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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水平
[摘要] 胡先骕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学衡派创始人和学术健将之一，其文学批评思想成为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本文从文化诗学视域透视胡先骕文学批评，认为胡先骕诗学批评极为博学和极具历史感，具有鲜明的文化诗学的学术品格。论者多以保守主义、人文主义和古典主义等评论胡先骕，本文则认为，胡先骕对进化论持审慎的接受态度，堪称一种新保守主义、新人文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文化诗学，并呈现一种多面向、多维度、多层次的复合式理论结构。胡先骕的文化诗学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一页，具有不同于胡适文学启蒙的“文化再启蒙”的现代性价值和历史地位。
[关键词] 胡先骕 文化诗学 复合式理论结构 新古典主义 现代性
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胡先骕是一个绕不过的重要个案。胡先骕（1894—1968），字步曾，号忏庵，江西南昌人。中国现代植物学的学科奠基人，著名教育家、诗人和文学批评家。青年时代曾二度赴美留学，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得农学学士、植物学硕士学位，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国立中正大学”首任校长，“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等职。胡先骕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学衡派创始人和学术健将之一，其文学批评思想成为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论者多以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人文主义、古典主义、精英主义等来评论胡先骕
，本文认为，应当在这些学术定位的表述之前，一律加一个“新”，以体现胡先骕学术思想似旧而新的创新品格。本文从文化诗学视域透视胡先骕文学批评，认为胡先骕诗学批评极为博学和极具历史感，具有鲜明的文化诗学的学术特点。胡先骕对进化论持审慎的接受态度，堪称一种新保守主义、新人文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文化诗学，并呈现一种多面向、多维度、多层次的复合式理论结构。胡先骕的近体诗创作及评论和文化诗学批评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一页，具有不同于胡适文学启蒙的“文化再启蒙”的现代性价值和历史地位。
胡先骕出生于南昌市新建县一个传统的仕宦家庭，有着传奇般的人生经历。他从少年时代就抱有“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
的远大志向，由一名聪明颖慧的旧学神童成长为中国现代杰出科学家和优秀人文知识分子，一生参与和经历了许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学术文化事件，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壮美人生。除取得享誉世界植物学界的科学成就，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之外，胡先骕的文学成就同样骄人。胡先骕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国学修养，尤其擅长旧体诗的创作，留美期间受到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濡染，在科研和教学之余热心文学创作和诗学批评，取得了毫不逊色于中国现代一流诗人和文学批评家的业绩。1919年，胡先骕在南京高师任教期间，针对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激进的白话文主张，率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中国文学改良论》，阐述其与胡适迥异的新改良主义文学观。1922年，胡先骕在东南大学任职期间，与梅光迪、吴宓等人创建《学衡》杂志，为中国现代史上重要文化流派“学衡派”创始人之一。