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中这些公道人，风华正茂；普天之下，欢乐无比；他们的王，温文尔雅。今天在哪个城堡，都难找到这般情同手足。

——《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

说起近亲，我就想起了，路易斯家和汉密尔顿家之泾渭分明，简直就左右了我的早年生活。对于我，这一对比从祖父母那辈就开始了。祖父路易斯，耳背，腿脚不灵，哼唱着圣歌，惦记着自己的健康，总爱提醒家人说他将不久于人世。外祖母汉密尔顿则截然不同。她言语尖刻，思维机敏，满脑子异端邪说（据并非空穴来风的传言，甚至还是个爱尔兰自治论者），彻头彻尾的沃伦家风。其不拘于俗，只有南爱尔兰的老贵族才做得到。她孤身一人住在一幢破败的大房子里，与五十来只猫为伴。对一些无伤大雅的开场白，她那“你是在胡说八道吧”的答语，不知说过多少次。若生得再晚一点，我想，她会成为一名费边主义者（Fabian）。 人家跟她随便聊聊，她则报之以关于确凿事实的无情陈述；人家只是说了句老掉牙的老话，她则咄咄逼人索要证据。自然而然，人们都说她古怪。在父辈，我发现同样的对立。父亲的兄长，“乔伯伯”，有俩儿子，仨女儿。我们还住在老屋时，离得挺近。他的小儿子，是我最早的朋友，但一长大就各奔东西了。乔伯伯是个聪明人，也是个好心人，尤其是对我好。可是在老屋里，长辈们说的话，我一句都记不起来；那是“大人们”在说话——我想，谈的是人民、生意、政治和健康吧。而“古西舅舅”，母亲的兄长A.W.汉密尔顿，跟我说起话来，仿佛我们是同龄人似的。也就是说，他谈的是事（Things）。我那时能够吸收的全部科学，都是他讲给我的。他讲起来有条不紊，兴致勃勃，没闹愚蠢笑话，没显得高高在上。显然，他跟我一样地喜欢。他就这样为我阅读H.G.威尔斯 提供了背景知识。我想，跟乔伯伯比起来，他是将我当半个人来呵护；可这正是我所喜欢的（可谓不公，也可谓公道）。在这些谈论中，我们的注意力不在彼此，而是在话题上面。他那加拿大夫人，我前面提到过。在她身上，我也找到了我最喜欢的东西——永远那么和蔼，没有丝毫的故作多情。那个判断力，那个临事不惊，那个内秀，会在环境容许的范围内，将任何事情在任何时间都安排得尽可能欢快，尽可能惬意。要是有东西无法拥有，那就随遇而安，勉力而为。路易斯家那揭人疮疤、惊醒睡狗的习惯，跟她和丈夫无缘。

不过还有些别的亲戚，比起舅舅和舅妈，对我们更重要。离我家不到一里地，矗立着姑且叫作芒特布拉肯的大宅子，那是我那时见过的最大宅院。里面住着W.E.爵士夫人。E夫人是母亲的堂姊，或许还是闺蜜。毫无疑问，那是看在母亲的份上，她才英勇扛起教我们弟兄俩变得文明的任务。只要我们在家，就会定期接到邀请，赴芒特布拉肯共进午餐；我俩没长成蛮夷，差不多全归功于此。这笔恩泽，不只是E夫人（玛丽姨妈） 的，还是她全家人的。散步，驾车兜风（在那些日子可是件令人心狂的新奇事），野餐，上剧院，年复一年，都是家常便饭。他们那么仁厚（kindness），我们自己的毛手毛脚，吵吵闹闹，不守时，仿佛从未令他们心烦。我们在那儿，几乎跟在自家一样，不过有一样不同，那就是得守一些规矩。我若懂些礼仪或洒扫应对的话（不是很多），那都是从芒特布拉肯学到的。

