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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她一见钟情。那是一个温柔的春天的夜晚，她在酒吧里眼神迷离，他在酒吧里左顾右盼，两个人的目光同时胶着于对方，好像天雷勾动了地火。
几杯酒下去后，他们都心照不宣地觉得不应该辜负这样一个美丽的春夜。她上了他的车。去了城北一个阔大的公寓。那是一个钻贵男人的家，她看得出来。
当她从浴室出来后，一切便自然而然地开始了。
关键时刻，他们发生了分歧。男人不想戴安全套，觉得影响快感和深入，女人觉得一定要戴。男人觉得你不信任我吗？女人哑口无言。她不是不信任她，就在几天前，她还在网上听说中国的艾滋病人有多少例了，这些数字好像斯芬达克剑一样，悬挂在贪欢的女人的头顶。
一夜风流重要，但生存的本能更重要。
她必须不信任他，谁敢保证这个男人的屋内，几天前没有进来过别的女人？
安全套事件让他们都有些懈气。一对急如热锅蚂蚁般的男女，此时突然才意识到，他们一见钟情，可是一见钟出来的“情”是如此不可靠。他们在内心深处，依然要对对方的忠贞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那种情形好像：眼看着一个甜蜜的性的果实悬挂在眼前，可是不知道吃下去的是不是还有致命的毒药？
即使戴安全套，又有谁能够保证百分之百的安全？
八十年代初期，当艾滋病这个世纪瘟役在美国被发现后，全世界的男人女人似乎发现一夜之间，激情不再肆无忌惮了，它可能和死亡联系在一起。你到底要激情的欢乐，还是要死亡的威胁？这个哈姆雷特的问题考验着每一个男人女人焦灼的心灵。
关键是，我们遇上了一个解放的时代。虽然这个城市现在有人发起了一场“不要和陌生人做爱”的运动，可是，和陌生人做爱的比率越来越高。道德的劝诫或者死亡的威胁并不能阻挡人们寻找肉体激情和欢乐的冲动。
激进的革命派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福轲。在他看来，生命终归要死亡。他把生命看成一场美的追逐，所以活着的要义就是不断追逐肉体短暂一瞬间迸发出来的激情和审美感。所以尽管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的艾滋病盛行时，福轲却不断沉迷于和陌生人做爱的快乐中。当然，他为此代出了巨大的代价：不到五十岁，他便死于艾滋病。
为什么明知道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这个时代的男人女人还沉迷于和陌生人做爱的追逐中呢？纯粹的肉体的欢乐和激情，到底有多大的魔力？
把这部分人叫做及时享乐派是不科学的。在我看来，更多的应该是一种美的盅惑。是的，美。相比起那一瞬间可得的美，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平庸和世俗，充满了烦恼和绝望。人们没有理想了，面对着一个让人时常感到绝望的生活，他们像飞蛾扑火一样的奔向如烟花短暂一般的激情。我的一位性解放先锋派的朋友就无比鄙视那种贪生怕死之辈：如果怕死，我就彻底禁欲了。反正生命总有一死，倒不如死在美女的裙下。
这样的观念会让政府和理性的医务工作者哑口无言。至少他们要认识到，防治艾滋病，不仅仅是教会人们正确的使用安全套，而是根治人们内心深层次的对于生命意义的绝望——往往是绝望和感到生活的平庸，人们才义无反顾地投向激情。
比起激进派们，大多数的男人女人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跃跃欲试——因为他们活在一个观念解放，自我盛行的时代，他们不满足于一辈子只有一个性伴侣；另一方面，艾滋病的阴影又像斯芬达克的剑一样，让他们在跃跃欲试时，浅辄即止。
这使得激情常常并不能彻底燃烧和释放，在和陌生人做爱的过程中，激情是需要有所保留的。他们可能选择一些并不能尽兴的体位，技巧，以尽可能避免艾滋病的风险，一方面在投入时，另一个自我在反反复复的拷问：他安全吗？他有很多性经历吗？我和他在一起，会传染艾滋病吗？
这是艾滋病时代的陌生偷欢男女的典型烦恼。
如此沉重的压力，让他们的性和激情也不得轻松。那种忘我的力量没有了，他们更像一对表演杂技的男女演员。心不在焉地抚摸，亲吻，心不在焉地甜言密语，但实际上，内心里另一个灵魂在想的是：他（她）安全吗，和他（她）做爱后，会不会要了我的命？艾滋病让每一个陌生的男人女人，都在外表的亲热下把彼此当敌人。
它也让我们彻底地孤独。你永远还是你，你不可能和他（她）真正完全融合，否则，要了你的命。
在我看来，这样矛盾的理性如此潜藏在和陌生人做爱的男人女人的心底，还算好的。因为大部分人不是像福轲那样的艺术家，更不能像福轲那样，仅仅把生命当成一件美的艺术品去追逐，哪怕追逐死亡。大部分平凡的男人女人的情况是：即使鼓起勇气和陌生人做爱了，提上裤子，穿好衣服，他们还要回家庄严地忍耐着烟熏火爎的世俗生活。职称、孝道、金钱、责任和义务还需要他们好好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