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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业30多年，从北方到南方，半生只做了一个行当：教师。2001年调入上海，2006年担任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副校长，2011年兼任上海市第三女子初级中学校长，2017年调任上海市延安中学校长。在上海近20年的教育生涯中，我与其他教育工作者一样，思考过、探索过，但是总觉得有些教育症结没想清楚。2011年，成为我真正意义上探索教育的起点。细想来，半生从教，真正开始思考教育的一些问题，也只在最近七八年。
这七八年，我都思考了哪些问题呢？
一、教育的职能：“培育性”与“选拔性”的失衡
“培育性”与“选拔性”，是教育的两大职能，学校在“选拔性”和“培育性”的落实上，应该做到使二者平衡，并找到二者的联结点。
“选拔性”体现在学生的“能力素质”上，“培育性”则体现在学生内化的“品格修养”上。二者是教育的一体化要求，不能分割。因而学校教育主要承担着两大任务：一是基于“学业”的教育，即以创新为核心的能力素质培育；二是基于“成长”的教育，即以个人与社会性发展为核心的品格修养培育。1997年亚太经合组织首先提出了“核心素养”这个概念，我认为能力素质+品格修养=素养，核心能力+核心品格=核心素养。
但是，“培育性”与“选拔性”在学校教育实践中并没有平衡，“选拔性”代替“培育性”的情况依然存在，在这样的教育下，学生的能力与品格是劣化成长的。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先生时，钱老感慨地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直指今日中国学生能力缺失的问题。
有知名学者公开表示，中国的基础教育质量整体强于美国，例证是上海在2009年、2012年的PISA测试中，阅读、数学和科学三个领域的卷面成绩均排名世界第一，2015年上海与北京、江苏、广东共同代表中国参加PISA测试，平均分排在世界第十名，上海成绩单独计算仍旧世界第一。但是仔细想想，如果我们基础教育质量真的整体强于美国，那么创新人才的比例和发明创造的比例应该高于对方才对，但现实并非如此，2015年，中国申请的专利只占世界的1%，而美、日两国的专利则占世界的62%。那么，我们的教育症结在哪里呢？
PISA测试之父，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发表的演讲，揭示了谜底。他说，从整体上看，（中国）学校教育在教学生如何按照科学的方法认识、理解世界，尤其要能像科学家那样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方面，表现并不如人们的预期（见2017年11月25日文汇报《读懂PISA，不仅是一份成绩单》，记者樊丽萍、张鹏）。
其实，“培育性”与“选拔性”，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学生培育得好，更有助于人才选拔，但前提是人才的标准必须是正确的。
二、教育的实施：“应试教育”与“应试”的混淆
我国早在1993年2月13日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指出：“中小学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提出：“坚持教育创新，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这为我国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
《纲要》自发布到今年已经有25个年头，党的十六大也过去了16个年头，但是“应试教育”仍旧十分有市场。2016年，江苏省连云港市一位教育官员在内部学习班上题为《充分认识应试教育的政治正确性》的发言，被官方微博发布，引起社会极大反响，赞同者和批评者都有。有学者从依法治校的角度认为，“应试教育”并没有法律上的界定和禁止条文，所以“应试教育”并不违法。“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一样可以作为办学的选择，“应试教育”可以继续抓升学率，“素质教育”可以通过个性化教育，因材施教。
笔者不敢苟同这位学者的意见。国家为什么要转变“应试教育”？因为“应试教育”是一种错误的教育观念，它暴露出这样几个问题：
1.“应试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追求分数和升学率，而不是为了培养人。这种目中无人的教育缺少基于人的培养，成长目标片面，学习活动单一，与“全面提高国民素质，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的要求背道而驰。