胡先骕治学严谨，著述勤奋，在文学批评领域的代表作还有：《欧美新文学之最近趋势》（1920）、《评〈尝试集〉》（1922）、《论批评家之职责》（1922）、《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3）、《文学之标准》（1924）、《评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1933）、《建立三民主义文学刍议》（1942）等。人文类译著有《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1922）等。此外发表了大量有关晚清民国时期诗人诗作的评论序跋。在诗文创作方面，著有《忏庵诗》《忏庵词》《忏庵丛话》等。胡先骕长期关切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建设各方面问题，还撰写了大量探讨教育、哲学、宗教、时政等问题的文章。
胡先骕身处20世纪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历史转型时期，他毕其一生孜孜不倦地探索民族发展和国家强盛的复兴之路，积极参与现代中国科技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的建设，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建构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胡先骕的文学实践和文化批评秉持一种返本溯源、守正开新的学术立场和致思路径。胡先骕主张立足中国文化本位，通过富有学理的批评与选择，对东西文化进行双重反思，互为参照，重建具有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中国现代新文学。他拒绝胡适所理解的全盘西化的新文学，对中国文学现代性有更加稳健和包容的价值追求与文化诉求。
作为一位旧体诗大家 ，胡先骕一生创作了近八百首旧体诗，古体、近体、长短句各体皆工，篇篇佳作，尤擅古体。胡先骕何以更喜爱古体诗甚于近体诗（格律诗），本身就是一个极有学术含量和文化信息的研究课题。须知古体诗在旧体诗中的格律不像格律诗那么谨严，比格律诗相对自由和宽松，古体诗可谓格律诗中的自由诗。胡先骕的旧体诗兼有汉诗、唐诗、宋诗和清诗之众美，善于将现代生活情境写入诗歌作品中，开辟了旧体诗创作的新格局和新境界。尤以十几首长篇五古和七古最优，皆“以旧瓶装新酒”，以传统旧体描写现代新生活，叙事、写景、状物、咏史、抒情、言志，别开生面，无所不善。即便置于汉唐宋诗集中，也允为一流经典之作，达到了中国旧体诗在艺术可能性上的极致境界。其长篇七言古体《水杉歌》（1961）具有盛唐古风和歌行的气象和风味，为中国现代最早的科学文艺和生态文学佳作，已然跻身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之列。胡先骕的诗歌创作是其诗学理论的实践化，也使得其诗学批评具有独特的实践品格。
作为一位文学批评家， 胡先骕的文学批评承袭并超越了晚清民国以来维新派文人林纾、陈三立、沈增植等人的知识传统，吸纳了美国白璧德人文主义的文学和文化批评思想资源，对胡适倡导的“五四”白话文运动有着深刻的反思和纠正。胡先骕的文学批评兼综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诗学与文化，具有集大成的文化品格。其文学评论既具有深厚的中国学术史意识，又具有开阔的世界文学史眼光；既熟稔文学的审美批评、语言批评和文体批评，又具有广博深邃的文化视野和历史底蕴。
胡先骕之学术地位可谓三起三落，跌宕起伏。仅文学方面而言，胡先骕因二十世纪初期与胡适展开关于文言诗与白话诗之争（史称南北“二胡之争”），被视为“不合时宜”的守旧派，长期被文学史教材书写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处于被忽视的边缘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上的一个悲剧性存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之后，新文化运动争论的喧嚣早已尘埃落定。透过历史的尘嚣，人们再回眸胡先骕与胡适之间关于新文学问题的论争，却愈来愈认识到，胡先骕的思想历经时间淘洗之后，历久而弥新。这可谓是“历史的辩证法”。
