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五月，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今山东诸城）太守，九月离开杭州，当年十二月到达密州任所。

苏轼当时有好几个官职名：“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论河北京东盗贼状》）、“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密州军州事、骑都尉”（《密度常山雩泉记》）。

“权知密州军州事”是苏轼受朝廷差遣的本职职务。苏轼初来密州，被授予“权知密州军州事”。“权”，是暂且，有实习、考察的意思，试用考察合格后，才能转为正式。“知”，是主持、主管的意思，“知州”，即太守。“军州事”，指兵备和民政，即军政一把手。苏轼任职不久，就正式任职“知密州军州事”，全面主持密州的兵备和民政。“太常博士”是苏轼的官衔（官阶等级）。“直史馆”是苏轼的馆职。“朝奉郎”，是苏轼的文官散阶。“尚书祠部员外郎”，是苏轼在朝廷中的新职位。“骑都尉”，是朝廷授予苏轼的勋级。

当时，苏轼三十九岁，正是智深力强之时，凭着杰出的政治才能，他非常想干出政绩，有所作为。但自古英雄多磨难，所谓“成人不自在”，“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上天要成就一个人，往往要给他设置很多磨难，“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或许正是因为有了那些磨难，才更显出苏轼政绩的难能可贵。

苏轼知密州之初，就遭逢了极大的困境。当时北方连年大旱，蝗灾泛滥。“比年以来，蝗旱相属，中民以上，举无岁蓄。量日计口，敛不待熟。秋田未终，引领新谷。”（《祭常山祝文五首》其三）“旱蝗之为虐也，三年于兹矣。东南至于江海，西北被于河汉。饥馑疾疫，靡有遗矣。”（《祭常山祝文五首》其五）“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超然台记》），“公私匮乏，民不堪命”（《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加上新法峻严，百姓“剩啮草木啖泥土”，“饥馑疾疫靡有遗”，逃亡、弃婴者随处可见。这种局面，是对苏轼的严峻考验。

苏轼想百姓所想，急百姓所急，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救助措施。一方面，经过二十多天的调查，写了《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如实反映当地的实际灾情，为民请命，要求朝廷选派官员视察灾情，减免赋税。另一方面，积极组织百姓生产救灾。

面对蝗旱相属的严重灾情，苏轼忧心如焚，立即巡视各县，深入田间农舍，仔细了解灾情，组织吏民抗灾。苏轼向农夫野老学习治蝗经验，决定以用火焚烧、用泥深埋的办法铲除蝗害，并动用部分仓米鼓励百姓下田灭蝗除卵。苏轼不仅号召百姓协力灭蝗，自己也率先垂范，多次与当时的密州通判赵成伯亲自参加捕蝗抗灾，并写了《和赵郎中捕蝗见寄次韵》诗以纪其事：“麦穗人许长，谷苗牛可没。天公独何意，忍使蝗虫发。驱攘著令典，农事安可忽？我仆既胼胝，我马亦款矻。飞腾渐云少，筋力亦已竭……”在苏轼的积极组织推动下，治蝗取得了显著效果。“县前已窖八千斛，更看蚕妇过初眠。”诗中有苏轼自注说：“蚕一眠，则蝗不复生矣。”

怎样解除旱情呢？按宋代惯例，上至皇帝，下到州县长官，遇到干旱，都要“祈雨”。《唐十道四蕃志》记载：“密州常山，齐时祈雨常应，因以得名。”苏轼遵照当地的民风习俗，两次亲率州、县官员登常山祈雨救旱，并作《祭常山祝文》五首、《祭常山神文》一篇。上天有眼，祈雨之后，果然天降大雨，缓解了旱情，他十分兴奋地写下《次韵章传道喜雨》—诗，中有诗句云：“常山山神信英烈， 驾雷公诃电母。应怜郡守老且愚，欲把疮痍手摩抚。山中归时风色变，中路已觉商羊舞。夜窗骚骚闹松竹，朝畦泫泫流膏乳。从来蝗旱必相资，此事吾闻老农语。庶将积润扫遗孽，收拾丰岁还明主。”

