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修辞性方法的开创人物、美国文学批评家韦恩·布思在其《小说修辞学》中率先提出了“不可靠叙述”的概念，他把“按照作品规范说话和行动的叙述者称作可靠叙述者，反之称为不可靠叙述者”。布思的学生和好友，著名的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家詹姆斯·费伦对此作了进一步引申：“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有一个人物——叙述者，不管这个人物是主人公、目击者，或与行动相隔甚远的转述者，可靠性的问题就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修辞的叙事》）卡夫卡的经典短篇小说《骑桶者》中的“我”正是这样的一个不可靠叙述者。
《骑桶者》中的“我”作为“同故事叙述者”（叙述者与人物存在于同一个故事层面）（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向读者讲述自己因穷得买不起煤想去向煤店老板赊煤，这很容易引起读者对他的同情，但他不是拎着煤桶走着去的，而是骑着煤桶飞着去的，这样一个异想天开式的举动，与读者的行为规范有了一定的冲突性。可想而知，结果他不但没有赊到煤，反而被煤店老板娘的围裙扇到了冰山区域，甚至都无家可归了，这样的结局同样不符合读者的行为规范。但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漏洞”与“破绽”的怪诞而神奇的故事，“我”却讲得神乎其神，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很明显，在这样的故事中，“我”并没有对事实作真实而充分的报道，所叙述的一些事实以及对事实的一些判断都发生了扭曲变形，可见“我”是一个不可靠叙述者，“我”所叙述的一切都需要读者透过文本本身去重新加以认定。叙述者通过这种独特的叙事充分体现了叙述的操控性，从而达到了其特定的叙述目的。即通过塑造一个不可靠叙述者，将读者直接引入“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内心世界，其叙述直接生动、主观片面、较易造成悬念并让读者对其生存状况和艰难处境产生悲悯的情绪，且在情感上与其产生了共鸣，从而进行生存体验和认真思考卡夫卡所营造的“一切障碍在摧毁我”（叶庭芳，《卡夫卡全集》）的严酷现实，进而产生对生存危机的焦虑，共同完成故事所要达到的悲剧性。小说由此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生命力。因此，叙述者是如何伪装“可靠”的身份的，而这种“不可靠”又是如何被拆穿的，就成为我们探讨《骑桶者》不可靠叙述的重点，也成为我们探寻文本审美趣味的主要抓手。
叙事时间涉及“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两个层面。在故事时间与话语时间的时间差中，叙述者关于所叙述事件的自我意识开始或明或暗地显现，成为造成其叙述不可靠的重要原因。我们不要把《骑桶者》的叙述顺序看作“顺叙”，因为所有的叙事都是事后记叙，叙述者在讲述某个故事时，事件已经发生过了。准确地说，《骑桶者》的话语时间是在“我”赊煤不成之后，这一特定的时间决定了叙述者从故事叙述的开头就已经是个失败者。但叙述者却仍然煞有其事地娓娓道来，特别是对于选择怎样的方式去以及所预想的美好结果，都显得那么自然，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他成功地骗过了读者的双眼，使读者一直蒙在鼓里。这正是小说家对话语时间进行调控的一个常规现象：叙述者回溯过去，概述某一段时间中的主要事件，故事实际时间按照叙述者的意愿而拨动，从而使故事主要内容得以集中。这种叙述方式，可以使读者通过人物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来观察体验，能够更自然地直接感受人物细致、复杂的内心活动。