论者常以“保守主义”、“人文主义”、“古典主义”等来评论胡先骕的文学批评理论。然而，笔者以为，把上述词语用于评论胡先骕时，应当一律在前加一“新”字。胡先骕的文化诗学批评思想既区别于陈独秀、胡适的激进的新文学观，也不同于章炳麟、邓实、刘师培、黄季刚等国粹派的保守主义文学观。胡先骕的学术谱系具有复杂性，他既出身于仕宦之家，具有传统文人的深厚国学造诣和文学素养，又二度留学美国，多年接受西方现代科学与人文教育，获得科学方面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是一位取得世界重大科学成就的优秀科学家。其凌跨科技和人文的知识背景是同时代学人鲜能企及的。胡先骕以博学的素养、高远的视野和理性的精神，对中西传统文化之优劣进行了多元透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及批评之建构作出了独特的思考与贡献。胡先骕的学术思想貌似保守，其实先进；看似不合时宜，其实是文化先知。其深邃的思想和先知般的意识超越常人的认识，因此在当时不为人所理解。时过境迁，大浪淘沙，真金显现。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化反思和国学热以来，胡先骕及学衡派逐渐成为一个学术热点，胡先骕的学术魅力正日益彰显。
胡先骕文学批评理论有着深刻的改良创新的思维特性，具有新改良主义、新进化论、新保守主义、新人文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的学术品格，成为中国文学和文学现代性建设的重要之维。故本文一律称之为新保守主义、新人文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文化诗学。胡先骕文化诗学的学术个性是在与五四新文学家胡适的争鸣、辩驳、对话、反思和创新中得以成熟的，处处彰显出进化与保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中学与西学、古学与新学、时代精神与超时代精神、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语言批评与文化批评等双重属性相济相成、二元互补的内在张力。中国现代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批评史和文化史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对胡先骕及学衡派的研究，涌现了不少有见地有分量的学术成果。然而，对于胡先骕博大精深的文论和诗学的研究仍缺乏深入研究和深度解读，专题研究胡先骕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的更为鲜见。本文玆从文化诗学角度开掘胡先骕文论和诗学，透视胡先骕文化诗学的理论特质及其历史地位。
胡先骕文化诗学批评理论博大精深，包含极为丰富的理论内涵，据笔者初步研读，胡先骕文化诗学大致涉及以下重要问题，诸如：1.中国现代文学改良论；2.大同郅治的世界文明论；3.中国传统文化本位论；4.取法经典的文学标准论；5.与胡适之间的文言诗与白话诗之争论；6.诗歌格律音韵论；7.独具慧眼的中外文学史论；8.形质统一的文体论；9.“脱胎即创造”的文学创新论；10.批评家之责任论，等等。限于篇幅，玆不具论。本文择其要者，集中讨论胡先骕文化诗学的学术定位与理论个性等问题，旨在通过揭示胡先骕新古典主义化诗学的三个基本特质来彰显其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现代性价值及其历史地位。
阅读胡先骕的著作，最强烈的印象是深感其“博学”。胡先骕不愧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位大师级的学者，治学和执教一贯强调既要“专精”又要“博学”。他在高等教育理念上主张“大学教育，既贵专精，尤贵宏通”
，提出除接受专业训练之外，大学生还须选习相当数量之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科学、美术等课程，造就学有专长又淹贯宏通之士。在科学研究上，胡先骕强调科学家应具备“广博之学”，善于以“种种有关系之学科”解决科学问题
，他对“生物活化石”水杉的发现即是得益于运用广博的各门科学知识和文化知识。在文学批评理念上，胡先骕同样具有博学宏通、文史哲打通的特点。1922年，胡先骕发表《论批评家之责任》一文，对于文学批评家的责任提出六点要求，其中之二便是“博学”，指出：“批评之业，异于创造。创造赖天才，故虽学问不深，亦能创造甚高之艺术。至批评则须于古今政治历史社会风俗以及多数作者之著作，咸加以博大精深之研究。再以锐利之眼光，为综合分析之观察。夫能后言必有据，而不至徒逞臆说。……然苟真欲在吾国立批评之学，将中国固有之典籍重行估值，则必非近日所谓新文学家者所能胜任也。故吾谓今日批评家之责任，在博学也。”
胡先骕论文评诗，善于中西比较、古今打通、科学与人文对话、文史哲多学科贯通，具有探本溯源、汇通中西的价值取向和跨学科研究的文化诗学学术品格，显示出广博的学术史视野和深厚的文化意识。善于通过学术反思来对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进行重估和转化，从中发掘出具有世界性意义和永恒性意义的价值内涵。大浪淘沙现真金，历经实践的筛选和时光的考验，胡先骕文化诗学之博学和深邃的思想日益受到学界重视。
