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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有自己的界定：“主要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这是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中国表达，表明了中国立场。
如果作一文献搜索和梳理，不难发现，国际上对核心素养内涵的界定与中国表达是有差异的，或界定为能力，如日本；或界定为技能，如美国；或界定为知识、能力、态度的综合体现，如欧盟组织……这自然引起一些人的质疑和讨论：中国表达的是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吗？在“能力”前加上“品格”，而且如此凸显，有必要吗？显然，这是一个关涉到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其背后或深处是一个关于对人全面发展的理解问题，尤其是如何再次认识道德及德育改革价值地位的问题亟须讨论与澄清。
无需对品格和能力两个概念作出界定，但可以十分肯定地对两者的关系作出基本判断：品格和能力可以独立存在和使用，而在实践中，却总是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结构。这一结构充满着张力。正是这一结构的和谐性才促使人有整体性发展，进而形成完整的人格。
毋庸置疑，能力是十分重要的。于1996年由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就明确每个人一生中的四根支柱：“学会认知，即获取理解的手段；学会做事，以便能够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产生影响；学会共同生活，以便与他人一道参加人的所有活动并在这些活动中进行合作；最后是学会生存，这是前三种学习成果的主要表现”
。报告将这四种学习界定为“学习能力”，并指出“教育必须围绕四种基本的学习能力来重新设计、重新组织”。
可见能力之重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也非常明确地提出，教育教学改革要以“能力为重”，着力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以能力为重，就是要以能力为导向，坚定地摆脱知识导向，由知识转化为能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重要转向至今还未真正实现，中国学生能力薄弱是不争的事实，能力为重的改革之路只是开始，还会在艰难中前行。
但是，在讨论增强学生能力的同时，还有以下问题我们必须充分予以关注并努力地逐步解决。
其一，能力不能脱离道德品格而存在，能力必须在一个完整的道德品格与能力的结构中发挥作用。联合国在强调四种学习能力的同时，没有忘掉道德的重要。那份报告的观点十分鲜明：“把德育放在突出地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报告准备之时，正值人类面临着由战争、犯罪、贫困所造成的种种不幸，“而在过去的老路和另择新路之间彷徨的时候，让我们向人们提供另一条路，这条路将重新强调教育的道德文化层面”；这是一个艰难历程，“这一历程需要从了解自我这个‘内心的航程’开始”。
从表层看，能力是可观察可测量的，是冰山裸露在水面上的那部分；从深层看，情感、态度、价值观则沉潜在水的下面，不易发现，而且很容易被忽略。不易发现，绝不意味着它不存在，也绝不意味着它不发挥作用。“冰山模型”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能力与道德品格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完整结构，只重能力不重道德品格是不可能的，否则会破坏这一结构，丢弃道德品格，其后果必然影响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和发展。
其二，在这结构中，道德品格与能力不仅相互依存，而且相互帮助、相辅相成，更重要的是道德品格对关键能力的价值引领。道德品格与能力不是一个并重的问题，而是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道德品格。我们常说，科技是一把双刃剑，能力同样如此。能力既可以为他人、为社会做好事，也完全可以做坏事。纳粹分子不少是哲学博士，能欣赏高雅音乐，会弹钢琴、拉小提琴，但他们举起屠刀发起战争，屠杀无辜的人们，把妇女儿童关进毒气屋……他们的能力不可谓不强，但这样的能力绝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同样，当下的那些犯罪分子，智商不可谓不高，技术不可谓不先进，但绝不是社会与法律所容忍的。因此，能力有个价值方向问题。道德品格正是对能力进行价值判断，对能力进行价值定位，是对能力的价值滋养。能力不能离弃道德品格，道德品格也需要能力的支撑。假若道德品格缺失能力的支撑，那么，这样的道德是空洞的，甚至是虚无的，是没有魅力可言的，当然是无效的。严格说来，道德品格本身也包含能力，那就是道德能力，即认知能力、情感能力与实践能力。我们既反对无道德的“强人”，也反对无能力的道德空谈家。品格与能力应统一起来。
其三，品格与能力的结构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的底色与本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色与本色是伦理道德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表达。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又强调：“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这些论述完全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道德经》云：“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尊道贵德表现了老子的智慧，表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无论是孔子的“仁者爱人”，还是墨子的“非攻”“兼爱”，或是孟子的“四端”说，它们都以历史的方式，昭示着今天人的发展，昭示着道德品格与能力的关系。完全可以认定，“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的完整表达，彰显的是中国智慧，标志着文化上的回归与进步。这是中国教育的一种自信。
也许这是与国际上有关核心素养表达的差异。不过，仔细考察，由于道德困境带来的道德焦虑，有的国家也注意在突出能力的同时，进行修正和调整，比如新加坡，核心素养中十分强调乐于奉献、心系祖国等基本要求。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确实，品格与能力统一的结构充满张力。
立德树人是深化课程改革的任务，也是深化整个教育改革的根本任务。立德树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育人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是育人，而所育之人必须具有必备品格，又必须具有关键能力，这样的人才是完整的人。无疑，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的相统一、相融合，是立德树人的应有内涵，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和方式。说到底，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相得益彰的实质是立德树人。
立德树人，首先是树人问题，这是立德树人的核心与宗旨。立德树人要树完整的人，身心健康的人，和谐发展的人。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恰似“人”的一撇一捺，支撑着人的发展。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在儒家文化中，人格的完善需要两个重要的向度，一是智，一是仁。孔子将智与仁相提并论，其意十分清楚。我们可以对孔子的论述作出这样的阐释：智，指的是能力，因为智慧总得有落脚的地方，这落脚的地方是能力；仁，指的是道德品格，主要是仁爱之心。这样的并论，其实也是一个结构，二者相互映照，相互关怀，相互支撑，达到立德树人的“树人”要求。核心素养可以有不同的维度、层次、具体表现，但都必然会聚焦于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上。