W.爵士（姨父考特）， 跟其兄弟在贝尔法斯特拥有一家最重要的工矿企业，他最年长。他事实上恰好就是现代人印象里，高尔斯华绥笔下福尔赛世家的那个阶级和那代人。除非说姨父考特很不典型（他还差不多正是典型），否则，那个印象完全就是冤枉。比他更不像高尔斯华绥笔下人物的人，还没有呢。 他彬彬有礼，童心未泯，发自深衷的谦卑，乐善好施。他对受抚养者的责任心，没人比我体会更深。他浑身洋溢着孩子般的欢乐，同时我一直感到，义务的概念主宰了他的生命。其端庄举止，其灰白胡须，还有风流倜傥，构成了我记忆中最可敬的一个形象。说实话，这家人大都长相俊美。玛丽姨妈正是老太太那种美的典型，满头银发，一口甜甜的南爱尔兰口音。必须敬告老外们一下，这一点都不是他们所谓的“土话”，恰如高地绅士谴言出语根本不像格拉斯哥贫民窟的俚语。 跟我们最熟的，是姨妈家的三个女儿。她们都是“成人”，但事实上，跟我俩认识的别的成人相比，她们与我俩年龄最接近。仨人都相貌出众。长女H，最威严，就是个朱诺， 黑黑的，有时候看上去像个犹太女王。K则更像个女武神 （尽管我想仨人都是好骑手），跟父亲一样的身姿。她面相里有些东西，像纯种马的那种柔中带刚，那玲珑小巧的鼻翼带有义愤，随时可能嗤之以鼻。 她有着我这个性别的虚荣之辈所谓“大丈夫敢作敢当”的东西；她的那个肝胆相照，不让须眉。至于小女儿G，我只能说她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身段，肤色，声音，以至于一举一动，都臻于完美——可谁又能形容美呢？读者诸君或许会一笑置之，心想这是早恋的遥远回声。不过，还是想歪了。世间有那么多佳人，其美丽如此这般明白无二，犯不着用那种镜片去显示；这等美，即便是孩子粗心又客观的双眼，也能看得见。 （至于那头一位令我心旌摇荡的女子，是学校里的一个舞蹈教师，下一章就登场了。）

在某些方面，芒特布拉肯像父亲的房子。在这里，我们发现也有阁楼，室内的静幽，无尽的书架。起初，我们只被驯化了一点，因而常常无视女主人，自个乱翻；就是在这里，我找到了卢伯克的《蚂蚁、蜜蜂和马蜂》。但这宅子又大不相同。这里的生活，跟我家相比，更无拘无束，也更周到体贴——就像驳船游弋，而我们家则像马车颠簸。

同龄的朋友——男女朋友——我们没有一个。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寄宿学校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孩子们变得跟左邻右舍生疏起来。不过在更大程度上，这是我们自己一意孤行的结果。临近有个男孩，曾时不时想跟我们结识， 我们则全力回避。我们的生活已经安排得满满当当。读书，写东西，玩，骑车，说话，想要一个不落过上一遍，假期总是苦短。任何第三者的出现，我们都嫌恶，以为是恼人的干扰。我们甚至更嫌恶一切好客之举（芒特布拉肯的好客另当别论，那伟大而又成功）。就在我说的这段时期，这事还没成为一桩大麻烦。不过在我的学生时代，鉴于这麻烦逐渐变得越来越严重，且容我在此说上几句，将这话题打发掉。邻里间有个办舞会的惯例。舞会其实是为成人办的，可是，中小学男女生，都受到邀请。人们都从女主人的视角，看这一安排的长处；而且，当这些小客人彼此熟识，超然忘我（free from self-consciousness），或许会玩得开心。对于我，这些舞就是一种折磨——对此，通常会有的羞怯只负一点责。折磨我的，是做违心之事（我也有能力去做）；明知自己被当作小孩，却被迫去扮演本质上属于成人的一个角色；感到在场的所有成人，其好心善意都包含轻蔑，却虚情假意将你当作你所不是的人来对待。此外，还有伊顿制服和浆得硬硬的衬衣的那个不舒服，双脚酸痛，头昏脑涨，过了通常的睡觉时间却仍坚持数个小时的筋疲力竭。即便是成人，我猜啊，要是没有异性和酒的吸引，也不会觉得一场晚会很能承受；怎能指望着，一个既不会调情也不会饮酒的小孩子，乐于在光溜溜的地板上昂首打转快到天明，我无法可想。对于关系网，我当然没概念。我从未认识到，一些文明人之所以得邀请我，那是因为他们认识父亲或曾认识母亲。对于我，这整个就是无法索解的没来由的迫害；这样的约定，往往还就落在假期最后一周，正当每分钟都值金值银时却一下子撕去好几个小时，这时我真恨不得将女主人碎尸万段。她为啥要这样纠缠我们？我从未伤害过她，也从未请 她 赴过宴啊。

