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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皇帝、父亲做摄政王的这三年间，我大概是在最后一年才认识自己的父亲的。那是我刚在毓庆宫读书不久，他第一次照章来查看功课的时候。先是有个太监进来禀报说：“王爷来了。”老师和我都紧张起来，赶忙把书桌整理一下，老师把见王父时该做什么，指点了给我，然后我们都站立等候。过了一会儿，一个头戴花翎，嘴上没胡须的陌生人出现在书房门口，挺直地立在我的面前了，这就是我的父亲。我按家礼给他请了安，然后一同落座。坐好，我拿起书按老师的指示念起来：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王立于沼上……”
不知怎的，我心慌得很，再也念不下去。可是他好像比我还慌张，连忙点头，声音含混地说：
“好，好，皇上好，好好地念，念书吧！”说完，又点了一阵儿头，然后站起来走了。他在我这里一共待了不会超过两分钟。
从这天起，我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不像老师，他没胡子，脸上没皱纹，他脑后的花翎子总是跳动。以后他每隔一个月来一次，每次也都不过两分钟。我又知道了他说话有点结结巴巴，并且弄明白了他的花翎子爱跳动的原因，是他一说话就点头。他说话很少，除了几个“好，好，好”以外，别的话也很难听清楚。
民国时代有不少写清室王公们轶事的报刊小品和稗史笔记，不少是可以补进《笑林广记》去的。有些关于我父亲的故事，未必可信，不过也能反映出其性格的一部分。还记得《大公报》上一篇小品，喻其性格为“木楼座钟”。一位在我出紫禁城不久前去做内务府大臣的遗老说他：“与王公大臣常相对无言，即请机宜亦嗫嚅不能立断。”虽都非亲见，倒也有些近实。
我的弟弟曾听母亲说过，辛亥那年父亲辞了摄政王位，从宫里一回来便对母亲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母亲被他那副轻松神气气得痛哭了一场，并且后来告诫弟弟：“长大了万不可学阿玛（满洲语父亲）那样！”这段故事和父亲自署“退庵居士”的别号，虽都不足以证明什么真正的“退隐”之志，但也可以看出他对那三年监国是够伤脑筋的。那三年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失败的三年。
对他来说，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有一个传说是光绪临终时向摄政王托付过心事，并且写了“杀袁世凯”四个字的朱谕给了这位亲兄弟。据我所知，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摄政王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的事虽确有其事，也被奕劻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详情无从得知，只知道最让父亲泄气的是奕劻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从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那根本没有的“足疾”，放走了袁世凯。这场为兄报仇的戏算是吹了。
有位在内务府干过差使的遗少给我说过，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还想照学一下康熙皇帝用过的办法。康熙杀大臣鳌拜的办法是这样：他把鳌拜召来，先赐给一个座位，那座位是准备好的一个只有三条好腿的椅子，坐椅子的人不提防给闪了一下，因此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