从叙事本质上讲，每一篇叙事作品都是以某个叙述时间作为故事开端，由此讲述主要事件的过程的，《骑桶者》自不例外，它是从故事的中间开始讲述的。所以，我们读不到一些“可靠”的信息：这是发生在什么时代的事情？这是什么地方的冬天？这是冬天的什么阶段？“我”的身份是什么？“我”有家庭吗？“我”的煤是从什么时候烧完的？“我”为什么会如此困窘？既然煤店老板说“已经给所有的顾客供应了煤”，为什么唯独“我”没有煤呢？除了自然的原因，严重缺煤的困境会不会是“我”个人造成的呢？既然是去“弄些煤来烧”，那又为什么不带钱去买呢？这些理应充分报道的“可靠”事实，都被人物的主观性所扭曲，读者看到的是一种“变形了的信息”（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需要读者作完全而合理的解读。正是叙述者对事实报道的不充分、不完整，才给读者带来了无限想象的空间，也为读者对文本寓意性和多义性的破译提供了某种可能。有些教师在教学时，为充分考虑小说的这种叙述艺术，而去坐实理解，认为这是“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最艰苦的一个冬天的真实故事”，这就把卡夫卡通过小说表现对现代人类生存境况的洞悉与忧虑，仅仅局限于对某一物质生活状况的反映了，削弱了小说的思想意义。
《骑桶者》的核心情节是“我骑桶飞翔”，这本身就是非常“不可靠”的，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煤桶，都是不能飞翔的。“我”骑的是什么样的煤桶，小说中并没有明确交代，叙述的不具体给阅读者留有了理解与再造的余地，所以有人认为是“铁桶”（叶庭芳，《卡夫卡全集》），而有人则认为是“木桶”（《〈外国小说欣赏〉教师教学用书》）。但不管是铁桶还是木桶，它的飞翔都是要有一定条件的，可叙述者却避而不谈，说飞就飞，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事。飞翔这一行径，与要煤这个行为，产生了巨大反差，因为飞翔是在上的行为，而煤是埋在地下的。虽然飞翔是那么的浪漫和美好，让人感到轻松愉快，但却被用来承担“赊煤”这样沉重的主题。这就注定了飞翔不可能达到预想的目的，而会使他陷入更加严酷的现实，产生更加令人心酸的结果，从而形象地表现了预想与现实之间如此矛盾、悖谬与怪诞的程度，这是极具有反讽意味的。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我”不是拎着或提着煤桶而是骑着它去呢？这首先是因为“我”对煤的需要太迫切了：“煤全部烧光了；煤桶空了；煤铲也没有用了；火炉里透出寒气，灌得满屋冰凉。”“我可不能活活冻死；我的背后是冷酷的火炉，我的面前是同样冷酷的天空，因此我必须快马加鞭，在它们之间奔驰，在它们之间向煤铺老板要求帮助。”骑着桶去肯定要比提着或拎着去速度更快。“我可以骑着它来到这里”还是为了更好地证明“我”没有说谎，“我的煤桶已经空了”，“我”确实“一星半点煤屑都没有了”。正因为“煤店老板对于我的通常的请求已经麻木不仁”，所以“我”必须用这样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向他请求，哪怕是“一铲最次的煤也行”，以换取他对“我”的哪怕一点点同情，“如果你们给我两铲，那我就喜出望外了”。这就使“我”骑桶飞翔的荒诞又显得非常自然、真切。
现实的窘境逼使“我”做出了匪夷所思的举动，而这样的举动却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骑桶飞翔”致使“我”与煤店老板之间产生了“距离感”或“疏离感”。正因为“我”在空中，而煤店老板在地下，他们处于完全不同的世界，而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的人，又怎么能够形成对话、达成和解呢？煤店老板怎会伸出援手呢？所以，整个赊煤事件显得很不真实，“仿佛是赊煤者本人的一次妄想症发作的结果”（《〈外国小说欣赏〉教师教学用书》），至于到底有没有发生过，作者不说，读者也无法得知。这正是第一人称叙述的局限性，读者仅能看到聚焦人物视野之内的事物，这样就容易产生悬念。读者只能随着“我”来认知一切，对“我”所叙述的一切必须投入积极的阐释，尽量做出较为合理的推断。这其实是卡夫卡运用的一种艺术手法，“一种‘间离’技巧，或曰‘陌生化’手段，借以使熟悉的事物陌生化，启悟人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洞察现实，进而向人们提供一条思路，认清自己的可虑的境况”（叶庭芳，《卡夫卡全集·总序》）。对这一核心情节，有的教师沿用《〈外国小说欣赏〉教师教学用书》中的说法，认为“他选择飞翔这种方式是因为他害怕失败，所以他飞着去，并且随时准备撤走”，这不仅于文本无据，而且把作品对严酷现实的反映，窄化为对“我”这一人物性格缺陷的批判，实是对文本的误读。