2.“应试教育”的主要手段是刷题，为了刷出高分，不惜牺牲数以亿计学生的阅读、体验、兴趣、特长等发展需要和休息、睡眠等身体成长需要。与“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的要求背道而驰。
3.“应试教育”的教育成效低下，学生高分低能，与“造就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的要求背道而驰。
与“应试教育”不同，“应试”则是一种训练手段，其本身并没有错。在正确的教育观指导下，学校全面培养学生，提高学生的学习力和创新力，提升学生的个性品质与社会交往能力。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经过应试训练，在应对招生考试时将自己的真才实学表现出来。
“应试教育”和“应试”是两回事，一个是观念，一个是手段，这些年一直被混淆，也因此影响了学校的正确选择。
十多年前，笔者和同事在华盛顿州奥林匹亚地区（Olympia）的一所公办初中听地理课，一位黑人女教师用了整整大半节课在训练学生如何正确运用比例尺的知识来画图，并发光了一大瓶的糖果来奖励做得正确的学生。同事评价说：“中国教师一定只会用几分钟讲解比例尺的知识，然后会进入习题训练阶段。美国这堂课容量太小，公办学校上课简单的传闻看来是真的，这在中国一定是一节失败的课。”我当时非常认同。
接近下课时，老师开始布置作业：请同学们回家后，运用各种办法查找西雅图（Seattle）的人口资源分布地图，再查找一张Seattle的水资源分布地图，然后，运用比例尺的有关知识，将两张图合成为一张地图，这令我们很吃惊！接下来老师又说，完成第一个任务后，有时间的同学可以查找一本书，根据书中的人口与资源理论，尝试制作一张Seattle的人口资源与水资源均衡分布图，并依据书中的理论对新图进行说明。我吃惊之余开始佩服，Olympia地区就地理位置而言相对偏僻，但是那里的教育却值得思考，因为这样的学习，对于提高学生能力而言，比做上几百道题都有价值。
三、教育的对象：“锦上添花”与“雪中送炭”的偏差
说到底，今天全国层面的“应试教育”改进不多，仍旧是以选拔为主要目的的教育。我在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做兼职，因此有机会接触全国各地的校长，在与他们的对话中得出了上述结论。有“选拔”就会有“淘汰”，“淘汰”的往往是大多数，上海还好，2016年的普通高中入学率是63.74%。试想，如果一所学校把“应试教育”作为教育观念，把学生几乎所有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来反复刷题，那么学生培育个性、提高能力的时间在哪里？学生兴趣和特长发展的空间在哪里？学生个人成长和社会性发展的机会在哪里？那些被“淘汰”的孩子一旦不能升学，未来生存的能力从何而来？从国家层面说，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在哪里？数以亿计的合格公民在哪里？
“应试教育”的实质是“为少数人的教育”，宁为学优生“锦上添花”，不愿为学困生“雪中送炭”。甚至，有的学校把学优生和学困生称为“好生”和“差生”。“好生”可能只是成绩好，品性未必好；“差生”也可能只是成绩差，品性未必差。笔者从教30余年，来看望我或者与我保持联系的几乎是当初的所谓“差生”，他们感念当年老师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所给予的鼓励和帮助，使得他们能够坚定前行并有所发展，也使得他们的心中始终保有一块柔软的地方，那就是善良。
学校的素质教育对象应该是所有学生，教育既应当“锦上添花”，更应当“雪中送炭”，那些学习一般甚至有问题的学生恰恰需要我们的帮助，让他们在被宽容中学会宽容，在被爱中学会爱人，在被帮助中学会助人。这应当会成就相当看似不可能有出息的孩子，陶行知先生“四块糖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范例。
其实，学优者也好，学困者也罢，老师在其成长阶段除了提高其学业成绩以外，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综合素养。一所学校、一个班级，学生一定会有成绩的高低排列，分数高的学生考上一所好大学，要过美好生活；分数低，考的大学不好，也要过美好生活；分数差，没有上大学，不也要追求美好生活吗？所以教育的目的，首先应是帮助学生变得有人性；其次是帮助学生为未来过上幸福、美好而有尊严的生活打下能力基础。
四、教育的价值：“解决问题”与“纸上谈兵”的扭曲
