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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家庭而言，学校是一种延伸。假如父母可以很好地教育子女，并让他们获得解决问题的种种技巧，那么，学校自然就不必存在了。在很早以前，很多孩子都是在家中接受教育的，比如工匠会将祖辈留下的知识以及自己在工作中积累的知识都教给自己的孩子。可是，现在的社会环境对于我们的要求不断提高，所以，让学校来帮父母分担责任就成为一个趋势，因为如今的社会要求儿童接受更多的教育。
与欧洲学校不同的是，美国学校并没有将学校划分为不同的阶段，然而，我们还是可以在教育中看到传统权威的痕迹。很久以前，欧洲的学校只接纳王子和贵族的子弟，因为他们这样的群体对社会是有价值的，其他的人注定要默默无闻。之后，在教育由宗教机构接管之后，教育范围变得更小，只有那些经过特别挑选的人才能接受宗教、科学、艺术及专业的教育。
在工业技术得到飞速提升之后，教育的形式开始转变，教育从限制发展为普及。皮匠、裁缝等人群开始在乡下的小城镇中担任教师的职位。他们手中拿着教鞭，对孩子进行教育，而教育的效果是非常差的。在以前，艺术教育只会出现在宗教学校或者大学，甚至连皇帝都接触不到。现在却进行了普及，甚至连工人都有良好的听说读写的能力，懂得加减运算。这些都为公立学校教育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公立学校都是在政府政策指导下成立的，政府旨在培养温顺的民众，让民众懂得站在上层社会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并可以随时当兵作战。学校的课程设置也是以此为准则的。我记得奥地利在前一段时间依然采用这样的教育方式。当然，教育的目的是让民众学会顺从，并逼迫他们从事与其地位相吻合的工作。这种模式的弊端在现实中日益暴露，民众的思想越来越活跃，工人阶级获得成长，要求也就日益增加。之后，他们的需求被公立学校采纳，就形成了现在的教育理念：我们应该引导孩子为自己考虑，必须为他们提供各种机会，让他们接触文学、科学、艺术。他们应该分享到人类的文明，并对社会有所贡献。锻炼孩子挣钱的能力或在工业制度中站稳脚跟不再是我们的唯一目标。我们更加注重同胞情谊，更加注重平等而和睦的伙伴关系。
无论是否带有目的性，所有建议学校进行教育改制的人，目标都是想要找到更多可以增加民众间合作的方式。比如，性格教育（character education）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然而，我们对性格教育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表面，我们一定要找到一批能以人类利益为出发点、不仅仅为钱而工作的教师。我们要让他们受到优质的教育并感受到这样的工作是很重要的，由于只是处于试验阶段，所以我们不能太过刻板，我们不能制定死板而僵硬的制度要求。可是，就算是在学校中，教育效果也是差强人意的。有些儿童在来之前已经是家庭生活中的问题儿童，就算我们给予教育，却依旧无法根除他们错误的观念。所以，我们只能针对教师提供更多的训练，以便他们更好地引导儿童的发展。
很多时候，我都在为此而努力。我知道，在这方面走在前沿的是维也纳的一些学校。在别的地方，虽然也有过精神病学家对孩子进行全面检查并提供建议，然而，倘若老师并不知道这些建议的目标，又不知道怎样执行，那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虽然精神病学家在一周内会见孩子一到两次，但就算是一天一次，也无法深入地了解孩子所受到的来自家庭和学校的影响。他只能是留张字条，建议为孩子加强营养，或者在甲状腺方面进行专业治疗，或许，他会提醒老师应该对这个孩子进行单独辅导；然而，老师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也不能保证自己的经验都是正确的，除非老师对孩子的性格非常熟悉，否则就会手足无措。因此，必须在精神病学家和教师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精神病学家所研究的一切事情都需要告诉教师，只有这样，老师才能在进行讨论后开展有效的工作。假如发生了特殊状况，他也会知道该怎么解决，就像精神病学家在场时的举措一样。我在本章末将详细为大家阐述一种最有效的方式，也就是维也纳设立的那种顾问会议（Advisory Council）。
