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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名丘，字仲尼，周灵王二十年（公元前552年），生于鲁国的昌平邑，死于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年七十四
，他的事迹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史记·孔子世家》是孔子的传记中最古而且可信赖的，但是，其中也有多少的疑问，成了后世学者议论的根源。我现在，在这部小著述中，没有涉入这种问题中的余裕；只是，依据《论语·为政》篇中所载的孔子自己的话，概要地一述其一生的阅历。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根据这些话，可以知道，从十五岁到三十岁是孔子的修养期，到了三十岁，才跑进社会。他最初踏进社会的时候的地位是如何的，这不能明了；但据《孟子·万章》下篇中说的孔子曾经做“委吏”（司会计），曾经做“乘田”（也叫作“司职吏”，司牛羊），由此可以想象，孔子最初是从事于会计和畜牧的小吏，似并没有显著的地位；到四五十岁的时候，志操也定了，一家的见识似也成就了，据《史记》，孔子后来做过中都宰，做过司空，做过大司寇，在政治舞台上大活跃过。但是，这也只是数年间的事情。后来，他离开了鲁国的政治，到卫、陈、宋、郑、蔡、楚各国去游说，终于不能行其志；到晚年，返回乡里，似专从事于经典的整理与门人的教育。
集合孔子的话的著述，有《论语》二十篇，是历来的学者所爱诵的，但这也是孔子死后，经过了许多年月才编纂成的，其中似还混入了后世的文章。我现在没有余裕对于各章篇加以详细的批判，只是，依据其中最古的而且可信赖的部分，略述孔子的思想学说。
孔子，鲁国人。鲁是周初周公之子伯禽被封的国，所以，其建国的始袓是周公。周公是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是武王死后辅佐幼主成王奠定了周室基础的伟大政治家。据说，周之文物制度都是他制定的。孔子是鲁国人，所以尊崇其建国的始祖周公。《论语·述而》篇中说：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细细地研究这一章，可以知道，孔子一生很敬慕周公，尤其是他的盛年中，甚至于梦寐之间也不忘周公。我以为：孔子一生的事业，是再兴那周公制定的周初的礼乐，实行周公的理想。
孔子把自己所教导的，称为“吾道”，门人们把孔子所教导的称为“夫子之道”；所谓夫子之道，尽于“仁”之一字。夫子之道是“仁”，在《论语》中，如下面的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
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
得之，不去也。君子去
，恶乎成名？（《论语·里仁》）
一节中，“仁”字是承受“道”字的。又在
君子务本，本立而
生。孝弟也者，其为
之本与！（《论语·学而》）
的话中，可以证明“仁”字是承受“道”字的。通观全部《论语》，其中论“仁”的，有五十八章，“仁”字看到一百零五次之多
。由此，可以知道，孔子是如何地重视“仁”；但是，在这些篇章中所说的，都只是达于“仁”的方法，对于“仁”“道”这东西的本质，并没有讲到。
孔子的“仁”，到底是怎样的东西，关于这个问题，历来学者的议论很多。试看《说文》“仁，亲也，从人、二”，这个字是“人”旁加“二”的字，所以，说明是人与人相亲的意思。《礼记·中庸》篇中，有“仁者人也”的话，郑《注》解释说：“人也，应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谓也。”这里所说的“相人偶”这句话，是汉代流行的话，在郑玄的注释中是常常用的字，在这里，“人”与“偶”，其意相同，是成为友，或者相亲的意思。
因而，《中庸》中所说的“仁者人也”，与《说文》中所说的“仁，亲也”有相同的意义。又如《论语》中樊迟问
。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
矣。”问
。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
矣。”（《论语·雍也》）
子曰：“
者乐水，
者乐山；
者动，
者静；
者乐，
者寿。”（《论语·雍也》）
樊迟问
。子曰：“爱人。”问
。子曰：“知人。”……（《论语·颜渊》）
如此地使“仁”与“知”相对立的地方，也很多。
这，恐怕是把人类的精神活动，分为知的方面与情的方面，把“仁”看作以情的方面为主的德的吧。原本，人类的精神活动，知与情并不是各自独立地进展的，是站在互相不能分离的关系中的，所以，“知”和“仁”也绝不是独立的德，而是相互关系着的。在《论语》中，也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论语·阳货》），这是说，“仁”离开了“知”是不能成立的。又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又说“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这是说，“知”，如其不由于“仁”，也全不能得其所以为“知”。“知”与“仁”，是如此密切的关系上的德；“仁”主要是从情的方面看到的德。