刷题可以提高分数，高分可以考入顶尖大学，大学毕业可以找个待遇好的单位。这样一个学习逻辑，本无可厚非，民以食为天呀。但是找个好单位之后呢？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学，不出多久好单位也会变成不好的单位。
在我们的学生中有一个较普遍的现象：惯于接受习题，却不愿意提问题，甚至提不出问题；擅长解题，却不会解决问题。等待老师布置作业，依靠老师的标准答案，成为学生的学习习惯之一，越是在高学段的学生中，这种现象越是明显。其后果是学生的质疑与批判能力越来越缺乏，逻辑分析与表达能力越来越低下，沟通与合作能力基本不具备。和战国时期的赵括一样，“纸上谈兵”头头是道，因为没有真才，误了国家也误了自己。
教师也是如此。传统的“教授法”，强调“预设”、“学习容量”和“知识落实”，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讲授，学生听、记、练。教师重视环节预设，无视问题的生成；重视学习容量，轻视学情的差异；重视知识落实，忽视经历和体验。我曾经调侃教师：语文教师不会写文章，字迹像蜘蛛爬；数学教师算数算不过菜场卖菜的大妈；物理教师讲起导线、开关、用电器明明白白，接个保险丝却把自己电死了；地理教师说起动车、高铁、景点、民俗眉飞色舞，出个远门却把自己走丢了。
以教师为中心、重视标准答案、重视刷题、忽视体验、无视生成、轻视创新、学无致用，是当前学校教育的突出弊病。
学校教育既要重视能力素质，也要重视品格修养。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发展学生思维品质，培养学生运用能力，使他们从题海中跳出来，摒弃“纸上谈兵”式的学习，才是学校教育的意义。
2008年，笔者在新加坡莱佛士女子中学（Raffles Girls' Secondary School）访问学习，期间的一堂中文教学令笔者诧异。老师拿出一张当天的新加坡《联合早报》，报纸上有一篇关于狮城变脏垃圾增多的报道，作者认为是16岁以下青少年儿童乱扔垃圾且不受惩罚导致的。老师请同学们小组合作，提出解决该问题的办法。8分钟以后，各组完成了学习任务，每一组的大白纸上写着基本一致的想法，即制定法条，对16岁以下青少年儿童乱扔垃圾的行为也进行惩罚。被选中的第一组所确定的惩罚内容是：乱扔垃圾每次罚款200新元，并在校园里做五天值日义工。
接下来是模拟听证：
学生1（扮家长）：“做义工我没有意见，但是学生没有收入，你罚他罚款等于罚父母，这一条我不能同意。”
一组学生立即回答：“因为你是监护人，你没有做到对孩子进行应有的教育，因此必须罚父母。”
学生2（扮学生）：“罚款我没有意见，但是你让我做义工，这不是变相冷暴力惩罚吗？这是对我的不尊重。”
一组学生思考片刻后回答：“因为你不尊重保洁人员的劳动，也要让你尝尝不被尊重的滋味。”
学生3（扮记者）：“罚款和做义工我都没意见，我所关心的是，为何要在校园里做义工？没有惩戒的挂牌，同学们还以为他是在做值日，能起到惩戒的作用吗？为何不到马路上去做义工？”
一组学生思考一小会儿回答：“未成年人到马路上做义工，会有安全之虞。”
……
还有很多对话，都非常精彩，富有智慧。老师的总结也很有水平，大意是新加坡中文考试只考作文，今天的整个学习活动就是写一篇作文的过程，从问题的背景，问题的提炼，到问题的解决办法，都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最后老师说：“大家回家后整理成作文，明天交给老师，同时也希望你们寄给教育部或议会一份，供立法机关在决策时参考来自群众的意见。”
这堂课有多处亮点，是我们的课堂所不及的：一是以学生为真正的主体，让其在自主合作中学习；二是不断地头脑风暴，触发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三是角色体验，问题符合角色实际，学生角色意识强说明有经常性的训练；四是公民意识、法治意识的培养，责任从娃娃抓起；五是在实战中完成写作技巧的培养；六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课堂生态。这样的课堂培养出来的学生，一定是优秀的。新加坡这样的弹丸小国为何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恐怕这是一个原因，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反观我们的课堂，把最优秀的孩子培养成刷题的工具，学生能力发展不足，中华民族的国际竞争力怎么会强大呢？教育者真要好好反思。
一、一流学校的标准：“升学率”还是“成长贡献率”
注重能力培养，关注灵魂成长，是一个优秀校长办学所必须坚持的方向。家长选择学校，其实就是在选择校长。但是中国的家长似乎不怎么看校长，而喜欢看这所学校的升学率。尽管教育部三令五申不许公开学校升学率，不许给学校排名，但是机构和媒体仍旧可以在官网上查到公示的招生数据，编辑成文公开推送。这类信息对家长群体有相当的影响力和择校导向性，并通过家长影响了学校的办学方向。