在孩子刚刚入学的时候，迎接他的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全新体验。在这个过程中，他的错误将一览无余。如今，他需要在社会这个场合里与他人接触。假如他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他会因为脱离照顾而不习惯，他会无法与其他人进行交往，因此，当一个被宠坏的孩子第一天进入学校的时候，就能够反映出社会感的缺失。他可能会哭闹，想要回家，对于学校的生活及老师，他都不感兴趣，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根本听不进老师的意见。我们可以推断：如果他继续保持这样的作风，在学校里就会落于人后。经常有家长向我们倾诉：有一个问题儿童在家中非常乖巧，但一到学校就会到处惹麻烦。我们可以猜测，父母一定给他提供了一种舒适安逸的生活环境。在家中，他不必发现自己的错误，不必做任何的测试。可是，学校里没有人宠溺他，他因此而受到严重的打击。
有一个儿童，自从进入学校开始，就不想干任何事，只是在不停地嘲笑老师说的每一句话。学校对于他来说，似乎没有一点吸引力，周围的人都认为他很低能。我见到他之后，问道：“你为什么总是嘲笑老师呢？大家对这一点都很奇怪。”他说：“学校简直太可笑了，父母把我送进来，我会变成傻子的。”原来他常常受到家人的讥讽，他认为每个新环境都是嘲弄他的诡计的一部分。我对他说他太重视自己的尊严了，其实别人并没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他渐渐开始对学校感兴趣，并且获得了进步。
教师的工作就是帮助学生克服困难，并纠正父母的错误做法。他们会发现：有的孩子在家中已经被锻炼得容易对别人产生兴趣，并且已经有了接受社会生活的心理准备。如果一个人对一件事没有心理准备，就会心慌犹豫，或者畏首畏尾。有一些孩子之所以落于人后，并非是因为他们低能，而是因为他们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犹犹豫豫。如果想为他们提供帮助，教师是最佳的人选。
然而，教师要如何为他们提供帮助呢？教师的职责与母亲是一样的，比如培养对学生的兴趣并与他们建立联系。如果一个孩子入学后无法和老师、同学和睦相处，往往会受到老师的批评和责难，他会因此更加讨厌学校。需要承认的一点是，如果我是一个学生，在学校里经常受到他人的讥笑，我也会对学校失去兴趣。我会试图逃避学校的环境，并向另一个领域发展。一般来说，那些淘气不好管的坏学生，大多是把学校看作令人讨厌的地方，并且总是想逃开。他们智力上并没有问题，在很多时候他们是很有才华的，比如说，编造逃学的理由或是模仿家长的笔迹进行签名等。他们会将目标转向校外同样喜欢逃学的孩子。这样的群体会给予他们莫大的赞赏，他们会非常感兴趣，并且因此认为自己存在很大的价值。让他们开心的圈子其实是问题少年群体，而不是学校。在这样的环境中，孩子会越来越脱离正常环境，甚至踏上犯罪的不归路。
在吸引儿童注意之前，老师必须要了解他之前对哪些事物感兴趣，并且试图让他相信：经过努力，在这些事物上，他可以获得成就感。当孩子在某方面有信心时，用其他的东西刺激他就变得很容易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最初先了解孩子对世界的态度，最喜欢什么东西，哪个感官最敏锐等。有些孩子喜欢倾听，有些喜欢运动，有些喜欢观察人和物。他们可能不会注意听老师的讲解，因为他们不喜欢集中注意力倾听别人的话语，假如这样的孩子不能通过眼睛来学习更多的东西，他们就会落后。或许有人会认为他们智力低下，或者干脆归咎于遗传的因素。其实在这一点上，老师和家长是无法逃脱干系的，他们并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来充分调动孩子的兴趣。我并不赞成对孩子进行特殊性的教育，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发掘他的兴趣，并激励他在这个方向上做出努力。如今，视频教学的方式被很多学校采纳，他们用学生能够接受的方式来编辑教材。比如，可以将课程用绘画、塑像的方式呈现在学生的眼前，这种方式是值得推行的。最好的教育方式是将课程与生活中的其他部分结合在一起，这样可以让孩子明确学习的目的及所学知识的意义。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将知识传输给孩子以及让他们学会思考的方式，哪一个方法更合适呢？我的想法是，我们不能将这两种方法简单地对立起来，两者是可以一起运用的。比如说将数学和怎样建造房屋联系在一起，让他们去计算需要木材的数量，以及它可以供多少人居住等，这些都会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有时，我们将不同课程放在一起教授会产生良好的效果。有时需要请专家帮我们将课程和生活联系起来。比如说，老师可以带学生去郊外散步，让他们发掘自己对什么最感兴趣。同时，可以教他们认识生活的每个方面，比如，动植物的进化、构造、运用，湿度对植物的影响，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当然，我们首先要保证教师对学生是有兴趣的，假如不满足这个条件，就不要期待他可以用我们所期望的方式来教育孩子。