《骑桶者》叙述的不可靠性还体现在人物对话这个层面。对话在小说中占了很大的篇幅，这种直接引语的形式表面上是对原话的忠实转述，实则却是通过对场景内容的选择来达到不可靠叙述的目的。这种对话形态有两类，一是“我”与煤店老板的对话，一是煤店老板夫妇的对话。非常清楚，两类对话分属不同的话语体系。煤店老板夫妇的对话主要是围绕“顾客”“供应”“品种”“价格”“买卖”等进行的，这其实只是纯商业活动，是以金钱交易为主导价值的，没有什么同情因素掺和在其中，也不会产生慈善的赊欠行为。对于煤店老板而言，只有与金钱有关的言行才能被清楚地表达、明确地接收，非金钱的言行“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由此我们可以深入理解卡夫卡如此表现现实的冷酷，是要表达在一个“异化”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无法进行正常沟通的主题。
不少教师在引导学生分析煤店老板夫妇的形象时，多加以一定的道德审判，这样的阅读行为本身正说明了叙述者对读者的成功控制。叙述者对事件的感知是“她当然马上看到了我”。叙述者对老板娘的话的转述：“外面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只是听到钟敲六点，我们关门吧。真是冷得要命；看来明天我们又该忙了。”以及事情的结果：“她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但她把围裙解了下来，并用围裙把我扇走。遗憾的是，她真的把我扇走了。”她真的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吗？叙述者的观察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引导读者对其进行道德审判，且这正是他的目的。他甚至在最后直接告诉读者，“你是个坏女人”。而这样的批判在缺乏更多事实的情况下，不乏主观偏见，是不可靠的。
“我”与煤店老板夫妇的对话主要是“我”的请求，这样的请求很有反讽意味，这是无所依靠、处于困窘境地的青年人向生活安逸、较为富有的老年人乞丐式的哀求：“煤店老板，求你给我一点煤吧”，“我只要一铲子煤”，“一铲最次的煤也行”；为了打动他们，“我”还跟他们套起了近乎：“是我啊；一个老主顾；向来守信用；只是眼下没钱了”，“衷心地向你问好”，“我有了钱，就会给你的”。可是，“我”的所有这些话，却是在空中说的，尽管“我”声嘶力竭，尽管“我”无比可怜，尽管“我”信誓旦旦，但这样的对话却是无效的，不可能传到煤店老板的耳朵里，它只会和“教堂尖塔上晚钟的声响混合在一起”，“使人产生了错觉”；如此缺乏必要的信用制约、完全不靠谱的“空口说白话”，也不可能打动他们。而“寒冷所引起的没有感情的眼泪模糊了我的眼睛”，也就是说连他自己在说这些话时，也没有什么情感因素了，这种不诚恳又与自己的初衷相矛盾，也与前面的请求相违背，而企望以这样的“无情”换取“有情”的施舍又怎么可能呢？
其实，正如前文所说，由于“我”和煤店老板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拥有完全不同的生活准则和行为文化，所以“我”与煤店老板根本不会有交流的可能，“我”所预想的交流不可能产生，它只不过是叙述者的自说自话而已，这样报道的事实当然是不可靠的。这同样可以归结到人与社会的矛盾不可调和，卡夫卡借此“捏到了生命的痛处”（出自教师教学用书）。我们切不可将未能正式形成交流的原因归结为“交流方式有问题”，而“交流方式的不恰当”又正是“交流者自身的性格弱点导致的”（出自教师教学用书）。那样理解，未免皮相，没有抓住不可靠叙述的本质。
《骑桶者》还在叙述事实的同时穿插了一些价值评判，这些价值评判是从叙述者的立场作出的，它必然带有叙述者的主观因素，对故事事件的理解有很大偏颇，因而显得不可靠。这种不可靠的价值评判主要是通过对事件不准确的感知形式表现出来的，如在开头部分，叙述者说“煤店老板对于我的通常的请求已经麻木不仁”，这样的评价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因为后文中煤店老板自己说：“我们已经给所有的顾客供应了煤。”“我”在到达煤店时，看到煤店老板在写字，老板娘在织毛衣，他们的悠闲说明他们没有说谎。这一点也得到了“我”的认同：“所有别的顾客你们确实都已供应过了”。而被供煤的所有顾客不可能都是用“非通常”的方式向他们“请求”的。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老板唯独对于“我”的请求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不予理睬呢？以往“我”和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给煤店老板所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呢？叙述者肯定隐瞒了一些事实。不仅如此，老板因为成天劳作，都已得了严重的咳嗽了。当老板娘发现外面很冷时，她说“看来明天我们又该忙了”，他们是如此尽职和敬业。而相比之下，“我”却显得不那么诚实与厚道。当老板娘“用围裙把我扇走”时，“我”显得气急败坏，高声痛骂：“你这个坏女人”，“你这个坏女人！”而她又有什么错呢？
