弟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出手灭“清妖”。在洪秀全给英国特使额尔金发去的“御诏”里，满是“西洋番弟把心开，替天出力该又该。替爷替哥杀妖魔，报爷生养战胜回”之类古怪的词句，翻译官看完头都大了。
西方列强的外交策略是务实，在与清政府达成有利可图的协议后，就将太平天国视为实现既得利益的阻碍，于是炮口悄然转向。然而，幽居天京纵情享乐的洪秀全并不了解此次冲突真正的原因，仍旧认为洋人是太平天国的好兄弟，于是下诏将开炮的太平军将士斩首，并派遣专使道歉。
在李秀成出征上海前夕，西方列强出于国家利益考虑，对太平军的种种友好表示一概置之不理。尤其是《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的胃口一时得到满足，清政府万一垮台显然对他们弊大于利。辛酉政变后上台的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䜣，似乎比咸丰帝“更识时务”，主张守约以防生变，并做出“借师助剿”的决策，还花数十万两银子向英国购买军舰。
清政府之举让西方列强最后一丝担心随风而逝。相反，太平天国与洋兄弟之间在精神信仰方面已然决裂，西方传教士纷纷离开天京，带走温和的同情，留下渎神的怨恨。
1861年9月，曾国藩统率的湘军在夺取九江之后，又攻克太平军固守八年的安庆。天京的西大门安庆易手，使得太平天国的首都失去长江上游的最后屏障，太平军在西线陷入无可挽回的颓势。李秀成率军向东突围，横扫江浙，连克宁波、杭州等江南重镇之后，剑锋再度指向上海。
李秀成围攻上海的脚步声，让上海官绅胆战心惊。他们当中很多人是从江浙一带逃亡而来的殷户富豪，本以为来到这片避难者的乐土，仰仗洋人的庇护，可以高枕无忧，如今上海孤悬一线，局势看来很不妙。上次李秀成虽然很快就从上海撤军，但交战期间日则烟焰迷离，夜则火光照耀，更可怕的是炮声震天动地，实在让人吃不消。
太平天国的王和士兵
1861年11月18日，安庆来了不速之客，其中一位是江南名士钱鼎铭。钱鼎铭曾任户部主事，亡父钱宝琛与林则徐私交甚好，同属强硬的禁烟派，官至二品巡抚。钱鼎铭等人从上海乘坐火轮船，不顾江面飞炮如雨，越过太平军重重封锁，冒险前来干什么？原来是找曾国藩搬救兵。
12天前，上海已有一拨人赴安庆请兵，说上海每月可筹饷60万两之多，绅民愿意资助湘军饷银，只求援兵早赴江东。现在钱鼎铭受上海道台之托前来，又说沪滨商货骈集，税厘充羡，饷源丰富，若落入敌手，未免太可惜。终日为饷源愁眉不展的曾国藩，自然大为心动，只是苦于无兵可拨。
在曾国藩面前，上海官绅的代表钱鼎铭不仅诱之以利，而且动之以情。他久住不去，屡屡涕泣哀求，大有申包胥哭秦庭之势，连“曾剃头”都为之泣下。曾国藩又喜又愧：喜的是上海绅民视湘军为救世主，足见湘军声望之高；愧的是他身为两江总督将近二载，尚无一兵一将达于苏境，上愧对朝廷，下愧对吴民。
钱鼎铭的安庆之行，改变了一座城市的命运，也改写了一个人的人生。这个人当时位卑不足道，只是曾国藩帐下一介幕僚，从事出谋划策和起草奏折的工作。钱鼎铭到达安庆当日，曾国藩就与这个人商谈良久，此后又与这个人恳谈多日，共商救援江苏之法。
这个人是谁？李鸿章，曾国藩的门生。这一年，李鸿章已经38岁了，却混得不太如意。想当年他24岁就中进士点翰林，帝师翁心存初次见面即惊呼“是人功业在我辈上”，如今只是在军营给人打杂，英雄能不气短？早年他入京应试时就放言“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如今壮志仍在，只欠云梯。
上海绅民的金钱和眼泪，终于消融了曾国藩的顾虑，曾大帅承诺翌年二月派兵援沪。但是，问题又来了：派谁去解上海之围呢？有位名叫吴坤修的盐运使衔将领主动请缨，愿募兵六千赴苏沪救援，但曾国藩认定他不是李秀成的对手，便以“新兵恐难得力”婉言拒绝。
李鸿章
曾国藩的私心是，上海富甲天下，已许诺每月接济湘军10万两饷银，应该把这个肥差优先给九弟曾国荃。不料曾国荃不屑一顾，心里的小算盘打得更精。当时太平军已成强弩之末，湘军屯重兵于安庆，意在对天京形成合围，诸将领都想争抢攻破天京的首功，谁都不想临时分心援沪。
机遇终于眷顾另一个人了。在分兵援沪一事上，湘军诸将领推三阻四，这让前来请兵的钱鼎铭心焦如焚。有一天晚上，钱鼎铭去找李鸿章，极力渲染援沪的灿烂前景，说像李鸿章这样的人去了，肯定大有作为。
对钱鼎铭所描述的十里洋场、财富如山的上海，李鸿章倒也兴趣盎然。更重要的是，这或许是他摆脱寄人篱下境遇的机会。虽然他被老师曾国藩倚为左右手，然而湘军毕竟多为湖南人，门户观念深重，他一个皖人夹杂其间，难免会受闲气。
有一次，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闲聊时拿李鸿章说事，说少荃（李鸿章，号少荃）每日晚睡懒起，想必皖地民风如此，难怪全省以负贩为业，少有正途。李鸿章想起彭父在合肥当过官，便回讽说，雪琴（彭玉麟，字雪琴）你有所不知，安徽民风勤勉，自从令尊执政数载，竟变慵懒了。彭玉麟当即一记老拳挥来，李鸿章可不是省油的灯，马上予以还击。两人扭打在地，经在座众人劝解才罢手，但从此结下梁子。
机遇就像一个气球，飘过来的时候，你不赶紧抓住它，就有可能转瞬即逝，或者飘到别人头上去了。第二天一早，李鸿章马上自告奋勇，提议由他返乡募兵援沪。曾国藩很早就中意两淮健儿，认为皖省民气刚劲，而湘军因连年征战，湘省兵源枯竭，将士也比较疲怠。此时李鸿章挺身而出，可谓一拍即合。
虽然李鸿章以前办过团练，也带兵打过仗，但他能否挑起援沪的重任，曾国藩心里没底。曾国藩最理想的计划是，以曾国荃为援沪主帅，李鸿章、黄翼升为辅将，可惜曾国荃拒不应命。曾国藩转而函请老将陈士杰出山相助，不料也碰了壁，人家以母亲年老为由力辞。
历史的机遇就这样成全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没有辜负历史的选择。从他翌年春天独自率淮军赴沪那一刻起，人生的迎春花就盛开了，并且一路绽放了3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