蜿蜒回顾山有情，

平铺十里江无声。

孕奇蓄秀当此地，

郁然千载诗书城。

——陆游《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

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8日），苏轼降生于眉州（属成都府路）眉山县纱縠行（今属四川）。苏家是名门望族。据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族谱后录》记载，苏氏之先，出于高阳。东汉顺帝时，冀州刺史苏章的子孙始安家于赵郡（今河北赵县），故苏氏郡望为赵郡。苏轼在为祖父所作的行状（《苏廷评行状》）中说“其先盖赵郡栾城人也”，故三苏都自称“赵郡苏氏”，苏辙更是把他的文集命名为《栾城集》。栾城的苏家在唐朝武则天时有宰相、著名文人苏味道，后贬官为眉州刺史，卒于眉山。苏味道的一个儿子始定居眉山，是为苏轼之远祖。苏洵的父亲名序，祖父名杲，曾祖名祜，高祖名釿，元祖名泾，泾以上到苏味道之间的世次已无法查考。苏洵一共有六个孩子，三男三女。苏轼有一个哥哥和三个姐姐，但他们都不幸早逝，存活的苏轼、苏辙两兄弟，后来成为苏氏家族中最著名的人物。

眉州在北宋时属成都府路，成都府路也称巴蜀，位于我国西南地区，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这块美丽而神奇的盆地，西被青藏高原扼控，东有长江三峡之险，南为云贵高原所拱卫，北是秦岭巴山屏障，地大物博，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自古享有“天府之国”美誉。苏轼曾在《东湖》诗中说：“吾家蜀江上，江水青如蓝”，可见其家乡之美丽。巴蜀域内有很多著名的自然景观，如秀甲天下的峨眉山、幽甲天下的青城山、峥嵘崔嵬的剑阁、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雄奇壮丽的三峡风光等，也有很多著名的人文景观，如武侯祠、杜甫草堂、乐山大佛、剑门蜀道、大足石刻等。

巴蜀神奇秀丽的名山大川孕育了无数的文化名人。有周代天文学家、政治家苌弘，有汉代哲学家、天文学家、历史学家、周易数术大师、文学艺术家、语言文字学家、辞赋大师扬雄，有汉代著名辞赋家兼散文家司马相如、王褒，有史学名著《三国志》的作者、西晋史学家陈寿，有所著《陈情表》为历代所称颂的西晋文学家李密，有唐诗开拓者、海内文宗陈子昂，有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有唐代著名才女、诗人薛涛（祖籍长安，出生于成都），有唐代著名诗人雍陶，有编辑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词集《花间集》的赵崇祚，等等。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得天独厚的人文积淀陶冶了苏轼，对苏轼的成长有重要的影响。

苏轼幼年时，苏家出了一个风云人物——二伯父苏涣。天圣二年（1024），苏涣进士及第，一举成名，衣锦还乡，轰动乡里。苏涣的进士及第在眉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苏轼在《谢范舍人启》中说：“天圣中，伯父解褐西归，乡人叹嗟，观者塞途。”苏辙在《伯父墓表》中说：“（苏涣）登科，乡人皆喜之，迎者百里不绝。”又说：“一乡之人欣而慕之，学者至是相继辈出，至于今，仕者常数十百人，处者常千数百人，皆以公为称首。”苏涣科举成功，不仅为家族争了光，而且对苏轼兄弟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庆历七年（1047），因祖父苏序去世，伯父苏涣自京师奔丧回至蜀中，苏轼兄弟初识伯父。苏轼当时十二岁，苏辙九岁，苏涣教育他们：“予少而读书，师不烦。少长为文，日有程，不中程不止。出游于途，行中规矩。入居室，无惰容。非独吾尔也，凡与吾游者举然。……尔曹才不逮人，姑亦师吾之寡过焉可也。”勉励他们勤奋读书，将来为国建功立业。

