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读书我还是有一点体会的,但究竟该怎么读书,我自己有时也比较恍惚。如果说我在读书中有一个转折点的话,那是在2002年。那一年我退休了,在退休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不要太落后。怎么才能让自己不落后呢?我又对自己提出一个要求:回到我的书桌前去。
当我在任江苏省教科所所长时,其实我是远离书桌的,眼中只有一张办公桌。退休后我要回到真正的书桌,要真正地回到书桌,于是,真正开始了自己的阅读人生。
书桌到底意味着什么?季羡林先生的得意弟子卞毓方先生曾这样论述书桌的意义,他说:我有一张书桌,我要把这张书桌摆放在七个地方。第一,把它放在天安门的城楼上,让学习和阅读与祖国的事业连在一起,这时阅读就有了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第二,把它放在太平洋的一座孤岛上,让自己安静下来读书,读书就是要让自己的心灵安顿下来,不成为精神上的漂泊者;第三,把它放在南极,通过阅读开发人生最大的能量;第四,把它放在帝国大厦顶端上,书桌比摩天大楼还要高,这正是所谓的“山高人为峰”,让阅读垫高我们的脚跟;第五,把它放在巴黎圣母院里,让阅读更纯洁而高尚,阅读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再圣化的过程;第六,把它放在俄罗斯的庄园里,让阅读与大师为邻;第七,把它放在故乡的大地上,只有在故乡的大地上读书的时候,你才会获得一种乡愁,乡愁也承载着乡情。当你身处远方,你才能知道你的“故乡”在哪里。“故乡”绝不仅仅是地理学的概念,也是社会学、文化学的概念,这是学术研究中的改变。
学会改变,改变自己的力量往往就来自阅读。卞毓方先生说要把书桌放在七个地方,其实是一种隐喻,是在说为什么读书和怎么读书的问题。回到书桌前,就是要回到对问题的理解上去。阅读的过程是一个思考的过程,也是一个写作的过程。我非常欣赏昆曲《班昭》里的一段唱词,即“最难耐的是寂寞,最难抛的是荣华。从来学问欺富贵,真文章在孤灯下”。现在人耐不住寂寞,也就坐不得冷板凳。美国作家迈克尔·桑德尔在《金钱不能买到什么》中说,这个社会是金钱能买到的社会,当越来越多的东西能用金钱买到的时候,还有什么道德、学术可言;学问和富贵常常发生冲突,如果你要潜心做学问,可能你的生活就会很清贫,当然你的精神是富贵的,那些真正的学问就在青灯古卷之中。
回到人生的意义,这是一个久违的话题,现在和很多年轻的教师谈人生的意义,他们是不理解的。就像2015年冬天,网上流传一个故事,某90后职员向主管提出辞职信,辞职信上写的是:“天气太冷了,我起不来了,我要冬眠了。”他的主管在他的辞职书上写了两个字:“懂你。”公司的副总经理写了一段话:“90后的年轻人太不负责任了,我无语,只好同意。”再往上,到了最高领导的时候批了两个字:“呵呵!”这个故事里的90后,就是这么理解自己的人生意义。
人活着,的确是一个寻找意义的过程,卢梭曾经说过:“我们可以说是两次出生于这个世界。第一次是为了存在,第二次是为了活着。”存在和活着是不同的。何谓意义?法国结构语义学的倡导者A.J.格雷马斯在《论意义》一书中说:“要谈论意义并读出点有意义的东西来简直比登天还难。谈论意义唯一合适的方式就是建构一种不表达任何意义的语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一段客观化距离,可以用不带意义的话语来谈论有意义的话语。”要回到人生的意义上来,就要和它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在什么地方,主要还是通过阅读找到并缩短这个距离。在我的阅读思考中,客观化的距离是可以克服和缩短的,由此,我开始关注有关人生意义的书籍,如美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赫舍尔的《人是谁》,他在书中说:“讨论人绝不要提‘人是什么’,而要提‘人是谁’。”讨论人是什么,一定要作比较,首先,把人和动物作比较,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人就有由这种非常丰富的内心世界所产生的创造的潜能,这种潜能动物是没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一种可能性,可能性是人最伟大的力量。然后,赫舍尔把人和“存在”作比较,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存在,这个桌子是存在的,这个房子是存在的,你的课本是存在的,这些存在物和人的区别在哪里?也在于人是有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他是能改造世界的。所以,赫舍尔说人生是一个谜,但是人生之谜是有谜底的,其谜底不在于你现在是什么,而在于将来能够成为什么。这就是人的梦想,这个梦想的实现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要有时间的等待;第二,要让梦想自由。因此,人生之谜的谜底的意义,绝不能急功近利,绝不能目光短浅。教师要学会规划管理自己的未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核心素养。是的,人生意义,在于通过阅读找到自己的未来。