苏轼又派人寻找水源，发现常山“庙门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车轮，清凉滑甘，冬夏若一”。苏轼将古泉命名为“雩泉”（古代祈雨曰“雩”），为保护此泉，乃“斫石为井”，并于熙宁八年（1075）在常山北麓建“雩泉亭”。苏轼每次到常山，都要到雩泉，还为雩泉作了《密州常山雩泉记》，记中有吁嗟诗六章，旨在“以遗东武之民，使歌以神而勉吏”。他在调离密州临行前，还曾怀着眷恋之情，别游常山，驻足雩泉，写下了《留别雩泉》诗，借以抒发他对密州一草一木的热爱之情。

苏轼搞的第二项水利工程是筑堤引水。“东武会流杯亭，上巳日作。城南有坡，土色如丹，其下有堤，壅邞淇水入城。”苏轼写下《满江红·东武南城》以记此事，词曰：“东武南城，新堤就，邞淇初溢。微雨过，长林翠阜，卧红堆碧。枝上残花吹尽也，与君试向江头觅。问向前犹有几多春三之一，，。官里事，何时毕。风雨外，无多日。相将泛曲水，满城争出。君不见兰亭修禊事，当时坐上皆豪逸。到如今，修竹满山阴，空陈迹。”

面对当时益州“盗贼渐炽，百姓不堪其苦”的情况，苏轼为解救民众燃眉之急，写下《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上书朝廷，对盗贼产生的根源做了精辟而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盗措施。苏轼认为天灾人祸互为因果，治盗必须治本，并与治事、治吏相结合，挖掉盗贼产生的根源，才能真正做到止盗。

他高屋建瓴地分析了“盗贼渐炽”的三个原因：

一是旱蝗为虐，连年灾害。苏轼认为“蝗旱相仍”、“岁比不登”，饥馑疾疫，靡有遗矣，情势急迫，如不及时解决，“窃料明年春夏之际，寇攘为患，甚于今日”。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救灾。

二是山东地势险要，民俗武悍。苏轼指出：“山东自上世以来，为腹心根本之地，其与中原离合，常系社稷安危”，自秦汉以至隋唐，莫不因为山东“终不能取，以至于亡”；更何况，“陛下（神宗）即位以来，北方之民，流移相属，天灾谴告，亦甚于四方”，故不可不抱高度警惕。他呼吁朝廷“权衡祸福之孰重”，“特于财利少有所捐”，行“仁慈”、“敦化”之政，循循善诱，或可安抚人民。对于盗贼本身情况，也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对待，如对诸处盗贼的主从，必勘问根由详尽再落实之；对于“赃证未明，但已经考掠方始承认者，并不为按问减等。其灾伤部分，委自长吏，相度情理轻重，内情理重者，依法施行”。这样，便可使盗贼词穷理屈，“凶民稍有畏忌，而良民敢于捕告”。至于少数罪大恶极，“乐祸不悛”的“凶残之党”，“则须敕法以峻刑，诛一以警百”。这样，“信赏必罚，以威克恩，不以侥幸废刑，不以灾伤挠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盗贼不衰者，未之有也”。

三是新法弊害颇大，也是促成“盗贼渐炽”的重要原因。苏轼一针见血地指出，天灾固然严重，人祸亦十分深远。当时王安石等人极力推行新法，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用人不当、操之过急等原因，给百姓带来了更大的伤害。

苏轼指出，新法规定：“寻常检放灾伤，依法须是检行根苗，以定所放分数”，但密州的实际情况却是：“自今岁秋旱，种麦不得，比常十分中只种得二三……今来二麦元不曾种，即无根苗可检，官吏守法，无缘直放。若夏税一例不放，则人户必至逃移。寻常逃移，犹为逐熟去处，今数千里无麦，去将安往？但恐良民举为盗矣。”所以应该根据灾伤的实际情况，“体量放税，更不检视”，如此则“所贵小民不致大段失所”了。

新法中的“榷盐”政策（对盐实行就场官收官卖制度，即在产盐各地设置盐官，向盐户收盐，再将盐税加入卖价，售与商人），对山东就是一害。苏轼指出，“河北、京东自来官不榷盐，小民仰以为生”，但“近日臣僚上章，辄欲禁榷”，致使“盐课日增”、“刑法日峻，告捕日繁”、“盗贼日众”。他备述了京东、河北与施行榷盐的陕西等地有所不同，建议朝廷“特敕两路应贩盐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并与权免收税”，如此做法，则“人非木石，宁不感动，一饮一食，皆诵圣恩，以至旧来贫贱之民，近日饥寒之党，不待驱率，一归于盐，奔走争先，何暇为盗？”