只有高升学率的学校才是好学校吗？我看不然。一流的学校固然要有一流的升学率，但是只有一流的升学率应该不算一流的学校！一流学校的关键，还是要看校长对学校发展的影响力大小，对孩子们成长的贡献率大小。也就是说，学校有没有向前进步，学生有没有全面发展。
下面，我用“三个定量模型”来说明这一点。
“入口定量”指的是一个在区域中，强、中、弱三类学校因历史原因或政策原因而被定位，生源依照分数高低按顺序分配。如果没有政策上的改变和倾斜，一所弱校很难在短期内变强。姑且称为“入口定量”。
“方法定量”指的是强、中、弱三类学校的管理者都无视学校差异和生源差异，教学方法一律采取拼体力磨时间的方法，姑且称为“方法定量”。
“出口定量”指的是当入口、方法都是定量时，那么出口必然也是一个定量。
“三个定量模型”揭示了中国教育的误区所在，即强、中、弱三类学校升学率的高低，基本上和生源有关，和校长无关，校长对学校的成长贡献率基本为零。
我曾经调侃那些依靠生源发展的强校，是不需要校长也有可能保持升学率的，有了校长，如果思路不清，处事不公，学校制度不明，还真可能把升学率降下去。因为中间类和薄弱类学校所用的方法与强校一致，这些学校对强校根本没有一点竞争力。
要改变这种格局，必须把方法变成一个变量，即从只重视教材和训练，到采用科学的课程体系和有效的教学方法，从发展学业与培育能力、人格入手，那么出口质量一定会提高，校长对学校也就有了贡献率。
可惜，那些在当地最有名气的学校，往往比较保守，为了保住学校名气，形成生源与升学率的“良性循环”，“应试教育”的特征比较突出，这种现象，不但误导了家长的选择，误导了社会对教育的认识，也把国家最好的学苗给浪费了。
二、一流人才的标准：“学业高分”还是“综合发展”
经过高考选拔出来的高分学生当然优秀，但是这个“优秀”是相对的，而且这个所谓的“优秀”标准很低！
与“钱学森之问”类似的，是20世纪的“李约瑟难题”。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 ）一书中提出：为何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中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时期的欧洲产生？为何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这些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学界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我们抛开古代中国的发明发现是“科学”还是“技术”不谈，抛开中国的“经验科学”与欧洲的“实验科学”是不同的发展方向也不谈，一个被共同接受的观点是：顶尖科学家的出现“离不开高度发达的文化，活跃的哲学思想，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古典音乐的普及”（1984年12月21日《文汇报》，学者赵鑫珊）。李政道认为，艺术与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都是与智慧和情感紧密联系的，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艺术与科学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由此可见，一流的人才，不是一味刷题刷出来的，而是通过阅读滋养，逻辑训练，哲学浸润，艺术熏陶，实验探索，跨学科研学和社会历练所培养出来的，是综合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今天中国学生的优秀，仅仅停留在考试考了多少分，竞赛得了几等奖，是否上了名校等方面。刷题和用知识去思考、实践、创造，根本就是两回事。
在现行高考制度下，“唯分数，重理轻文”成为学校的通病，录取学生只见分数不见人，一考定终身；重理轻文忽视阅读；试题奇难偏怪；看重分数，缺少综合评价；忽视创新能力培养；缺乏生涯规划指导。
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恢复高考以来的三千多名高考“状元”的发展情况进行调研，结果令人诧异，没有一名“状元”是业界精英。2015年的追踪调查发现，竟然有一千多个“状元”生活处境困难。《环球时报》称，他们赢得了高考，却输掉了人生。
在十三亿人当中，这三千多人应该是人才的精华部分，他们应该具有多个优秀的智能，本应承担起国家发展的重任，可惜发展平平，未成栋梁。
三、一流课程的标准：“国家课程”还是“校本化课程”