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孩子在入学前已经在竞争方面做了很多准备，而合作方面却非常匮乏。在入学后的生活中，我们也在不断地锻炼他们的竞争能力，对于孩子来说，这是件不幸的事。假如他可以击败别的孩子名列前茅，他的不幸未必会比落于人后的孩子少。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都会只将焦点停留在自己身上。他将只关注怎样获得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而不会想到奉献和施舍。这就好比在一个家庭中，每个成员都是平等的个体，应该凝聚起来，处于一个班的同学也是一样的。只有采用这样的方式，才会让孩子们产生好奇，并觉得合作是快乐的。我见过很多问题儿童，他们都会在与人合作后改变自己的态度。
有这样一个儿童，他出生后，觉得家庭中的每个人都是与他对立的，因此，他认为，在学校里也会有很多人和他作对。他在学校的成绩很差，父母知道后对他进行了惩罚。这其实是很普遍的：孩子的成绩不好，老师会进行指责，回到家父母得知这个消息后，也会对其进行惩罚。这样的事情如果连续发生两次，就会让人觉得很沮丧。正因为这样，这个孩子还会一直处于差生的行列，并且经常在班上捣乱。后来，他遇到一位老师，该老师比较了解情况，他向这个孩子解释为什么会有人人都与他为敌的感觉。老师发动大家给他提供帮助，并让他认为自己是有朋友的，后来，这个孩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时，有些人会对我们这样的教育方式提出质疑，怕它在教导孩子的过程中不能使孩子真正学会了解别人并与人合作，然而，事实上，孩子比大人更加善解人意。有一次，一个母亲来见我，带着她两岁的女儿和三岁的儿子。趁母亲不备，小女孩爬到一张桌子上。母亲被吓坏了，她却不敢动弹怕吓到孩子，只是惊呼：“快点儿下来。”小女孩并不理会，而她的儿子说：“别动。”女孩子马上就下来了。比起母亲，男孩对女孩的了解更多，所以也能够更好地处理此事。
有这样一种观点：如果想让班里的同学进行合作，最好能让他们学会自我管理。然而，我们必须得到老师的指导，才能尝试这样的做法，而且，在进行之前，一定要确定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否则，孩子们不会用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在他们眼中，这仅仅是一种游戏而已。结果，他们或许比老师更苛刻。他们或许会利用这样的机会来排挤对手，或者树立自己的权威，所以，在最开始，教师就应该给予学生明确的提醒和劝告。
我们常常用各种各样的测试来了解并研究一个孩子在心理、性格和行为上的发展。其实，诸如智力测验之类的东西，可以作为救助孩子的有效方式。比如，老师希望一个成绩很差的学生留级，结果，通过智力测验后居然发现他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然而，我们也要认清一点，我们无法对一个孩子的未来发展进行准确的预测，智力测试只能用来了解孩子，并找出帮助他提升的方式。如果我们发现一个孩子的智商并不低，一旦找出合适的方法，就可以让他产生我们期望的变化。通过测试，我们发现，如果让孩子们熟悉并发掘出智力测验中的有趣之处，并让他们获得更多的考试经验，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他们的智商。所以说，在儿童未来的发展中，智商并不能被当作命运或遗传决定的限制因素。
无论是儿童自己还是他的父母，都不应该知道他的智商。由于他们不知道智力测试的真正目的，往往会误认为这就是对孩子最后的裁决。其实，对教育造成很大阻碍的，并不是孩子本身所具有的各种限制，而是他认为自己具有哪些限制。如果让一个儿童知道自己的智力较低，他就会丧失信心，我们就无法提供鼓励并帮他扭转自己的想法，或者消除他所认为的自己具有的各种限制。
