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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人兄的散文即将结集问世，问序于我。我不自量力，居然一口答应。然而一开始虽有青蝇附骥之喜，继而却难免生佛头着秽之忧。
杰人文彩斐然，他的大作，我早就陆续读过，并为之击节不已了。其笔下所涉之广之深，正如明代东林党人的联语所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格明快，恰如其人；而树义正大，更深得我心。我曾自许为杰人钟期，而想不到他对我东涂西抹的赝古之作竟也叹赏有加，真是古人所谓的“文字骨肉”了。但尽管两人的文学鉴赏力相近，我和杰人在性格和才性上却是截然相反的：
我性缓，他性急。我拘谨，他豪爽。我喜独处，他多交游。我注虫鱼近汉，他好义理重宋。我文思濡滞，如上水之船：他下笔如飞，有倚马之才。我书癖外无他好，他文才外有吏能。我性僻而惟耽吟咏，他忧世而思畅儒风。我有避俗之想，他有用世之志。趋向虽自始即不同，而交情则历年而若一。
我常常这样想：以我才之狭，此生能备员教授，所遇实已过于所望。而杰人虽平生不乏赏音，曾历长我校古籍所及出版社，有振兴拓展之功，且众望所归，被推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和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会长。但以其才之大，其能之多，所处实皆不足回旋，未能展其骥足。如有际遇，所就将不限于此。而杰人对此并不在意，虽已退老林泉，仍尽其在我，为继承光大其先祖晦庵先生的学术思想而栖栖奔走。
杰人与我一九七八年一同考取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专业研究生，该校原由五校并成，入学时拨乱反正，合而复分，我分在华东师大，他分在上海师院（后为上海师大），而隽因师的《诗经》学，两校同学是在一起听讲的，每周都相聚一次。杰人和我一见如故，相视莫逆。毕业后各自留校。隽因师识才爱才，又调他来当学术助手，缘此我二人由同门而更成同事。屈指交情，至今已有四十年之久了。犹记我在注《清波杂志》时，需要查《海陵集》中的《张循王神道碑》，该集华师大无而上师大有，杰人时在该校，即请其代查。近四千三百字的文章，他竟为我一字字细心抄录，为友能尽心如此！共事之后，对我照拂尤多。
杰人早负文名，工作之馀，常在报章发抒己见，佳作迭出，屡为散文选本所收，其中且有选入中小学教科书者，本书所收《中国结》即其中一篇。正论、巧思，织而为一，文之与物，妙合无垠，无怪一经登出，一时传诵。这是杰人的得意之作无疑。所以此番结集，即拈篇名而为书名，这不仅仅是“自知明艳”，其拳拳的爱国情结，实亦藉此而倾吐无遗。
我为人执拗，喜为不合时宜之事。自读研究生以来，经眼都是“之乎者也”之文，执笔皆为“鲁鱼亥豕”之正，于是练起文言文来，邯郸学步，竟至故步尽失，把白话文给荒废了，反觉“我手写我口”为难。然而若以文言为白话作品作序，未免不伦不类，所以虽有蒹葭倚玉树之惭，更有序文累作者之惧，还是决定用白话撰文。因为我想，当读者瞥见封面上“中国结”三大字，继而看到作者大名，回想起那篇脍炙人口的大作，思窥全豹，定会对拙序之拙一笑置之，而对佳作之佳争睹为快的。
刘永翔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