1932年，胡先骕在《今日救亡所需之新文化运动》一文中提出：“吾且主张对于政治经济，须取彻底之社会主义式之改造，使吾国不致重蹈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覆辙。……然根本之要图，为一种较五四运动更新而与之南辕北辙之新文化运动，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以革新人心，使知人与禽兽几希之辨，即在禽兽之行为，纯为自然律所支配；而人则不为自然律之奴隶，另须遵循得以生存于文明社会之人的规律。凡食色争夺之兽性，必须有所节制，而另求理智上道德上之安慰与愉乐。一方对于吾国文化有背于时代性之糟粕固须唾弃，而其所以维护吾民族生存至四千年之久之精神，必须身体力行，从而发扬光大之。则今日之弊政可以廓清，政法经济上重要之改革，亦可施行而无阻。”
在此，胡先骕全方位思考中国社会之改革问题，提出政治、经济、文化改造的三元结构的思想，提出对传统文化应去其糟粕而取其精华的文化改造原则，显示其文化诗学思想具有丰富性和包容性，其文学批评具有多重维度与多侧面的关切。
1940年代，在中华民族同仇敌忾英勇抗战的艰难岁月中，胡先骕写出论“精神之改造”、“教育之改造”、“思想之改造”、“经济之改造”等论“四大改造”之系列论文，多学科多角度地全面清理和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端，强调厉行综合改革，振兴民族精神，谋求中华复兴。他指出：“如欲发扬我民族之美德而祛除其恶德，则必须条分缕析之而穷究其所以养成之之道，方能对症下药，以求社会改造而达到思想之改造。”
1942年，胡先骕在《建立三民主义文学刍议》一文中更是以高屋建瓴的气势和精美绝伦的文字论述了时代思潮与文学创作互动嬗变之规律，指出：
时代之思潮，每反映于文章，若影之随形，响之随声，推之于艺术音乐，莫不皆然。当一民族之勃兴也，其始虽文化苟简，然其勇往迈进奋发有为之朝气，常能自然流露。故发为歌谣，形诸吟咏者，虽技术不精，而其气磅礴，必非叔世颓废哀伤之作可比也。及其文化已孕育至一相当程度，则内蕴既富，葩发自呈，其光彩乃绚烂，可逼视焉。又或民族间交通既频，不同之文化，相互影响，激荡启发，新机骤增；于是或介绍，或传译，或创作，或发扬，能使因袭陈旧之文坛，顿陈革新之气象，名世之著，遽如春笋怒发，其兴也勃焉。又或途穷则变，变而后通，苟有命世之才，必求自立之道；每能化腐朽为神奇，振庸俗为风雅，于是燕乐拔为雅奏，方音变为雅言；斯固一时风气之潜移，然亦由于三数隽才所提倡。之四途者，盖有价值之文学创造光大之所由，准诸古今中外，莫不皆然，而要以国民之文化与思想为其基础也。
身处中华民族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的历史关头，胡先骕以其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批评家的多重身份写下这篇弥足珍贵的文章，深刻阐述了重要历史转捩时刻文化创造与时代精神的内在关系。胡先骕对文化建设的这种热切关注和深度考量，既是对中外文学与文化发展规律的总结，更是对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和同胞民族精神的提振，同时寄托着他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学发展愿景的前瞻，生动彰显了胡先骕作为一位杰出科学家、教育家、诗人和批评家的爱国情怀、文化使命感和学术担当意识。在文中，胡先骕进而论之：“故欲穷究其原委，必先钩稽其文物与思潮；欲有所因革建树，亦必导源其星宿海。斯本末终始，因缘业报，厘然毕陈。探讨则如网在纲，创作亦有根斯茂。必如此，方能绍述；亦必如此，始能创造。”
在此，胡先骕以史论结合的跨学科方法，探寻民族文化的根本，推源溯流、钩稽历史，绍述传统，考量创造，主张在继承中华文化传统精华的基础上建树新文学，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转化与创造。再次显示出胡先骕在文化诗学批评上善于中西融汇、古今会通，在多学科之间进行比较研究的学术特点。其文化诗学批评关涉和泽被人文领域众多学科，对中国现代文论、中国古典诗学、中西比较诗学均有启迪价值。
胡先骕的文化诗学批评与整个学衡派的治学理路具有家族相似的特点。作为学衡派创始人之一，当初胡先骕与梅光迪、吴宓一起创办《学衡》杂志时，其刊名显然脱胎于王充《论衡》之书名，有“衡量学术”或“学术批评”之意。《学衡》的英文名则译为“The Critical Review”，意为“批评性地再思考”。从刊名上看，这显然是一份面向学者的学术批评刊物。正如刊物章程所言，其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
。前四句言其办刊目的，后四句言其治学方法。《学衡》主要刊发中外古今文史哲类学术文章，文学仅为栏目之一。可见，《学衡》杂志并非纯文学刊物，而是一份文化批评杂志，体现了学术性、学理性、反思性、批评性、文化性及跨学科性。