人是谁,其实是对人生意义的一个追问。人是谁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黎巴嫩诗人纪伯伦就曾说:“生命是一支队伍。迟慢的人发现队伍走得太快了,他就走出队伍。快步的人发现队伍走得太慢了,他也走出了队伍。”嫌队伍走得快的人是一个落伍者;嫌队伍走得慢的人是领跑者。名师应该是领跑者,但是他走了一段时间后要回到队伍里来,然后再走到前面去,这就是不断地出发,不断地回归,所有的教师都应该拥有这样的态度,这就是人生的意义,也是对名师的一种阐释。尼采也曾说:“人类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一座桥梁而不是一个目的。人类的可爱之处,在于他是一个过程和一个终结。”人是一座桥梁,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走过这座桥梁,不断跨越自己。教师能不断跨越一座又一座桥梁,就会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接着尼采又说:“我们现在的荣耀,不在我们来时的地方,而在我们将要前往的地方。”自己要不断超越,使自己不会板结化。
人的意义,我通过阅读又把它聚焦。我首先把它聚焦到幸福上。如果你们读过内尔·诺丁斯的《幸福与教育》,就会知道教育的核心目的是让学生和教师获得幸福。我们讨论幸福往往从心理学的角度切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有学术都在交叉,单一的讨论就显得不合时宜。如果只从心理学切入,你的幸福和我的幸福是不一样的,你的幸福观和我的幸福观是不一样的,于是幸福就掉入了一个泥坑,这个泥坑叫作“幸福的相对主义”。幸福的相对主义丧失了价值的判断标准,尤其丧失了道德的价值判断标志。还记得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节目中某个女士的话: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她把幸福定义为财富,于是这种对金钱的认知让幸福发生了扭曲。但她不知道,金钱在此岸,幸福在彼岸。从金钱的此岸驶向幸福的彼岸中间有很多环节,如果其中有一个环节被抬高了,金钱就永远走不到幸福的彼岸。
我们处在一个消费时代,但不能过分地强调享受和娱乐。有人说,现在社会上有两粒毒药不能吃,第一粒是娱乐化生存,美国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让人类消亡的恰恰是你最喜欢的东西,你喜欢享受,你喜欢娱乐,于是它们消灭你。现在很多教师喜欢把看电视的方式应用到课堂教学中来,儿童本身应该有美好的童年,天真、活泼、爱幻想,儿童正是因为这些特性为人们所喜爱。但现在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的儿童,儿童在电视的影响下过早地进入了成人世界,电视信息环境正在让儿童“消逝”。第二粒就是成功学,所谓的“成功学”实际是“急功近利学”。关于成功,有一个共同话题,即借口问题。有人对“借口”有很精彩的阐述。居里夫人:“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成功者,永远找办法;一种是失败者,永远找借口。”比尔·盖茨:“找借口是容易的,把借口掩饰得十分巧妙也很容易,但你只是个懦弱者!”美国西点军校的士兵,永远是左手夹书,右手随时准备遇到军官就敬礼,回上三句话:“长官,您好!”“长官,您讲的,我清楚了!”“长官,我去做,没有任何借口!”因此,成功切不可急功近利。
关于青春的问题,心理学家早就说过青春不只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年龄阶段。其实青春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所有人都应该有青春,真正的青春应该是他的心理状态,他的精神状况,他的专业追求。青春问题,还包括小时代的青春和大时代的青春。致即将逝去的青春,那是现代年轻人的青春,在我看来,是那一批80后作者强调“小时代”的青春,小时代的青春是什么?在他们的描述中,青春是一场远行,我们回不去了;青春是一次伤痛,我们忘不掉了。于是,小时代中年轻人的青春更多的是伤感、怀旧,还有对未来的各种忐忑。
但教师要建构一种大时代的青春,回想1953年王蒙先生写的《青春万岁》序诗:“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所有的日子都去吧,都去吧,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多沉重的担子我不会发软,多严峻的战斗我不会丢脸;有一天,擦完了枪,擦完了机器,擦完了汗,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并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我们的教师也要抱有这样的心态,去拥有真正的青春。
