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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
杭州西湖
英宗治平二年（1065）二月，苏轼签书凤翔府判官的任期届满后回到京城，除判登闻鼓院。苏轼回到京城后，与父亲及弟弟团聚。五月二十八日，他深爱的妻子王弗去世，时年二十七岁。六月，殡京城西。之后不到一年时间（治平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父亲苏洵也病逝，享年五十八岁。英宗闻而哀之，赐给绢帛银两，资助办理丧事。苏轼辞谢了赏赐，请求赠给父亲一个官职，于是朝廷赠苏洵光禄寺丞。苏轼怀着非常沉痛的心情，与苏辙一起，雇船将父亲及妻子的灵柩运回故乡眉山安葬。治平四年（1067）六月，遵父遗命，葬妻王弗于母程夫人墓侧，作墓志铭。十月二十七日，葬父苏洵于眉州彭山可龙里老翁泉，与母程夫人同葬，手植青松营茔。兄弟俩依礼服孝守丧两年零三个月。熙宁元年（1068）七月，服孝期满。后不久，苏轼娶王介（君锡）之幼女王闰之（季璋）为妻。王闰之是苏轼前妻王弗的堂妹。十二月，苏轼兄弟便北上剑门，从陆路返回京城。
熙宁二年（1069）二月初，苏轼回到京城。二月中，以殿中丞、直史馆授官告院（主管颁发官吏凭证文书），兼判尚书祠部。
苏轼离开京城的几年里，朝廷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神宗即位后，想改革弊政，富国强兵，他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推行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先后离京。那时朝野议论纷纷，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前几年的“平和世界”了。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有多方面原因。
宋太祖赵匡胤夺取政权后，吸取了唐王朝因藩镇割据而最终亡国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把全国的军权、政权、财权等统统集中到自己手中，以保证国家秩序的稳定。
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将的兵权，交给文臣掌管，并又常常调换、换防各地军将、士兵，目的在于“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这样做虽然可以避免出现军阀拥兵自重的局面，但却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对于地方政权机构，朝廷实行分散权力、互相牵制的措施。例如，地方政府设置知州为地方行政首长，又设置通判为地方行政副首长。通判往往由朝廷派遣京官充任，虽然是副职，却有权直接向皇帝上奏。地方事务也由知州与通判共同处置。这种安排是为了防止出现地方政权专断独行，但也造成了行政内耗、效率低下等弊端。
在财政方面，对内，要求地方财赋大多数上交朝廷。北宋朝廷优待百官，那些高官的俸禄非常丰厚。当时宰相、枢密使月俸300贯，春、冬衣服各赐绫20匹、绢30匹、冬棉100两，每月禄粟各100石，谦人（仆役）衣粮各70人，每月薪（柴草）1200束，每年炭1600秤，盐7石等。（《宋史·职官志》）随着官僚机构的极度膨胀，用于官员俸禄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对外，北宋一直处在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之中，为了换得暂时的安宁，宋朝每年向西夏交纳七万两白银、五千匹绢、三万斤茶叶，向辽国交纳二十万两白银、三十万匹绢，这又是一笔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当时朝廷面临重大的财政危机。
宋神宗即位时，国库空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二十岁的宋神宗即位后，决心锐意变法，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局面。他在官吏中反复挑选，最终选中王安石主持变法。熙宁二年（1069）二月，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建立负责变法的专门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统筹改革户口、赋税、财政收支、粮食漕运、工商收入、兵器制造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事宜。在财经、军事等方面推行一系列的新政策，其核心目的在于强国富民，巩固朝廷统治。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有：
·均输法：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熙宁二年（1069）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稍稍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
