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色木棒教算术。

——《泰晤士报教育副刊》1954年11月19日

马蹄橐橐……1908年9月的一个傍晚，薄暮时分，我们父子三人乘一辆四轮马车，行进在贝尔法斯特凹凸不平的街道上。街路是方石铺的，车子吱吱扭扭。我要去上学，人生头一次。我们情绪低落。哥哥最有理由情绪低落了，因为只有他知道，我们正要去干什么，可他表露得最少。他已是个老手。我或许还有点兴奋，可只是一点点。那一刻最最重要的事实，是让我穿上的那身可恶衣衫。就在上午——就在两小时前——我还穿着短衣短裤和沙滩鞋，四处乱跑。如今，则裹在厚厚的黑色呢料里，脖子腋窝顶得难受，浑身不自在，伊顿领就像箍的一道项圈， 穿不惯的靴子早已磨得脚疼。我穿的是灯笼裤，膝盖部位扣着纽扣。多年以来，每年大约有那么四十周，每晚脱衣，我都会看到那些纽扣留在皮肤上隐隐作痛的红色印痕。最糟糕的是圆顶礼帽，铁制似的，箍在头上。我见识过一些男孩，跟我处于同一窘境，却欢迎这些东西，以为是长大的标志。在我的经历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告诉我，作学童比作孩子美妙，或作成人比作学童美妙。哥哥在假期，从不多谈学校。我所深信的父亲，则把成人生活呈现为，财政破产持续威胁下的一种拼命挣扎。在这一点上，他也从不打算哄我们。他就这性子。当他宣布，常常这样宣布，“很快就走投无路了，除了济贫院”，他就会立即相信自己的话，或者说至少对此感同身受。我把他的话字字当真，对成人生活之期许，黯淡至极。与此同时，穿校服，我打心底以为，就活像穿囚服。

到了码头，上了“弗利特伍德号”；在甲板上可怜兮兮转悠几圈之后，父亲就跟我们挥手作别。父亲大为动容；我呢，嗨，却不知所措，有些难为情。相较之下，他一上岸，我们哥俩则近乎欢天喜地了。哥哥带我去看轮船，指着视野里别的船只说这说那。他富于出行经验，是个江湖大混（a complete man of the world）。某种惬意，悄悄弥漫心田。我喜欢港口的倒影，喜欢油亮油亮水面上的闪烁灯光，喜欢绞车的吱吱扭扭，喜欢引擎间顶空的温暖气息。缆绳解开了。我们与码头之间黑魆魆的空间，越来越大；我感到心扑腾扑腾跳。旋即，船驶下海湾，嘴唇上尝到了咸咸的味道。眼见那一簇簇灯光，渐渐离我们远去。后来起风了，我们不得不回舱。那一夜真是难熬，哥哥晕船了。我竟荒唐地妒嫉他这本事。他的举止，就像个经验丰富的旅行家。我费了很大劲，才学会了吐；但装得不像——我那时就是，现在仍是一个好航海家的苗子。

没有哪个英格兰人，会理解我对英格兰的第一印象。下了船，大约次日六时前后吧（但天色仿佛还是午夜），我就发觉自己身处一个顿感厌恶的世界。兰开夏郡的平地，清晨时分，隐约可见；在我眼中，有如冥河河岸。周围的英格兰口音，听上去鬼腔鬼调。最令我厌恶的，是从弗利特伍德到伊顿一带的英格兰地貌。即便长大成人之后，在我看来，其主干线横穿而过的，依然是这块岛屿上最无趣最不友好的地带。在一直住在海边、眼中连绵群山的一个孩子眼中，这就像俄罗斯在一个英格兰男孩眼中一样。那个平坦！那个无边无际！一里又一里的单调土地，如囚牢般，将人关离海洋，令人窒息！凡事都不对劲；木篱笆，不见石墙和树篱；红砖农舍，不见白色小屋；田地都太大，草垛奇形怪状的。《英雄国》 里说得好，在陌生人家，那地板都疙疙瘩瘩。后来，我与英格兰言归于好；不过在那一刻，我对英格兰心生的那股厌恶，用了许多年才得到医治。

