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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的《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又译为《致艾米丽的玫瑰》《献给爱米莉的玫瑰花》等）被选入苏教版选修教材《短篇小说选读》“人和故事的‘家园’”这一专题。小说发表于1930年，是福克纳最成功的代表作之一。作品通过对南方贵族妇女爱米丽小姐一生悲剧的描述，形象展现了南北战争后南方文化中的旧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落。正如作品开头部分所说的，爱米丽的最终死亡喻示了一座纪念碑的倒下，所以对于爱米丽的“纪念”，可以说是作为南方作家的福克纳对于逝去的旧南方的无限缅怀之情。
与经典叙事手法相比较，小说在情节设置上进行了新的探索，最显著的特点是通过对时间的控制，采用“颠倒时序”的手法，把过去和现在的事件糅合起来，使故事曲折回转，波澜起伏。故事以爱米丽之死为叙述的起点，以杰斐逊镇居民的口吻进行叙事；以倒叙、插叙、预叙（闪前）的方式描述了爱米丽生前的几个主要事迹。这一手法的成功运用，充分体现了福克纳独特而高超的叙事艺术，对读者的阅读倾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种种影响。本文拟从小说中对时间控制方法的具体运用，分析其审美趣味，探讨其教学的价值与意义。
后经典叙事学理论认为，小说中的时间有两种类型，一是故事时间，一是话语时间。根据当代叙事学代表人物，法国著名的批评家、修辞学家热奈特的定义，故事时间是指故事中事件连续发生过程显现的时间顺序，而话语时间是指故事事件在叙事中的伪时序（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也就是说，作品的故事即情节结构表层的事件序列，具有先来后到的逻辑时序，这是一种顺时序；而话语层（构成文本的书面词语）的时间则是指作家“为了建构情节、揭示题旨等动机，常常在话语层次上‘任意’拨动、调整时间”，而显现为逆时序（如预叙、倒叙、插叙等）。在《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福克纳没有遵循故事时间，而是充分运用话语时间，通过对时间的巧妙控制，引导和干预读者的阅读倾向，从而达到所要描述的悲剧效果。
根据《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提供的相关信息，其“故事时间”应如下表所示：
续表
福克纳在描述过程中，为了审美效果，对故事时间进行了重新安排，其话语时间如下表所示：
从上两张表格可以看出，除了最后一个情节外，福克纳在大部分情节上都作了逆时序安排。下面我们重点讨论这样几个情节，以体会其独特的审美旨趣。
1.爱米丽的死亡和葬礼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这样的标题会让读者误认为这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小说开头的第一段并没有立即描绘读者所认为的爱情故事里的男女主角，而是给读者提供了如下几个信息：爱米丽没有结婚，她已经去世了，全镇人都去送葬，她有一个仆人，她的房子很久都没有人进去过。也就是说，开头部分没有暗示这可能是一个爱情故事。它很清晰地告诉读者，爱米丽是个独居且非常封闭的单身女性。