日本学者左滕学在《静悄悄的革命》中说：所谓课程，一言以蔽之，就是学习的经验。所以，课程就是学习的经历、轨迹，课程领导是课程实践的一种方式，是指引、统领课程改革、课程开发、课程实践和课程评价等活动的行动总称，它的目的是影响课程改革与开发的过程和结果，实现课程改革与开发的目标。而校长则是课程领导的重要承担者。
上海市自1988年开始的课程改革影响深远，至今已经形成包括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目标，包括基础型、拓展型和探究型三类课程和绿色指标评价体系在内的基本的课程体系。
国家课程校本化与校本课程，可以满足本校学生的不同学习需求，具有丰富性、适宜性和选择性。学校还应开发特色课程，办成特色学校。
课程体系化的价值表现在：
1.领域（学科）核心素养培育，包括语言素养、数理逻辑素养、科学与技术素养、人文与社会素养、艺术素养、运动与健康素养和信息素养。
2.创新素养培育，包括质疑与批判性思维能力、创造性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3.个人品格的培养，包括自我认识与自我调控能力、生涯规划能力、决策与行动能力和抗逆与情绪管理能力。
4.社会性的培养，包括沟通与合作能力、人际适应能力、领导力、公民责任感与社会参与能力和跨文化理解能力。
上海推进的课程改革与学校课程建设，使得上海的学生受益无穷。从全国来看，一些在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接受过培训的校长，开始树立课程意识，来上海学习课程开发的教师团队越来越多，过去一本教材、一套练习册、一支粉笔、一份教案、一张巧嘴的教学模式，开始向合作学习、做中学习、无边界学习转变，向生态课堂转变。
但是，这并未成为学校教育的主流，因为家长怕“浪费时间”，而且传统的教学确实容易提高考试成绩，家长宁愿拿孩子的命运赌一把。而学校担心家长有意见，不敢去尝试。引入综合评价机制的中、高考新政全面推广后，希望这些现象能有所改变。
四、一流教学的标准：学生“辛苦绝望”还是“辛苦快乐”
社会对学校的批评从来就没有断过，这几年尤为激烈。家长群体最为焦虑，一方面，家长希望学生多投入精力在学习上，以考上理想的学校，自己给孩子学习加码，周六、周日送孩子到机构高价补习功课；另一方面，家长又对孩子的综合素养与身心健康有要求，对于学校每日过多的作业表示不满。面对批评，学校也非常无奈，一方面，公办学校被要求减负增效，对每日的课时和作业都有限制，对于课程建设和教师培训有要求；另一方面，学校又要面对学科成绩、升学质量的社会压力。
这样的困境，是一个过渡时期必然出现的。40岁以下家长的教育观念和课程意识已经有所改变，他们既渴望学校提供良好的教学质量，又渴望学校提供更多有价值的课程，而高考的惯性思维在一些大学还顽固存在，新政的价值还未充分体现，困境出现是必然的。
而优质、均衡口号下的学校资源并不均衡，小学户籍入学，初中对口入学，家长因担心孩子进入资源不好的学校而焦虑。优质高中在招生时，重视竞赛成绩，又拔高考试难度，带了坏头。为上名校，初中学生不得不提前学习高中的内容或参加各种竞赛培训，而家长则在孩子综合发展与升学需要的两难处境中挣扎。
学校应该在及早摆脱困境上有所作为。这里有几个认识性的偏差，需要我们重新理解：
1.重新梳理对“减负”的理解。减负不是减去书包的重量，而是减去学生的厌学情绪和无端的外部压力，使得学生喜欢学习，热爱学习，学会学习。喜欢学习，书包再重也不沉，厌恶学习，书包再轻也显重。
2.辛苦并快乐地学习，才是学习的常态。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馅饼也不会从田纳西的天空掉下来。从古至今，成大事者都是辛苦学成的。从世界范围看，凡上名校者都要有一番十分辛苦努力的过程。但是，学习本身应该是快乐的，如果学习本身不快乐，从人类学的角度看，那么这个世界上的知识早就消亡了。学习的快乐，源自于从蒙昧无知到通晓事理的快乐，源自于知识有用、能用到会用的快乐。
3.辛苦并痛苦地学习，是今天中国教育所呈现的一个侧面。课堂教学形式单一，除了做题，缺乏运用、体验与研究，对于知识有什么用，如何使用，学生一概不明白。难怪考试一结束，学生会有撕书、烧书的“祭奠式”行为，终生厌恶学习，而不是终身热爱学习。有数据表明连续几年来，中国人的阅读量在世界上始终排在倒数的位置，仅比朝鲜好一点。
怎样的教学才能使学生“辛苦并快乐”地学习？2004年，我在西雅图交流学习，听课期间受到了很深的触动。
有一节课是数学课，学生学习立体几何。教师给出了一道题：
假如你是一名超市的采购经理，全年一共销售了10000条领带和10000条长裤，请问应该采购多少包装纸？
要求：
1.要运用立体几何的相关知识和原理。
2.要运用与之相关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知识。