在学衡诸子甚至整个中国现代新文化诸子当中，胡先骕的学术跨度是最大的。胡先骕折中于中与西、古与今、科技与人文之间，胸襟博大，视野开阔，具有一种多元整合的文化心态。胡先骕文化理论和诗学批评呈现一种类似英国著名作家和批评家托马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文化理论家丹尼·贝尔（Daniel Bell）等人文化批评理论那样的复合式理论结构，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真知灼见与学术张力。1928年，艾略特在《兰斯劳特安特罗斯》“序言”中宣称：“政治上，我是个保皇党；宗教上，我是英国教徒；文学上，我是个古典主义者。”
无独有偶，1976年，丹尼·贝尔则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自称：“我所致力的文化批评……已经超越了眼下广为接受的自由派立场，而力图以一种不同层次上的构想来探究当代社会的众多难题”。“本人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
时间上介于二者之间，胡先骕在20世纪前半叶也形成了类似的复合式文化诗学批评理论。这三人的文化批评理论恰好鼎足而立，在各自国家的文化现代性建设进程中起到了同样性质且同等重要的历史作用。这种多面向、多层次的理论结构，一方面极具思想张力和学术生命力，另一方面也可能带来接受上的难度和误读。
如上所述，胡先骕文化诗学批评理论呈现出一种具有内在张力的复合式结构。这种内在张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它们构成胡先骕文化诗学理论的基本特质。
1.胡先骕决非顽固的守旧派或复古派人物，而是有创新思维和相当之先进性的新型知识分子；他兼综了历史进化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之长，可谓“社会历史观上的新进化论者和新保守主义者”。
论者多把胡先骕视为复古、守旧，一味地美化传统、宣扬国粹的顽固老派的文人，显然失察。相反，胡先骕是一位有着西方进化论科学史学术眼光的新型知识分子，对西方进化论和进步主义史学观有相当之接纳，历来主张中国社会文化之改良和改革。胡先骕曾两度留学美国，对外学术交往频繁。从其留下来的照片来看，平日在服饰符号上选择西装革履，这点截然不同于长袍马褂的辜鸿铭等人。胡先骕早在1915年就发表译著《达尔文天演学说今日之位置》，刊于《科学杂志》第1卷10期与第2卷7期（1915—1916）。胡先骕一生不断追求进步，学术思想也一直在变化发展。他在二十年代的文章中，多用“改良”一词；而在三四十年代，则更多地使用“改革”一词。他连续发表论“中国之改造”的系列论文，全方位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之缺点，阐明中国社会引入西方进步文化的迫切性，主张在政治、经济、教育、思想、精神、文学等各方面进行全面改革。1946年，胡先骕在《思想之改造》一文中，更明确指出：“吾人必须对于人类未来之进步有坚定之信念，寻求之决心，明切之认识，正确之方法，则中华民族方能逐渐改造而为最前进之人群。”
质言之，胡先骕与胡适同为进化论者。所不同者，胡适主张突变型或彻底变革型的进化，其激进态度类似于前苏联生物学家米丘林与李森科；而胡先骕在生物学上不赞成李森科突变式理论，在文学上则不赞成胡适。胡先骕可谓是一位主张渐变、倡导脱胎与改良论的文学进化论者，类似于其生物学上信奉孟德尔—摩尔根基因论遗传学。
胡先骕对进化论持审慎的认同态度，主张限定其范围，以防其被滥用。胡先骕认为，科学与人文为两件事。物竞天择的天演说和进化论，不过是科学上之大发明，“不必影响于一般之人生观”
。何况自然界有些变化如天体演变和地球变化，也只能谓之为变迁，不得比之于进化与天演。连自然界的变化尚不可全部被解释为进化与天演，遑论宗教、道德、文学等人类社会的人文文化。后者更不得全部用进化、天演之观点来解释。例如：“自商周至于唐千余年而有李白、杜甫。自乔塞数百年而有莎士比亚、弥尔顿。以古况今，犹自可言进化与天演也。唐至清千余年而诗人未有胜于李白、杜甫者。自十七世纪至于今日，英国诗人未有胜于莎士比亚、弥尔顿者。则不得谓文学之变迁为进化与天演也。今日则以破弃规律之自由诗、语体诗为进化为天演矣。种种花样，务求翻新，实则不啻迷途于具茨之野，无所归宿，皆误解科学误用科学之害也。”
可见，胡先骕在文学上持一种审慎的、有限的进化论，可谓新进化论者或新保守主义者。
2.胡先骕主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兼顾；既重视物质进步，更重视精神提升；既吸取中国古代人文传统的根本价值，又借鉴西方人文主义尤其是白璧德人文主义之精华，可谓“文化上的新人文主义者与新精英主义者”。
胡先骕是一位既有科学精神又极富人文素养的学者，对西方文明和文化之分有深刻理解。胡先骕认为，应区分物质科学与精神文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可以前者取代后者，必须在追求物质科学的同时重视人文主义文化。他主张：“必使之寻求精神与物质之进步，认进步为可能而且必需。此种进步主义，必须副之以卓越之眼光，丰富之学识，而非盲目的但求物质之进步。”