“方田均税之法”更是路人皆知其非的政策，它仓促“成于期月之间，夺甲与乙，其不均又甚于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归矣”。谁知这年秋日，宰相吕惠卿又制定了“手实法”，其法是先由官署规定标准物价，令各户主自行报其丁口田宅家产，特奖励告发伪情。于是，中上之户，多被仇人检举，致使家家破产，人心遑遑，平空制造了巨大不安。当时，朝廷于尚书省下设“九寺”，其司农寺分工职掌仓储、苑囿、库务等业务，但其官吏多欺压蛮横，胡作非为，百姓不堪其苦。“手实法”初行之时，司农寺便行文说：如不施行，将以“违制”论罪。苏轼非常愤怒，并十分机警地把责任压在提举常平官身上说：“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自造律！”提举官害怕苏轼这个“专务规谏”、“祸福得丧付与造物”的太守个性，赶紧告饶说：“公且徐之！”苏轼刚正嫉恶，决不宽恕恶官，他仍毅然上书元老重臣文彦博，揭发了他们擅造法令、欺压郡县的事实。未几，朝廷知法害民，便决定废除“手实法”，方便了民众。

《宋史·本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奇特的故事：密州出现了一帮盗贼，到处抢劫掠杀，致使民不聊生，安抚司派遣了三班使臣率领悍卒数十人到密州来拘捕。谁知这班外来的“悍卒”，要比盗贼更横暴凶残，他们甚至用禁物设赃，诬陷百姓，借机强掠其家。居民奋起与之争斗而致杀人，悍卒畏罪惊溃，企图作乱。人民群众纷纷到太守衙门来投诉。没想到苏轼却故意投其诉状于地上说：“必不至于有这样的事情。”那些作乱的悍卒闻听此言，心中颇为安定，并不逃跑。苏轼便派人到各处去把这些散兵招集起来，迫使他们招认自己的罪过。当苏轼取到人证物证之后，便按律分别处以死刑。这故事表现了苏轼的机敏、智慧。

苏轼的治盗工作再次显示了他的治政才能。

由于连年饥馑，百姓生命难继，许多人不得不忍痛把嗷嗷待哺的儿女抛弃道旁。为此，苏轼心情非常沉重，经常“洒涕循城拾弃孩”（《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他在《与朱鹗州书》中向友人叙述了自己拯救弃婴的经过：“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千人。”元丰八年（1085），即过了十年，苏轼因知登州再次途经密州时，那些曾被收养的弃儿及其养父母，都相继赶往州衙拜谢救命恩人，场面极为动人。

经过苏轼一年的努力，密州的各种灾情基本得到控制，“吏民渐相信，盗贼狱讼颇衰”（《与灵隐知和尚一首》），苏轼本人也感到轻松愉快，“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他高兴地说：“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超然台记》）

苏轼知密州时期，不仅是其施展政治才能的重要时期，也是他思想发展、文学创作极为重要的时期。密州的社会现实、生活环境，与其以往的阅历碰撞、融合，使他不断深入地思索人生的真谛，形成了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处世哲学。密州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粗犷淳厚的民情风俗，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密州的秀丽山川、名胜古迹，陶冶了苏轼的情操，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充实了他的创作内容。苏轼在密州期间，创作了诗文200多篇。

这一年年尾，外界的一切渐趋平静。密州的冬天是荒凉的，苏轼面对的是枯木残雪、萧瑟和孤寂，他开始思念家乡和亲人。

正月二十日晚上，他的思念终于化成了梦境：家乡卧室的窗前，美丽的王弗正在对镜梳妆。这是他十九岁时结发的妻子，温柔贤淑，两人恩爱情深。他痴望许久，妻子转过身来，默默无言，满脸泪水……