其实，对于学生的成绩排名，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方法。老师常常会认为如果他将很糟糕的成绩单发给一个学生，就可以激励他奋发图强。但是，如果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很高，孩子可能就不敢将成绩单带回去了。他要么会偷偷改掉成绩单，要么就是不敢回家，某些心灵脆弱的孩子甚至会想到自杀，所以，作为教师，我们应该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虽然，对于孩子的家庭生活，老师是不必负责的，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他不考虑这些因素的原因。假如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很高，孩子带着这样的成绩单回去肯定会受到指责。如果老师的要求宽松一些，儿童就可能会找到信心并且继续奋斗。如果一个孩子的成绩总是停留在差生的行列里，周围的同学会认为他非常差劲，而他自己也会对自己失去信心，认为自己非常没用。可是，就算是差生，也会在学习上有所进步。事实证明，如果方法得当，我们完全可以让成绩不理想的孩子找到信心并获得巨大的成功。
有这样一个现象，非常有趣：就算孩子们没有看到彼此的成绩，他们互相之间的了解也是非常精确的。他们知道在班级中，各门学科的佼佼者分别是谁，他们也能够为自己准确地定位。他们所犯的最大的错误是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进步的空间。他们眼看着别人不断进步，自己却望尘莫及。如果说一个孩子的性格非常倔强，他会将这样的想法带到以后的生活中，就算是长大成人了，他也会时常比较自己与成功者之间的差距，觉得自己必须保持这样的状态——他们习惯于排在首位，排在中间或者是排在别人的后面。这说明他们为自己设定了下限、乐观的最大程度，以及可以活动的区域范围。我们都知道，上班时业绩不佳的人也是可以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位置并取得巨大的成就的。我们理应让孩子们了解到自我设限的行为是错误的，作为老师和学生，也应该避免迷信“儿童获得进步是因为他的天生禀赋”之类的观点。
我们在教育孩子过程中会犯各种错误，最糟糕的一种就是认为遗传因素可以限制孩子的发展，这只是老师和家长对孩子管教失败的借口罢了。由于这个借口，他们不必为自己对孩子的任何影响而担负责任。我们应该抵制这样一条不负责任的做法。一个教育者，如果将遗传作为限制儿童性格和智力发展的原因，那么，我们真的无法期待他能够在岗位上做出多高的成就。假如他发现他的心态和行为能够对孩子造成影响，他就不会再用这样的借口来推卸责任。
我们在这里所谈的遗传不是身体上的，与器官缺陷无关。
对遗传为心理带来的影响的研究，是个体心理学中才会涉及的。孩子能够了解自身器官的功能，并且按照自己的感觉来判断有哪些因素可以限制自身的发展；所以，如果一个孩子受到器官残缺的困扰，我们就要让他认识到这并不说明他在智力或性格方面同样会受到限制。我们已经了解到，同样是残缺，有些人会将它看作激励自己奋斗的因素，而有些人却将它视为一种自身发展的限制性因素。
在我刚开始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反对我，说我的主张并不科学，只是个人的片面看法。可是，我是从自己的经验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并且，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如今，有一些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也不约而同地提出这样的观点，他们觉得遗传对性格的影响只是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迷信。这样的理论是来自人类想要推卸责任、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的想法，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会信奉宿命论。最简单的表现形式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论及“性恶论”。这显然是一种无法站住脚的观点，坚持这个观点的大多是那些想要逃避责任的人。就像其他的性格特点一样，脱离社会环境的“善和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些都是人类在社会中与人相交往的结果，这其实是一种判断事物的标准，无非是妨碍还是顾全他人的利益。孩子在降临于世之前，并不能接触到社会环境，而在出生后，他的潜能就有可能让他朝任何方向发展。他所处的环境或者是自身感受到的各种感觉，以及对于这些感觉的解释，是他做出决定的主要依据。另外，教育的作用也是不可小看的。