我们的目的地，是赫特福德郡的一个小镇——姑且称之为贝尔森吧。 “绿色的赫特福德郡”，兰姆 如斯说；可是对一个在唐郡长大的孩子来说，那就不是绿色了。那是平坦的赫特福德郡，无情的赫特福德郡，黄土地的赫特福德郡。爱尔兰与英格兰的天气差别，跟英格兰与大陆之别，有得一比。在贝尔森，气候多变，从未见过的多变；在此，我首次见识了严霜（bitter frost）和浓雾（stinging fog），见识了闷热及暴风骤雨。透过没有窗帘的宿舍窗户，我首次领略了满月的凄美。

我这才知道，学校有八九个住校生，走读生数量也差不多。除了在硬梆梆的操场上跑圈以外，有组织的体育活动长期以来本就半死不活，我到校不久，便完全绝迹了。那里没法洗澡，除了每周在澡堂洗一次。1908年我去的时候，我在做拉丁文练习题（是母亲教的），1910年离开时，我仍在做拉丁文练习题；我眼中从未碰见一位古罗马作家。课堂上唯一刺激的因素，是几根用旧了的“藤杖”， 挂在唯一一间教室里的绿色铁皮壁炉架上。教职员工有，校长兼所有者（我们叫他“老家伙”），他儿子维维和一位助理教员。助理教员走马灯般换来换去；其中一个待了不到一周。还有一位，当着孩子们的面被解雇。老家伙还附带说，大意是，要是自己没有圣职， 定会将他踢下楼去。这奇特一幕，就在宿舍上演，但我记不清到底为了什么。所有这些助理教员（那个待了不足一周的除外），都跟我们一样怕老家伙。终于有一天，不再有助理教员了，老家伙的小女儿就来教低年级生。那时，只留下五个住校生。老家伙最终放弃了他的学校，接受精神治疗去了。我是其最后一个幸存者，船沉没之前，我下了船。

老家伙乾纲独断，就像出海时的船长。这座房子里，没有哪个男人或女人跟他平起平坐。除了维维，没人敢跟他说话。吃饭时间，我们这些孩子，得以瞥见他的家庭生活。儿子坐他右手；他俩的伙食是单独的。妻子和三个长大成人的女儿、助理教员和孩子们，都在默默吞咽自己的下等伙食。尽管我想他妻子从未向老家伙发话，却准许答话；女儿们——三个悲惨人儿，冬夏都穿着破破烂烂的黑衣裳——在老家伙向她们发话的屈指可数的场合，除了耳语般的“是，爸爸”或“不，爸爸”，从未多说一句。这座房子，很少有人造访。啤酒，老家伙和维维晚饭间通常要喝的东西，也会给助理教员客气一下，却期望他谢绝。有个助理教员，毫不客气，饮了那杯。得立地教育教育他。过了一小会儿，又问他，热嘲冷讽的腔调：“或许您愿意 再 来一点，N先生？”N先生是个勇武之人，从容答道：“好吧，谢谢，C先生，我想我愿意。”他就是那个待了不足一周的助理教员；那天接下来的时光，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暗无天日。

我自己，倒是老家伙的一个宠物或吉祥物——这一席位，我发誓从未谋求，而且其优势纯是负面的。 哥哥甚至连他的撒气桶都算不上。因为他有自己的撒气桶，就是那横竖都不对的孩子。有天早饭后，老家伙走进教室，环顾四周，说道：“哈，你在这，里斯，你这讨厌鬼。要是我今天不累，今下午定会给你一顿收拾。”他不是在发脾气，也不是开玩笑。他身材高大，胡子拉碴，双唇就像纪念碑上的亚述国王那样，力大无比，脏不拉叽。今日，人人都说萨德现象（sadism）， 可是我却质疑，他的残酷之中有哪样爱欲成分。我那时约略悟出，如今似乎看清了，遭他鞭打的孩子共同之处何在。这些孩子都在一定社会地位之下，口音里都带着方言。可怜的P——可爱、诚实、勤勉、友善又敬虔——之所以常遭鞭打，我想，只有一点不顺眼：他是牙医的儿子。我曾目睹老家伙让这孩子弯腰站在教室一头，每鞭打一下，他都要从教室另一头冲过来；P则是在无数次鞭筮下久经考验，一直不出声，直到这场折磨的最后，发出了颇不类人声的响叫。那声鬼哭狼嚎，其他小孩面无血色的脸以及死一般的静默，是我永远抹除不了的记忆。

