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人事业传三馆，

动地文章震九州。

老夫欲别无他祝，

以愿双封万户侯。

——刘巨（微之）赠诗

自隋朝开始实行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后，有抱负的读书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有机会步入仕途，济世报国，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北宋那样的社会环境里，苏轼想要有所作为，也不可避免要走科举之路。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三月，苏轼和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离开家乡眉山，赶赴北宋都城汴梁（也称汴京、东京，今河南开封），参加科举考试。苏洵携苏轼、苏辙兄弟先至成都，拜访益州知州张方平，希望得到这位文坛宿将的举荐。张方平一见兄弟俩，深表器重，待以国士，并积极为之延誉。张方平说，文章方面，我人微言轻，此事非欧阳修莫属。张方平当即修书一封，向翰林学士欧阳修推荐苏氏父子。他以六科勉轼兄弟，并作书办装，使人送之京师。

当时从蜀中到京城的道路有两条：一条陆路，一条水路。苏氏父子三人经由成都北上，经阆中，出剑门，经过褒斜谷曲折陡峭的古栈道，然后翻越秦岭，过大散关，经凤翔府横渠镇，扶风城，过长安，经华清宫，出关中，至渑池，走的是陆路。那时候，这条路异常艰险，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曾在《蜀道难》中描写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路上山高回日，深渊万仞，古木藤蔓遮天蔽日，不但黄鹤飞不过去，猿猴也没法攀援。

虽然时令已是春天，但地处北方的崤山地区，依然是寒冷如冬。父子三人在路过陕县二陵道的时候，寒风料峭，大雪纷飞，白雪覆盖了崎岖不平的山道，道路难以辨认。为他们拉车的大马，被盖在雪下的乱石绊倒在地，折断了蹄脖，痛苦地呻吟着，不久死去。苏氏父子只得徒步在雪地里蹒跚前行。傍晚时分，他们投宿在渑池山间的奉闲僧舍。寺里的老僧不仅盛情款待了这三位远道而来的过客，而且在客人临走时，还特地将寺内仅有的一头毛驴赠送给他们。苏氏兄弟非常感动，作诗题写在寺院的墙壁上，然后骑着毛驴，在雪地里赶往渑池。父子三人风餐露宿，翻山越岭，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跋涉，终于到达当时北宋王朝的都城——汴梁。

五六月间，苏轼兄弟在父亲的带领下，抵达京师，馆于兴国寺浴室老僧德香之院，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九月先在景德寺参加开封府的解试。当时科举考试分三级：解试（也称“发解试”、“州试”）——省试——殿试（元明清各朝改称为“乡试”、“会试”和“殿试”）。只有解试合格，士人才有资格参加省试乃至于殿试。苏轼、苏辙并未在家乡参加解试，所以首先必须在京城参加解试。兄弟俩凭借各自出色的才能，顺利通过了开封府解试，取得了参加省试的资格。

嘉祐元年（1056）九月，张方平调任三司使，自益州抵京师。苏洵携苏轼兄弟拜访张方平，当时，兄弟俩正在为省试备考。张方平询问苏轼兄弟的学业，与他们论古今治乱及一时人物，皆不谋而合，甚奇之，馆于斋舍。第二天，张方平出了六道题想测试一下兄弟两人，自己则于壁间窥之。两人得题后，即各就座位思考。辙有疑问，指以问轼，轼举笔倒敲几案，示意此题出自《管子》。又指第二题，苏轼用笔把第二题勾掉了，认为此题并无出处。两人做完题后，呈给张方平。张方平非常欣喜，因为苏轼勾去的那道题目确实没有出处，乃是张方平故意试探这哥俩的。第二天，张方平对苏洵说：“二子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事见《瑞桂堂暇录》）

嘉祐二年（1057）正月，苏轼兄弟参加由礼部主持的省试。这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即主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知制诰韩绛、集贤殿修撰范镇。梅尧臣、鲜于侁等充点检试卷官。欧阳修一心提倡古文，以期消除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当时考试的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出自《尚书·大禹谟》的注文“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之至”。意思是刑法有疑问，应当从轻；赏赐有疑问，应该从重，这就算忠厚的极致了。

苏轼就此题目作了一篇六百余字的古文，引经据典地论述了这一主旨。文曰：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圯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苏轼围绕儒家经典中的“疑”字，论证忠厚之至不全在于刑与赏，而在于用“君子长者之道”治理天下。文章无所藻饰，一反险怪奇涩的“太学体”，以豪迈雄健的说理，使经典之旨与作者之论相得益彰。

