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心中总有个爱的世界，尽管我们并不知道，那世界应是什么样子。

——特拉赫恩

我不大相信史家通常描述的文艺复兴。越是查找证据，就越难找到，据说15世纪席卷欧洲的春之狂喜的踪迹。我倒是有些怀疑，这些史家书页上的盎然春意另有源头。每位史家，都在追忆并投射自己个人的文艺复兴；发育期一结束，这个奇妙的复苏，会临到我们绝大多数人头上。它的合适称呼，是重生而非出生，是复苏而非苏醒。因为在多数人身上，它除了是个新事物，同时还是失而复得，儿时拥有少时失去的那些物事的失而复得。因为少年期极像那些写得很滥的简史所再现的“黑暗世纪”——而不是就像实际所是的中世纪。 儿时梦想与青春期梦想，或有很多共通之处；两者之间，少年期通常就像延伸出来的一块飞地，其中万事万物（包括我们自己）都变得贪婪、残忍、喧闹、平庸，其中想象沉沉睡去，而最非理想（unideal）的感官及野心则苏醒了，骚动不安，几近疯狂。

我自己的人生，确实如此。我的童年，跟人生其余阶段，协调一致；少年期则不然。儿时喜悦的书，如今我仍喜悦； 而在老家伙的学校或坎贝尔所读的绝大部分书籍，除非是迫不得已，没啥会令我重读。从这个角度来看，少年期全是沙漠。（我在早先一章力图形容的）本真的“悦慕”（authentic “Joy”），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连对它的一丝记忆或渴欲都没留。阅读《邵莱布和罗斯托》， 也没将它还给我。悦慕，不仅截然不同于一般的快乐（pleasure in general），甚至不同于审美快乐（aesthetic pleasure）。它必定有着刺痛，有着苦楚，有着心意难平的憧憬。

这个漫长冬天，一瞬间土崩瓦解，就在我还在查特尔斯的早期。春天，是免不了的意象，但却不像自然界的春天那样是积渐所至。这就好比，北极，世俗的层层坚冰，不是在一周之内或一小时之内，而是突然间变成了一片原野，绿草遍地，迎春花开，果园繁花似锦，鸟在唱歌，水在欢跳。那一刻，我记忆犹新；差不多没有什么事，我更了然于心了，虽然无法确定其时间。必定有人将一本文学期刊落在教室，是《文人》杂志， 抑或是《泰晤士报文艺副刊》吧。我眼睛无心地落在了一个标题和一幅画上面，漫无目的。突然间，如一位诗人所言，“雨过天晴”。

我读到的是这几个字：《齐格弗里德与诸神的黄昏》。我看到的则是拉克汉给那一卷的一个插图。我从未听说瓦格纳，更不用说齐格弗里德了。 我想，诸神黄昏的意思就是，诸神日暮途穷。我怎会一下子就确凿知道，这可不是凯尔特人的、山林的或人间的黄昏？然而我还就知道。 纯净的“北方气息”（Pure “Northernness”）吞没了我：眼前浮现出北方夏日的漫长黄昏，大西洋上空，广阔，明净。这景象，遥远，严酷……几乎与此同时，我就知道，在很久很久以前（久远得不能再久远了），我在《泰格纳尔哀歌》中曾邂逅此景象，知道齐格弗里德（无论它是什么）跟巴尔德尔和“飞向太阳的苍鹭” 属于同一个世界。一沉浸到自己的过去，顿然间，几乎有如心碎，浮现了对悦慕本身的记忆，知道了如今缺失多年的悦慕我曾一度拥有，知道我终于从流放地和荒漠回返自己的家园。诸神黄昏之遥不可及，和我自己过去悦慕之遥不可及，汇聚一起，成了一丝难以承受的渴欲和失落感（a single，unendurable sense of desire and loss）。这丝渴欲和失落感，突然又跟经验之全部失丧（the loss of the whole experience）成为一体。当我像刚从无知无觉中恢复过来的病人一般，环视那个脏兮兮的教室，就在正要说“就是它”（ It is ）的那个当儿，这丝渴欲和失落感已经消失不见，离我而去。 我立即知道（要命的知识），渴欲的至高无上又唯一重要的对象，就是“再度拥有它”（have it again）。