蹊跷的是，尽管如此严酷，我们竟然啥都没学着。其部分原因或许是，此严酷是非理性的，不可预知；部分原因更是，他所用的奇怪方法。除了（老家伙真正喜欢的）几何学，可以说，他根本就没教书。他叫学生站起来回答问题，当回答并不满意时，他会以低沉平静的语调说：“把藤杖给我。我看现在需要它。”要是哪个孩子弄不明白，老家伙就拍着桌子喊，声音越来越大：“想想——想想——你倒是想想啊！！”接着，作为刑罚之前奏，他低语：“出来，出来，出来。”真的发怒之时，他先做个滑稽动作；用小拇指掏耳垢，嘴里嘟嘟囔囔：“哎哎，哎哎……”我曾见他跳将起来，一圈一圈跳舞，活像一头表演熊。与此同时，维维或助理教员或老家伙的小女儿（这是后来的事），则在另一张讲桌前，窃窃私语般地问我们问题。这种“课”，时间不是很长；剩下的时间，该让孩子们做什么呢？老家伙决定，让做算术，这样自己最不费心。这样，你九点钟上学，拿起算板，做算术题。很快你被叫起来，“背书”（say a lesson）。背完书，回到座位，做更多的算术题——如此没完没了。别的一切艺术和科学，因而显得就像一座座孤岛（多半是嶙峋而又危险的孤岛）：

那些岛屿呢，像红宝石和翡翠般，

点缀原来是赤裸的海洋的酥胸。

——深海则是无边无际的算术海洋。上午结束之时，你不得不汇报做了多少道算术题；谎报，很不安全。不过，监管倒是不严，相关措施付诸阙如。哥哥——我已说过，他已经成了一个江湖大混（a man of the world）——很快就找到窍门。每天上午，他都实话实说，说做了五道算术题；但他从不说，那五道题每次都一样。探知他到底把这五道题做过几千次，蛮有趣。

我必须收敛着点了。接着写老家伙，会用去好多篇幅；一些最最不堪的，还没说。不过这样做，或许有些邪恶，的确也没必要。关于他，倒有一桩善行。因良心驱迫，有个孩子向他坦白了一桩谎言，一桩要是不坦白就查不出来的谎言。这食人魔竟被感动；他拍了拍那位噤若寒蝉的孩子的背，说：“一定要坚持真理。”我还能说，尽管他的几何学教得严酷，还是教得蛮好。他逼我们推理，这些几何课，我终生受益。至于其余行状，倒有个解释，可能使其更可原谅。多年以后，哥哥遇见一个人，就在老家伙学校边上长大。此人及其家人，（我想）还有左邻右舍，都相信老家伙是疯了。或许他们是对的。假如他那时是刚疯不久，那么，这就能解释我的一桩困惑。在那学校，我知道，大多数孩子啥都没学到，也没哪个孩子学到很多。可是老家伙却能自吹，说这学校过去成绩斐然。他的学校，总不能像我们上学时那样，一直是个骗局吧。

你或许会问，父亲咋就送我们去了那里。一定不是他选择时不上心。留下来的通信显示，锁定老家伙的学校之前，他考虑过别的很多学校；据我对他的了解，我敢保，在这种事上，他从来不会受头一个主意（大概就是正确的）的指引，甚至不会受第二十一个（至少还有的可说）的指引。毫无疑问，他深思熟虑，反复斟酌，直到第一百零一次；这次，则是一点没跑地错了主意。简单之人自以为精细，深思熟虑的结果总是这样。 恰如厄尔的《宗教怀疑论》（ Scepticke in Religion ）所说，他“总是对自己太过严苛”。 父亲以“善读言外之意”（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自许。 任何事实或文件的显见意思，常遭怀疑：他那不知疲倦的丰富想象，会无意识地创造出除他之外无人能见的意思，真正而又内在的意思。他自以为在解读老家伙的学校简介，实则在心中编写一部校园故事。所有这一切，我一点都不怀疑，他都极度尽职尽责，甚至还为之苦恼不已。有人或许会期待，我们去了贝尔森之后不得不讲的真实故事，会将他的这个故事，立即刮得无影无踪。不过没这回事。我也相信，这种事很少发生。假如每一代父母，总是或经常知晓儿子学校里真实发生的事，教育史就会大不相同。不管怎么说，我和哥哥都没有成功地让父亲知道真相。原因之一是，他是个固执己见的人（这一点日后会更清晰）。他的心灵过于活跃，以至于不会成为一个严格的接受者（receiver）。他自以为所听到的话，从来都不是你所说的。我们甚至都没去努力尝试。跟别的孩子一样，我俩也没有对照标准；我们以为，贝尔森的惨境，是一切学校都有的无可避免的惨境。面子也使我俩三缄其口。放假回家（尤其是放假第一周，假期仿佛天长地久），小孩往往会大出风头。他宁可把校长描述为一个小丑，也不会描述为一个食人魔。他讨厌人将自己想成一个懦夫或哭哭啼啼的婴儿。要是他描绘了集中营的真实画卷，就等于承认，在过去的十三周里，自己是个面色苍白、浑身打颤、哭哭啼啼、奴颜婢膝的奴隶。战场留下的伤疤，我们都喜欢显摆；牢狱留下的伤疤，很少显摆。再去控诉我们在老家伙那里度过的既虚耗光阴而又悲惨的岁月，父亲必定承受不了；因而现在，借但丁的话说，“述说我在那里遇到的福星”。