梅尧臣阅到这份答卷，见其见解独到深刻，文字质朴自然，笔力雄健通达，隐隐透出一股大家风采，于是大加推许，建议主考官欧阳修将其录为第一。欧阳修看了试卷也非常惊喜，欲取为第一，但又怀疑此文出于自己的门生曾巩，恐取为第一会招致非议，故决定委屈此文为第二。按照宋代科举的考试法规，为了防止考生徇私舞弊，在试卷收齐之后，先由办事员将所有考卷登记在册，然后由专人将所有考卷重抄一遍，将抄写的试卷送交考官评阅。这样，考官手里的试卷，看不到作者的姓名，更无法辨认考生的笔迹，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公平公正。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苏轼在试卷中用到了一个典故，讲到尧时代，皋陶作为司法官员准备诛杀一个犯人，而君主尧却认为应该宽恕犯人，双方就此再三争论，讨价还价。用此典故，苏轼旨在说明“刑疑付轻”的道理。欧阳修一时记不起这一典故出自哪部典籍，便问梅尧臣。梅尧臣答道：“何必一定要有出处？”欧阳修却认为可能是大家都忘记了。等到拆开试卷查看考生姓名时，才知道那篇文章的作者是苏轼。欧阳修就进一步肯定地认为：“他一定有所依据，可惜我们想不起来罢了。”发榜后，苏轼前来拜谢欧阳修，欧阳修首先询问这一典故的出处，苏轼答道：“何必一定要有出处？”这一见解与梅尧臣完全吻合。欧阳修也不得不感叹苏轼的文章豪迈超群，不拘常理。其实，这一典故出自《礼记·王制》，苏轼一时误记，写成了皋陶的故事。

皋陶是舜的司法官，跟尧没有关系。欧阳修不熟悉这段历史，反复阅读苏轼的文章后，心中一直存着疑问。省试结束后，苏轼去拜访欧阳修。欧阳修便趁机问苏轼，苏轼说典故出自《三国志·孔融传》，可是欧阳修将《三国志·孔融传》反反复复读了很多遍后，依旧没有找到出处。他日欧阳修又问苏轼，苏轼只好老老实实回答是自己杜撰的，欧阳修更不解。苏轼便说《三国志·孔融传》中云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曹丕。孔融跟曹操说昔武王伐纣，将妲己赏了周公。曹操问可有此事，孔融答以今日之事观之，古代也应该有。他文中写的尧、皋陶之事，也是意其如此。欧阳修听后大惊，赞叹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欧阳修为什么赞赏苏轼呢？除了他的应试文章的思想内容符合欧阳修的政治主张外，还因为他的文风也正符合欧阳修所大力提倡的古文革新的要求。苏轼在《谢梅龙图说》中说：“轼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意者执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宁取此以矫其弊。”这也许就是此文受到欧阳修、梅圣俞等人赏识的原因吧。

欧阳修在《与梅圣俞书》中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又说：“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意思是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谈起我，人人都会谈论苏轼的。由欧阳修的话，可见苏轼文章之精妙及欧阳修善于识才的眼光和擢拔后进的爱心。

弟弟苏辙也顺利通过省试。过了几天，苏轼父子三人凭张方平等人的推荐信谒见欧阳修，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并以书启谢欧阳修、梅挚、王珪、范镇、韩绛。

嘉祐二年（1057）三月初五，仁宗皇帝御崇政殿主持殿试。苏轼的春秋对义考了第一，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赐进士及第。弟弟苏辙也顺利通过考试，赐同进士出身。兄弟两人同科进士及第，轰动京师，名扬天下。这一年，苏轼二十二岁，苏辙十九岁。古代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就是说五十岁中进士都不算老，苏轼兄弟俩真是名副其实的少年得志啊！

这年四月七日，苏轼的母亲程夫人突然病故，噩耗传来，父子三人仓皇离京，回乡奔丧。苏轼父子返家后，把程夫人安葬在眉山安镇乡可龙里老翁泉旁，这里山环水绕，泉水淙淙，地势雄壮，风景优美。苏轼和弟弟依例为母守制。按当时的礼制，苏轼和弟弟须为亡母居丧守礼两年零三个月（27个月），即所谓的“守制”或“丁忧”。

嘉祐四年（1059）十月，守丧期满。苏轼兄弟侍奉父亲离开眉州，赴京师。这次离乡赴京，选择的是水路，他们搭船沿泯江，经嘉州，穿三峡，下江陵，再转由陆路入京。所不同的是，这次赴京队伍庞大，苏轼兄弟两人携妻子随同前往。时序三秋，天高云淡，清风送爽，苏轼站在船头欣赏风景，心中感慨良多。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旅途中最好的排遣方式便是将沿途所见的山川美景及自己的独特感悟诉诸笔端。苏轼写下了《初发嘉州》、《江上看山》、《屈原塔》、《江上值雪》等诗。岁末至江陵，父子三人一路诗酒流连后写成的一百篇诗文汇集成《南行前集》，苏轼写了序言。（嘉祐六年，苏洵父子汇集江陵至京师途中所作诗赋五十二篇编为《南行后集》，苏辙作引。）更令苏轼高兴的是，在旅途中，长子苏迈降生。