又云：“庶于求物质学问之外，复知求有适当之精神修养。……庶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得以同时发达，则新旧文化咸能稳固。社会之进步，政治之修明，虽目前未能实现，二三十年后，终能成也。”
如何在追求物质科学进步的同时寻求精神上的进步呢？胡先骕主张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同时吸纳西方圣哲与吾民族性甚为契合之思想。他指出：“吾族真正之大成绩，则在数千年中能保持一种非宗教而以道德为根据之人文主义。”（同上，页83）“吾国立国之精神，大半出于孔子之学说。老庄佛氏之学虽与之异，而时有以匡翼之。盖孔子学说为中国文化泉源，与基督教之为欧美文化之泉源相若。”
胡先骕人文理想是中国儒道墨佛之人文传统与美国白璧德人文主义二者的融合创新。
胡先骕在人性论上持善恶二元论（人性有善有恶），认为人性有自然性与道德性二重属性。因此不可任由人性张狂而为，更不能任由情感泛滥。胡先骕的人性二元思想，是对中外哲学家关于人的自然人性与道德人性的哲学理论（其中也包括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吸纳和发展。一方面，他主张以中庸、中正的道德规范来节制人的自然人性，使之“上达”高尚的道德人性；另一方面，又主张尊重和发扬人的个性和性情，强调诗文须“句句有我在也”，从而创造出个性鲜明的佳作。否则，虽得其形似，而终无其精神。
可见，胡先骕文化诗学批评体现出一种新人文主义精神。
然而，胡先骕文化理论具有自视甚高的精英主义倾向，也是毋庸讳言的。研读《胡先骕文存》，第一印象就是其半文半白的雅正精美的文体，且采用传统圈点断句。既显示其有意与胡适白话文运动抗衡，也表征其智识阶级文化的高格和雅正，给人以文化贵族和学术精英的气派。除非少数专家学者，一般读者在接受上难免产生阅读障碍。在与胡适关于白话与文言的论争中，胡先骕批评胡适新文化派为文化平民主义，指责其“不惜将历代俊秀之士所养成之高格文化、高格艺术，下降以就未受教育、资禀驽下之平民之视听”
。胡先骕在文学艺术上强调高格，在审美趣味上崇尚雅正，每每强调文学的上达作用。例如，他在论及“批评家之责任”时，强调批评应“取上达之宗旨”，“斯不愧为先知先觉矣。”
胡先骕本人自幼天资甚高，在该文中他强调人的禀赋差异的作用，文化标准乃由少数精英确立，指出：“盖不齐乃生命之本性，人类之天性绝不相齐”。“人类物质和精神文化之幸福，多根据于少数大智慧家之学识。历史之往迹，亦随少数领袖人物为转移。”
这固然有尊重个性与见贤思齐的积极意义，也说明在文学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上，胡先骕确实偏于“提高”这一端。因此，其文化诗学具有新精英主义的价值立场。
3.胡先骕对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各有取舍，一方面信奉古典主义之典范，另一方面又不乏浪漫主义情怀。换言之，胡先骕书卷气十足，在总体上更显示古典主义的文化底色，其中又含有浪漫主义情愫，可谓“文学上的新古典主义和新理想主义”。
胡先骕将西方文学史简化为古学主义（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之嬗变史，对二者各有选择。他虽然在总体上赞许西方古典主义较浪漫主义为多，但也并非全然接受古典主义，而批评其“仅须模仿昔人之著作为足”，认为古典主义重视共性而忽视个性，重视“形”而忽视“质”。他指出：“新古学主义派，则认技术为万能，以为苟认定亚氏（笔者案：亚里士多德）之规律，则虽无内部之灵悟，亦可作最佳之悲剧。故亚氏所主张者为模仿天然之事物与人情，而新古学派乃主张模仿昔人之著作。流弊遂如明代七子之学杜。陈陈相因，依附草木，而个性尽矣。”
胡先骕则强调文学规范与作家个性之于文学皆缺一不可，不可偏于一端。
对于浪漫主义，胡先骕也有取舍。他指出：“浪漫主义，苟不至极端，实为诗中之要素”，“夫浪漫主义苟不趋于极端，在文学上实有促进优美人生观之功效。”
对于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笔者案，胡先骕称之为浪漫主义亚流），也称赞“其制胜处，全在于文学中开辟一未有之境界”
。但是，胡先骕认为，浪漫主义及其亚流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文学的弊端，均在片面人性的展示，缺乏对人类节制力的描写，因而须以中庸之道或中正规范纠正之。他强调，吾人对于文学，不必步趋古人。因为古人文学也不尽合于中正之典范，极端浪漫主义与极端古学主义均不得为好文学。
他希冀建立一个以儒学价值为主体和主导，崇尚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公民普遍知书达理的现代社会。然而，其文化理念有时难免有不合时宜、不切实际的贵族化精英化色彩，显得过于学理化和理想主义化。因此，胡先骕文化诗学批评又是一种兼收浪漫主义之长并富有创新意识的新古典主义批评。