“我们”（作为第一人称复数叙述者，在这里指代镇上的男人和女人两种视角）得知爱米丽只有一个仆人，而且既是花匠又是厨师，这样一个分饰两角的设置，暗示读者爱米丽的经济状况颇为尴尬：她虽依然有仆人，但却只有一个。这样的开头，没有交代具体的时间，读者无法主动去推测故事发生的具体背景，因而没法根据既有经验和知识对整个故事形成大致的走向猜想。爱米丽的身份充满矛盾，她是某种纪念碑，但又是众人窥视的客体；她很多年不出门，却没有被镇民遗忘，她的死亡成为全镇人关注的大事。福克纳在小说开头，就企图给读者留下一个身份和自我个性都非常模糊的主角，引起读者的好奇和认识上的困惑。她看似举足轻重，实则只是供人八卦议论的对象。整个小镇的人群可以分成两类：一是爱米丽以及她的仆人，一是镇上的男男女女们；他们一是被关注的客体，一是观察者。读者在一开始，便被动地接受了这样一个充满着疏远、孤独、死亡气息的爱米丽形象。这样的情绪，有利于激发读者对爱米丽的同情怜悯。
2.爱米丽被免税和催税
爱米丽的被免税是在她父亲去世后不久，而她被催税则是在30年后。把横跨30年的事情放在一起来叙述，且能得到很自然的衔接，这就需要对时序进行必要的控制。不仅如此，在小说的第一部分，作者首先插叙了一段对爱米丽所住房屋的简单介绍。在这段介绍里，作者点明了爱米丽的生活背景和所处的社会状态。随后，他并没有像读者所期待的那样，开始按故事时间详细介绍爱米丽小姐的生平，或解释爱米丽的死亡原因，或顺接前文介绍当时葬礼的场景，反而以叙述者的口吻，对爱米丽的一生作了身份评价。在未详细描述爱米丽的行动、语言、外貌、性格，而只是由读者根据情节对爱米丽形成主观印象前，这样的一种评价，会让读者直接对爱米丽的情况有大致了解，且认定这是不容置疑的。这使爱米丽的一生被总结为三个关键词汇：传统的化身、义务的象征和人们关注的对象。
在免税情节中，有这样几个细节值得我们仔细玩味：第一，该命令是由镇长沙多里斯上校在1894年颁布的；第二，沙多里斯是镇长，但人们仍称呼他为“上校”；第三，沙多里斯上校曾规定黑人妇女不系围裙不能上街；第四，免税期限是从爱米丽父亲去世到她去世；第五，沙多里斯上校还特地编造了借口来解释免税这项条款，但“这一套话，只有沙多里斯一代的人以及像沙多里斯一样头脑的人才能编得出来，也只有妇道人家才会相信”。美国内战结束于1865年，沙多里斯作为南方军人的身份早已不再存在；黑人奴隶制度从法律上已被废除。然而在1894年，他却依然颁布黑人妇女必须系围裙（黑人奴隶身份的象征）上街。从这个时间距离里，读者可以看到，在该小镇沙多里斯上校那辈即爱米丽父辈，依然严格遵从着南方传统。而到了下一辈，南方传统已经遭到冲击、质疑和反对。这向读者传达了造成爱米丽悲剧的原因之一：她代表着南方，而南方已经没落了；她对自己的贵族身份抱残守缺，依依不舍，所以她的死，象征着“一个纪念碑倒下了”。据此，读者不难推测出爱米丽处在南北社会转型期时的尴尬处境。这项免税条款是从爱米丽父亲去世时开始生效的，也就是说其父亲去世后，她连税款也无力承担。
从故事时间来看，新一辈政府官员去爱米丽家催税，是发生在1925年，即这项免税命令执行了三十多年后。作者采用逆时序的方法，将催税这个情节直接放到免税之后。这样的设计安排，使读者明白，两代人对于爱米丽家族的态度差异，背后代表的是社会的剧烈变化，这也是形成爱米丽悲剧的重要社会原因。在这个情节里，作者首先描述了爱米丽的第一次行动：她的回复。她用的信笺“古色古香”，“墨水已不再鲜艳”，这暗示了在爱米丽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了时间概念，她拒不承认时光的流转飞逝；她“书法流利、字迹细小”，这说明她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而她说自己“根本不外出”，则再一次点明了她的孤僻疏离，努力维护自己的贵族身份。在官员进入到爱米丽家后，作者描绘了爱米丽家内部的景象：光线昏暗、“一股尘封的气味”、“阴湿而又不透气的空气”、裂开的沙发皮套、“失去金色光泽的画架”等都再一次点明了爱米丽家族目前的衰败没落。