我的不自在，因为一点都不自然的举止而变本加厉。我还以为在舞会上有义务如此呢。这事的来由，好玩极了。读得多，跟同龄人混迹少，我就在上学之前发展出一套语汇，由穿着伊顿制服的胖乎乎的顽童口里说出来，（我如今才明白）听上去很是可笑。当我“大言炎炎”，成人们自然会以为我在显摆。这里，他们错大了。我只是在用我所知道的词汇。我的姿态，跟他们假定的恰恰相反；我想满足骄傲心理，就会去用我所掌握的那些校园俚语，根本不会用（在我的处境中不可避免地）自然而然来到嘴边的书呆子语言。而且舞会上不乏这样的成年人，他们会佯装感兴趣佯装认真，怂恿我接着说接着说——直到有那么一刻，我恍然大悟，他们在看我的笑话。这时，我当然会深感耻辱；有过这么一两次经历之后，我就定了个死规矩，在“逢场作戏”（我偷偷这样称呼）的场合，对任何话题，只要我还感点兴趣，只要话自然而然到了嘴边，我无论如何都不置一词。只是这条规矩，我守得有些过头；于是就跟在成人索然乏味的闲聊后面鹦鹉学舌，用一种低能的玩笑和热情来刻意掩藏自己真实想法和感受，虽疲劳厌倦得无法形容但却硬撑着，直至发出一阵终于轻松了的呻吟，这时，哥哥和我终于跌进马车，可以驾车回家了（这是那个夜晚的唯一快乐）。我是用了很多年才发现，无论何种真正的人际交游，都能发生在盛装打扮的混合人群中间。

我突然想起了，我俩生活里公道与不公的阴差阳错。我俩因自己的真正毛病而受申斥，但时机通常都不对。我无疑自负，也因自负而受申斥；可是申斥，通常都加在一些并无自负可言的事情上。大人们总是责怪孩子虚荣，却从未停下来想想看，在哪一点上，孩子们通常可能会虚荣或某孩子可能会虚荣。于是，我多年一直迷惑不解，为何我一抱怨新内衣痒得难受，父亲总是说我“矫情”。如今我全明白了；他心里想到的是将细皮嫩肉跟优雅扯在一起的那个论调，于是他就以为，我是在声言自己不同寻常的优雅。可实际上，我对那论调一无所知；再说了，要是虚荣心作祟，那我会以有着海员般的皮肤而倍感骄傲。我为之受责备的那桩过错，我连犯的资源都没有。还有一次，我因问“糊糊”（stirabout）是什么，又被说是“矫情”。事实上，这就是粥，是爱尔兰“低派”用的一个词。而在一些大人的眼中，谁声言不了解“低派”，就必定是在装“高派”（High）。可是，我之所以发问的真实原因是，我从没听过这词；要是我听过，我会洋洋自得地用它。

老家伙的学校，你该记得就在1910年夏，一点都不悲哀地倒闭了；又不得不重新安排我的教育。父亲这次突发奇想的计划，正合我意。离新屋大约一里地，矗立着大大的一圈红砖墙，里面是坎贝尔学院的塔楼。建这学校，是为了便利阿尔斯特的学童，不必再受横渡爱尔兰海之苦，却可以得到公学教育的一切优势。我那聪明伶俐的堂兄，乔伯伯的孩子，已在那里上学，学得还不错。虽然决定我应做个寄宿生，但我还是得到离校许可，每星期天回家一趟。我还就不信这个邪。我就不信，爱尔兰的任何事物，哪怕是一所学校，都差；确实，没有我所了解的英格兰那么糟。我如期进入“坎贝尔”。