此后，一切都水到渠成。父亲给我们这俩小孩的礼物里，就有一架留声机。于是，就在眼睛落在《齐格弗里德与诸神的黄昏》这几个字上的那个时候，留声机曲目已成为我钟爱的一个阅读对象；不过此前，我做梦都没想过，大歌剧的录音，满是奇怪的德国或意大利人名，竟会跟我有关。一两周以后，我就不这样想了。不过那时，我又遭到袭击，是从一个新角落发起的。有家杂志，名叫《留声机》（ The Soundbox ），每周都刊载伟大歌剧的梗概。那一期，刊载《尼伯龙根的指环》全剧梗概。我如获至宝，终于发现齐格弗里德是谁，诸神的“黄昏”是什么了。我无法自持——我着手写诗，写一首瓦格纳版尼伯龙根故事的英雄体诗。唯一的灵感源泉，就是《留声机》上的概要。我无知得很，竟让Alberich（阿尔伯里希）与 ditch 押韵，让Mime（米梅）与 time 合辙。我取法的是蒲柏的《奥德赛》（ Odyssey ）， 诗的开头（夹杂着神话）是：

从九重天外下凡尘世

传唱着莱茵河的古老传说……

由于卷四只将我带到《莱茵河的黄金》最后一幕，读者诸君听到这部诗没写完，也就不感到奇怪了。但这不是浪费时间，我现在依然能体会到它给我带来了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做到的。前三卷（既然时间如此久远，现在说起来或许不是出于虚荣），对一个少年而言，其实可不是一无是处。在未完成的卷四开头，一切都散了；这里，我才真正开始尝试作诗。此前，要是诗行还合辙押韵，推进故事，我就别无他求。如今，卷四一开头，我力图传达我所感受到的激动，寻找不只是陈述而且是暗示的一些表达。我当然是失败了，我丧失了散文的明晰，语无伦次，张口结舌，很快就说不出来了。不过，我懂得了写作意味着什么。

在这段时间，我还没听过瓦格纳的一句音乐，尽管对我而言，他的名字的印刷体字样已经成了符箓。接下来的假期，在埃登斯·奥斯本（愿他安息）拥挤的店铺里，我头一回听到《女武神的骑行》的唱片。人们如今嘲笑这部曲子，而且说实话，剥离其语境，弄成音乐会曲目，它或许显得寒怆。可是，我是联系瓦格纳听到它的，我心中想的不是音乐会曲目，而是英雄剧。对一个着迷于“北方气息”的少年，其最高层次的音乐体验只是沙利文， 《骑行》就像是晴天霹雳。从那刻起，瓦格纳的唱片（主要选自《指环》，但也选自《罗恩格林》[ Lohengrin ]和《帕西法尔》[ Parsifal ]），就成了我零花钱的主要去处，成了我索要的一成不变的礼物。起初，总体上讲，我的音乐欣赏变动不大。“音乐”是一码事，“瓦格纳音乐”是另一码事，它们之间没有共同尺度。那不是一个新快乐，而是一种新快乐，如果恰当词汇就是“快乐”，而不是苦恼（trouble）、出神（ecstasy）、惊愕（astonishment）、“无名的感觉冲突” 的话。

那个夏天，我们的表姐H（但愿你还记得她，就是考特姨父的大女儿，那个黑朱诺，奥林匹斯女王），燕尔新婚。她请我们到都柏林郊区的邓德拉姆，过上几周。就在那里，就在她家客厅桌上，我发现了惹出这摊子事的那本书，那本从未指望着见到的书，阿瑟·拉克汉插图本《齐格弗里德与诸神的黄昏》。拉克汉的插画，在我看来，就是让音乐如在目前，让我更沉潜于自己的所爱。我很少像垂涎那本书一样，垂涎过任何事物。当我听说，有一个便宜版本，值十五先令（尽管这价对我来说差不多是天文数字），我就知道，除非弄到手，否则自己就不得安生。最终我弄到了，主要是因为哥哥解囊相助。我如今全明白，那时则是大概猜疑，他纯是出于慈悲，因为他不会为“北方气息”所俘虏。那个慷慨，我当时甚至有些羞于领受。他将七个半先令，投在了他眼中的一本图画书上。那些钱，他知道有成打的更好用场。