也正是在此处，作者通过“他们”的视角对爱米丽的外貌进行了带有强烈情感偏向的描述：她身材肥大、像具死尸、她的眼睛像两颗煤球。这样的描述，传递给读者的是：爱米丽没有任何作为人和作为女性的生命力与美感，她作为南方传统的化身，已无任何存在价值，南方的没落、腐朽与衰亡得到了形象的展现。根据前文的描述，读者对爱米丽形成的印象，在这里被叙述者的描述打破了。这样一个高贵身份与缺乏生命力美感的对比冲击，加深了读者对爱米丽个人的怜悯：她已几十年足不出户，却还遭受这样苛刻的形容。
随后的对话环节，很直观地描绘了爱米丽所代表的老一辈的南方传统与新一辈的价值观之间的对峙冲突。她站在门口听，不请他们坐下，这样一个矮小的女性桀骜地与他们对峙着，给读者的印象是：她依然只身在维护其身份的尊贵、其背后的传统价值，尽管势单力薄。而她身上那块挂表的滴答作响，显得如此不合时宜。读者在这样的情形中，可以读到这样的暗示：即使爱米丽坚持活在过去，但时间依然在流逝，属于她的时代真真切切已经过去。
在叙述者的口吻里，她的声调冷酷无情。在他们的理解里，爱米丽没有任何生命力，没有情绪，整个形象都很干枯。在整篇小说中，她只有两次自己发出声音。这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次。这段直接引语，好像是作者把爱米丽从那种她所习惯的独自一人的疏离与沉寂状态中拉出来，融入到当下并与之对话。然而这段对话对爱米丽来说，却显得极其怪异。她并不适应与人交谈，她只知道不断重复：“你们去找沙多里斯上校。”“我在杰斐逊无税可交。”“我收到了一份通知……也许他自封为司法长官。”“把这些先生赶出去！”她并不懂得如何为自己辩解，而且从对话内容也很清晰地看出，她主观上也不认为自己需要去辩解。在这样的场景里，她依然努力维系着自己不容置疑的高贵身份。福克纳对这段对话的设计，巧妙之处在于，他没有借助任何人的口吻，对爱米丽的言行进行评论，而是巧妙利用了上下文的设计安排。这段对话的音响效果，已经足以让读者揣摩他的情感倾向：他怜悯爱米丽，也尝试救助她脱离注定的悲剧，但很明显，这必然是徒劳而且失败的。
3.爱米丽家散发异味且镇民撒石灰来掩盖异味
爱米丽家散发异味且镇民撒石灰这一情节应出现在爱米丽毒死荷默·伯隆以后，但却被安排在了第二部分的开头，而爱米丽毒死荷默·伯隆也应该在她的父亲去世之后，这种叙述者预先叙述事件及其发展过程的预叙（闪前）方式使故事发展既有明显的循环效应，又充满了神秘色彩。
在这一部分的第二段，邻家妇女说：“好像只要是一个男子，随便什么样的男子，都可以把厨房收拾得井井有条似的。”因而她们对爱米丽家散发出异味并不惊异。从这里可以推断出，这些妇女们，依旧把能做好家务当作是女性的天职和骄傲，且对爱米丽的黑人仆人抱有着很明显的鄙夷。这种观念无疑是属于爱米丽同辈或其父辈的。而且她们认为，异味是爱米丽家族与外界的另一联系。因为这又可以成为大家讨论爱米丽的话题。作者一直在向读者反复强调，爱米丽在他人的世界里，一直充当着被窥视、被八卦的话题与对象，实则这也是爱米丽的可怜与悲剧之处。在镇民的理解里，她的意义便在于她是可供大家关注的客体。有那么多镇民向法官抱怨异味，说明他们确实无时无刻不在主动了解、关注、讨论着爱米丽的一举一动。这些镇民对是非的热情，与爱米丽长期毫无空间的被窥视形成对比，让读者更加同情爱米丽的处境：她没有作为一个个体存在的价值，只是长久以来被当作一个被关注的客体存在着。这是爱米丽一生的悲剧。