·市易法：熙宁五年（1072）三月，颁行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免行法：熙宁六年（1073）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
·青苗法：熙宁二年（1069）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仓、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
·募役法：熙宁四年（1071）颁布实施。募役法（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方田均税法：熙宁五年（1072）颁行。方田均税法规定，每年九月由县官丈量土地，检验土地肥瘠，分为五等，规定税额。丈量后，到次年三月分发土地帐帖，作为“地符”。分家析产、典卖割移，都以县官丈量的田亩为准，由官府登记，发给契书。方田均税法的颁布实施限制了官僚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和人口。
·农田水利法：熙宁二年（1069）颁布。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
·将兵法：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自熙宁七年（1074）始，在北方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武官专掌训练。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保甲法：熙宁三年（1070）颁行。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社会秩序。
变法派还改革了科举制，整顿了各级学校，注重为社会培养改革急需的人才。
改革的浪潮风起云涌，但也遇到了空前巨大的阻力。北宋王朝是个需要求变图新的社会，但也是一个因循守旧已成习惯的保守社会。新法一出台，就在朝廷上下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变法派的代表是王安石，反对派的代表是司马光，两派的观点简单归纳起来就是：
变法派认为，要迅速打破烂摊子，尽快重建新规矩；反对派认为，还是维持老规矩，慢慢改掉老毛病。变法派认为，国库空虚，要用行政权力监管经济，将财富从地主商人的手里收过来，装到国库里；反对派认为，这是与老百姓争夺利益，这样会扰乱经济秩序。
对于任何一个政权，巩固统治，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是第一要务。从当时形势来看，朝廷对经济生活进行宏观调控，增加国库收入势在必行。但关键在于如何正确把握朝廷利益与百姓利益的平衡分寸。朝廷过度干预经济生活，争夺百姓利益，肯定会出问题。当时变法派与保守派形成剧烈的政治斗争。朝中有很多社会声望较高的老臣或称病引退，或自求外任，以消极抵制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但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他们一如既往地坚持推行变法革新政策。由于原有老臣的引退、罢免、外迁，王安石不得不大量起用新人，一些投机取巧的小人乘机混入变法派队伍。
当时的朝廷变法派与反对派唇枪舌剑，怒目相向；变法举措纷纷出笼，如火如荼；人事调整大起大落，鱼龙混杂；社会舆论是非难辨，人心惶惶。为父亲守丧期满的苏轼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重返京城，担任殿中丞、直史官，差判官告院（负责颁发官吏授官凭证机构）。苏轼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偏于保守，故而不赞同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变法。
苏轼主张循序渐进的变革，他反对王安石疾风暴雨式的急进变法，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苏轼认为，针对当时的朝政局面，变法应当循序渐进，不应急躁冒进。他主张进行和风细雨式的改良，“见之明而策之熟”，“先定其规模而后从事”，而反对王安石疾风暴雨式的革新变法。
二、苏轼认为，得到人才的途径在于知人，知人的方法在于求实，变法的关键主要在用人而不在改革现行体制。他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是在动摇朝廷的根本制度，同时王安石在用人方面存在重大失误，所以坚决反对。
三、苏轼与一大批反对变法的元老重臣、名门贵戚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渊源关系，这些大臣的态度影响着苏轼的政治立场。
当时，苏轼只有三十多岁，从政经历还不丰富，对北宋王朝的政治危机、社会弊端认识不够深刻，对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方面认识不足，消极方面则估计得过于严重。
苏轼给神宗先后上了《议学校贡举状》、《拟进士对御试策》、《上皇帝书》、《再上皇帝书》等多封奏章，系统阐述自己反对变法的理由和态度。