因此，“仁”的本质，可以说是亲爱之情。这亲爱之情，是成为社会结合、人类和乐的基本的。
这在最自然而且没有虚伪的状态中发现的，第一是父子的爱情，第二是兄弟的友情。这父子的爱情与兄弟的友情，是说爱之情的根本代表的情感。所以《论语》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中庸》中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也说：“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这父子兄弟间的亲爱之情，扩大开来，及于社会全般的时候，仁道便完成了。所以，治理天下国家的政治精神，到底也与一家族中的孝悌或者孝友，是一样的；因此孔子引佚书
中的“孝乎惟孝，友于兄弟”的古语，赞叹道，这孝友之道如其行得正，那么，主掌一国的政治也是一样的。（《论语·为政》）总之，孔子的所谓仁，是以亲爱之情（以父子的爱情与兄弟的友情为根本的）为本质的；重视父子之爱与兄弟之情，这与上述的《周书·康诰》篇中的重视孝、友之情，是同一的思想，恐怕，孔子是祖述周公的思想的吧。
孔子的所谓仁道，是以亲爱之情为本质的，这已在上面叙述过。这亲爱之情，如何才能得到呢？《论语》中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又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以为仁是人类固有的德。这仁义为人类所固有，是由于什么？是由于天命。孔子说的“五十而知天命”（《为政》）的天命便是。那么，天命是什么意思呢？《韩诗外传》中，引《论语·尧曰》篇中“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的一节，解释说：“言天之所生，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则无仁义礼智顺善之心，无仁义礼智顺善之心，谓之小人。故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依据这些话，可以知道，所谓命，是天之所以命生的意思，天赋命与我们人类的，是我们的顺善之心即道德性；因而，所谓天命，便是与人类的生同时由天赋命了的顺善之心。换句话讲，是具备在我们心中的道德性，孔子把它看作仁，即亲爱之情。于是，孔子所说的“五十而知天命”，可以知道是：仁道之根本的亲爱之情，是人类先天地具有的道德感情，把它扩充开来，便是人类之道。如此地，把人类道德的根源，归诸天命，这是中国古代的民族信仰。以为天命寄宿在人类的心中，这在《周书·康诰》篇中已萌芽了，这在前面已经叙述过；孔子更明确地意识到了，在我们的心中先天地具备着亲爱之情，便是由天赋命了的道德性，把它扩充开来，便是仁道。
仁道之根本的亲爱之情，是先天地赋予了人类的感情，这是万人共通的，这已在上面的叙述过了；至于这亲爱之情，扩充开来，到能被名为完全的仁，这是必须伴以不断的努力及修养的。于是，孔子教训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又说：“如有王者，必世（三十年）而后仁。”（《子路》）希期仁的完成，是如此其难的事业，所以，即令在孔子的门人中，许以仁者之称的，只颜回一人，其他门人概不能称仁者。不单门人不能称仁者，孔子自己也谦逊地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
为教以这仁道，孔子以文、行、忠、信的四点，教导门人弟子。《述而》篇中说的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便是。那么，所谓文、行、忠、信，是什么意思呢？《大戴礼》的《卫将军文子》篇中，有“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世道者孝悌，说之以义而观诸体……”的一节，正可以看作四教的说明。就是：第一的“文”，在于《诗》《书》；第二的“行”，在于孝悌或礼；第三的“忠”与第四的“信”，在于义。试据《论语》稍加以说明。
第一的“文”，是《诗》与《书》两者，这两者自孔子的当时起，便被尊崇为儒家的经典。到后来，儒家的经典，在《诗》《书》之外，加上《易》《礼》《春秋》，总称为“五经”；但在孔子的时候，在《诗》《书》两者之外，其余的还不曾被看作经典。据传说，孔子晚年爱读《易》，甚至于作被称为“十翼”的十篇解释。在《论语》中，也有孔子说的“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这种赞叹《易》的话。《易》的“十翼”，并非孔子的作品，宋欧阳修已经论列过了，这已成了学术界的定论；至于《论语》中的“五十以学易”的“易”字，据《鲁论》这一派的本子，作“亦”字，这句句子的意思是说，到了五十岁来学，也可以没有大过。因此，孔子爱读《易》这回事，一个确实的证据也没有。所以，可以知道，在孔子的当时，《易》并未成为儒家的经典。其次，讲到《礼》，《述而》篇中有“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的话，特在“礼”字之上，添个“执”字，从这一点上来看，可以推知，在当时，作为经典的《礼经》还不曾存在，只是在制度习惯上传承的。再次，讲到《春秋》，这是到孟子以后才显著的，在《论语》中，并没有把《春秋》当作经典。所以，在孔子的当时，儒家的经典，只《诗》与《书》两者，孔子把这《诗》《书》当作教科书，教导门人。因为，《书》是类集前代的诏敕誓诰之类的，有着先圣特别是周公的诰戒，《诗》是古人歌咏心境的不虚伪的告白，所以，由于《诗》《书》，能顺先圣的教导，而陶冶性情。