人类遗传的其他心理功能虽然不明显，却也是同样的道理。兴趣在心理功能发展过程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我们知道，是沮丧和恐惧阻止了兴趣的发展，而不应归咎于遗传。大脑的构造自然是来自于遗传，然而，大脑对心灵而言，也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绝对不是根源，况且，就算大脑受了伤，只要没有伤到我们无法救治的程度，就可以对其进行训练，来弥补缺陷。每一种非凡的能力都是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发自内心的兴趣得到的，而不是来自于遗传。
就算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家族，好几代人都表现出超常的禀赋，我们也不能将这样的现象归结为遗传。我们宁愿相信是因为有一个获得成就的成员刺激了其他人，使他们懂得努力，而家族的氛围也培养了成员的这种优秀品质。所以，当我们发现著名化学家李比希（1eibig）的父亲是一位药房老板时，也不能判断出他的成功是因为得到了这方面的遗传。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家庭环境正好为他提供了发展兴趣的土壤，当他已经对化学非常了解的时候，其他孩子还没有接触到这门学科，这才是最重要的。同样，莫扎特之所以在音乐方面有所成就，也并不是因为他有一个对音乐有兴趣的父亲，他的父亲只是希望他可以热爱音乐，并且不断地提供鼓励和支持。从他幼年起，音乐便弥漫在他的整个生活环境里。我们常常发现这些成功的人往往有一个“较早的开始”，他们或者是从四岁开始学习钢琴，或者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将周围发生的事写成文章。他们一直对某种事物饱含热情，并且受到专业的、广泛的训练。他们不会畏首畏尾，只会勇往直前。
如果连教师也相信在孩子发展过程中受到了某些切实存在的限制，那么，我们就无法期待他能够为儿童解除某些自我限制。如果他对学生说：“你在数学方面没有天分。”他就会感到一身轻松，然而，这样做的坏处是让孩子感觉沮丧。我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在我上学的时候，在几年内数学成绩都是班里的倒数几名，我也认定了自己是没有数学天分的。然而，幸运的是，有一天，我竟然意外地做出了一道连老师都无法解答的题目，这次经历改变了我的想法。之前，我对数学这门课一点兴趣都没有，在那之后，我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自我训练。最后，我的数学成绩名列前茅。可见，这样的事情足可以帮我看清特殊才能及天生禀赋的理论存在很大的错误。
就算是在一个人数众多的班级中，只要我们努力发掘，仍然可以发现每个孩子都有各自的特点。比起对他们一无所知，加深对他们的了解更能够帮助我们掌握他们。然而，大班教育对于管理来说是不科学的，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更容易忽略孩子所出现的问题，更不用说对他们进行适当的培养了。老师对孩子兴趣和合作技能的培养应该建立在对孩子了解的基础之上。如果孩子们在几年之中都只跟随一个老师，这对于孩子来说十分有利。一些学校会每半年更换一下老师，这就剥夺了老师与学生深入了解的机会，老师自然也就无法发现并解决孩子身上出现的问题。假如一位老师与学生朝夕相处了好几年，他会更容易发现孩子身上的不足之处，并且更容易找到合适的补救方法，这样有利于将班级建设成一个团结互助的团队。
对于孩子来说，跳班或者升级是弊大于利的。我们在他们身上寄予了厚重的希望，他们会觉得有压力。如果一个孩子比起其他同学，在年纪和发育方面都比较快，或许我们可以考虑让他升级。然而，如果这是一个非常团结互助的团体，一小部分学生的成长对于其他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好事。如果班上有一些人很出众，其他孩子也会获得迅速的提升，我们不应该扼杀了这种互相学习、整体提升的苗头。我们可以让优秀的学生多参加其他的活动，并且为他发展兴趣提供更多的机会，如美术等。如果他在这些方面获得好成绩，其他孩子也会对此产生兴趣，并且更加努力。