3.要运用数学思想和方法进行严密的思考分析与严谨的表达。
4.要讲效率。
这样的题目，在美国是常态，而在我，则如天书。后来带回中国，考了不少数学老师和教授，没有一个能做出来。
美国老师解释，这类题目着眼于学生的应用能力，模仿成人的“真实性任务”，学会运用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而思维能力，即逻辑分析与表达能力的考查为首要任务，具体的数字结论并不重要。
解题的思路大致如下：
1.将领带和长裤折起来，变成一个长方体。
2.这个长方体的长宽高应该满足三点：第一，注意长宽比，考虑美观性；第二，顾客拿着方便，考虑服务性；第三，在满足前两点的情况下，注意用纸量，考虑成本性。
3.领带是标准设计，可以忽略不计。长裤要分类讨论，因为长裤分男长裤和女长裤（只要分到此即可），男女平均身高有差异。设男长裤平均长度和宽度为 Y 、 X ，差异为 Y ' X '，那么，女长裤平均长度和宽度分别为 Y - Y '、 X - X '，然后可以折叠并计算表面积了。
4.男女长裤数量可以随意分配，二者之和等于10000即可。只有考虑到包装纸在包装时会有叠加部分的学生，才能得到A+。
新高考有增加各卷面文字、增加情境题目的建议，中考已经有了30分的综合案例分析题目，这些都是好的开端，教育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
一、起跑线相同，可能方向是相反的
凌志军 ① 曾这样形容过我们的学生：“我们国家的教育体系就像一座大厦，里面容纳了亿万学生，每一个学生在这大厦里都有自己的位置。这个大厦并非我们通常看到的那种形状，它是一个金字塔。”据此，他将学生分为五种类型，分别对应金字塔的五个层次。五级由下自上递减。
A级，厌学型：不快乐、厌烦，心理上有强烈反感和抵触，恨不得把课本摔到老师脸上去。
B级，被动型：消极、被动、麻木，在父母、老师的督促和环境的压力下取得进步。
C级，机械型：全身心投入、刻苦用功、头悬梁锥刺骨、按部就班地朝着一流的方向努力。
D级，进取型：自信、主动、积极，把必须要做的事情做到最好，持续性地保持一流的成绩。
E级，自主型：拥有“D级学生”的特征，此外还有自主、自由、坚韧、快乐等特征。他们有个性，有激情，有想象力，享受学习而不只是为了完成学习，他们不以分数衡量成败，不一定是第一名，但一定有独立的意志，有强烈的兴趣，有一个执著追求的目标。
凌志军认为，学生开始学习的入口不是在最底层的A级，而是在B级与C级之间！这才是教育的起点，所有孩子一开始都在这个入口，真正意义上的起跑线。这个起跑线，被称为“成长的转折点”，也是关键点。很多人开始转头向B级走，在B级有些人停下了，有一些人继续往下走，到了A级。另外一些人转头向C级走，在C级有些人停下了，有些人继续向上走，进入D级。到达D级后，又有人停下了，有人继续向上走，最终到达E级。
同一起跑线的孩子，为什么最后有了很大的发展差异？凌志军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为外因，即家长的误解与强求。第一，在高考的压力下，很多父母逼迫孩子拼分数，争第一。但是，考试第一名虽然会为孩子以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助力，但是当前成绩的高低与日后成就没有必然联系。第二，盲目责备孩子偏科。人无完人，样样精通的人才毕竟占少数，一技之长比平分秋色更有发展，喜欢才会发展，家长们应该抛弃不能偏科的旧观念，发现孩子的特长。第三，强迫式家教。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为父母期望而学习，这是一种无形的强迫；严格的家教不是强迫的家教，而是有一定的规范又留给孩子充足的空间，承认孩子的天性，尊重孩子的兴趣，给予他们选择权，这才是严格。第四，放任坏习惯。我们鼓励家长可以放任孩子兴趣，绝不可以放任坏习惯。先做该做的，再做想做的。
第二方面为内因，即学生自主性的缺乏，自主性强的学生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认清自己。没有目标就没有方向，没有方向就没办法更快地前行。认清自己要什么，才能发现自己的能力所在！第二，要有热爱的力量。热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被热情驱动，才会主动，明确目标，不惧苦累。反之被动行事，无所适从，缺乏快乐。第三，做独立的人。把自己活成自己，把人活成人。中国教育的生产线，每个孩子进去时形形色色，出来时一模一样。按照别人的要求做事，最终发现一直努力争取的根本不是自己想要的，或者根本不适合自己。
二、考试成功了，命运可能并未改变
听到最多的说法，是考试可以改变命运，过去一直是说高考，现在又下延到了中考。这种以刷题为主要应考方式的行为，真的帮助人们改变命运了吗？