综上所述，胡先骕的文化诗学批评具有悖论式、多扇面的复合型理论结构，笔者称之为 “社会历史观上的新进化论或新保守主义，文化思想和伦理 道德上的新人文主义和新精英主义，文学创作和诗学批评上的新古典主义和 新理想主义。一言以蔽之，则简称新古典主义文化诗学”。 胡先骕的新古典主义文化诗学批评是中国文学及批评现代性建构中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构成中国文论和诗学现代性建设的重要维度。
胡先骕登上学术舞台之时，正是新文化运动的草创时期，新文化建设尚未完全成型，胡先骕以批评者的角色参与到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建构和确立的进程之中，成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现代性建设的不同面向。胡先骕是一位有思想、有个性、不盲从的学者，他既驳斥胡适等人对传统文化的激进否定，也不认同国粹派盲目排斥西方文化。胡先骕强调：“故在今日，欲以欧西文化之眼光，将吾国旧学重行估值，无论为建设的或破坏的批评，必对于中外历史、文化、社会、风俗、政治、宗教，有适当之研究。”
他注重学理辨析和文化比较，善于从历史角度和学理层面思考，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现代性建构的根本源泉和价值基础，会通中西古今，脱胎创新。
1935年，作为学衡健将，胡先骕在应邀为纪念南京高师二十周年所作《朴学之精神》一文中曾这样回眸中国现代新文化建设史：“当五四运动前后，北方学派方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立言务求恢诡，抨击不厌吹求，而南雍师生乃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以正，人文主义乃得与实验主义分庭抗礼。”
又云：“幸今日秉国钧者，知欲挽救国难，首在正人心，求实是，而认浮嚣激烈适足以亡国灭种而有余。于是一方提倡本位文化，一方努力于建设事业。南雍师生二十年来力抗狂潮勤求朴学之精神，亦渐为国人所重视。”
在此，胡先骕反思和比较了南北实验主义（实用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不同的新文学思潮及其影响。南京学衡派和北京新文化派之间，胡先骕与胡适的文学批评之间，可谓构成相反相成的互补关系。
胡先骕虽批评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但绝不是顽固守旧。他们都接受了西方进化论的某些影响，都意识到中国文学和文化需要改造，同样重视中国文学和文化现代性建设；但在追求何种现代性、如何走向现代性等问题上却有着不同的思考和诉求，堪称两种不同类型的进化论者与新文学建设者。胡适全面引进杜威实验主义（实用主义），所求在激进改革，实用功利，立竿见影，关切时代，变革现实，改造社会；胡先骕立足本民族文化本位、本源、本根的价值立场，主张渐进改良，更关注国人的人生观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他借鉴白璧德人文主义，并使之融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尤其是孔子学说之中，重视人的人文素质养成与社会道德规范的建设，追求人性和审美中更为根本更为恒久的价值。他强调，批评家之首要责任“为指导一般社会，对于各种艺术之产品、人生之环境、社会政治历史之事迹，均加以正确之判断，以期臻于至美至善之域”
。
胡先骕融汇中西，吞吐古今，跨越文理，对中西两千余年悠久的文学和文化史加以系统研究和重新估价，探本溯源、守正开新、别开生面，重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继承性，强调现代性源自传统，以传统为根柢，并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同时对西方文学和文化之各种主义又加以全面甄别和取舍，而不隅于一家一说，以避免“西方文化之危机挟西方文化而俱来”
，因而能够提出更具学理性、反思性和建设性的“脱胎即创造”的中国文学改良论观点。显然，与胡适急功近利的激进心态相比，胡先骕“脱胎即创造”的中国文学改良论体现了更为自觉的文化主体性和更为健全的文化心态。胡先骕的改良路径类似于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思路，然而比林毓生的观点早提出几十年。林毓生的观点见于其《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一书中收入的一篇访谈。林毓生指出：所谓“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创造地转化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这里所说的改造，当然是指传统中有东西可以改造、值得改造，这种改造可以受外国文化的影响，却不是硬把外国东西移植过来。”