尽管在许多读者眼中，长篇大论此事，不值当。不过，要是不记录它与我余生的关联，我的故事就写不下去了。

首先，除非你认识到，那时在我的经验中，阿斯加尔德仙宫 和女武神比别的任何事情都重要——重于舍监C小姐，或那个舞蹈女教师，或获得奖学金机会，否则，你就误解一切。更令人吃惊的是，跟我对基督教越来越强的怀疑相比，它们仿佛也重要得多。这或许是——无疑部分是——瞽刑（penal blindness）；不过，这还不是全部故事。要是北方气息那时看起来是比我的宗教更大的事，那或许部分是因为，我对它的态度里包含着一些因子，我的宗教本该包含却未包含。它本身不是一个新的宗教，因为它不包含一丝信念，不强加一点义务。然而，除非我大大搞错，否则，它里面确实有一些很像崇拜（adoration）的东西，有某种无功利的舍己，完全听命于一个对象，该对象仅凭是其自身就十拿九稳地索要这一舍弃。《公祷书》教导我们要“感谢神，为祂的荣耀” ，仿佛我们欠祂感谢，不是因为祂给我们的特定恩惠，而是因为祂之必然所是；我们还的确如此，认识上帝就是认识这一点。可是，我曾离此等经验，很远很远。我感受到此，不是我信真神向祂祝谢的时候，而是在我并不信的北欧诸神身上。有时候，我几乎会想，我被送回到假的诸神那里，为的是获得某种敬拜能力，以备有一天，真神会将我召回。这不是说，不叛教，我就永远不知道更迅捷更安全地学到它的门径；而是说，神的惩罚也是仁慈，某种恶会结出某种善果，瞽刑却治了病。

其次，这次想象力复兴（imaginative Renaissance），几乎立即生发出对自然界的新欣赏。起初我以为，这仰赖于文学和音乐经验。在邓德拉姆的那个假期，骑车穿梭在威克洛山脉中间，我总是不自觉地搜寻那或会属于瓦格纳世界的景色。这边是长着冷杉的陡峭山坡，米梅就在这儿遇见齐格琳德；那边是阳光普照的林中空地，齐格弗里德就在这里听森林鸟说话；或者眼前这光秃秃的石头峡谷，山洞里或许会闪出法夫纳长满鳞片的柔韧身躯。 可是不久（我说不出有多快），自然就不再是书籍之提醒（reminder），她本身就成了真实悦慕之津梁（the medium of the real joy）。我不是说，自然不再是个提醒。一切悦慕，都在提醒。悦慕从来不是一种拥有，总是一种渴欲（desire），渴欲着很久以前的、遥远未来的或“有待成形”的某些东西。不过自然和书籍这时成了同样的提醒，共同提醒着——好吧，不管提醒着什么吧。一些人眼中对自然的唯一真正的爱，那种会使一个人成为植物学家或鸟类学家的那种专心的爱，与我无缘。关乎我心的是，景色的情味（mood）；品鉴此情味时，我的皮肤我的鼻子，跟眼睛一样地应接不暇。

其三，我顺藤摸瓜，从瓦格纳走向我能读懂的关于北欧神话的一切，《北欧神话》， 《条顿族神话传说》， 马利特的《古代北方》。 我变得博学了。从这些书中，我一次又一次领教了悦慕之刺痛（the stab of Joy）。我还没有留意到，悦慕日渐稀少。我还没有反观，悦慕与了解“埃达”的宇宙所获得的知性满足之间的差异。 要是那时有人教我古代北欧，我想，我会刻苦学习。

最后，我所经历的这场变化，给写目前这本书，带来了新的难题。从在查特尔斯学校教室里的头一刻起，我的内在的想象生活开始变得如此重要，与外在生活如此截然有别，故而，我几乎不得不讲两个彼此分立的故事了。这两种生活看来根本互不影响。当一个因渴望着悦慕（Joy）而憔悴瘦损，另一个则可能充满喧闹和成功的欢笑；或者反过来，当外在生活愁苦凄惨，内在生活却满溢狂喜。我这里所说的想象生活（the imaginative life），只是指我的关乎悦慕的生活——外在生活中，则包括大多通常叫作想象的东西，诸如我的许多阅读，我的一切情爱幻想和野心勃勃的幻想；因为这些都是自我关涉的（self-regarding）。 即便是动物王国和印度，都属于“外在生活”。

