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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教育写作者，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中人，长时间过着“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封闭式生活。外在的教育环境已经历了若干次的风云变幻，他们却还守着老黄历，以某些昙花一现的主张为着力点，撰写一些“出土文物”级的教学论文。
比如，在审阅某地的700余篇教师竞赛论文时，我发现至少有20篇以上的文章，还在探究十几年前风行一时的新课程改革。新课程改革这一主题下的文章不是不能写，经历了十几年的课改实践，教育写作者该关注的应是十几年实践中的得与失，绝不应该还在探究浅层次的学生主体地位问题。诸如《新课改背景下的学生主体地位确立》之类的文章，放在十几年前，对于纠正部分教师的认知偏差或许会有积极意义。放到当下的教育语境中，其唯一价值，就是昭示作者的视野逼仄，观点陈旧。由这样的文章，便可推知该作者已很多年没认真阅读过教育教学著作，很多年没有认真思考过教育教学问题。
同样的道理，当我们需要对实践多年的“小组合作探究”学习模式进行学理分析时，文章的着眼点宜放在对既有实践经验的得失解剖之上，不能浪费笔墨去探讨小组合作探究的各种积极意义。因为，意义分析类的文章，只适宜于出现在某种理论、某种现象诞生之初。这就如同面对一种食物，在食客刚接触到它时告之食用的价值与意义，自然会引起食客的食欲。食客已经对该食物了如指掌了，还要拉住他喋喋不休地诉说食用价值与意义，便只能招人厌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