可以说，林毓生的这个思想与胡先骕及学衡派理论一脉相承，是对前者的进一步阐发。总之，胡先骕提出的脱胎创造、渐进改良的中国文学改良创新路径，谱写了有别于胡适式的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新篇章，为中国现代文学及批评开辟一种既有世界眼光更有民族文化本位的新境界。在世界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上，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可选择的现代性”、“多元现代性”、“东方现代性”的典型案例。胡先骕“脱胎即创造”论与胡适的“八不主义”论同属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范畴，胡先骕与胡适均为中国现代文化启蒙运动的新诸子健将。相对于胡适全盘西化的新文学启蒙而言，胡先骕新古典主义文化诗学不啻是一种文化新启蒙和再启蒙。它不仅对胡适白话诗创作的新文学观念与实践起到了补充与矫正的积极作用，更直接开启了后来新月派、现代派等兼具自由与格律的新诗创作之先声，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
然而，时过境迁，我们在充分肯定和估价胡先骕文化诗学批评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的同时，也必须客观地指出，胡先骕的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批评思想从总体上仍趋于保守。尽管胡先骕为中国旧体格律诗创作增添了很多前所未有的题材，把它推向了很高的新境界，然而，我们不得不说，正如胡先骕本人所认识到的，旧体诗作为中国传统诗歌最基本的体裁，在宋代已经达到极盛，难有新的开掘。“在今日观之，中国诗之技术，恐百尺竿头，断难再进一步也。……在旧文化中国，恐更难有拓殖之余地也。”
清末诗人陈三立也好，学衡派健将胡先骕也好，终难挽救旧体诗创作面临整体衰落的危局。借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旧体诗作为中国诗歌创作的“范式”，已必然地、不可逆转地让位于白话自由体新诗。胡先骕文化诗学批评在对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方面，在对近代旧体诗创作及其评论方面，自有其不可或缺的学术价值。但是，胡先骕“守正”有余而“开新”不足。他没有尝试创作白话新体自由诗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在新诗批评方面也就关注不够。
胡先骕生活的年代跨越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回眸胡先骕的诗学批评实践与生前诸多文学佳话，我们依然感受到其理论之敏锐、博大和深刻，愈益感受到其人格风范之伟岸。胡先骕与陈寅恪同为仕宦之家，而且两家世代交好，胡先骕与陈寅恪的墓地也一并葬在庐山植物园，国学大师卞孝萱为其撰写碑文，受到后人瞻仰。胡先骕与钱钟书父亲钱基博亦过从甚密，胡先骕诗集《忏庵集》生前由钱钟书亲自编订，由国学大师马宗霍作序。钱钟书在文学上对胡先骕推崇备至，其“诗分唐宋”说及宋诗研究深受胡先骕学术思想的影响。像胡先骕这样在学术上跨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者，在中国现代学术界可谓“绝无仅有”。胡先骕的文化诗学批评尽管有这样那样之不足，但它对胡适及“五四”新文学运动起到了重要的矫正与制衡作用。并且，胡先骕的诗学思想及其格律诗创作经验也早已被胡适之后的新月派和现代派等诗人所吸纳，成为长期滋养中国现代诗歌创作与批评的重要思想资源和艺术资源。一代宗师，厥功甚伟。胡先骕及其所属的学衡派，作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现代性建设历程中的学术重镇，已然载入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成为其重要篇章而不朽。胡先骕曾多次赞誉晚清诗人郑子伊、陈伯严、郑苏庵等人为“诗中射雕手”；同样，胡先骕也可谓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位承前启后的射雕手。随着时间的推移，胡先骕文论与诗学的现代性价值历久而弥新。其文化诗学的学术魅力与日俱增，愈显出睿智的学术光芒，并将继续启迪当代学者献身于中国美学、诗学和批评这项永无止境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