苏轼出生时，家里比较贫困，茅庐半破，家无良田，但却富有文学传统，家里有丰富的藏书。高祖苏祜，曾祖苏杲，祖父苏序，都是蜀中名士。祖父苏序虽为平民，但颇有远见，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少不喜学，举进士不中，于是索性弃学游荡，二十七岁始发愤读书，用功甚勤，他悉心研读诸子之学，最终成为北宋著名的古文家，被列入“唐宋八大家”。

苏洵为什么到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呢？苏洵力学求仕，但蜀人的文化性格与北宋朝廷的取士标准之间龃龉不合。苏洵自谓“幼而读书，固有意于从宦”，却又对应科举考试而必须学习的句读、属对、声律之学深为反感，他“少时自处不甚卑，以为遇时得位，当不卤莽”，且自命为“固有才智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故学此术“未成而废”，索性弃学游荡。但到了二十七岁那年，苏洵感到如此游荡虽然痛快，却不免会一事无成，便对妻子程夫人说：“吾自视今犹可学”，于是便重新发愤力学，走上求仕之路。苏洵参加了多次科举考试，却是屡试不中，最终也没有及第。人才埋没，珍珠蒙尘，这是苏洵的悲哀，更是当时社会的悲哀。

苏洵在科举考试中屡试不中，他感叹自己怀才不遇，于是就把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苏轼七岁开始读书，从小就得到父亲的严格而良好的家庭教育。苏轼晚年回忆幼年随父亲读书的情景，感觉自己深受父亲的影响。苏轼六十多岁时，在政治上再次遭到排挤打击，被朝廷贬到偏僻遥远的儋州，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又变成小孩，父亲监督自己在那儿读书。醒来之后，苏轼便写下了一首《夜梦》，诗曰：

夜梦嬉游童子如，

父师检责惊走书。

计功当毕《春秋》余，

今乃粗及桓、庄初。

怛然悸寤心不舒，

起坐有如挂钩鱼。

我生纷纷婴百缘，

气固多习独此偏。

弃书事君四十年，

仕不顾留书绕缠。

自视汝与丘孰贤，

《易》韦三绝丘犹然，

如我当以犀革编。

这诗的大意是说，小时候自己太贪玩了，不知道读书，父亲监督自己读书。有一天，父亲要出去办事，给他布置了一项作业，今天必须把《春秋》读完，回来要检查。苏轼看看那日头，父亲快要回来了，而自己《春秋》读了还不到三分之一，怎么办啊！这时心里好像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就好像鱼咬了钩一样难受。梦是生活的曲折反映，现实生活中一定有与梦相似的情景。试想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儿晚上做梦还梦见小时候被父亲严厉督促读书的情景，可想当时的严厉一定非同一般。

苏洵常给苏轼兄弟传授写作技法。他认为当时社会上有一种写作倾向，文章技巧越来越讲究，但思想内容却越来越空洞。他所接触的一些读书人都“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他非常推崇颜太初（字醇之）的诗文，说他的文章“皆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如五谷必可以疗饥”，“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凫绎先生文集叙》），能解决实际问题。苏洵教育苏轼兄弟不要为文而文，文章“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苏轼后来回忆说：“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南行前集叙》）

苏洵不但严格要求苏轼兄弟努力学习文化知识，而且也非常重视思想教育。他专门写了一篇《名二子说》的文章，叙说苏轼和苏辙取名的缘由，告诫他们将来怎么做人。苏洵在这篇文章里说，一辆车子有轮啊，有用；轮上有车辐，有用；车上有车盖，有用；车底有车轸，有用——这是最有用处的几个部件。有个小部件好像没有太大的用处，叫什么呢，叫轼，就是车厢前面供人凭依的横木，立乘或表示敬意的时候用得着，大多数情况下没什么用处，可是少了这个横木，车子的结构就不完整了。苏洵说，知道为什么给你起“轼”这个名吗，是希望你像“轼”一样不要那么显山露水，为人老老实实、安守本分，你有才华，也不要那么锋芒毕露。辙呢，更有意思了，谈起车辆的功用，车辙没有份，说到车辆的祸福，与车辙也没有干系。苏洵希望苏辙在复杂的人生中善于避免祸患。“知子莫若父”，苏洵太了解这两个儿子了，他对这两个儿子名字的分析，预示了他们将来的人生道路。苏轼一辈子，吃亏在两件事情上，一个是嘴巴，一个是手中的笔，说得太多，写得太多，才华太高，口无遮拦，树敌太多，招人嫉恨。苏辙比起他的哥哥来，则要内敛得多，含蓄得多，沉稳得多。

