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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两章中，略述儒家的始祖孔子及其后学的两派；这里，叙述那受儒家的影响而别成一家的墨家的学说。
墨家的始祖是墨翟。墨翟的传记，很不明了。关于他的生地，有的说他是鲁人，有的说他是宋人。说他是宋人，是因他曾做宋之大夫而误了的；以他为鲁人，是对的。关于他的生存年代，《史记》中并记着与孔子同时的说法及后于孔子的说法，不曾下断语；后汉张衡说，墨翟与子思同时。
现在看墨翟的书，载着墨翟曾事宋昭公，后为大夫，至后齐见田和，从这些记载上来看，大概他是孔子死后百年的人，与子思同时而稍后吧。
关于墨子的学系，也有两种说法。第一，鲁惠公请于周桓王修郊庙之礼的时候，桓王使史角与其事
，后来史角止于鲁，墨翟学于史角的子孙。这个传说，见于《吕氏春秋》的《当染》篇，如《汉书·艺文志》，依据这一点，说墨家的渊源为清庙之守；但《吕氏春秋》的《当染》篇，是本于《墨子》的《所染》篇而成的，《所染》篇中没有这个说法，而且桓王与惠公并不同时，从这几点来推测，这是不足置信的说法。第二，墨子最初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过于烦扰，后弃儒而自成一家。这个说法，见于《淮南子》的《要略训》，这比《吕氏春秋》更在后，而且孔子与墨翟年代隔得很远，不能成立师生关系，这是明了的事。但从现存的墨家的文献上来看，墨家受儒家的影响而产生，终于自成一家，这一点是对的。
墨子的文献，《汉书·艺文志》中举七十一篇，隋唐志记着十五卷，现存的《墨子》也分为十五卷，但其中八篇有目无书，其余十篇目也没有了，凡残存着五十三篇。通观现在五十三篇，其间至少可以区别为五种本子。
第一种，《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七篇。这七篇，其内容近于儒，其中引了子禽子的话，所以恐怕是墨翟、禽滑离这一派的人所传的本子，是传述了墨家的最早的思想的吧。
第二种，《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的诸篇。这几篇，同名的篇目各有三篇，每三篇的内容都大同小异。据《韩非子》的《显学》篇，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派，所以，这些，恐怕是三派的墨家所传的各不相同的本子，由后人所集成的，是比第一种的七篇稍后的文献吧。
第三种，《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这六篇，是辑集名家言，即论理学派的话的。这与《庄子·天下》篇中说的南方之墨者苦获、邓陵氏之徒诵《墨经》、弄诡辩的话合并起来看，这恐怕是邓陵氏一派的本子吧。
第四种，《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五篇。这五篇，是叙述墨子的事迹的，似是后来的学者集录的。
第五种，从《备城门》到《杂守》的诸篇。这几篇的内容，是兵家言，从《汉志》的注来推测，在刘歆的所作《七略》这个目录中，似墨子的兵书有十二篇，在《备城门》以下的诸篇中，载着临、钧、衡、梯等十二种的攻防法，所以原本是各法各成一篇的，这便是墨子的兵书吧。
以上五种中，有关于哲学思想的资料，是第一种到第三种的三种。将这三种，加以比较及研究，由此可以知道，墨家的思想是如何的在变迁着。
墨子说，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悬，不论巧工与不巧工，都以这四者为法，现在治天下治大国的也应有法度。那么，治天下大国，应以什么为法呢？这没有超越过以天为法的。所谓以天为法，换句话讲便是，天所欲的便做，天所不欲的，便不做。那么，天何所欲？天要人们相爱相利，不要人们相恶相贼，因为天是兼而爱之、兼而利之的。那么，如何知道天是兼而爱之、兼而利之的呢？天对于爱人、利人的“福之”，对于恶人、贼人的“祸之”。从前的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的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利人的事情很多，所以天便福他，立为天子，天下的诸侯都宾事他；从前的暴君桀、纣、幽、厉，因为反乎其道以行之，所以天便祸他，终于失却了他的国度。由此，知道天要人的相爱相利，不要人的相恶相贼（《法仪》）。