首先，即便我没学会友爱，也学会了合群。哥哥刚到那学校时，学校还有欺人贼（bullying）。 虽然前几个学期，我有哥哥保护（后来，他离开那里到另一个我们姑且称之为维文的学校去），可是我却怀疑，是否有此必要。在学校走下坡路的最后几年，我们寄宿生太少，待遇更恶劣，以至于不会有恃强凌弱之事。过了一段时间，就没了新生。我们之间也争吵，当时吵得很厉害；可是不久，我们彼此熟识，共患难，以至于我们已不仅仅是老熟人了。我想，这就是贝尔森终究对我为害不大的原因。与来自同辈的压迫相比，来自上面的压迫很难让一个学童丧失勇气。我们五个寄宿生，一起有许多单独的快乐时光。废止了有组织的体育活动，虽然对我们绝大多数都注定要过的公学生活来说，是个先天不足，可在那段时间则是个巨大福祉。放半天假时，我们被打发出去独自散步。我们走得并不多。在偏远山村商店里买糖吃，在运河边闲逛，或坐在隧道顶上，观看列车。赫特福德郡慢慢也不再可憎。我们的谈话，不拘于满足公学学童的那些狭隘兴趣；我们仍有孩子的好奇心。我甚至能记得，就是在那些日子里，我参与了人生第一场形而上学辩论。我们在争论，未来到底像一条你看不见的线，还是像一条你尚未画的线。我忘了自己站在哪一方，可我知道，当时我满腔热忱。那里总有切斯特顿所谓的“老笑话的余味悠长”。

诸君会注意到，这所学校最终重演了我的家庭遭际。在家里，那段悲惨时光让我跟哥哥更亲密；在此，时光总是悲惨，对老家伙的怕和恨，在我们这些孩子身上差不多有同样功效。他的学校在某些方面颇像《反之亦然》 里的格林史东博士的学校；不过，不像格林史东博士的学校，这里没打小报告的。面对共同敌人，我们齐心协力。我怀疑，正是这一遭际（pattern）在早年生活中的两次出现，令我的眼界产生偏颇。至今，我心中产生的最最自然的世界图景，都是“我们俩”或“我们几个”（某种意义上“我们幸福的几个”）站在一起，对抗更强大的某种东西。英国1940年的境地，对我而言并不奇怪；那正是一直在我预料之中的事情。因而对我而言，既然迄今为止友爱是幸福的主要源泉，熟人或泛泛之交也就意思不大。我不大能理解，一个人除了能成为真正朋友的那几个人之外，为什么还想去结识更多的人。因而我也无法理解，对大规模的非个人的运动及事业（impersonal movements，causes）等等的很不正常的兴趣。这兴趣，或许不正常得难辞其咎。我对一场战斗（无论是故事中的还是现实中）的关注，几乎与参战者的数量，成反比例。

老家伙的学校，不久也以另一方式重复了我的家庭体验。老家伙的妻子死了；那时不是假期。他对丧亲之痛的反应是，变得比以前更暴力；变得如此暴力，以至于维维替他向孩子们道歉。你该记得，我已经学会了对情感既怕又恨；这次，又给了我一个新理由。