苏洵的言传身教，使得苏轼既接受了正规而良好的文化教育，同时也赋予了他豁达超逸、开拓进取的卓然之气。与此同时，母亲程夫人的教育对苏轼的成长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苏轼的母亲程夫人是大理寺丞（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出身于书香门第，知书达理，仁惠贤淑，明识过人，志节不群。程夫人十八岁嫁给苏洵，程家富裕而苏洵家贫困。苏辙有诗句云：“我家初无负郭田，茅庐半破蜀江边。”（《次韵张耒见寄》）程夫人嫁入苏家后，执妇职，孝恭勤俭，族人环视之，无丝毫鞅鞅骄倨可讥诃状，因此族人都以之为贤。有人对程夫人说：“你的父母不是没有钱，以父母之爱，你如果向父母要，应该是没有不答应的，你为什么甘心吃蔬粝，不向父母求助？”程夫人说：“是的，以我的名义求助于父母，确实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万一让人说我的丈夫是求助于人而养活妻子，怎么办？”她终究没有向父母求助。苏洵二十七岁时，有一天，他慨然对程夫人说：“我自视今犹可学，然家待我而生，学习将会影响生计，怎么办？”程夫人说：“我早就想说了，不要让你因为我而学。你如果自己有志学，把养家糊口的事交给我就是了。”于是程夫人把家里的服玩全部拿出来，卖了以维持生活。苏洵因此得以专志于学，终成大儒。

程夫人好读书，通古今，知治乱得失之故，常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引导儿子法先贤，树雄心，立大志，以“澄清天下”为己任。苏洵早年外出游学求取功名，苏轼小时候就由母亲程夫人亲自教导，启蒙读书。苏轼读书，悟性极强，听到古今的成败得失，常能说出其中的要义。

有一天，在南轩，程夫人读《后汉书·范滂传》，激愤叹息。范滂是东汉时的著名政治家，他受荐于朝廷，心忧邦国，“登舟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他查办贪官污吏，铁面无私。范滂三十三岁时因反对宦官专权而被捕，与名士李膺、杜密等人一起被判处极刑。临刑前，他与母亲诀别说：“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唯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意思是说：我虽被判处极刑，但弟弟仲博还能赡养大人，请母亲不要悲伤。滂母说：“你今天得以与李膺、杜密这样的贞节之士齐名，死有何恨？既然有这样的名声，又想孝敬父母，那怎么可能呢？”范滂跪着受教，再拜而辞。滂母又对儿子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却落得如此下场）。”行人闻之，莫不流涕。苏轼在一旁见母亲再三叹息，便对母亲说：“孩儿长大后如果也学做范滂这样的人，母亲您是否赞许？”程夫人回答说：“你如果能成为范滂，难道我就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苏轼从此奋励有当世志。程夫人高兴地说：“汝果能死直道，吾无戚焉。”

程夫人不仅深明大义，而且宽厚仁慈。她教育孩子不发宿藏，不残鸟雀。苏轼书房前的庭院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生机勃勃，引得许多鸟雀都来这里栖息、筑巢、繁殖。其中有一种名叫桐花凤的鸟，羽毛红绿相间，特别美丽，常常三五成群地翔集于庭院中。苏轼和小伙伴们看到这么多小鸟来家里，非常高兴。程夫人担心小孩子不懂事，伤害鸟雀，于是下令严禁儿童婢仆捕取鸟雀。由于采取了这样的保护措施，来这里安家筑巢的鸟儿越来越多，有些胆子大的鸟儿甚至把巢筑到了低矮的树枝上。苏轼兄弟和小伙伴们常常围在鸟巢边，逗弄可爱的小鸟，给它们喂食。苏轼曾经写过一首《异鹊》，深情回忆童年这段有趣的场景：