从梦中醒来的苏轼再难入睡，十年前二十七岁的妻子病逝的情景再一次令他肝肠寸断。如今，亡妻远葬千里之外，已是四十岁的他联想到自己的坎坷遭遇，冷落凄清，衷肠难诉，于是，含泪挥毫，写下了一首千古绝唱《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后世的一些词话家评价苏轼“短于情”，其实苏轼仅仅是不喜欢写那些“绮罗香泽”的艳情。只这一首悼亡词所表现的对爱妻永不忘怀的真情，就完全能够抵过柳永等人多年的咏唱。这首词，让许多把宋代词人简单地划为豪放和婉约两种类型的评论家为难。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婉约派词人沉迷于风花雪月的情景中，大都因为对这种感觉的熟悉而显得浮泛，如苏轼般生性豪放的词人所写的婉约词，反而因为真挚而凄婉欲绝。最直接的原因却是，此时此刻，所谓豪放词风还潜藏在苏轼心灵的深处，等待迸发。

自澶渊之盟以来，北宋王朝每年都要向辽和西夏等国纳币求和。这种妥协政策，助长了辽、西夏等国的统治者侵扰中原的气焰，因而辽和西夏成了北宋王朝的心腹之患。苏轼为朝廷割地纳币的屈辱而倍感痛心，他一贯反对向辽和西夏妥协，力主抗击辽和西夏的侵扰。

苏轼知密州，始终不忘习射练武。密州州治诸城常山东南有一塌山，伸出一处蜿蜒十五里的岗峦叫黄茅冈。这里黄草遍野，禽兽出没，在此冈附近还有一水名铁沟，都是围猎习射的好地方。苏轼时常带领密州士卒到黄茅冈、铁沟一带，与同官会猎习射。熙宁八年（1075）七月，辽主胁迫北宋王朝统治者“割地以畀辽”，宋境“凡东西失地七百里”。苏轼闻讯，心情十分沉重。这年冬天，苏轼满怀爱国激情，写下了著名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苦于不能亲临边关，为国效力，便在词中发挥想象，借古论今，表达自己渴望驰骋疆场、抗敌报国的爱国情怀。他想象穿上汉代羽林军的服饰，牵着猎犬、架着苍鹰出猎，全城的人都来看他像孙权一样亲自弯弓射虎。然后他又自比杀敌英雄魏尚，希望得到朝廷信任，赶赴边关，杀敌立功。

这首词不仅在于充满着爱国主义的激情，在题材和意境方面都具有开拓意义，而且它气势雄豪，淋漓酣畅，一扫北宋词坛偎红倚翠、浅斟低唱、缠绵绮靡的风格，别具一格，自成一体，开创了一代词风。苏轼对这首词颇为自豪，他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成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首词，是苏轼在词作革新上所作的一次成功尝试。

从此，在宋词和中国诗词的史书中，诞生了一个新的流派——“豪放派”。几年以后，苏轼遭遇“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在长江边上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带着“大江东去”般磅礴气势和“千古风流”般深厚底蕴的作品成了豪放派的代表作。

熙宁九年（1076）中秋节晚上，皓月当空，远离家乡的苏轼与朋友在超然台上饮酒赏月，彻夜狂饮，直到酩酊大醉。古诗云“每逢佳节倍思亲”，面对空中那轮皎洁的明月，想到自己政治上的不得意，又思念起阔别多年的弟弟，万般滋味涌上心头，于是挥笔写下了不同凡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与弟弟苏辙手足之情甚笃，然而兄弟二人已经多年未曾见面了。嘉祐二年（1057）两人同科进士及第，名震京师。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任开封府推官，因反对新法遭到诋毁，便自求外任，出任杭州通判。在赴杭州上任途中和弟弟苏辙分别，此后六七年没有见面。熙宁七年（1074），弟弟苏辙在齐州（今山东济南）任掌书记，为了距弟弟近一些，苏轼“求为东州守”，希望能“昆弟之相近”，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避开朝廷的党争。据苏辙《超然台记叙》说：“子瞻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代。以辙之在济南也，求为东州守。既得请高密，五月乃有移知密州之命。”苏轼之所以抛掉湖山秀丽的杭州，由南而北，原为兄弟之情。