此外,阅读的人生意义还表现在机遇上。有人说,机遇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我却更愿意将这句话解读为:机遇是自己创造的,只要刻苦、努力、勤奋,就会有机遇。不要等机会来,而是要去创造机会。由此,我想到,人是一个意义的存在,这个意义不是别人赋予或给予你的,而是自己创造的。人可以是意义的创造者,也可以是意义的破坏者,今天谈阅读与回到,其实我们是在创造意义。
阅读,如果不和人生意义结合在一起,读书的境界就不高。教师的发展要有大视野、大格局,课程改革、教学改革等也要有大视野和大格局。通过阅读,还要回到好教师,让自己拥有面对改革的视野。
回到好教师,先从一个好教师做起吧,慢慢地才能走向卓越。有人研究世界500强企业后得出一个结论,即优秀是卓越的敌人。当经验束缚住你手脚的时候,你是不能走向卓越的。好教师是谁?我们不必对好教师下定义。美国著名课程专家小威廉·多尔说:逻辑很重要,但隐喻更重要。这也印证了黑格尔的名言,“用感性的方式表达理性”,这是最美的方式。于是,我就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好教师。
好教师首先是先生,在当今的中国语文教学界,有三位大师,他们是于漪、李吉林、洪宗礼。2015年镇江市教育局邀请三位到镇江参加一个语文教育的研讨会,那次座谈会由我主持,我说这次座谈会有个主题——先生回来。“先生回来”,不仅因为三位的故乡都是镇江,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师之道、为师之德回来了。
于漪老师说:“我做了一辈子教师,我一辈子学做教师。”一辈子做教师,更多的是情怀、态度、价值取向;而一辈子学做教师,则是求真、求善、求美的过程。她在教学中以情激智,用情感教育来激发学生的智慧。李吉林老师说:“我是一个竞走运动员,又是一个跳高运动员。”竞走运动员,要坚韧不拔地前行,但永远不离大地,永远追逐地平线;而跳高运动员,则要不断提升目标,追求更高的境界,仰望星空,逐向山峰之巅。由此她形成了“情境教育”的教学主张,为儿童研究儿童。洪宗礼老师说:“我把工作当作学问来做,我要站在讲台上,又要站在书架上。”把工作当作学问来做,更多的是要做学问、做研究,教学即研究,教师不是教书匠;而站在讲台上和书架上,更多的是要读书、学习,教师永远是读书人,永远在书的海洋里徜徉,他自己也变成了一本书,他的语文教学被命名为“洪氏语文”。
当年季羡林先生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组委会的颁奖词是这么写的: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他用自己的学问,铺成了大地美丽的风景,把文化汇入传统,把自己的心留给东方。季羡林是一介布衣,但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心有良知如璞玉,笔下道德文章均佳。这时我就想到:先生的实质是知识分子。何为知识分子?在我的阅读视野中,捕捉到这样的信息:当年,一批有知识的俄国人,茶余饭后在酒吧、咖啡馆聊天,聊的不是私事,而是当前的社会和民生,是俄罗斯的今天与明天,后来这批人被称为知识分子。此外,在法国,左拉和卢梭曾为一个普通的小战士辩护,因为政府判小战士犯了叛国罪。这是天大的冤屈,可谁敢和强大的政府对抗?那就是左拉、卢梭这批有知识的人。小战士被无罪释放的时候,一些政府官员酸溜溜地说,左拉、卢梭他们是知识分子。我还看到弗兰克·弗里迪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他说:“定义知识分子的,不是他们做什么工作,而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他们所维护的价值。”可见,知识分子是超越职业的。依我看,所谓知识分子:第一,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社会的良知,家国情怀、民族认同永远在心中;第二,关注真理、正义和时代趣味这些全球性问题;第三,追求独立和自由的生活;第四,要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第五,总是处在创造性的紧张状态,做到以上几点,我们才可成为知识分子。好教师、名师是先生,先生的本质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用以上几个特点来支撑自己。
好教师、名师还要做一个道德教师。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在《普通教育学》中阐述道,从普遍意义上说,道德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当然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此外,好教师应该是反思型实践家,还应该是一个有自己风格的“领唱者”。
回到书中,就是回到对人生意义的追寻;回到书中,就是回到对名师成长的理解和解释;回到书中,还应该回到课程、回到教学、回到学生、回到儿童。这一切,都是在阅读中慢慢思考摸索出来的。但是,回到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真正的回到之过程总是充满想象,充满新的创造,所以,回到,其实是一个创造的过程,是一个创新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