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

家有五亩园，幺凤集桐花。

是时鸟与鹊，巢鷇可俯拏。

忆我与诸儿，饲食观群呀。

程夫人这种刚柔相济的性格对苏轼的成长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在父母的严格教育下，苏轼从少年开始就注重砥砺名节，欲效东汉范滂的忠直清节，不畏斧钺，“有澄清天下之志”；他景仰本朝贤臣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奋励有当世志”，树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理想。

除了父亲在学业方面的严格督促和母亲在道德方面的悉心引导，苏轼自己也以坚强的毅力与科学的方法进行学习。

苏轼读书勤奋刻苦，能下扎实的功夫。他在《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中曾记述他青少年时期勤奋学习的情景：“我昔居家断往还，著书不暇窥园葵。”《春渚纪闻》卷六云：“苏公少时，手抄经史皆一通。每一书成，辄变一体，卒之学成而已。”苏轼特别喜欢《汉书》，曾经将一百卷的《汉书》手抄了三遍。《汉书》的字数将近七十五万，抄写三遍，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啊！苏轼抄写《汉书》很有讲究：最初抄写一段文字，以三个字作段落题目，第二次以两个字为题，最后只需一字为题便可概括全段大意，真正做到了记忆与理解的有机结合。有人从《汉书》中随意举出一个句子，苏轼便可由此句子开始一直背诵下去，没有一字差错，可见苏轼读《汉书》已经到了烂熟于心的程度。

苏轼八岁时，父亲送他去天庆观北极院，拜眉山道士张易简为师，在那里读了三年书。在这个清幽深冥、颇有灵气的地方，年幼的苏轼开始崭露头角。他聪明灵活，兴趣广泛，又勤奋好学，好思多问，深得张道士的喜爱。回家后，苏轼又得到父亲、伯父的精心指点，不久就会吟诗作对写文章了，一时闻名乡里。苏轼在《范文正公文集叙》中说：庆历三年，我以童年之身进入乡校（读书），有一个从京城来的读书人，把山东人石介（守道）写的《庆历圣德诗》给我的老师看。我从旁边偷偷地看，就能背诵那诗句。（我）问老师，诗中称颂的十一人是什么人啊。老师说：“小孩子何必知道他们。”我说：“（如果）这些人是天上神仙，就不敢问知了。如果也是人，为什么不可以知道呢？”老师对我的话很感惊奇，于是就把他们的情况告诉了我，并且强调说：“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四个人，是人中之杰。”当时我虽然不全明白，但对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充满了深深的敬慕之情。

十一岁时，苏轼在纱縠行本宅南轩读书。

十二岁时，祖父苏序去世，父亲苏洵自江南返家。自此居丧读书，并教养二子。苏轼在所居纱縠行宅隙地中与群儿凿地为戏，得异石，扣之铿然，试以为砚。苏洵以为这是天砚，乃是文字之祥。

十三岁那年春天，苏洵将苏轼兄弟送到眉州城西寿昌院读书，师从刘微之（刘巨字微之），专心学习四书五经，为科举考试作准备。刘微之是当时眉州名士，很有学问，曾作《鹭鸶》诗，末云：“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他自己颇为得意，以为绝妙，时常在人前吟咏。这天刚好被苏轼听到了，年少气盛的苏轼竟向老师提出异议：“先生，您的诗句写得确实很好，但没有写出鹭鸶的归宿，不如改作‘雪片落蒹葭’如何？”刘微之听了，细细一回味，觉得确实改得妙，不禁赞叹道：“你现在可是我的老师了，我可教不了你了。”后来苏轼兄弟赴京参加科举考试，刘微之赠诗云：“惊人事业传三馆，动地文章震九州。老夫欲别无他祝，以愿双封万户侯。”苏轼兄弟两人在科举考试中同时高中，名满天下，而刘微之却终生未考上进士。