如果一个孩子被迫留级，那就非常糟糕了。一般情况下，这样的留级生在家庭或是学校都存在很大的麻烦。或许有少数的留级生不会出现什么状况，但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留级生会继续堕落，并且时常制造各种问题。他给同学的印象会变得很糟糕，他们对自己的未来也是不看好的。我们不能随意地将留级制度废除，这毕竟是教育体制中的一个难题。有些老师会趁着假期为差生补习，提醒他们改掉自己在生活中所犯的错误，并且让他们避免留级的命运。当他们看清自己的错误之后，就可以在第二个学期步入正轨了。其实，这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有效帮助差生的方式，我们放心让他自己努力奋斗的前提，是他已经看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客观地认识了自己的能力。
之前，在研究根据学生的成绩而将他们分到不同班级的教育制度时，我就看到了一个特殊的事实。我主要是从欧洲得到的相关经验，却不知道这样的经验是否适用于美国。我们发现在所谓的差班里几乎都是出身贫寒和心智低下的孩子，而在所谓的好班里，儿童的家境一般都是比较富裕的。这种现象并不是合情合理的。因为那些贫寒的家庭并没有为孩子的教育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他们大多面临着很多的现实困难。这些父母花费在儿童身上的时间是有限的，甚至他们本身并不具备教育孩子的能力。我个人认为将一个并没有为上学做好充分准备的人分入差班是欠妥的。如果一个教师经验丰富，他会知道怎样对这样准备不够的情况进行矫正，比如让他们在优秀儿童的圈子里成长，他们就必定会受益匪浅。相反的，如果将他们分入差班，他们会很快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同时，他们还会受到来自优秀班级的同学的讽刺和蔑视。因此，差班的氛围会让孩子们变得沮丧，并且不敢再勇敢地追求自身价值。
从理论上讲，我们应该支持男女同校。这样可以让男生和女生互相了解得更加清楚，可以促进异性之间的合作。然而，那些期望通过男女同校来解决所有问题的人，在思想上也是不正确的。我们应该认清：男女同校也会产生一系列的特殊问题，如果不将其了解清楚并做出适当的处理，就很可能因为男女同校而产生一些两性问题。比如，女孩子通常在16岁之前都会比男孩子发育快。如果男孩子不了解这一点，就有可能会伤到自尊。他们会认为女孩超过了他们，会觉得惭愧。他们很可能将这样的挫败感带到之后的生活中，再也不敢与异性竞争。赞同男女合校制度的教师如果能够了解这种情况，就可以利用这种制度做很多事情，否则，迎接他的将注定是失败。此外，如果不能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不能监督到位，他们就会在性方面出现问题。学校里的性教育并不是简单的事情，教室也并不适合进行这类教育，如果在教室里对孩子进行此类教育，教师无法保证每个学生都可以正确地了解他们的观点。或许这样的行为可以让学生感到好奇，却不能确定孩子们是不是可以接受，更不必说怎样将它融入自己的生活方式中了。当然，如果孩子确实感兴趣，并且在私下里向他们请教，教师就可以做真实的回答。如果这样，他就可以得知孩子感兴趣的是什么，并且帮他提供正确的解决之道。然而，在班级中进行讨论是没有好处的，这样的行为一般会让孩子产生误会，把性看成一件很随意的事，这样做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任何在儿童教育方面受过专门培训的人，都可以轻易地区分出孩子们所带有的各种生活方式。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孩子的体态、他观看和聆听时的表现，以及他是喜欢与人交往还是显得孤僻，来判断一个孩子的合作程度。如果他把书本丢掉了，或者忘记做作业，我们就可以推断出他不喜欢学习，我们必须要找寻出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对学习丧失兴趣。如果当其他孩子玩耍时他无法融入进去，我们就可以推断出他内心是孤独的，不自信的。如果他总是期望得到帮助，我们就能够判断出他独立性较差，希望获得他人的支持。
有些孩子学习的前提是受到了褒奖或者赞扬。很多被宠坏的孩子就只有在老师提供特别的关心时才会在学习上获得优异的成绩，一旦老师不再提供此类关心，问题就产生了。除非有人做他们的热心观众，否则他们会停滞不前，他们的兴趣会因为无人注视而戛然停止。在这些孩子眼里，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数学。如果让他们背诵数学公式，他们会表现得非常优异，但如果让他们独立解决题目，他们就会束手无策。这个毛病好像不是很严重，然而，这些整日都期望别人对他们产生兴趣或者支持的孩子，很可能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威胁。假如他们在成年后还一直保持着这样的态度，他们会依赖别人的帮助和支持，他们在遇到问题时的第一反应将是强迫别人替他们解决相应的问题，而最终，他们会在社会中毫无建树，并且一心想要让别人替他们分担。