这不只是对事实本身的误报，还是叙述者把自己的叙述意图强加于人物之上。“我”在赊煤前后，判若两人，赊煤前是那么谦卑、恭顺、忐忑，赊煤时是那么低下、谄媚、可怜、无力，赊煤不到后又那么气恼、仇视、诅咒、决绝。叙述者的主观感知与评判，清楚地显现了“我”性格上的分离，丰富了叙事的修辞效果，对刻画人物性格、强化文本张力有重要作用。
这种表面上看是对人物煤店老板夫妇的话语，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叙述者“我”说给读者听的，他通过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情节片段，而不是用叙述者的直接叙述，来诋毁老板夫妇的形象，塑造自己的正确面，来实现不可靠叙述的目的。这种不可靠叙述的方式往往不易被读者察觉，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蒙骗了读者，伪装了自己的可靠身份。所以“我”对煤店老板夫妇的批判，势必会影响读者对他们的看法态度，造成读者对老板夫妇的不满，认为他们是势利的、冷漠的人。难怪有的教师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分析人物形象时，要用刻薄的话语谴责他们的行为了。
这种似是而非、亦真亦假的评判还表现在对无所不在的“上帝”的评判上。在“上帝死了”（尼采语）的时代，“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努力都在向自身利益和愿望的反面转化，从而导致人的生存陷入更为全面、深刻的危机和困境”（叶庭芳语）。所以，“我”看到的天空“成了一面银灰色的盾牌，挡住向苍天求助的人”，当然这只是此时“我”对上天的一种看法，而不具有普遍意义。虽然“我”设想煤店老板“在十诫之一‘不可杀人’的光辉照耀下，也将不得不把一铲煤投进我的煤桶”，但那只是“我”的臆想，并无实现的可能，因为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人的精神家园已经丧失，那些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早已失去了对人的行为的约束作用。我奋力喊出的“不能马上”的声音，只是和“教堂尖塔上晚钟的声响混合在一起”，那理应给人带来祥和、宁静、关爱、幸福的教堂晚钟，除了提示人们“该关门了”，“该休息了”，维持一种庸常的生活状况之外，还能拯救已陷入万劫不复境地的人们吗？“我”到了冰山区域怎么生存？以后又将到哪里去？这都是未知的，也是不堪设想的。这就是一个在充满矛盾、扭曲变形的世界里惶恐，不安，孤独，失落，迷惘，对现实世界充满陌生感和异己感，无法接受这个世界，遭遇困境而不敢改变，也无力改变这个世界的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叙述者就是这样，通过自己的不完整叙述以及似是而非、或虚或实的评判，表达了自己的真实内心，向读者传递了文本的主题意义，扩充了阅读的审美效果。
非常明显，《骑桶者》通过变形的叙述，传达了变形的信息，这样的叙述缩短了读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使得（操控）读者成为了他的“同谋”，与他站在同一个立场，一起完成了对煤店老板的道德审判，形成了对上帝的重新认识；对以“理性”为主旨的现代社会价值法则、价值秩序的客观冷静的思考甚至怀疑、动摇和厌恶，则深化了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读者由此对作品所体现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有了崭新的认识和独特的感受与体验。这正是使用不可靠叙述的修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