之后，苏轼也曾去过栖云寺、华藏寺读书，但大多时间都在家里读书。苏轼勤奋好学，二十岁时，已经精通经传历史，每天写文章几千字。他起初喜欢读贾谊、陆贽的书，后来又喜欢读《庄子》。他说：“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苏轼读书善于总结经验，下巧功夫。他发明总结了“八面受敌”读书法，即每一书分作数次读，每次只注重某一方面的问题，如第一次只注意古之兴亡治乱、圣贤作用的问题，第二次只注意事迹故实、典章文物的问题，余可类推。如《汉书》苏轼就读过许多遍，每读一遍都有明确的目的。读第一遍，他从中学习治世之道；读第二遍，学用兵方法；读第三遍，研究人物和官制等。这样读了几遍之后，他对《汉书》各方面的内容便熟悉了，精通了。苏轼在绍圣二年（1095）《与王庠五首》其五中云：“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苏轼对历史上的重要著作就是这样分门别类地掌握了它们的内容，所以，当他写文章时，不论遇到哪一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联想起他过去的学习积累并加以发挥。

苏轼早年写的议论文，每提出一种意见，都能联系古今史实和前人论著，反复加以说明，由此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所下的积累功夫。然而这仅仅是他文章基础的一个方面，这方面的基础使他的散文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见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却还不能说明他的“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的艺术特点。苏轼少年时读《庄子》，感叹地说：“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庄子文章表达的自由、联想的丰富、比喻的恰切，在苏轼当时写的《中庸论》里已初见影响。后来苏轼到汴京应试，在《刑赏忠厚之至论》里说：“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用以说明法官要严格执法，而君主要宽厚爱人。通过省试后，苏轼去谒见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问他见于何书，他说：“何须出处？”（此据《老学庵笔记》。苏轼《上曾两制书》：“子思孟轲之徒，不见诸侯而耕于野，比闾小吏一呼于其门，则摄衣而从之。”同样是出于想当然的。）当然，在政论文里虚构历史事实是不允许的，然而这也正好表现了苏轼要求摆脱史书的束缚，更自由更大胆地表情达意的创作精神。谪居黄州以后，他阅历更广，学问更丰富，对现实的体察也更深刻，从而可以在更广阔的境界里驰骋想象，“曲折无不尽意”，庄子文章对他的影响就更显著了。

苏轼本就天资聪颖，再加上父母的精心调教和自身的勤奋好学，他少年时代写的文章就非同凡响。少年苏轼曾经在一篇习作中写道：“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意思是说，一个人有勇气摔碎价值连城的美玉，却可能被锅釜的破裂声吓一大跳；敢于和猛虎搏击，却可能在野蜂毒蝎面前惨然失色。这两句话含义深刻、耐人寻味，说明人们能够过得去大风大浪，却可能在小阴沟里翻船。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能写出这样深刻的文字，的确令人吃惊。这两句话在文字上和思想上都已经非常成熟，这就是千锤百炼之后所获得的学习成果啊！苏洵对儿子写的这两句话非常欣赏，苏轼自己也曾在《颜乐亭诗（并叙）》、《黠鼠赋》中两次引用这两句话，可见这的确是他颇为得意的佳句。

大凡聪明伶俐之人，都容易产生自满情绪，特别是一些经历不多、涉世不深的青少年，稍有成绩，便极易自满。苏轼在少年时期，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博通经史，长于作文写诗，因而饱受人们的赞赏。在一片赞扬声中，苏轼的自满情绪也越来越高。一天，苏轼手书一联，贴在自己的大门上：

识遍天下字，

读尽人间书。

那口气很大，活生生地表现出小苏轼当时目空一切的自满心态。对联贴出后，他又反复看了几遍，感到极为满意，觉得这副对联非常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没想到，几天后，有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来访，自称是专门来找苏轼求教的。说着，拿出一本书来，请苏轼帮他看一看，书上都说了些什么。苏轼满不在乎地把书接过来，翻开一看，顿时傻了眼，书上的字居然一个也不认识，更不要说读懂内容了。心气高傲的小苏轼方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顿时脸红耳赤，说不出话来。他连连向老者致歉，老者含笑飘然而去。