不过，我还没有提到，在老家伙的学校里，我遭遇的最最重要的事情。在那里，我首次成为一位实际的信徒（effective believer）。据我所知，其津梁（instrument）就是每逢周日我们都被带着去两次的那个教会。这是一个高派“盎格鲁—天主教会”。在意识层面，我对其古怪强烈反感——我难道不是个阿尔斯特的新教徒？ 这些奇怪仪式难道不是可恶的英格兰氛围的一部分？而在无意识层面，我则怀疑，烛光和馨香、法衣与我们跪着唱的颂歌，或许在我身上产生了相当大的相反效果。不过，我并不认为它们有多重要。真正关键的是，我在此听到了由显然信这些教义的人所教授的基督教教义（与一般的“道德提升”绝然不同）。由于我不持怀疑态度，其果效就是，让我大概说过自己相信的那些东西，获得了生命。在此体验中，有大量的恐惧（fear）。虽然我并不认为，其中恐惧多得无益身心，甚至多得没有必要；但是，假如我写的书里过多谈及地狱，假如批评家对这一事实要个历史解释，他们切莫在对我在阿尔斯特的童年时期所假想的清教主义中去寻找，而是必须在贝尔森教会的盎格鲁—天主教中去寻找。我在为我的灵魂担心；尤其是在月明如昼的夜晚，在没有窗帘的宿舍里——其他孩子熟睡之时的鼾声，响起来又怎么办！其果效，据我现在判断，全是好的。 我开始认真祷告，认真读圣经，并努力遵从我的良知。宗教也是我们常常讨论的话题；假如我记得没错，讨论方式完全健康而有益，带着庄重，没有歇斯底里，也没有大孩子的羞于出口。诸君后面将会听到，我如何从这一开端向后倒退。

智识层面，我在老家伙的学校度过的光阴，差不多全是浪费；倘若这学校没倒闭，倘若在那里再呆两年，我大概就永远与学术生涯绝缘了。几何学和韦斯特的《英语语法》上的一些书页（即便这些东西，我想，我也是自己找到的）是唯一记住的东西。至于其余，浮出算术题海水面的那一切，则是日期、战争、出口、进口之类的大杂烩，即学即忘，即便记住也全然无用。我的想象生活（imaginative life），也有一个大滑坡。多年以来，（我所界定的）悦慕不但缺席，而且被遗忘。我这时的读物，主要是垃圾；不过，鉴于学校并无图书馆，我们切莫让老家伙为此负责。我读《船长》 杂志上胡拉乱扯的校园小说。这里的快乐，严格说来，无非是愿望达成（wish-fulfilment）和幻想（fantasy）；我替代性地（vicariously） 乐享主人公的胜利。当小孩由儿童文学（nursery literature）转向校园小说时，他是在退步，而不是进步。《彼得兔》取悦的是无功利的想象（disinterested imagination），因为孩子并不想变成一只兔，尽管他或许喜欢假扮一只兔，恰如他后来会喜欢去演哈姆莱特；可是，没出息的孩子成为球队长的故事，其存在刚好满足的是他的真正野心。一切能搞到的写古代世界的小说，我也如饥似渴：《你往何处去》， 《黑暗与黎明》， 《角斗士》， 《宾虚》。 人们或许会想，这缘于我的新的宗教情怀，我却不这么认为。在这些故事里，许多都写到早期基督徒，但那不是我要寻找的。我只是想领略檀香、寺庙、宽外袍、奴隶、帝王、帆船、圆形剧场。我现在明白了，那个吸引力，是情爱的（erotic），而且还是一种病态的情爱。它们作为文学，多半都是相当滥的书。我同时喜欢上的稍微持久一些的书，则是莱特·哈葛德 的著作，还有H.G.威尔斯的“科幻小说”。 一想到别的星球，我那时就奇怪地心驰神往，这个吸引力与我的任何其他文学兴趣颇不相同。最该强调的是，它不是“远方”（ Das Ferne ）的浪漫魔力。火星或月球可从未迸发出（我所说的）“悦慕”。此事更粗俗，也更强劲。当那一阵兴致袭来，就像情欲一样贪婪。这是个标志，具有这种粗俗力量的那种兴趣，不是属灵的（spiritual），而是心理的（psychological）；在这样一种重口味的背后，我怀疑，潜藏的则是心理分析的解释。或许我还可以加上一句，我自己的星际传奇（planetary romances） ，与其说是满足这个强劲的好奇心（fierce curiosity），倒不如说是要驱这个邪。邪是这样驱的：让这个好奇心与另一个更难以捉摸的真正想象的冲动相协调，或者让前者附属于后者。说人们通常对科幻小说的兴趣是心理分析师的事务，这一说法因两个事实不攻自破：所有喜欢科幻小说的人，都如此贪婪地喜欢；而那些不喜欢的人，则常常为之作呕。一方之反感与另一方之着迷，同样地粗俗，同样地说明问题。