第二的“行”，据《大戴礼》的说明，有如是孝悌，也有如是礼。试看《论语》中“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话，也可以明白，孝悌是孔门诸行中最重要的。所谓孝悌，也不是离开了礼的“行”。《论语·为政》篇中，孔子回答孟懿子的问孝说，“无违”，更为樊迟说明“无违”。他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是表示，孝也是依着礼来实践的。由这一点来推测，悌，是顺礼而事兄。可以说，一切的行为，都是顺着礼的。因此，孔门的“行”，说是孝悌，或者说是顺礼，是一样的。总之，孔门的“行”，如举其根本点，当归于孝与悌；用概括的话来讲，人们的一举一动要当于礼，如其不当于礼，便不可动。
第三的“忠”与第四的“信”，原本训为“诚”；但两者的概念，实自有别的。先就其文字的构造来看，“忠”字是由“中”与“心”两个字构成的，是人们内省自己的心，不欺瞒自己的意思；“信”字，是结合“人”与“言”两个字的，是人履行对于别人约定了的话而不欺罔的意思，因此，两者原本都训为“诚”；但是，前者表示不欺瞒自己，后者表示不欺瞒别人。曾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
乎？与朋友交而不
乎？”（《学而》）这一节，最明白地显示了这两个字的意义。前者是在自己的心中内省而谋的，后者是对于别人尊重约言的。孔子的仁道的精神，说尽于这两个字，这也不是过分的话。孔子以为，自己内省而尽忠，是仁道的第一义，所以他的门人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所谓忠，是自己内省了而直觉到善恶；所谓恕，是以自己的心忖度别人。这虽则是两个作用，但是，两个作用集合在一起，便成了实现“仁”的方法；作为践行“恕”的前提，得先践行“忠”，所以追溯到所谓“忠恕”的根本，只是一个“忠”字。直觉到仁道的主观的功夫，只是一个“忠”字，这已在上面叙述过了；把它在社会上实现出来的第一要件，是人人互相重“信”。所以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有一次，门人子贡“问政”，孔子回答他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再问，如其万不得已，在这三者之中，要割爱一项，那么，应该割爱哪一项？孔子回答说：“去兵。”子贡再问，其余的两项中，如其万不得已还要割爱一项，那么，应该割爱哪一项？孔子回答说：“去食。”“兵”与“食”，虽则是国家社会的存立及民生的生活上必不可缺的，但是，孔子却更重视“信”，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由这一段话来看，可以明白，孔子是如何地重视“信”了。
上面，对关于文、行、忠、信的四教，作了概括的说明；这里，我们试研究其相互的关系，以显示孔子的教育的一斑。孔子是把《诗》与《书》当作两部教科书来教导门人的，其中《书》是辑集前代帝王的誓诰的，先圣的训戒特别是周公的教训收集得很多，所以孔子是由《书》引导他悟得周公的理想的。四教中第二项“行”的根本，是孝悌，孔子的重视孝悌，只是蹈袭了周公尊重孝友的思想的。《论语·为政》篇中引用“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这佚书的文句，说只要真正地践行孝友，那么，即使不能走上政治舞台，也与施行政治有相同的效果：这一段话，是由《书》教以孝悌的一例。
其次，《诗》是辑集古代的民谣的，是当时人的不虚伪的告白，所以，用“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的一句话说尽了。孔子使门人学《诗》，虽有种种的目的，但其主要的目的，在于学了《诗》，来陶冶人的性情，及引导到“思无邪”的心境中去。所谓“思无邪”，换句话说，便是不欺瞒自己而且不欺瞒别人，结果，归到“忠”“信”的两者。因此，夫子尊重《诗》，是为了借此以养育忠信的精神。
总之，孔门的四教，可以说是，借《诗》《书》以涵养忠信的精神，实践孝悌的“行”，实践礼仪，以期“仁”的完成。
文、行、忠、信的四教，是为了完成“仁”的四个教目，这已在上面叙述过了；其中最重要的，是行与忠。所以，为了教以达到“仁”的方法，常常讲述行与忠。第一，从“行”的方面来说，是教以由于“礼”的实践可以达到“仁”。如：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便是例子。第二，从“忠”的方面来说的，是教以把内省主观而直觉的推及到客观，由此可以达到“仁”。如：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行）之。”
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是最著名的。于是，孔子死后，其门人之间，产生了注重主观而力说忠恕的一派及尊重客观的规范而力说礼的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