作家经常用很长的篇幅来叙述较短时间里发生的事，但也经常用很少的篇幅来概述较长时间段里发生的事件，这就是“叙述时距”问题。研究者认为，叙述时距是指故事时长（用秒、分、小时、天、月和年来确定）与文本长度（用行、页来衡量）之间的关系。据此，热奈特提出，可以根据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之间的长度之比测量两者之间的关系：叙述时间短于故事时间，即“概述”；叙述时间基本等于故事时间，即“场景”；叙述时间为零，故事时间无穷大，即“省略”；叙述时间无穷大，故事时间为零，即“停顿”。《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福克纳通过控制时距，影响叙事速度和节奏，充分运用概述、场景、省略等方式，演绎了爱米丽的悲剧，进而影响读者的阅读倾向。比如对爱米丽与荷默·伯隆相恋过程的省略，弱化了读者的美好感受；在爱米丽购买毒药这一场景中，就突出了爱米丽的绝望，以达到读者对其深表同情的目的；概述荷默·伯隆的生活经历，使读者难以对其产生具体认识，从而减轻其被杀带给读者的道德冲击。
1.省略爱米丽与荷默·伯隆的相恋过程
当故事时间，或故事的某些事件没有在叙述中得到展现，就出现了省略。从故事时间来看，爱米丽与荷默·伯隆相识相恋是在1894年夏天，持续到1895年，大约半年。由于福克纳对荷默·伯隆与爱米丽之间的相恋过程以“过了不久”这样含糊的词明确地进行了省略，所以为读者留下了非常大的想象空间。荷默·伯隆的出场是北方工业文明发展带来的结果，他是来改造这所南方小镇的代表，其所代表的价值体系与爱米丽处于完全对立状态。这给了读者一个情节上的铺垫：爱米丽身为南方残留贵族，与一位北方普通工人相恋必然是一桩悲剧。荷默·伯隆在“我们”眼里，非常“高大”、“声音洪亮”、“皮肤黝黑”、爱“呵呵大笑”、用“不堪入耳的话骂黑人”、热衷于社交。这与爱米丽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荷默·伯隆显得如此庸俗不堪，没有教养，没有礼貌，易于接近；而爱米丽则是个偶像，是座纪念碑，疏远高贵而不可侵犯。这些对比，都给读者留下了心理准备：他们的关系不会长久。借助于叙述者的视角，小说中写到了两人一起驾着轻便马车出游，但对这一情形的评价却聚焦在马车与马的颜色如何相称上，而忽略了车上的人——那本该是传统爱情故事的描述主角。就这样，作者故意采用省略的技巧，避而不谈爱米丽在和荷默·伯隆相处的过程中的种种反应，不直接提供给读者两人在一起时的愉快场景，好像他们没有什么愉快似的。这样读者就会降低对两人故事的美好预期值，弱化了读者对毒害恋人的爱米丽的厌恶与反感情绪。
荷默·伯隆的第二次出场依然出现在叙述者的转述中。镇民在讨论其与爱米丽的婚事时抱着窥测的态度，议论着荷默·伯隆的话：他喜欢和男人来往，“无意于成家”；他们甚至认为是荷默·伯隆抛弃了爱米丽，因为他想甩掉爱米丽。而这些与爱米丽再次形成冲突：她是女性，希望成家。所有对荷默·伯隆的描述，都没有让荷默·伯隆自己说话，他的一言一行都是被别人观察到，转述来，讨论分析。而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荷默·伯隆似乎并不存在。即使在对他的描述中，也缺乏细节，没有涉及此人的生平、行动、表情等可供读者分析其形象的描述。所以他在与爱米丽的恋情中，究竟持有什么样的立场，读者是无从考究的。
有趣的是，叙述者在后文却具体描述了爱米丽去买首饰、衣物，准备婚礼等细节。这就帮助读者构建了这样一种情景：荷默·伯隆是个品行低劣、身份卑贱、玩弄感情的人，而爱米丽则是出身高贵、富有教养、忠于爱情的人。由于对荷默·伯隆缺乏具体的描写，读者对其很难有具体感知并产生同情；而对爱米丽，读者则会拥有浓厚的怜悯。再加上两人的形象对比，爱米丽最终毒害荷默·伯隆这样的情节，原本是会对读者的道德体系产生巨大冲击的，但在作者的有意处理与引导下，这种冲击被淡化、弱化，甚至读者会认为荷默·伯隆这样的人死有余辜。爱米丽购买到的砒霜“盒子上骷髅骨标记下注明：老鼠用药”。这样的细节，似乎在暗示读者：荷默·伯隆的生命存在意义正如一只老鼠。虽然是一桩杀人事件，但凶手爱米丽却变成了读者心目中的受害者。