到密州之后，因为公务繁忙，苏轼还是很难与弟弟见面。熙宁九年（1076）中秋晚上，皓月当空，银辉遍地，苏轼面对空中那轮皎洁的明月，思念起远方的弟弟，又联想到自己已经四十一岁，在仕途上奔波了二十年，情郁难舒，愤懑伤感，喝了一夜酒，乘着酒兴正酣，挥笔写下了这首著名词作：“……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作者一边问天，一边问月，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美丽的境界。伤感中透着豁达，压抑中流露着开通，还表达了深刻的人生哲理：世界上不可能有永远圆满的事情，人生有欢聚，也必然有离别，这正如月亮圆缺一样，都是自然规律。

这首词把情、景、理三者高度融合在一起，把人间的冷暖、现实的无奈、命运的无常表现得淋漓尽致，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被后人誉为“中秋绝唱”。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评价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可见胡仔对这首词评价之高。词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名句，千百年来广为传诵；苏轼在词中表达出的超然乐观的人生态度，也使世人多有感悟。

苏轼在知密州期间还重修了“超然台”。超然台本系元魏时所筑，坐落于诸城北城墙上，俗称“北台”，“台已陈旧失修，颓败不堪”。熙宁八年（1075），苏轼召集工匠“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经过“稍葺而新之”，复加栋宇成为宋代之阁楼式建筑。整修后的超然台，“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暖”。苏轼特意请当时在济南任掌书记的胞弟苏辙为之题名。苏辙以老子“虽有荣名，燕处超然”之意，名其台为“超然台”，并作《超然台赋》赠之。赋曰：

子瞻既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代，以辙之在济南也，求为东州守。既得请高密，其地介于淮海之间，风俗朴陋，四方宾客不至。受命之岁，承大旱之余孽，驱除螟蝗，逐捕盗贼，廪恤饥馑，日不遑给，几年而后少安。顾居处隐陋，无以自放，乃因其城上之废台而增葺之，日与其僚览其山川而乐之。以告辙曰：“此将何以名之？”辙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渔者知泽。安于其所而已，其乐不相及也，而台则尽之。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故邪？《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尝试以‘超然’命之，可乎？”因为之赋以告曰：

东海之滨，日气所先。岿高台之陵空兮，溢晨景之洁鲜。幸氛翳之收霁兮，逮朋友之燕闲。舒堙郁以延望兮，放远目于山川。设金罍与玉斝兮，清醪洁其如泉。奏丝竹之愤怨兮，声激越而眇绵。下仰望而不闻兮，微风过而激天。曾陟降之几何兮，弃溷浊乎人间。倚轩楹以长啸兮，袂轻举而飞翻。极千里于一瞬兮，寄无尽于云烟。前陵阜之汹涌兮，后平野之湠漫。乔木蔚其蓁蓁兮，兴亡忽乎满前。怀故国于天末兮，限东西之险艰。飞鸿往而莫及兮，落日耿其夕躔。嗟人生之漂摇兮，寄流枿于海壖。苟所遇而皆得兮，遑既择而后安？彼世俗之私己兮，每自予于曲全。中变溃而失故兮，有惊悼而汍澜。诚达观之无不可兮，又何有于忧患？顾游宦之迫隘兮，常勤苦以终年。盍求乐于一醉兮，灭膏火之焚煎。虽昼日其犹未足兮，俟明月乎林端。纷既醉而相命兮，霜凝磴而跰 。马踯躅而号鸣兮，左右翼而不能鞍。各云散于城邑兮，徂清夜之既阑。惟所往而乐易兮，此其所以为超然者邪？

苏辙认为：住在山里的人，知道山；住在树林里的人，知道树林。农夫熟悉原野，渔夫熟悉沼泽。他们都安于自己居住的地方，只知自己居处的乐趣，而不知道别处的乐趣。而登高台却可以享受到山、林、原、泽的诸种乐趣。因为台高可以望远，各处的景致能尽收眼底。天下的读书人在是非场中奔走，在荣辱海里浮沉，喧嚣着尽力往前挣扎而不知回头，也没有谁能意识到自己的沉迷。而通达的人看着他们，不禁为之悲哀。以上两种人都没做到超然物外。老子说：“虽有荣观，燕处超然。”苏辙建议将其台命名为“超然台”。