这所学校，我待的时间太短，也就不强挣着评头论足了。它跟我听说过的英格兰公学，很不一样。也有学生官，但他们并不重要。学英格兰的样，名义上也分成一个个“宿舍楼”，但它们只是法律拟制（legal fictions）；除非为了竞赛（也不是强制参加），没人当回事。相比于绝大多数英格兰学校，其学生的社会成分，要“杂”得多；我在这里跟农民家的孩子，耳鬓厮磨。那个跟我差点结为朋友的男孩，是个商人的儿子。他新近曾跟着父亲的货车四处跑生意，因为父亲不识字，不会记账。我特别羡慕他这个怡人行当，而他这个可怜见的，也将它看作黄金时光。“上月这时候，路易斯，”他常常说，“我就不会是去上自习了。我那时已经跟班回来，到了家，桌子一头已经为我铺好一块小茶巾，摆上香肠和茶点了。”

身为史学学者，我一直庆幸自己曾了解坎贝尔。因为我想，阿诺德之前的英格兰学校， 大概就是坎贝尔这样。在坎贝尔有着真正的打架，有乱搀和的，（我想）还有打赌的，场外还有百十来号闹哄哄的看客。 这里也有欺人贼，但严重的欺人事，没发生在我身上。至于主宰着现代英格兰学校的僵硬的学长学弟制（the rigid hierarchy），这里则没有任何迹象。每个学生的所处地位，都是自己的拳头和天资挣来的。从我的视点来看，大缺陷可以说就是，学生无家可归。只有少数高年级学生有学习室（studies）。我们其余的人，除了吃饭时被安插在桌旁或在大“自习室”上晚自习，再就哪儿都不属于。到了放学时间，人群不知何故游走，这里三三两两那里密密匝匝，时而闲庭信步时而如潮水般涌向一个方向，时而看似要散却又聚成一堆，这时你既可以避开，也可以随大流。砖铺通道上回响着持续不断的脚步声，不时伴有嘘声，混战，还有阵阵哄笑。总有学生在厕所、在仓房、在大厅里“活动”或“逗留”。特别像住在一座大火车站。

这里的恃强凌弱，有其否定性的优点（negative merit），那是诚实无欺的恃强凌弱，而不是学生官制度这号“窑子”里那种心安理得、以权压人的恃强凌弱。这种事，主要是帮伙干的；十来个男生结成一伙，在长长的廊道上，寻觅猎物。他们的突击，如旋风一般，等受害者觉察时已来不及了；我想，是通常会有的嘈杂闹嚷充当掩体。有时，被逮的下场很惨。我认识两个男生，被逮了去，在某个荒僻处饱打一顿——这顿饱打，可谓最无功利（disinterested），因为俘虏跟他们素不认识；为艺术而艺术嘛！ 不过，我唯一自投罗网的那次，命运却没这么悲惨，甚至怪得出奇，值得一记。我被拖拖拽拽，急速穿过一段迷宫样的通道，通常的标志一个都不见。等回过神来，我发觉自己跟几个囚徒一道，在一个空荡荡的低矮房间里，半明半暗，（我想）是点着一盏煤气灯。停下喘过气来，两个匪徒就带出头一个俘虏。我这才留意到，沿着对面墙脚，有着一排管道，离地三寸的样子。当囚徒被迫弯下身子，头颅低过最低的管道，列出受刑姿势，我是吓了一跳，但并不吃惊。不一会儿，我就吃了一大惊。你还记得，房间里半明半暗。两个歹徒将受刑者猛地一推，受刑者立刻就不见了。他消失了，没了踪影，也没声响。仿佛是纯正的黑巫术（black magic）。另一个受刑者被带了出来，还是扎好那个挨揍姿势；又一次没揍——溶解，雾化，消失。最终轮到了我。也是被身后一推，发觉自己掉进墙上的一个窟窿或入口，原来进了一间贮煤室。有个小男孩在我后面，滚了进来，门咚地一关，在后面闩上了，捉拿我们的人哄笑着，扬长而去，寻找更多战利品。无疑，他们是在跟敌对匪帮较劲，不久就会跟那帮比“斩获”。不久，我们就被放了出来，脏不拉几，战战兢兢，但幸好没更惨。