同样，荷默·伯隆如何被毒害这段情节也被省略。读者跟随叙述者的脚步，在小说的最后，进入到爱米丽的房间，才发现荷默·伯隆的尸体，得知其被毒害的事实。但即便如此，作者都没有在文字上直接点明荷默·伯隆被爱米丽毒害这一事实，只留给读者一些细节来让他们主动推测。读者只能出于理性，来看待爱米丽毒害爱人的残忍。可在感性上，读者感知到的只会是爱米丽在这桩爱情中，在面对厄运时，试图挣脱枷锁的挣扎：她宁可置荷默·伯隆于死地，也要永远占有他，这一匪夷所思的举动，是她人生中所遭受的最大一次失败与痛苦。
2.描述爱米丽购买毒药的场景
根据热奈特的观点，最常见的场景是文本中的人物对话。这一手法使读者感到阅读文字的过程基本上等同于人物说话的过程，犹如舞台上的人物表演。也正因为如此，卢伯克将它视为戏剧化的“展示法”，即叙述者将故事外叙述者的声音降低到最低点，使观众直接听到、看到人物的言行。这在去购买毒药时的情节中表现得较为具体。对这段情节，作者没有像前文对爱米丽的描述，只让她活在别人的议论中，而是让她自己“说话”。爱米丽身为一个很少出门、很少与外界主动联系的贵族小姐，亲自去购买毒药，可见这件事对她来说意义重大。
作者首先借助药剂师这一人物，描述了爱米丽的面部表情。她“比往常更加清瘦了”，说明她生活的窘迫；她的眼神在药剂师看来“冷酷高傲”，好似没有情绪波澜；脸上的肉“绷得很紧”，可见她此刻肯定很紧张；而她的表情是“灯塔守望人”的表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灯塔守望人在一片汪洋中，孤零零地守望着一座灯塔的执著、孤独。这就很形象地说明，爱米丽作为一个人，从来没有被他人所真正关心理解过，因而她把情绪都藏起来，她所受的教育也指导她只能自己坚持独自承受。这样的爱米丽在读者看来，是无比值得同情可怜的。
在她和药剂师的对话中，爱米丽依然显得不善言谈，她的讲话充满着一种僵硬与疏离感。她的表述非常直接：“要买毒药”，“要最有效的毒药”。她并没有听取药剂师的种种介绍，而是直接问道：“砒霜灵不灵？”在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以后，她几乎失去了耐心，态度变得异常的坚决：“我要的是砒霜。”在药剂师提出，法律规定购买砒霜须说明用途时，爱米丽则完全没有作答。她只是向后仰仰头，以便能正视药剂师的双眼。从下文读者可以得知，爱米丽购买毒药毒害荷默·伯隆只是为了永远留着他，这是她所能抓住的唯一精神支柱。除此之外，她别无选择，无可奈何。因而她在购买毒药时，显得如此执著而义无反顾。同样，她避而不答药剂师的问题，也暗示着读者，她依然在努力维护着她作为南方贵族应有的尊严。尽管时代已经变了，社会已经转型，她还是像灯塔守望人一样，执著地固守在原来的位置。这样的爱米丽是让读者痛心而且深切怜悯的。而读者对其怜悯越发加深，对其后来的杀人行为越能给予情感上的理解。这是作者强化其悲剧的技巧之一。
作者正是通过时间控制的艺术手段，打破了时空的界限，情节跳跃，结构奇突，形象地展现了时代的变迁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沦丧，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和独特的艺术享受。
（本文系与张牧人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