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被曲解的教育观念

我从业30多年，从北方到南方，半生只做了一个行当：教师。2001年调入上海，2006年担任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副校长，2011年兼任上海市第三女子初级中学校长，2017年调任上海市延安中学校长。在上海近20年的教育生涯中，我与其他教育工作者一样，思考过、探索过，但是总觉得有些教育症结没想清楚。2011年，成为我真正意义上探索教育的起点。细想来，半生从教，真正开始思考教育的一些问题，也只在最近七八年。

这七八年，我都思考了哪些问题呢？

一、教育的职能：“培育性”与“选拔性”的失衡

“培育性”与“选拔性”，是教育的两大职能，学校在“选拔性”和“培育性”的落实上，应该做到使二者平衡，并找到二者的联结点。

“选拔性”体现在学生的“能力素质”上，“培育性”则体现在学生内化的“品格修养”上。二者是教育的一体化要求，不能分割。因而学校教育主要承担着两大任务：一是基于“学业”的教育，即以创新为核心的能力素质培育；二是基于“成长”的教育，即以个人与社会性发展为核心的品格修养培育。1997年亚太经合组织首先提出了“核心素养”这个概念，我认为能力素质+品格修养=素养，核心能力+核心品格=核心素养。

但是，“培育性”与“选拔性”在学校教育实践中并没有平衡，“选拔性”代替“培育性”的情况依然存在，在这样的教育下，学生的能力与品格是劣化成长的。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先生时，钱老感慨地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直指今日中国学生能力缺失的问题。

有知名学者公开表示，中国的基础教育质量整体强于美国，例证是上海在2009年、2012年的PISA测试中，阅读、数学和科学三个领域的卷面成绩均排名世界第一，2015年上海与北京、江苏、广东共同代表中国参加PISA测试，平均分排在世界第十名，上海成绩单独计算仍旧世界第一。但是仔细想想，如果我们基础教育质量真的整体强于美国，那么创新人才的比例和发明创造的比例应该高于对方才对，但现实并非如此，2015年，中国申请的专利只占世界的1%，而美、日两国的专利则占世界的62%。那么，我们的教育症结在哪里呢？

PISA测试之父，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发表的演讲，揭示了谜底。他说，从整体上看，（中国）学校教育在教学生如何按照科学的方法认识、理解世界，尤其要能像科学家那样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方面，表现并不如人们的预期（见2017年11月25日文汇报《读懂PISA，不仅是一份成绩单》，记者樊丽萍、张鹏）。

其实，“培育性”与“选拔性”，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学生培育得好，更有助于人才选拔，但前提是人才的标准必须是正确的。

二、教育的实施：“应试教育”与“应试”的混淆

我国早在1993年2月13日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指出：“中小学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提出：“坚持教育创新，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这为我国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

《纲要》自发布到今年已经有25个年头，党的十六大也过去了16个年头，但是“应试教育”仍旧十分有市场。2016年，江苏省连云港市一位教育官员在内部学习班上题为《充分认识应试教育的政治正确性》的发言，被官方微博发布，引起社会极大反响，赞同者和批评者都有。有学者从依法治校的角度认为，“应试教育”并没有法律上的界定和禁止条文，所以“应试教育”并不违法。“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一样可以作为办学的选择，“应试教育”可以继续抓升学率，“素质教育”可以通过个性化教育，因材施教。

笔者不敢苟同这位学者的意见。国家为什么要转变“应试教育”？因为“应试教育”是一种错误的教育观念，它暴露出这样几个问题：

1.“应试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追求分数和升学率，而不是为了培养人。这种目中无人的教育缺少基于人的培养，成长目标片面，学习活动单一，与“全面提高国民素质，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的要求背道而驰。

2.“应试教育”的主要手段是刷题，为了刷出高分，不惜牺牲数以亿计学生的阅读、体验、兴趣、特长等发展需要和休息、睡眠等身体成长需要。与“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的要求背道而驰。

3.“应试教育”的教育成效低下，学生高分低能，与“造就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的要求背道而驰。