关于老家伙，就说这么多吧。不过一年里头，可不尽是学期。这样一来，在一所邪恶寄宿学校的生活，倒成了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好的预备，它教一个人靠盼望活着（to live by hope），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靠信仰活着。因为每学期初，家和假期都如此遥远，以至于其难于实现，真与天国有得一比。面临着迫在眉睫的恐怖时，它们也有着同样一种可怜的不实（pitiful unreality）。明天的几何课，会抹杀遥远的期末；恰如明天的手术，会抹杀天国希冀（the hope of Paradise）。然而，一学期接一学期，那难以置信的竟然来了。“还有六周”，这个不可思议的天文数字，缩成了屈指可数的“还有一周”。接着就是“还有一天”。最后，最后一天如约而至，差不多就像天赐之福（supernatural bliss）。那个欣喜，几乎要以玉盘珍馐相庆；那个欣喜，深入骨髓，在体内翻腾，有时近乎窒息。当然，其反面则可怕，也同样相关。假期头一周，我们或许就知道（acknowledge），学期还会再来——就像一个年青人在和平时期，健健康康，知道自己终有一死一样。不过，跟他一样，即便是最严酷的死亡警告，也无法令我们对此感同身受。这里也一样，每一次，那难以置信的都来了。那呲牙咧嘴的骷髅，最终甩掉了一切伪装；最后时刻，我们的意志和想象使出浑身解数来牵制拖延，最终还是来了。又是圆顶礼帽，伊顿领，灯笼裤，还有（马蹄橐橐）傍晚赶赴码头。正经八百说，我想，由于这些记忆，信仰生活（the life of faith）于我就容易多了。春风得意之时，想到我会死亡并腐朽，想到终有一日这个宇宙将会消逝，变成记忆（恰如老家伙一年里有三次会消逝进记忆， 同他一起消逝的还有藤条，难吃的饭菜，臭气熏天的厕所和冰冷的床）——这对我们不是什么难事，假如我们见过同类事情发生过的话。我们已经学到，不以其表面价值看待当前事物。

记述我家当时的生活，有些为难，因为我拿不准其编年。学校的事，靠留存下来的记录，能够大致确定日期。而慢慢打开的生活画卷，记录则付诸阙如。不知不觉间，我们与父亲越来越疏远了。在一些事上，这不怪我们弟兄俩；可在很大一部分事情上，却又怪我俩。仍在丧妻之痛中难以自拔的真性情的鳏夫，定会是个好人，聪明人，要是他在抚养这两个相濡以沫的淘气学童时，没犯错的话。父亲的优点及缺点，都使得他在这方面不称职。气急不过，敲打敲打孩子吧，他太过心慈手软；根据原则，铁面无私惩戒孩子吧，他又太过意气用事。因而，他的庭训手段，就全靠嘴了。这时，他那小题大做、字斟句酌的毛病（我说起这事时游刃有余，那也是遗传），会产生一种可怜而又可笑的效果。张口斥责我们时，毫无疑问，他打算直截了当地诉诸我们的常识及良心。可是，唉，他在做父亲之前，做过那么长时间的公众发言人。做公诉人，也有好多年头了。真是口若悬河。口若悬河时，他就醉了。一个小孩，不过是穿着拖鞋走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或将盥洗室弄得乱七八糟，可到头来却发觉自己受到的攻击，跟西塞罗抨击喀提林纳 或柏克抨击哈斯丁 差不多；微笑摞微笑，设问摞设问，演说家的炯炯目光，演说家的横眉立目，那个指点江山，那个抑扬顿挫，那个一停一顿。停顿之时，或许是主要威胁。有一次，停顿很长，哥哥天真地以为讨伐暂告段落，就低声下气拿起书，接着读了起来；这个姿态，父亲当仁不让地认为是“处心积虑的傲慢无礼”，因为父亲只不过是失算了，以为只停顿了一秒半。这种高谈阔论跟场合之间的不搭调，使我想起了马夏尔笔下那位出庭律师，他将罗马历史上的恶棍逐个声讨一番，就为了“三只羊的案子”：