他告诫皇帝，现在的变法“譬如乘轻车，驭骏马，冒险夜行，而仆夫又从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秣马，以须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甚未晚也”（《拟进士对御试策》）。意思是说，现在的变法，就好比有人在深更半夜坐着马车奔跑在山间小路上，前面是骏马狂奔，后面是马夫拼命地鞭打，随时都有车毁人亡的危险。希望陛下解下马鞍，喂饱骏马，等到天亮后在大路上慢慢行走，也并不晚啊！
他告诫皇帝：如今的为政之道、变法举措，就好比医生在患者身上用毒药，以性命的死生来检验药效。大宋百姓，都是陛下的子民，难道可以用他们来试验毒药的药效吗？如今的变法之政，小用就会有小失败，大用就会有大失败，如果一意孤行不加以制止，终究会导致国家大乱败亡。这并不是在危言耸听，自古国家存亡都寄托在百姓、军队、官吏、士人四类人心之上，朝廷失去了这四类人心，就会发生变乱。如今陛下占有所有这些不利的因素。（见苏轼《再上皇帝书》）
宋神宗欣赏苏轼的才干，他曾经当面询问苏轼对变法的意见，表示即便是当面指出自己的过错也不会怪罪。苏轼的回答果然也不客气，他说：“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上皇帝书》）意思是说：陛下英明神武、天纵英才，不可谓不英明、不勤勉、不果断。但是，陛下太急于求成，提拔官员太快，耳朵太软，什么意见都听。请陛下静下心来，细心观察，徐徐图之。神宗对苏轼的这三点意见非常重视，表示一定深思熟虑，认真改过。
苏轼见王安石力赞神宗独断专行和专意任用大臣，因此在进士考试策论出题时，用“晋武帝平定东吴因为独自决断而成功，苻坚伐晋国因为独自决断而亡国，齐桓公专意任用管仲而称霸，燕哙专用子之而失败，事情相同而结果不同”作为题目。王安石更加恼怒，让御史谢景温诬奏苏轼回蜀为父亲办丧事时，往还多乘船，载物货，卖私盐。但一再追究，一无所得。
苏轼的一系列反对变法的言论让王安石非常恼火，他想方设法削减苏轼的影响力。宋神宗想用苏轼修中书条例，后又想用苏轼修起居注，张方平、司马光、范镇先后举苏轼为谏官，均被王安石阻止。王安石对神宗说：“苏轼确实有才华，但学问的路子不正，像苏轼这样的人，其学问很少能够有用于世，反而会有害于世，陛下不可不明察。”诋毁苏轼的话听多了，宋神宗对苏轼的看法渐渐有了改变，他曾对司马光说：“苏轼并不是一个道德品质好的君子，我觉得你对他并不了解。”于是，改革派的一些新进小人便蠢蠢欲动，罗织罪名，企图拔掉苏轼这颗眼中钉、肉中刺。苏轼深知，再在朝廷这个是非之地呆下去，肯定会惹祸招灾，于是他主动向皇帝奏请离开京城到外地去做官。他想，无论怎样，在地方上总能为百姓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当时的神宗很希望才华卓著的苏轼能够留下来参与变法，但苏轼执意要去外地做官，神宗只好批准了苏轼的请求，他在批示中写道，派苏轼去安徽颍州担任知州。但王安石却改为担任通判。神宗笔锋一转，又改为派苏轼去杭州担任通判。杭州风景秀丽、物产丰饶，富甲一方，到那里做官是一个大大的美差，宋神宗对苏轼可谓用心良苦。
熙宁四年（1071）六月，苏轼被外放为杭州通判。
杭州历史悠久，自秦时设县治以来，至宋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曾是五代吴越国建都之地，是我国七大古都之一。
七月，苏轼携继室夫人王闰之和两个儿子离京上路。途经陈州，与苏辙一家相聚，并与苏辙同行到颍州（今安徽阜阳）拜访致仕的恩师欧阳修。这是两位文坛巨匠的最后一次相见，第二年欧阳修便溘然长逝。接到欧阳修去世的消息后，苏轼万分悲痛，但因当时公务缠身，无法前往吊唁，于是写了《祭欧阳文忠公文》，寄托自己深切的哀悼之情。终其一生，苏轼对欧阳修都念念不忘，直到老年，他还常常向门人提起恩师的言谈教诲。
十一月，苏轼来到杭州，暂时离开了朝廷的是非之地，“变法派”对他攻击诬陷的阴影也渐渐远去。杭州美丽的湖光山色冲淡了苏轼内心的烦恼和抑郁，也唤醒了他内心深处对大自然的热爱。苏轼尽心竭力地为百姓奔波操劳，政务之余，他荡舟西湖，陶醉于杭州的湖光山色之中，写下了许多描绘西湖胜景的美丽诗篇，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自唐代以来，写西湖的诗歌很多，一般都是从自然景色方面来描写的。而苏轼独辟蹊径，把西湖比喻为美女西施。这首诗概括性特别强，它写的不是西湖一处之景或一时之景，而是对西湖的全面写照和全面评价，所以这首诗成了写西湖的千古名篇。王文诰在《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中称这首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名篇。武衍在《正月二日泛舟湖上》诗中说：“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这首诗使湖山因之而生色，西湖从此有了“西子湖”的美誉。
苏轼到杭州不久，便写了《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第五首云：
未成小隐聊中隐，
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
故乡无此好湖山。