与“应试教育”不同，“应试”则是一种训练手段，其本身并没有错。在正确的教育观指导下，学校全面培养学生，提高学生的学习力和创新力，提升学生的个性品质与社会交往能力。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经过应试训练，在应对招生考试时将自己的真才实学表现出来。

“应试教育”和“应试”是两回事，一个是观念，一个是手段，这些年一直被混淆，也因此影响了学校的正确选择。

十多年前，笔者和同事在华盛顿州奥林匹亚地区（Olympia）的一所公办初中听地理课，一位黑人女教师用了整整大半节课在训练学生如何正确运用比例尺的知识来画图，并发光了一大瓶的糖果来奖励做得正确的学生。同事评价说：“中国教师一定只会用几分钟讲解比例尺的知识，然后会进入习题训练阶段。美国这堂课容量太小，公办学校上课简单的传闻看来是真的，这在中国一定是一节失败的课。”我当时非常认同。

接近下课时，老师开始布置作业：请同学们回家后，运用各种办法查找西雅图（Seattle）的人口资源分布地图，再查找一张Seattle的水资源分布地图，然后，运用比例尺的有关知识，将两张图合成为一张地图，这令我们很吃惊！接下来老师又说，完成第一个任务后，有时间的同学可以查找一本书，根据书中的人口与资源理论，尝试制作一张Seattle的人口资源与水资源均衡分布图，并依据书中的理论对新图进行说明。我吃惊之余开始佩服，Olympia地区就地理位置而言相对偏僻，但是那里的教育却值得思考，因为这样的学习，对于提高学生能力而言，比做上几百道题都有价值。

三、教育的对象：“锦上添花”与“雪中送炭”的偏差

说到底，今天全国层面的“应试教育”改进不多，仍旧是以选拔为主要目的的教育。我在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做兼职，因此有机会接触全国各地的校长，在与他们的对话中得出了上述结论。有“选拔”就会有“淘汰”，“淘汰”的往往是大多数，上海还好，2016年的普通高中入学率是63.74%。试想，如果一所学校把“应试教育”作为教育观念，把学生几乎所有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来反复刷题，那么学生培育个性、提高能力的时间在哪里？学生兴趣和特长发展的空间在哪里？学生个人成长和社会性发展的机会在哪里？那些被“淘汰”的孩子一旦不能升学，未来生存的能力从何而来？从国家层面说，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在哪里？数以亿计的合格公民在哪里？

“应试教育”的实质是“为少数人的教育”，宁为学优生“锦上添花”，不愿为学困生“雪中送炭”。甚至，有的学校把学优生和学困生称为“好生”和“差生”。“好生”可能只是成绩好，品性未必好；“差生”也可能只是成绩差，品性未必差。笔者从教30余年，来看望我或者与我保持联系的几乎是当初的所谓“差生”，他们感念当年老师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所给予的鼓励和帮助，使得他们能够坚定前行并有所发展，也使得他们的心中始终保有一块柔软的地方，那就是善良。

学校的素质教育对象应该是所有学生，教育既应当“锦上添花”，更应当“雪中送炭”，那些学习一般甚至有问题的学生恰恰需要我们的帮助，让他们在被宽容中学会宽容，在被爱中学会爱人，在被帮助中学会助人。这应当会成就相当看似不可能有出息的孩子，陶行知先生“四块糖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范例。

其实，学优者也好，学困者也罢，老师在其成长阶段除了提高其学业成绩以外，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综合素养。一所学校、一个班级，学生一定会有成绩的高低排列，分数高的学生考上一所好大学，要过美好生活；分数低，考的大学不好，也要过美好生活；分数差，没有上大学，不也要追求美好生活吗？所以教育的目的，首先应是帮助学生变得有人性；其次是帮助学生为未来过上幸福、美好而有尊严的生活打下能力基础。

四、教育的价值：“解决问题”与“纸上谈兵”的扭曲

刷题可以提高分数，高分可以考入顶尖大学，大学毕业可以找个待遇好的单位。这样一个学习逻辑，本无可厚非，民以食为天呀。但是找个好单位之后呢？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学，不出多久好单位也会变成不好的单位。