这教训太深刻了，苏轼羞愧难当，于是跑到门前，在那副对联的上下联中各添了两个字，使对联境界为之一新，其对联改为：

发奋识遍天下字，

立志读尽人间书。

横批是：学无止境

苏轼从老者无声的教诲中认识到学海无涯、学无止境的道理。从此，他发愤读书，孜孜不倦。

苏轼学识渊博，兼收并蓄。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云：苏轼“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

苏轼一生与道教、佛教结下不解之缘。因其母程氏笃信道教，庆历三年（1043），苏轼八岁时，程氏便命苏轼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读书于道观。“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予幼时亦与焉。居天庆观北极院，予盖从之三年。”（《众妙堂记》）苏轼十多岁时开始接触佛教。据《蜀中名胜记》卷十二《眉州》载：“栖云寺，东坡少时读书寺中。”“读书寺中”，难免接触佛教经卷。《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一诗载：“君（苏辙）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栾城后集》卷二一《书白乐天集后二首》也说：“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庆历八年（1048），“少与辙比师先君”（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这正与“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聘释迦文”相吻合。当时苏轼十三岁，这说明早在少年时代，苏轼就开始读佛教书籍了。

苏轼被谪贬惠州时，曾在《与王庠书》中说到他少年时即欲遁世的事：“轼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许，迫以婚宦，故汩没至今。”在《与刘宜翁使君书》中也说：“轼龆龀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然未尝一念忘此信也。”这两封书信，是苏轼在历经仕途险恶、备尝人生辛酸之后，又正处于困顿之中，回顾自己前半生经历时所言。这两封信真实地反映了少年苏轼思想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未步入社会以前，已在思想深处种下了逃世的种子。虽然苏轼自幼即产生了逃世思想，这种思想随着其宦海浮沉，时强时弱，时显时隐，但终其一生，他也未能弃世而遁迹林泉。为什么少年苏轼会产生逃世思想？为什么苏轼终其一生都在进与退的矛盾中挣扎而终究未能遁入山林？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苏轼在少年时期，就接受了系统而深厚的儒家教育，树立了牢固的人生信念和理想，以及儒家立身行事的准则。特别是根深蒂固的尊主泽民思想，使苏轼与中国古代社会很多有志之士一样，立志通过仕途实现自己利民济世的政治抱负。尽管少年时种下的遁世思想会不时流露出来，但并未影响他对人生的终极追求，即使在极端恶劣的境遇下，他也忍辱负重，企盼着时机的好转，以实现自己的愿望。苏轼就在这样进与退的矛盾中，度过了坎坷而“有益于世”的一生。

苏轼、苏辙兄弟既得天地之灵气，又得父母悉心教诲，再加上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因此学问长进很快，二十岁时已博通经书史籍，一天能写几千字的文章。父亲苏洵准备送他们进京赶考。赶考之前，父亲先给他们兄弟完婚。至和元年（1054），苏轼娶乡贡进士王方之女王弗为妻。王弗是青神人，青神在眉州南四十里，位于美丽的山区，有清溪深池，山巅有佛寺，涉足其间，令人有游仙寻异、超然出尘之感。苏轼时年十九岁，王弗时年十六岁。至和二年（1055），苏辙娶史氏，苏辙时年十七岁，史氏时年十五岁。

【相关资料】

1.眉山刘微之巨，教授郡城之西寿昌院，从游至百人。苏明允命东坡兄弟师之。时尚幼。微之赋《鹭鸶诗》，末云：“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坡从旁曰：“先生诗佳矣，窃疑断章无归宿，曷若‘雪片落蒹葭’乎？”微之曰：“吾非若师也。”（[宋]叶釐《爱日斋丛钞》）

2.《范文正公文集叙》云：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孔凡礼《苏轼年谱》） /l/aEFzeVSi6KyZs4xZr3Mj/PW7rasRBAvnOtGaycX1C+gweafIVtOJfBBbQUj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