嘉祐五年（1060）二月，三人到达京师，寓居怀远驿。苏轼被任命为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辙被任命为河南府渑池县主簿，主簿是佐助知县典领文书、办理具体事务的九品小官。两人均未赴任，因为欧阳修、杨畋赏识苏轼兄弟的才学，推荐他们参加皇帝特别下诏举行的制科考试。制科不同于三年举行一次的进士、明经一类的常科，它是由皇帝特别下诏并亲自主持、为选拔非常人才而特设的一种考试制度，倘若被录取优等，就可以获得较快的擢拔提升，故俗称为“大科”。参加制举考试的考生必须由朝中大臣推荐，然后由六名考官先行考核，及格者才能参加皇帝主持的考试。制科开设次数极少，两宋三百年历史中，只举行过二十二次制科考试；资格审查也极为严格，能够参加考试的人很少，能够考中的就更少，考中而成绩优异者则少而又少。宋朝三百年中考中制举的只有四十人左右，而考中进士的则有将近四万人，相差近千倍。

苏轼所应考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考试。“贤良方正”是说文学出众、道德端正，“直言极谏”是指善于策论，勇于给皇帝提意见。当时的主考官是翰林学士吴奎、龙图阁直学士杨畋、权御史中丞王畴、知制诰王安石、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司马光、知制诰沈遘。

按照考试要求，苏轼事先向朝廷进《策》，答《策问》，并呈交了《中庸论》、《秦始皇帝论》、《汉高祖论》、《魏武帝论》等总共二十五篇，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及其原因，提出了今后施政的建议。苏轼呈上的策论切中时弊，汪洋恣肆，再一次得到了仁宗皇帝与司马光等考官的赏识。次年（1061）九月，“大科”考试的六篇文章，苏轼写得“文义灿然，时以为佳”。考试结果公布，苏轼的对策考被列入第三等，这是极高的荣誉。按照宋代制举等级的惯例，一、二等都是虚设，实际最高等级为第三等。自从北宋开设制举以来，只有吴育以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获得第三等，其他人都在四等以下。因此，苏轼得第三等实属破天荒的好成绩。随后，他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从此，苏轼便正式开始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仕宦生涯。弟弟苏辙获得第四等，被任命为商州军事推官。相传，当时仁宗喜悦地对皇后曹氏说道：“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相关资料】

1.老泉携东坡、颍滨谒张文定公，时方习制科业，文定与语，奇之，馆于斋舍。翌日，文定公忽出六题，令人持与坡、颍，云：“请学士试拟。”文定密于壁间窥之。两公得题，各坐致思。颍滨于题有疑，指以示坡，坡不言，第举笔倒敲几上，云：“《管子》注。”颍滨疑而未决也。又指其次，东坡以笔勾去，即拟撰以纳。文定阅其文，益喜。勾去一题，乃无出处，文定欲试之也。次日，文定语老泉：“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瑞桂堂暇录》）

2.张安道与欧文忠素不相能。……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为翰林。苏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将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为重？其欧阳永叔乎！”不以其隙为嫌也，乃为作书办装，使人送之京师谒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书，亦不以安道荐之非其类，大喜曰：“后来文章当在此！”即极力推誉。天下于是高此二人。子瞻兄弟后出入四十余年，虽物议于二人各不同，而亦未尝敢有纤毫轻重于其间也。（[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3.欧公知举，得东坡之文惊喜，欲取为第一人。又疑为门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议，抑为第二。坡来谢，欧公问：“‘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见何书？”坡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阅之无有。他日再问坡，坡云：“曹操以袁熙妻赐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以妲己赐周公。’操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宋]杨万里《诚斋诗话》）

4.颍滨尝语陈天倪云：“亡兄子瞻及第调官，见先伯父，问所以为政之方。伯父曰：‘如汝作《刑赏忠厚论》。’子瞻曰：‘文章固某所能，然初未尝学为政也，奈何？’伯父曰：‘汝在场屋，得一论题时，即有处置，方敢下笔，此文遂佳。为政亦然。有事入来，见得未破，不要下手，俟了了而后行，无有错也。’至今以此言为家法。”伯父即提刑涣字文甫者，事见《语录》。（[宋]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九《刑赏忠厚之至论》注） g8c2GDMb4Lc1iogc3pfJfINbyTPpFC8/0hpiH/loizmX6RZ/d2QeN/EPjbhtXv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