由这些话来看，可以知道，墨子的宗旨是兼爱，兼爱便是天的意志。以兼爱为天的意志，这与儒家的以亲爱之情（即仁）为由天赋予人的自然之情类似。只是，儒家是内省，看作纯粹的心的情，墨家正相反，把它看作功利的，随伴了相利才能全其兼爱：这一点是不同的。这个从功利方面观察的一点，正是儒与墨的分歧点。墨家如此地从功利方面考虑爱的结果，便力说强本而节用，说：“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为其所难者，必得其所欲焉，未闻为其所欲，而免其所恶者也。”（《亲士》）又说：“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本不固者末必几。”（《修身》）这便是墨子的强本说。
墨子希望节己欲，薄自奉，苦心劳身，为天下勤。他又力说“节用”：
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而凊。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作诲妇人治丝麻，梱布绢，以为民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
之中，足以为轻且凊，谨此则止。……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古之民未知为舟车时……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男女……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虽上世至圣，必蓄私，不以伤行，故……内无拘女，外无寡夫……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当蓄私不可不节。凡此五者，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辞过》）
因为节用是俭，强本是勤，勤与检是计利的工作。墨家的劝勤俭而计利，这是因为，为了实现兼爱的理想，以计民之利为第一要件。如此地注重利，在儒家是不曾有过的事，这是儒家与墨家的分歧点。恐怕墨翟的时代，比诸孔子的时代，社会的情势变化了，经济问题很重要了，所以墨翟重视经济问题而改造儒教的吧。
以上，是根据墨家的文献，尤其是第一种的资料而研究的墨子的主张。在这些文献中，以子墨子之言及子禽子之言为主，是墨家尚未分为三派以前的说法。到墨翟死后，墨家分为三派，这叫作三墨。所谓三墨，《韩非子·显学》篇中说的“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便是。上列的第二种的文献，是传述这三墨时代的思想的。
成为第二种的文献，即三墨时代的思想的中心的，仍旧是《兼爱》篇与《节用》篇。兼爱是墨家的理想，为了说明兼爱是天的意志，有《天志》篇，为了教导同于天的意志，应实行兼爱，有《尚同》篇；但是这些，是在第一种的文献中也已略略表现了的思想，并不是三墨的特征。
三墨的特征，是说明兼爱的天志，由鬼神传达给人类的《明鬼》篇，及排斥那违反兼爱的理想的战争的《非攻》篇。又墨家主张节用，这已在上面叙述过了，到了三墨，因为太强调了节用，于是力说节葬与非乐。如其单单说兼爱与节用，不一定与儒相反；但是，儒是把礼乐当作陶冶人心、发扬人情的美点的，尤其重视丧礼。所以，到墨家主张节葬，力说非乐，儒与墨便站在了正相反的地位上了。又，儒家说天命，而到了三墨，排除天命，倡非命说。他们说：回顾古来的历史，治乱是由于王者的政治的，不是由于天命的；又，一切判断有与无的，是由于我们人类的见闻的，我们不曾看见或者听见过“命”；又，如其有命的话，那么，人类将安命而不努力，人类如其不努力，那么，财用便不足，政治便紊乱了。从这三点不能不否定命的存在，这是非命说的大概。因而，力主非命说的必要，是为了使人类勤勉，也就是说，三墨的非命，是强本说的余波。如其单单主张强本说而劝勤勉，这与儒并不相反；到三墨否定天命，就不能不与儒冲突了。因此，儒家是极口排斥墨家，墨家也绝不屈服地非难儒家，第二种三墨时代的文献的末尾，有着《非儒》篇，便是为此。
儒家与墨家，不论什么时候，总继续着剧烈的论争；在这论争之间，似弄着种种的诡辩，由于必须正当地批判这些诡辩的必要，于是在墨家之间，论理学便发达了起来。墨家文献中称为第三种的文献，便是这论理学派的记录。这论理学派，在中国历来称为名家，因为名家的崛起而隆盛，是属于稍后的时代，所以我们这里暂不叙述论理学派，而移到道家的记述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