在坎贝尔，我遭遇的最最重要的事情是，在我们唤作“奥克蒂” 的一名出色教师的课上，我读了《邵莱布和罗斯托》。 一搭眼，我就爱上了这首诗，从此就一直爱着。阿姆河在诗的头一行升起雾纱，整部诗就弥漫着一种奇特的清冷，一种遥远静谧的怡人气息，一股深重的忧郁，将我挟裹。 我那时还无法欣赏其核心悲剧，那是此后才学的；令我着魔的是有着象牙般额头白皙双手的北京艺术家，皇家园林里的松柏，对罗斯托少年时的回顾，来自喀布尔的小贩，还有花刺子模废墟之死寂。 阿诺德一下子就给我开了一窍（而且仍是他最好的给予），这一窍确实非关一种无动于衷的见识，而是关乎对远方事物的一种热衷又沉静的凝视。 这里，且看一下文学实际如何起作用。鹦鹉学舌的批评家会说，《邵莱布和罗斯托》是一首写给古典主义者的诗，只有那些辨认出荷马之回声的人，才会乐享。可是在奥克蒂的教室里（愿奥克蒂平安），我对荷马一无所知。对于我，阿诺德和荷马的亲缘关系，另有来由；多年以后，当我终于读到《伊利亚特》，我喜欢它，部分是因为令我想起了《邵莱布和罗斯托》。说白了，你从哪一点首次突入欧洲诗歌大系（the system of European poetry），不重要。 只要你让耳朵张开，让嘴闭上，每样事物是门径，最终都会将你带向别的任何事物——“每一部分的光反射到每一相应的部分”。

在坎贝尔只待了半学期，我就病了，被接回家。不知什么原因，父亲对这所学校变得不满起来。 维文镇的一家预科学校的成绩，也吸引了他，尽管这学校跟维文学院关系不大； 尤其是考虑到方便——要是我去那里，哥哥跟我又能结伴而行了。于是我在家里悠哉悠哉过了六周，还有圣诞假日在最后面等着，此后，则是新一轮冒险。尽管我自以为幸运，但在留下来的一封信中，父亲给哥哥写道，他“担怕我会在周末之前特别孤单”。真是奇怪，既然了解我的全部生活，他对我的了解怎又如此之少。在这几周，我躺在他的房间里，那些黑暗时日里只身一人就糟糕透顶的那种孤独，跟我没了瓜葛。哥哥不在家，我俩就无法彼此勾引着淘气；因而父亲和我，就没了摩擦。有生以来，我还记不起哪段时间，有此无烦无恼的亲情；我们出奇地默契。他出门的那些日子，我就进入一种未曾见识过的更深孤独之中，心满意足。空荡荡的房子，空而且静的房间，在坎贝尔的吵吵闹闹之后，就像洗一场凉爽澡。我可以读书，写写画画，随心所欲。奇怪的是，我所记得的童话之乐（delighting in fairy tales），正是在这段时间，而不是在早先的儿时。 我着了小矮人的魔——是那些日子里戴浅色头巾胡子花白的小老头，那些土人（earthmen），就在阿瑟·拉克汉（Arthur Rackham）将他们崇高化之前， 也在迪士尼（Walt Disney）将他们庸俗化之前。他们历历在目，以至于我到了幻觉的边缘；有一次花园漫步，我一下子拿不准，是否有个人从我面前晃过，跑进灌木丛。虽然心头一惊，但这并不像我夜间的恐惧。守护着仙境道路的这种恐惧，我尚能面对。没有人，是彻头彻尾的胆小鬼。 HhIe2U7UBU/mlPdD0EZohG5Zuvo1V4giGXZtaTZV5w3RWl3KeBKifBmHHb1ffvl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