苏轼一直视杭州为第二故乡。他认为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是在杭州度过的。那种南方的轻松愉快，那些恬静的美景，钟灵毓秀的湖光山色，赋予诗人无限的灵感。杭州以温柔的魅力浸润着苏轼的心神，赢得了他的欢心。他以不羁的胸襟、潇洒的神韵为杭州留下了无数不朽的诗作，尽诉西湖之美、杭州之丽。诗人脍炙人口的佳作，更使西湖一碧万顷的绿水青山，名闻遐迩，美誉远播。
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时，杭州的水旱蝗灾一直比较严重，连下十天雨就会闹水灾，一月不雨又会闹旱灾。他在《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中写道：“蚕欲老、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这里的白衣仙人，表面看起来是指观音菩萨，实则指那些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他们对民间的疾苦漠不关心。
在这一时期，苏轼写了许多揭发封建统治阶级压迫人民，以及批评新法弊端的诗篇。如《吴中田妇叹》、《山村五绝》等。其中《吴中田妇叹》中云：
霜风来时雨如泻，
杷头出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雨不尽，
忍见黄穗卧青泥。
这是苏轼看到的真实的民生疾苦，由于暴雨台风，即将丰收的黄穗倒伏在田泥中，颗粒无收。落尽泪、伤透心，也无法阻止暴雨如泻啊！
由于实行新法，“官今要钱不要米”。有的百姓为了纳税，就只好卖牛拆屋。“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百姓连基本的生存和生活资料都变卖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苏轼忧民所忧，急民所急。在地方上看到的新法之弊端，使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他在自己的诗歌中对于新法之弊进行了批评。“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针砭时弊，是想有助于国，可是苏轼却没有料到，他的这些诗句竟为后来受迫害、遭贬谪埋下了祸根。
苏轼来杭州任通判之职时，恰逢供给市民饮水的六井年久失修，不能供水了。苏轼探索制订疏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协助知州陈襄对六井、沈公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疏浚，提高了水的质量，使杭州百姓能够重新饮用六井水。苏轼作了《钱塘六井记》，表达了他关注民生的近忧与远虑。他疏浚过的相国井，至今还保留在杭州市内的天香楼前，向人们述说着历史的沧桑和苏轼的功绩。
苏轼在任职杭州通判期间开始填词，词风基本上沿袭传统的作法，其中最著名的有如下几首：
湖上与张先赋，时闻弹筝。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此词为苏轼于熙宁五年（1072）至七年（1074）杭州通判任上与当时已八十余岁的著名词人张先（990—1078）同游西湖时所作。词作主要写弹筝人的美丽及音乐的哀怨动人。作者用神奇的语言，描写了摄人魂魄的筝曲，给西湖留下了曼妙而难忘的瞬间。
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尊前醉倒更徘徊。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
此词作于熙宁七年（1074）七月苏轼任杭州通判时。时杭州太守陈襄（字述古）调任，即将离杭，宴僚佐于杭州城中吴山上之有美堂。应陈襄之请，苏轼即席写下了本词。苏轼从远处着想，大处落笔，写出了西湖月色如练、秀丽奇绝的美景，充分表现了陈知府与僚佐们的友情，在物我交融中感到的无比欢乐，同时也写出了陈知府对钱塘的留恋之情。
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
此词是苏轼在熙宁六年（1073）二月的一个清晨乘轻舟经过浙江境内著名风景区——富春江上的七里濑时写下的。在这首词中，作者用简练的笔墨，满怀深情地描绘了富春江“奇山异水，天下独绝”的优美景色，写出了诗人对历史的沉思，对人生的感慨。
回首乱山横，不见居人只见城。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归路晚风清一，枕初寒梦不成。今夜残灯斜照处，荧荧，秋雨晴时泪不晴。
熙宁七年（1074）七月，苏轼任杭州通判时的同僚与好友陈襄移守南都（今河南商丘），苏轼追送至临平（今浙江余杭），写下了这首情真意切的送别词。这首词回忆往昔两人相处的深情厚谊，表达了作者对陈襄离去的惜别之情。
苏轼在杭州当了三年通判，熙宁七年（1074）五月接到诏令移知密州（今山东诸城），九月离开杭州，赴密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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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安石萌芽，唯光、轼能逆折之，见于所述文字，不一而足。轼著《书传》与安石辩者凡十八九条，尤为切近深远，其用功不在决洪水、辟杨墨下。使其言早听用，宁有靖康之祸？（[宋]叶釐《爱日斋丛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