这案子，鄙人提请法庭注意

关乎一只山羊非法入侵

可怜的父亲，说起话来，不只忘了听众的罪状，而且忘了听众的接受能力。文辞泉涌，不择地而出。我至今仍记得abominable（性质恶劣）、sophisticated（处心积虑）及 surreptitious（鬼鬼祟祟）之类词汇。你领略不到其全部滋味，除非你了解一个愤怒的爱尔兰人发爆破音的嘴劲，除非你了解他读R时的那个轰鸣。失策到这份上，差不多到头了。到了一定年纪，这些言词挞伐让我心中满是惊骇和沮丧。从这些无厘头的形容词及不知所云的一堆话里，蹦出来一个我想我再清楚不过的念头。我在听，带着一个心照不宣又结结实实的信念：父亲临近破产，大家很快就要沿街乞讨，他会关上家门让我俩终年待在学校，我俩会被送往殖民地，在那里以悲惨的罪犯生涯而告终，而且我们仿佛已经启程了。我仿佛被剥夺了一切的安全感；脚下，没一块地面坚实。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时间，要是我夜里醒来，没有立即听到邻床哥哥的呼吸声，我常常会起疑心，怀疑父亲和他趁我熟睡已经偷偷起床远赴美国了——我最终还是被抛弃了。这就是我到了一定年龄，父亲说话字斟句酌的效果；接着，突如其来，效果变得滑稽起来。我甚至还能记起变化的那个当儿。这个事，既很好表明了父亲生气之公正，也表明了他表达生气的倒霉方式。有一天，哥哥决定，弄个帐篷是个好主意。于是，我们就从阁楼上弄了一块防尘罩。下一步就是找支柱。洗衣房里的梯子毛遂自荐。对一个带着短柄斧的孩子来说，将它卸成七零八落的木棍，那是一会儿工夫。栽四根棍子在地里，上面蒙上罩子。为确保整体结构真的结实，哥哥还在顶上试着坐了一下。我们记着收拾了剩下的烂布头，却忘了收起四根支柱。晚上，父亲下班回来，吃完饭，去花园溜达，我俩作陪。草地里冒出来的四根细长木桩，映入眼帘。这自然引起他的好奇。于是有了讯问。这次，我们说了实话。接着，电闪雷鸣；这下子又跟此前十几次一样，上轨道了，不过就在高潮时——“我发现你们拆了梯子，可是又做了个什么？得了吧，就做了这样一个不成器的样子货。”这时，我俩都掩起了脸；哎呀，可没哭啊。

从这桩事可以看到，我俩在家里的生活，一个主导因素就是父亲每天大约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都不在家。一天的这段时间，除了跟我俩时而交战时而结盟的厨师和保姆，这座房子就属于我俩了。每样事物都在邀请我们，去过一种跟父亲没一点瓜葛的生活。我们的活动里面，最重要的是动物王国和印度上演的无休无止的大戏。这本身就让我俩跟他无缘。

不过，我切勿给诸君留下印象说，假期的幸福时光都出现在父亲不在家的时候。他脾气多变，兴头来得快去得也快，他的宽大为怀跟心中不悦一样地彻底。父辈里面，他往往还是最活泼最随和的一个。他跟我们任何人一样，也能“扮丑角”，放得下身段，“不拿架子”。我在那个年龄当然无法明白，（以成人为标尺）他是多么好的一个伙伴。他的幽默，是那种要想全部欣赏就至少得有一些生活知识的那种。我只是像在和暖天气中一样，沐浴其中。自始至终，有一种在家的感性愉悦（the sensuous delight of being at home），奢侈的愉悦（the delight of luxury）——我们称之为“文明”。我方才说到《反之亦然》。它广受欢迎，说实话，可不只是因为闹剧。那是现存的唯一一部忠实的校园小说。设置迦楼罗石的情节， 的确是用来（否则仿佛就是夸大其词）如实显示每一个孩子都曾有的这些感受：当他们从家庭生活的温暖、舒适及尊严，过渡到学校生活之窘迫、丑陋及肮脏。我说的是“曾有”，而不是“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自那时之后，家每况愈下，而学校蒸蒸日上。

问题就来了，我们难道没朋友，没邻居，没亲戚？我们有。有一家人，对我们尤其恩德匪浅。不过这最好留在下章，跟一些别的事一道说。 29h3T7wsyvDOU72TgOWhGvJyD5NiUSCd6N0IUTPWlKA/4NveukdS7NMZ/emACpJ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