苏轼看了苏辙的建议，欣然同意并写下了著名的《超然台记》。文曰：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 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乌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庐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苏轼从超然台上所感受的乐趣中深深体会到“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因此，他认为一个人不要经常“游于物之内”而不能自拔，而应持“游于物之外”之态度，那就会感到“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就会达到善恶福祸不芥于心、无往而不乐的境界。正因为苏轼能从切身的事物中超脱出来，客观冷静地对待自身的遭遇，做到心平气和，随遇而安，所以即使处于屡遭打击、穷困潦倒、令人不堪忍受的逆境中，他也能安之若素，不改其乐，并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通过能动的选择来把握自己的命运，以超然物外之精神状态，多途径地实现自身的价值。

兄弟俩一个作赋，一个著文，抒发感慨，以志纪念。

苏轼的好友文同寄《超然台赋》，苏轼书其后。李清臣（邦直）作《超然台赋》，苏轼刻之石并跋。鲜于侁及“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也作《超然台赋》寄之。元老重臣文彦博作了《寄题密州超然台》诗，司马光后亦写了《超然台寄子瞻学士》诗。

在密州期间，苏轼常常登临超然台，与宾客聚会，吟诗填词，唱和应答，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词。

他于细雨蒙蒙的春朝，登超然台，眺望满城烟雨，触动乡思，写下了《望江南·超然台作》词：“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这首词，通过春日景象和作者感情、神态的复杂变化，表达了词人豁达超脱的襟怀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人生态度。

他于凉风习习的秋夕，登超然台，留下了《江城子·前瞻马耳九仙山》：“前瞻马耳九仙山。碧连天，晚云间。城上高台，真个是超然。莫使匆匆云雨散，今夜里，月婵娟。小溪鸥鹭静联拳。去翩翩，点轻烟。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莫忘使君歌笑处，垂柳下，矮槐前。”勾勒出一帧密州晚秋风景画，表达了对密州山水的眷恋之情。

熙宁九年（1076）中秋，他在超然台上饮酒赏月，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表达对兄弟的怀念之情。这首久负盛名的浪漫主义杰作，与另一首别开生面的现实主义豪放词《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奠定了苏轼在中国词史上始开创新风的地位。

苏轼还写过一首《画堂春·寄子由》词：“柳花飞处麦摇波。晚湖净，鉴新磨。小舟飞棹去如梭，齐唱采菱歌。平野水云溶漾，小楼风日晴和。济南何在暮云多，归去奈愁何！”写出了他在超然台楼阁之上远眺齐州，倍加思念胞弟的心情。

元丰八年（1085）十月，苏轼经历了“乌台诗案”的磨难和贬谪，重被朝廷起用，“复朝奉郎知登州”，路过密州已是十年之后。他再次来到自己多年梦魂萦回的密州，受到了吏民百姓的热烈欢迎。苏轼感动不已，挥笔写下《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诗：“昔饮雩泉别常山，天寒岁在龙蛇间。山中儿童拍手笑，问我西去何当还。十年不赴竹马约，扁舟独与渔蓑闲。重来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遮攀。当时襁褓皆七尺，而我安得留朱颜。问今太守为谁欤？护羌充国鬓未斑。躬持牛酒劳行役，无复杞菊嘲寒悭。超然置酒寻旧迹，尚有诗赋镵坚顽……”诗歌不仅深情地回忆了告别密州父老时的感人情景，也记述了再次来到密州时人们迎接他的动人场面。

苏轼任密州知州时，勤政廉政，一身正气，视密州似故乡，爱黎民如亲人，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成就和独特的业绩，受到当地人民的敬重和爱戴。在调离密州前，苏轼写了《别东武流杯》一诗：“莫笑官居如传舍，故应人世等浮云。百年父老知谁在，惟有双松识使君。”表达了对密州风物的深切眷恋之情。

为了纪念、弘扬苏轼在密州的业绩、品格，密州人民在超然台上修建了苏公祠并塑了苏公像，供人们祭祀。元、明、清各代都曾有修葺，明人还在苏公祠前增修了慕贤亭，以供游人观赏休憩。无数文人墨客相继登临此台，他们缅怀苏轼，写下了许多诗词文赋。如今，人们又在超然台上立了苏轼《超然台记》和苏辙《超然台赋》等石刻。

熙宁十年（1077），苏轼奉命移知徐州（今江苏铜山），再次踏上漂泊之途。 H1+u2Ehtpx8Ar3a+/YIjhzv3gRzWX+xudvIjUG7RTM3mPCtW9kupV9DruYPyTMb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