而另一种类型的儿童则正好相反，他们一心想要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如果没有达到目的，就搞一些恶作剧来影响其他孩子。对于他们而言，惩罚和责备都是没有用的，这些都正好合了他们的心意。比起被忽略，他们宁愿受惩罚。在他们看来，他们所承受的惩罚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是值得的。对于很多孩子来说，这就像是一场游戏或比赛，他们想要笑到最后，惩罚只是对他们生活方式的一种挑战而已。最终，他们常常是掌握了主动权，并且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因此，一些孩子在受惩罚的时候会笑，而不是哭，因为他们喜欢这种和父母及老师作对的感觉。
懒散的孩子一般都是野心勃勃而不害怕被打击的孩子，除非他是在故意对父母或老师进行挑衅。对于成功的理解因人而异，有时，我们也会惊讶于孩子对失败的看法。有一些人会因为无法超过别人而觉得自己很失败，即使他非常成功，假如有一天他遇到一个更强的人，也会感觉如坐针毡。由于懒惰的孩子从没有真正遇到过任何考验，所以，他们也没有尝到过失败的滋味。他们不喜欢和别人一较高低，总会尽量逃避眼前的事情。很多人肯定会觉得如果他们能够勤奋一点，就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他们也会由于这样的看法而为自己找借口：“如果我想做，哪有什么可以难倒我呢？”他们会将其作为失败的借口，为自己解嘲，维护自己的自尊。他们会认为：“我不是无能，只是懒惰。”
我们经常会听到老师这样评价懒学生：“如果你用功一些，就可以加入优等生的行列。”如果他能够轻易地获得这样的褒奖，为什么还要那么拼命，万一失去这样的信赖，岂不是得不偿失。或许，等到他再犯懒时就不会有人认为他是深藏不露了。周围的人都会借用他的成功来评断他，而不觉得他是有可能获得巨大成功的。对于懒孩子而言，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只要他做了一丁点儿努力，也会受到别人的赞扬。周围的人会认为他是想改正自己的错误，于是想要鼓励他洗心革面。一样的工作，如果放在勤快的孩子身上，就不会有这么多赞美的声音。懒孩子于是坚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一直活在他人的期待中。他确实已经被宠坏了，自从出生起，无论是什么事，都希望获得他人的帮助。
此外，还有一类孩子在人群中显得比较突出，那就是总是在群体中起领导作用的孩子。我们是欢迎领袖的，然而大家只赞赏可以以大局为重的领导，可是这样的领导却很少。这类领袖型孩子所关注的仅仅是可以让他驾驭别人的情境，他们也只想在这样的情境下参与各种活动。所以，这类孩子的未来一定是充满坎坷的，他很容易在生活中碰到问题。而两个这样的领袖型人物在婚姻、事业、社交等方面碰面的时候，就会上演笑话或惨剧。他们一直寻找机会去驾驭对方，以保持自己的优越感。有些家长却乐于看到那些被宠坏的孩子对他人颐指气使的样子。他们开怀大笑，并鼓励孩子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可是，老师或许可以发现，这样的做法对于孩子将来的发展非常有害。
我们并不是主张将不同性格的孩子全都塑造成某一种固定的类型，我们只是要阻止那些显然会让他们走向失败的人格发展倾向。在儿童时代，这样的人格一般比较容易防止或者纠正。假如我们无法制止这些人格的发展，当儿童成年后，他们的生活就会越发困难，也就是说孩提时代的错误常常导致成年后的失败。如果一个儿童对于合作并不感兴趣，那么，他变成神经病、罪犯、自杀者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一些神经病患者在童年时期大多对陌生人怀有恐惧感，会害怕黑暗或者新的环境，一些忧郁的人多半比较爱哭。在当代社会，我们无法去接触和帮助每一位父母来避免这样的错误，那些不愿意接受建议的父母其实是最需要忠告的。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触老师来了解学生，帮助学生，帮助他们改正自己犯下的错误，并且让他们懂得自立自强，懂得与人合作，勇敢地面对生活。我想，这样的教育工作将是人类未来幸福的最大保障。