摄政王也想用这类办法对付袁世凯，参加计划的还有小恭亲王溥伟。溥伟有一柄道光皇帝赐给他祖父奕的白虹刀，他们把它看成太上宝剑一样的圣物，溥伟就带着这把刀，准备作杀袁之用。一切计划停当了，结果又被张之洞等人拦住，还是不成功。这件未可置信的故事至少有一点是真的：那时有人极力保护袁世凯，也有人企图消灭袁世凯，并且给我父亲出谋划策的，是大有人在的。袁世凯在戊戌后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也有和奕劻争地位的，也有不把所有兵权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之举上的。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就以当时的亲贵内阁来说，就分成庆亲王奕劻等人的一伙和公爵载泽等人的一伙儿。给我父亲出谋划策以及要这要那的，就是后面这一伙。
无论是哪一伙，都有一群宗室觉罗，八旗世家，汉族大臣，南北谋士；这些人之间又都各有分歧，各有兴趣。比如载字辈的泽公，一心一意想取堂叔庆王的总揆而代之，醇王府的兄弟们就首先要取代袁世凯等汉人的军权。向英国学海军的兄弟和向德国学陆军的兄弟，所好又各有不同。摄政王就处于各伙人之间和各种兴趣之间，一会儿听了这边的话，一会儿又信了另一边的主意，一会儿对两边全说“好，好”，过一会儿又全办不了。弄得哪一伙都不满意他。
最难对付的是奕劻和载泽这一对冤家。奕劻在西太后死前是领衔军机，太后死后改革内阁官制，他又当了内阁总理大臣，这是叫载泽最为愤愤不平的。载泽拿定主意，无论是摄政王上朝还是回邸，一有机会就找摄政王，天天向摄政王揭奕劻的短，最终目的就是取而代之。不过在西太后时代扳不倒奕劻，到摄政王时代又怎能扳得倒他。如果摄政王支持了载泽，或者摄政王自己采取了和奕劻对立的态度，奕劻只要称老辞职，躲在家里不出来，摄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所以，在泽公、庆王间的争吵，失败的总是载泽。醇王府的人有几次听见他和摄政王嚷：“老大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摄政王总是半晌不出声，最后说了一句：“好，好，明儿跟老庆再说……”到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奕劻照他自己的主意去办事，载泽又算白吵嚷一次。
载泽的失败，往往就是载沣的失败，奕劻的胜利，也就意味着洹上垂钓的袁世凯的胜利。摄政王明白这个道理，也未尝不想加以抵制，可是他毫无办法。
武昌起义的风暴起来了，前去讨伐的清军，在满族的陆军大臣萨昌的统率下，作战不利，告急文书纷纷飞来。袁世凯的“军师”徐世昌看出了机会已至，就活动好奕劻、那桐几个军机一齐向摄政王保举袁世凯。这回摄政王自己拿主意了，向“愿以身家性命”为袁作担保的那桐发了脾气，严肃地申斥了一顿。但他忘了那桐既然敢出头保袁世凯，就必然是有恃无恐的。摄政王发完了威风，那桐告老辞职，奕劻不上朝应班，前线紧急军情电报一封接一封送到摄政王面前，摄政王没了主意。这又赶紧赏那桐“乘坐二人肩舆”，挽请奕劻“体念时艰”，最后是乖乖地签发了授袁世凯钦差大臣节制各军，并委袁的亲信冯国璋、段祺瑞为两军统领的谕旨。摄政王垂头丧气地回到府邸，另一伙王公们又包围了他，埋怨他先是放虎归山，这回又引狼入室，说袁世凯这一出来，后患无穷，只怕大清都保不住了。他后了悔，忙请这一伙王公们出主意，这伙人就说，让袁世凯出来，但不能再让袁把军队都拿到手里，因此委派冯国璋、段祺瑞为前线军统的上谕不能发出去，要换上别人。在一番争论之后，有人认为冯国璋还有交情，而段祺瑞一定要换，载洵贝勒要求把段换上他的亲信姜桂题，并且给摄政王重新拟出了新的电报。摄政王派人连夜把电报送到庆王府，叫奕劻换发一下。送信人去了不久，回来报告，说庆王正歇觉，公事等明天上朝再说。第二天摄政王上朝，不等他拿出第二个上谕，奕劻就告诉他，第一个上谕当夜就发出去了。
我父亲也并非完全没有主意，他的主意便是维持皇族的统治，方法是把兵权抓过来。这是他那次出使德国从德国皇室学到的一条，军队一定要放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他做得更彻底，不但抓到皇室手里，而且还必须抓在自己家里。在我即位后不多天，他就派自己的兄弟做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建立皇家军队。袁世凯开缺后，他代替皇帝为大元帅，为统率全国军队的元首，并派兄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另一个兄弟载涛管军咨处（等于参谋总部的机构），后来我这两位叔叔就成了正式的海军部大臣和军咨府大臣。当然，在这些措施的背后还有一套实际掌握全国军队的打算。假定这些打算是他自己能够想得出的，不说外界阻力，只说他实现它的才能，也和他的打算太不相称了。因此，不但跟着袁世凯跑的人不满意他，就连自己的兄弟也常为他摇头叹息。