那么，改变命运的标志又是什么呢？生活的地域改变了，学历改变了，工作有着落了，然后呢？一个以刷题为主要学习方式的人，能力和品格应该是劣化成长的，即使不是劣化成长，也优化不到哪里去，发展的后劲又在哪里，个体命运又怎么会改变呢？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此。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曾说，北大的学生大多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没有亲见，钱教授的观点只能作为一家之言来对待。无独有偶，有一则真事，应该叫做“高晓松的愤怒”，高晓松曾在电视节目中对话一位清华优秀的在校生。从清华的本科一直到博士，该生读了三个不同的专业，请教高晓松自己该找个什么工作。愤怒的晓松回复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大意是：你是清华最优秀的在校生之一，校长等学校领导都夸你。但是你一来节目现场就问自己应该找个什么工作，而没有拿出一个大名校生应有的样子。大名校是干什么的？大名校是国之重器，为国家培养栋梁的。大名校的学生不是用来找工作的，而是要来改造国家，让国民相信真理的。高晓松还说，他回到清华母校演讲，告诉同学们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同学们一提问，关心的还是自己应该去国企还是去外企。
理想缺失，责任缺失，我们的教育伦理出了问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才是北大、清华学子的责任所在，也是中国梦的希望所在。
哈佛大学2017年年初宣布今后少招中国学生，在应对投诉答复法官的质询时表示，哈佛毕业生如果有一个从事专业工作，都是哈佛的失败。因为哈佛有其自身的教育伦理，哈佛的学生，考入前就应该明白自己为何要考哈佛，毕业后一半的学生去世界TOP20的研究机构搞研究发明，尽管薪水很低；另一半去一流的大学去教一流的学生，为世界培养人才。
如果学生学习仅仅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为目的，缺乏家国情怀，缺乏真才实学，一旦参与社会管理，不知道要毁坏多少人的命运。
三、捡了芝麻，可能丢了西瓜
在现行升学考试“指挥棒”的引导和家长的升学期待下，不难发现我们的学生被推向了“不拼分数就没有未来”的怪圈。抑长补短，成为当前学生发展的又一个怪现象，而真正的教育应该是扬长避短的。学校教育应该使每一个学生在丰富的体验中发现自己的优秀智能，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而不是盲目从众，陪着别人跑步。在这样的教育中，最终孩子的特长没得到培养，而分数也不一定可以刷高，这样很可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毕竟，考生远远多于学额。
根据人类智商正态分布规律，人群中只有1%—2%的高智者，1%—2%的弱智者，95%左右都是正常智商的人。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把人的基本智能分为语言智能、数学逻辑智能、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智能、内省智能、自我认知智能和自然认知智能。除去高智者与低智者外，剩下的95%的人之间也存在智能差异。对孩子而言，每个孩子可能在某一个或某几个智能上很强，在某一个或某几个智能上较弱，表现出特长或偏科。勤能补拙，不能补智，忽略智能差异，一味逼孩子抓成绩，只会挤掉孩子的发展空间。孩子学习成绩未必提高，潜在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可贵的高智能，也被耽搁了。
综上，我认为当前的教育必须修正以下这四个方面：
第一，全国学校一律重选拔，轻培育，学校赢了考试，国家输了未来；全国一律的“好孩子”标准，学生在被灌输中养成按照别人的要求做事的习惯，唯唯诺诺，等人吩咐。全民失去了人格，这是“民族之害”。
第二，百万学子刷题拼分数，泯灭了“发自内心的热爱与渴望”，不能发现自己想要什么，不能发现自己的优秀智能。热爱的力量是最强大的，失去了兴趣，必然失去热爱，这是“人才之害”。
第三，高分学生赢了考试，输了人生。拼命刷题争分，根本没有时间去经历、体验、阅读、思考。久而久之，没有了思考的习惯，得到了高分，失去了思考能力，这是“创新之害”。
第四，低分学生输了考试，也输了人生，这是“公民之害”。
教育要回归人性的教育，帮助学生学会生活，培养他们创造新生活的能力，这才是真正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