它们现在不叫动物王国和印度了。18世纪末的一段时间（它们的18世纪，而不是我们的），它们统一成一个国度，叫作博克森（Boxen）。这就派生了一个奇怪的形容词 Boxonian ，而不是你会想到的 Boxenian 。由于一条聪明的规定，它们保留着各自的国王，却共有一个立法议会戴默菲斯克。其遴选制度是民主制，不过跟英格兰相比，这很不重要。因为戴默菲斯克永远不会注定在一个固定地点开会。并肩王（The joint sovereigns）可以在任何地方召集开会，比如在丹法贝尔的小渔村（动物王国北部的克劳夫利， 依偎在山脚下），或在匹斯西亚岛。并肩王的决定，由于王室比别的任何人都知道得早，因而就在一个普通下院议员得知这事风声之前，地方旅馆都订完了；即便他到了会场，他一点都不能保准，他刚一到，会址没迁往别处。因而我们听说有某些下院议员，从未真正坐在立法议会的会场，除非有个幸运机会，戴默菲斯克就在他家乡召开。史籍有时将这个议会称作国会（the Parliament），但这是误导。它只有一个议事厅，国王就住那里。然而，在我最了解的那段时期，实权不是在国王手中，而是在身居要职的那些官员手中，官职是国师（Littlemaster）（你必须将这名称当作一个单词拼读，重音在第一个音节——跟拼读 Jerrybuilder 一样）。国师是一个首相，一个法官，而且即便不是三军统帅（史籍在这一点上含糊其辞）也一定总是军机大臣。这至少是我最后一次访问博克森时，他所握有的权力。两位国王，或许曾遭削权。因为在那个时期，政府机构就控制在一个权力人物手中——确切地说，是只青蛙。太公（Lord Big）给自己的职位一个相当不公平的优势；他曾经是两位年轻国王的老师，还继续以半父权的权威控制他们。他们摆脱他的控制的努力，间歇发作，主要针对的是他干涉他们寻欢作乐，而不涉及任何严肃的政治目标。其结果就是，太公——这个庞然大物，声如洪钟，有骑士风范（他是无数场决斗的胜者），烈性子，雄辩，暴躁——几乎就是国家。诸君会猜，活在太公阴影下的这两个国王，跟活在父亲阴影下的我们哥俩有些像。这样说也没错。不过太公，从源头上讲，并不是简单地先把父亲挪过来，再在某些方面漫画化在另一些方面光辉化。他在很多方面，就是温斯顿·邱吉尔爵士的一幅预言肖像，上次大战期间的那个邱吉尔。我确实见过那位大政治家的照片。对知道博克森的人来说，照片上的青蛙元素是没跑的。博克森不是我们对现实世界的唯一期待。太公的最顽固的对手，总是钻进他的盔甲的那只牛虻，是个相当小的棕熊，一位海军中尉；无论你是否信得过我，中尉詹姆士·巴尔几乎就是约翰·贝杰曼先生的翻版。 我那时没法认识他。而认识之后，我已经是个太公，他则是个詹姆士·巴尔。

关于太公与父亲之相似，有意思的是，这种对真实世界的反映，并非博克森之胚芽。当博克森接近末期，这类反映就多了起来，显出一种过度成熟甚至开始败落的迹象。向前追溯一点，你就找不到这类反映。允许自己被太公主宰的这两位君主，分别是动物王国的本杰明八世和印度的王公霍基（我想是六世吧）。他们跟我们哥俩挺像。不过他们的父亲，老本杰明和老霍基，不像我们的父亲。霍基五世，形象模糊；不过本杰明七世（一条兔子，你能猜得着） 则是个圆形人物。 现在仍栩栩如生——所有兔子中间，数他嘴巴大，体块大；晚年胖得出奇，穿着松松垮垮的褐色上衣和口袋般的花格裤，邋遢不过，望之最不似人君；然而可不是没有一定威严，时而还令人诚惶诚恐。他在早年，曾固守个信念，认为自己可集国王和业余侦探于一身。在后一个角色上，他从未成功过。这部分是因为，他在侦查的头号敌人拜多斯米尔先生，其实根本不是个罪犯，而是个疯子——情况之复杂，会将福尔摩斯的侦探计划弃若敝屣。不过，他常遭绑架，有时还相当长时间，这就给他的王室带来很大麻烦（我们不知道，他的同侪霍基五世是否也这样）。有一次，经过这样一场灾难回到王宫，他很难证明自己身份；拜多斯米尔将他染了，那个熟悉的棕色身影，重现王庭时成了一条花斑兔。最后（哪个男孩想不到呢？），他成了后来所谓人工授精试验的先驱。历史的裁判，既不能说他是条好兔子，也不能说他是位好国王；不过他可不是非实体（nonentity）。他饭量大着呢。

我一旦开了这个口子，所有的博克森人，就像荷马笔下的鬼魂，闹闹嚷嚷要上榜。不过，必须回绝他们了。曾亲手构筑过一个世界的读者，会讲述自己的，而不是来听我讲；那些从没构筑过的读者，或许都被搞糊涂，吓跑了。博克森也跟悦慕没有任何联系。我之所以提起它，只是因为，略去不谈，就会歪曲（misrepresent）我这个时期的生活。

有个提醒，这里必须再啰嗦一下。我方才描写的生活里面，这样或那样的想象，在演主角。切记，它连一点点的信念都不涉及；我从未误认想象为现实。关于北方气息，无法提出这类问题。这种想象本质上是一种渴欲（desire），本身就隐含着对象之缺席。再说了，我们从来没法将博克森信以为真，因为我们创造了它。没有哪个小说家（就小说家而言），将自己笔下人物信以为真。

1913年的夏季学期，我获得了维文学院的一份奖学金。 wswiVfMsMqi7CHdXQ3xBYurRBkWAuASGpImXvbVvvqa6Qn4YcrS6I0+lmER9EE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