其次，立德树人强调的是通过立德来树人。为什么要强调通过立德来树人？这一命题标明的是对道德在人的发展中重要价值地位的深度认知和高度肯定。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在论述教育目的时说，道德教育是教育不允许回避的目的，“我们可以将教育唯一的任务和全部的任务概括成这样一个概念：道德”。他又说：“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标，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标。”
既然是最高目标，就必须以此来育人，这应是确信的。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德育在全面发展中占主导地位，他说：“培养全面发展的、和谐的、个性的过程就在于：教育者在关心人的每一个方面、特征的完善的同时，任何时候也不要忽略这样一种情况，即人的所有各个方面和特征的和谐，都是由某种主导的、首要的东西所决定的……在这个和谐里起决定作用的、主导的成分就是道德。”然后，他紧接着表达：“形象地说，道德是照亮全面发展的一切方面的光源。”
决定的作用、主导的成分、照亮一切方面的光源，都是在深刻而又生动地阐释一个道理：立德可以树人，应以立德来树人。同样，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虽然是对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但同样适用于学生的发展。可见，立德树人本身，就强调了道德品格对于关键能力的价值规定和引领作用。由此，也完全可以认为，强调对必备品格价值地位的确信是国际教育改革的共同追求。
再次，立德树人的“立德”，首要的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灵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德，既是个人之小德，又是社会、国家之大德。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通俗而精辟。之所以说是灵魂，之所以是人生第一粒扣子，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学生核心素养发展中起着价值引领的作用，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为的是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学生核心素养规定了价值目标。这一价值目标就是既满足个人终身发展需求，又满足社会发展需求，这两种价值取向统一在一起。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学生核心素养进行价值澄清和价值引领。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过程就是价值提升过程，在提升过程中要在价值澄清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引领。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规定了价值秩序。价值观涉及理想，而理想呈现不同的方向与内容，有序地进行价值选择，又以价值建立道德成长、能力发展的秩序。
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解决的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么培养人的问题。而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正是对这两个问题的回应。从立德树人的高度审视，必备品格的引领、关键能力的支撑是多么重要。
“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的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相辅相成，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行动关键点的支持。我以为，最为重要的原则和关键应是知行统一，而和知行统一联系在一起的是学思结合。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是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观点，此话出自《传习录》。大家都知道，知、行是人的两类基本活动，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两个重要概念。知既是对外部世界的感受所觉，也指智慧。知不只是指知识，而且指知识获取的方式，以及由知转化智的过程。可以这么去理解：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的结合、统一，其中包括道德品格对能力的价值引领，实为一种智慧，而智慧又以知识为基础，以知识为起点。“行”，“本指道路，引申为行走，再表示行为。……指各种实践活动。”
实践出真知，其中的“实践”指的是行动，其中的“真知”指的是能力，也指人的品格。无论是道德品格养成，还是能力的提高，都离不开“行”，离不开实践。核心素养就是在丰富的、真实的、复杂的情境中体验、探究而养成的，是在跨界的学习和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行，对于核心素养特别重要。
“知”与“行”又是不可脱离的。朱熹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
其义自见：知行必须结合，必须统一，结合、统一的结果是“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而知行的脱节、分离，甚至对抗，当然不能建构人的道德品格，也不能建构人的能力结构。知行结合的命题跟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这一命题如此契合、熨帖，可见，是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形成的关键所在。值得高兴的是，当下，知行结合，促进核心素养发展，已有一些积极、有效的探索。如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局，提出“行走德育”的行动计划，就是在核心素养的引领下，让学生在社会中行走，开展道德学习、道德实践，形成“行走德育”的地图，促进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结合，促进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的形成与提高。
知行结合折射的是学思结合，尤其是思维。杜威对学习的重要判断是：“学习就是要学会思维。”紧接着他又说，在所有的教育事项中，“至少要有一种有意识的目的，亦即要有一个思想的因素。否则，实际的活动是机械的、因循守旧的，道德也要流为轻率的和独断的，美的欣赏就会成为感情的冲动”。
学会思维、培养思维品质是核心素养的应有内涵。学与思的结合、知与行的结合，用思维来伴随和穿行，在道德实践中，提升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的深度。
“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的表述，把我们的视野引向核心素养引领下对道德价值的再认识，突显道德价值的引领作用。这一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的结构，将会促进学生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的提升，促进核心素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