15年前后，我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在个体心理学领域建议学校设置顾问会议，顾问会议的价值在维也纳以及欧洲许多大城市中都已经被证明了。心存希望和梦想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然而，倘若方法不合适，理想就是纸上谈兵，没有任何的意义。依据这15年来的经验，我想我可以说：顾问会议作为处理少年问题以及将儿童培养成栋梁之材的合理途径，是非常成功的。当然，我知道，假如顾问会议能够建立在个体心理学的基础上的话，就会更加成功。然而，我确实找不出任何反对它与其他学派心理学家合作的理由。实质上，我一直主张应该将各个学派的心理学家与顾问会议结合在一起，并且通过比较找出最合适的学派。
在会议上，要选择一位素质很高的心理学家，他一定得在研究教师、父母和儿童的困难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然后要让他和某一个学校的老师们共同探讨教育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当心理学家到学校时，教师应该将某一个孩子的个案及特殊困难告诉他——这个孩子或许不勤快，或许他喜欢争斗、偷窃、逃学，或者成绩不理想。心理学家要带着他的宝贵经验与教师共同探讨。教师应该详细地描述孩子的家庭情况、性格特征及个性发展历程。如果发现哪些环境是有问题的，就一定要加以注意。之后，心理学家将和教师一起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并确定出合适的解决方法。因为他们经验丰富，很快就可以达成一致意见。
这个孩子和他的母亲应该在心理学家到校时也同时到校。母亲应该在他们确定了用什么样的口气与她沟通，怎么样对她起作用，并且帮助她寻找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孩子出现问题之后，才被请进来。母亲会为心理学家当天的讨论提供很多有效信息，然后心理学家将针对怎样帮助孩子提出合理的建议。一般来说，母亲会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也会乐于配合。假如她的态度是游移不定的，心理学家及老师会举出案例，并暗示她可以按照其中的办法来帮助孩子。
然后心理学家将让孩子进入房间进行谈话，谈话的内容是他所面临的问题而不是他犯的错误。心理学家要找出是什么因素妨碍着孩子的成长，以及被孩子所忽略的一些重要信念等。他是在与孩子进行友善的沟通、为他提供建议，而不是指责他。他将会采用其他方式来指出孩子的错误，比如说将他放进一种虚拟的情境中，并询问孩子的意见。对这种工作没有经验的人，如果看到孩子在这之后能够很快了解问题并进行态度上的转变，一定会非常吃惊。
顾问会议让那些受过培训的老师们非常感兴趣，他们将之视为工作中的乐趣，并为工作的成功提供了更多保障，因此，他们绝对不会放弃它。由于它可以在30分钟之内解决困扰他们很久的麻烦，所以没有人将它看作一种负担。学校的合作精神迅速获得了提升，这种方法实行一段时间后，除了一些细小的问题需要克服，再也没有发生严重的问题。实际上，教师们已经成了心理学家，他们懂得怎样了解一个人的人格，以及它的一些表现形式。他们能够独自解决日常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其实，这也是我们所期望的，假如教师们得到了有效的训练，就不用麻烦心理学家们了。
所以，倘若老师发现一个孩子很懒惰，就应该在班里为他举办一次针对懒惰的探讨会。他可以选择这样的题目作为讨论的主题：“人为什么会懒惰？”“懒惰有什么目的？”“为什么懒惰的孩子不肯改变？”“为什么他们一定得改变？”在讨论后会得出一个结果。或许那个懒惰的孩子不知道他原来就是这场讨论会的焦点人物，但由于他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会对讨论产生兴趣，而且可以从中获益。但是，假如这场会议中，他是被攻击的对象，那么他就无法学到什么。然而，如果他可以谦虚地听取他人意见，并且做出相应的思考，就一定会改变自己的想法。
教师和孩子接触频繁，自然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孩子的心理。教师可以从很多层面了解孩子，如果他懂得用一些技巧的话，就会和孩子培养出深厚的感情。教师可以决定孩子是继续犯旧有的错误还是改变自己的做法，就像母亲一样。教师能够保证人类的未来，我们无法估量他们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