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出使德国赴任之前，到摄政王这里请示机宜，我七叔载涛陪他进宫，托付他在摄政王面前替他说一件关于禁卫军的事，大概他怕这件事自己说还没用，所以要借重一下李经迈的面子。李经迈答应了他，进殿去了。过了不大工夫，在外边等候着的载涛看见李经迈又出来了，大为奇怪，料想他托付的事必定没办，就问李经迈是怎么回事。李经迈苦笑着说：“王爷见了我一共就说了三句话。‘你哪天来的？’我说了，他接着就问：‘你哪天走？’我刚答完，不等说下去，王爷就说：‘好，好，好好干吧，下去吧！’——连我自己的事情都没说，怎么还能说得上你的事？”
这位王爷让兄弟们感到为难之处，也是多方面的。我祖母患乳疮时，请中医总不见好，父亲听从了叔叔们的意见，请来了一位法国医生。医生说要开刀，当然，醇王府全家都是反对的，医生只好采取敷药的办法。当医生从医疗包里拿出一些简单的器具，点上了酒精灯的时候，父亲吓坏了，忙问翻译道：
“这这这干吗？烧老太太？”
我六叔看他在洋人跟前这样，难为情地在他身后直摇头咧嘴。
医生留下药走了，每隔些天由护士来看看，留点药。后来医生又来检查，发现老太太病情毫无好转，觉得十分奇怪，就叫把用过的药膏盒子拿来看看。父亲亲自把药盒都拿来了，一看，原来一律原封未动。叔叔们又不禁摇头叹气一番。
有些当面恭恭敬敬呼他王爷的人，背后提起他来，却很不礼貌地把他叫做“大王爷”。醇王府的大管事张文治是最爱议论大王爷的人。有一回他说，在王府附近有一座小庙，供着一口井，传说那里住着一位“仙家”。“银锭桥案件”败露后，大王爷有一次经过那个小庙要拜一拜“仙家”，感谢对他的庇佑，他刚跪下去，忽然从供桌后跳出个黄鼠狼之类的东西。这件事叫巡警知道了，报了上去，于是大臣们就传说王爷命大，连仙家们都受不了他这一拜。张文治说完了故事就揭穿了底细，原来这是王爷叫庙里人准备好的，那个庙，就是醇王府花钱养着的。
在家庭里，我父亲却是自命为破除迷信的维新派（醇王府的人在慈禧死后都喜欢自称是维新派）。提起父亲的生活琐事，也有不少反对迷信和趋向时新风气的举动。我还听人说过：“老佛爷并不是反对维新的，戊戌以后办的那些事不都是光绪要办的吗。醇亲王也是位时新人物，老佛爷后来不是也让他进了军机吗。”
慈禧的维新和洋务办的是什么，不必说了。关于父亲的维新，我略知一些。他对那些曾被“老臣”们称为奇技淫巧的东西倒是不采取排斥的态度，醇王府也是清朝第一个备汽车、装电话的王府，他们的辫子也剪得最早，在王公中首先穿上西服的也有他一个。但是他对于西洋的事物真正的关系，就以穿西服为例，可见一斑。他西服穿了许多天（先是在家里穿，不敢出去穿），有一次很纳闷地问我杰二弟：“为什么你们的衬衫那么合适，我的衬衫总是比外衣长一块呢？”经杰二弟的检查，原是他一直是把衬衫放在裤子外面，已经忍着这股别扭劲好些日子了。
他曾经把给祖母治病的巫婆赶出了大门，曾经把仆役们不敢碰的刺猬一脚踢到沟里去，不过踢完之后，脸上却一阵煞白。他反对敬神念佛，但是逢年过节烧香上供也非常认真。他的生日是正月初五，北京俗话叫做“破五”，他不许人说这句话，他在日历的这一页上贴上红字条，写上寿字，那竖笔拉得很长。杰二弟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叫长寿嘛！”
为了了解摄政王监国三年的情况，我曾看过父亲那个时候的日记，在日记里没找到什么材料，却发现过两类很有趣的记载，一类是属于例行事项的，每逢立夏，他必“依例剪平头”，每逢立秋则“依例留分发”，此外还有依例换什么衣服，吃什么时鲜，等等。另一类，是每逢朔望以及其他日子，都有关于天象的详细观察的记载和报上这类消息的摘要，有时还有很用心画下的示意图。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内容十分贫乏的生活，一方面又有一种对天文科学的热烈爱好。如果他生在今天，说不定他是可以学成一名天文学家的，但是他是生在那样的社会和那样的家庭，而且从九岁起便成了皇族中的一位亲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