在我们的学生中有一个较普遍的现象：惯于接受习题，却不愿意提问题，甚至提不出问题；擅长解题，却不会解决问题。等待老师布置作业，依靠老师的标准答案，成为学生的学习习惯之一，越是在高学段的学生中，这种现象越是明显。其后果是学生的质疑与批判能力越来越缺乏，逻辑分析与表达能力越来越低下，沟通与合作能力基本不具备。和战国时期的赵括一样，“纸上谈兵”头头是道，因为没有真才，误了国家也误了自己。

教师也是如此。传统的“教授法”，强调“预设”、“学习容量”和“知识落实”，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讲授，学生听、记、练。教师重视环节预设，无视问题的生成；重视学习容量，轻视学情的差异；重视知识落实，忽视经历和体验。我曾经调侃教师：语文教师不会写文章，字迹像蜘蛛爬；数学教师算数算不过菜场卖菜的大妈；物理教师讲起导线、开关、用电器明明白白，接个保险丝却把自己电死了；地理教师说起动车、高铁、景点、民俗眉飞色舞，出个远门却把自己走丢了。

以教师为中心、重视标准答案、重视刷题、忽视体验、无视生成、轻视创新、学无致用，是当前学校教育的突出弊病。

学校教育既要重视能力素质，也要重视品格修养。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发展学生思维品质，培养学生运用能力，使他们从题海中跳出来，摒弃“纸上谈兵”式的学习，才是学校教育的意义。

2008年，笔者在新加坡莱佛士女子中学（Raffles Girls' Secondary School）访问学习，期间的一堂中文教学令笔者诧异。老师拿出一张当天的新加坡《联合早报》，报纸上有一篇关于狮城变脏垃圾增多的报道，作者认为是16岁以下青少年儿童乱扔垃圾且不受惩罚导致的。老师请同学们小组合作，提出解决该问题的办法。8分钟以后，各组完成了学习任务，每一组的大白纸上写着基本一致的想法，即制定法条，对16岁以下青少年儿童乱扔垃圾的行为也进行惩罚。被选中的第一组所确定的惩罚内容是：乱扔垃圾每次罚款200新元，并在校园里做五天值日义工。

接下来是模拟听证：

学生1（扮家长）：“做义工我没有意见，但是学生没有收入，你罚他罚款等于罚父母，这一条我不能同意。”

一组学生立即回答：“因为你是监护人，你没有做到对孩子进行应有的教育，因此必须罚父母。”

学生2（扮学生）：“罚款我没有意见，但是你让我做义工，这不是变相冷暴力惩罚吗？这是对我的不尊重。”

一组学生思考片刻后回答：“因为你不尊重保洁人员的劳动，也要让你尝尝不被尊重的滋味。”

学生3（扮记者）：“罚款和做义工我都没意见，我所关心的是，为何要在校园里做义工？没有惩戒的挂牌，同学们还以为他是在做值日，能起到惩戒的作用吗？为何不到马路上去做义工？”

一组学生思考一小会儿回答：“未成年人到马路上做义工，会有安全之虞。”

……

还有很多对话，都非常精彩，富有智慧。老师的总结也很有水平，大意是新加坡中文考试只考作文，今天的整个学习活动就是写一篇作文的过程，从问题的背景，问题的提炼，到问题的解决办法，都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最后老师说：“大家回家后整理成作文，明天交给老师，同时也希望你们寄给教育部或议会一份，供立法机关在决策时参考来自群众的意见。”

这堂课有多处亮点，是我们的课堂所不及的：一是以学生为真正的主体，让其在自主合作中学习；二是不断地头脑风暴，触发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三是角色体验，问题符合角色实际，学生角色意识强说明有经常性的训练；四是公民意识、法治意识的培养，责任从娃娃抓起；五是在实战中完成写作技巧的培养；六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课堂生态。这样的课堂培养出来的学生，一定是优秀的。新加坡这样的弹丸小国为何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恐怕这是一个原因，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反观我们的课堂，把最优秀的孩子培养成刷题的工具，学生能力发展不足，中华民族的国际竞争力怎么会强大呢？教育者真要好好反思。 vqc3zocjnb7+mesWaxw21h/eRb1Pfh/gYwE1SgftqiTvWk5HoORgetHiLgMvF3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