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改变”，一言以蔽之，就是通过教育改革来纠正基层学校中延续了四十余年的有缺陷的教育观、课程观和教学观。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创新已经进行了四十多年，教育也随之改革了四十多年。在这四十多年中，国家在教育改革方面有过几次重大决策，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7—1984）

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那时，每个学子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重选拔轻素质的淘汰式教育弊端日渐突出。

第二阶段（1985—1992）

1985年5月，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同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这是素质教育的最初的思想源头。1988年，上海市根据《决定》开始素质教育的整体试验，在全国率先提出实现由“应试教育”向国民“素质教育”转变的任务，开始了为期10年的第一期课程改革。从全国来看，到1992年，“素质教育”已经以口号的形式在各地的学校出现，一些地区在职业教育、艺术教育、体育教育等方面开始尝试，但是由于高考指挥棒的影响，加上学校在整体上找不到落实素质教育的抓手，“应试教育”仍旧显现出顽固的生存状态，改变个体命运，重视教育的功利性，仍然是家长、校长和教师共同的目标。

第三阶段（1993—1998）

1993年2月13日，国家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中小学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

到1998年，上海市以国民“素质教育”为主要任务的10年课改，针对“提高素质、发展个性”的培养目标，编写了各学科的课程标准和教材，同时在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上海的经验开始辐射全国，地区间教育观念的差异性也开始显现。

第四阶段（1999—2013）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发布。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提出：“坚持教育创新，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上海市继续深化课改，从1999年开始，为实施“科教兴市”的战略决策，构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人才高地，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上海开始了被称为“跨世纪人才工程”的第二期课程改革。2003年，由市政府申请、国务院批复，上海市成为当时国家唯一的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上海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就是教育综合改革中十分重要的项目，“研究性学习”纳入学校课程体系，创新人才的培养有了抓手，上海的教育在全国开始产生重大影响。

第五阶段（2014— ）

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决定启动上海、浙江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标志着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全面启动。同年，上海市政府出台了《上海市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在该方案中通过了《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试行）》与《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试行）》，上海的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正式拉开帷幕，高考新政开始实施。

四十多年来，高考制度一直都是一个热门话题。一方面人们对高考趋之若鹜，把它视为改变命运的重要机会，不惜“千军万马挤一座独木桥”；另一方面人们又意识到了高考本身的问题，特别是高考对基础教育的导向作用，对“指挥棒”的质疑和批判之声始终未断。但是不管从正面还是反面看，人们的要求都是一致的，就是应不断改革现有高考制度，使之更益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更贴近社会对优秀人才的评价标准。而考试招生制度作为高考制度的核心，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它决定了以什么样的标准选才，怎样选才，不仅直接影响教育质量，更为教育评价树起了标杆，对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具有极强的导向作用。因此只有把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作为高考制度改革的重点对象，才能真正找到解开我国基础教育症结的钥匙，回归教育的应有之道。那么，当前有哪些症结在劣化我们的教育呢？ P1A7oeFBfAejWhJwONi9ldmZ5QPuLJDLHozO8wJzqpFA9OjB7Kat5aH8McNZUic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