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英国当代著名作家阿兰·德波顿认为，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身份的，这种身份就是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在他人眼中往往表现为某种价值和重要性。不管哪一个人，也不管他在生活中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他都会为自己的身份而寝食不安，烦恼不已。这种焦虑的“原因甚为简单，身份的高低决定了人情的冷暖”（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
在文学家所塑造的艺术生活中，人物独特“身份”的获得与拥有途径是不同的，给人物所带来的焦虑形态也是各异的。毫无疑问，《台阶》中的“父亲”与李顺大（高晓声，《李顺大造屋》）一样，是通过建造房屋来争取自己的身份的。而这样的努力获取的过程，必然充满了憧憬、希冀的兴奋与欢乐，也必然密布着艰辛、忧劳的折腾与磨难，更会伴随着失望、郁闷的痛苦与纠结。如果以这样的视角来考察《台阶》中“父亲”的心灵轨迹，我们就可能对“父亲”的形象形成一些新的认识，乃至对小说的主题形成更为准确的判断。
这是一个“老实厚道低眉顺眼累了一辈子， 没人说过他有地位 ”，他“也 从没觉得自己有地位 ”的普通农民，与多如蝼蚁的中国其他农民一样，在常人眼里，是一个命运的“失败者”。如此失败的可怕之处在于：身份低下而危及自己的人格尊严。所以他“日夜盼着，准备着要造一栋有高台阶的新屋”，因为“ 台阶高 ，屋主人的 地位就相应高 ”。他想通过改变现有的居住状况，来改变他的生活状态，他想得到别人的奉承、捧场的笑脸，他想得到与众不同的待遇与注目。他在期望着一种新的东西，来证明他不是一个现实世界中的“失败者”。
有了这样的生活目标，他必然会对现实状态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父亲 总觉得 我们家的台阶低”。这里的“总觉得”告诉我们，“父亲”对“台阶低”的现状不仅不满足，而且这种不满情绪长期困扰着他，折磨着他，因而他不知多少遍地发出感叹：“我们家的台阶低！”不安于现状的后果是非常明显的，他开始陷入漫长的焦虑、郁闷、痛苦之中。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他家原有的三级台阶其实是很不错的，那是他磨破了一双麻筋草鞋，用自己如牛一样的力气背回来的。虽然那是某种地位低的标志，但他“觉得坐在台阶上很舒服”，特别是他坐在台阶上洗脚的细节，充分反映了他原有生活的舒适与安逸。不仅如此，那三级台阶还见证了孩子的成长，伴随了一家人虽贫穷却安逸、虽卑微却舒适的生活。这与他的新的情绪很不协调，这就从中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父亲”其实已经习惯了住有低台阶的房屋，也就是已经 习惯了没有地位的生活 。他的感叹与羡慕作为他对生活的高一级层次——精神追求的外显，就必然使他原有的生活平衡状态受到破坏。这种用新的希望去打破曾经的美好的行为，必然会为他的人生悲剧埋下伏笔，因为“我们给自己增多一份期望，就是增多一份负担，虽然这也可能给自己增多一份自豪”。这也是他后来为什么会发出“这人怎么了”这一人生疑问的症结所在。
当然，这样的认识可能会带来对“父亲”的客观评价问题。我们自然不会去轻易否定他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获取人格尊严而设定的人生目标与不懈的努力，我们需要树立的应该是这样的观点：在不彻底改变农民的生存状态的情形下，在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基本权益不能得到完全保障的背景下，试图通过个人的奋斗，通过对某种物质条件的改善，去争取地位并以此获得尊重是难以实现的，这是阅读这篇小说的意义价值之所在。
“父亲”是一个不仅想干事，而且说干就干的人，但要想造一座新屋，又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对此，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开始了漫长的“准备”，这样的“准备”过程非得有足够的耐心与韧性：“今天从地里捡回一块砖，明天可能又捡进一片瓦，再就是往一个黑瓦罐里塞角票。”有如燕子垒窝，有如蚂蚁搬家，有如愚公移山，“虽然这些都很微不足道，但他做得很认真”。这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也是一个极为执著的人，更是一个不知艰辛为何物的人！这样一个勤劳、坚韧而又对现实生活没有丝毫要求的人，他的隐忍不拔的精神意志与高晓声笔下花了近30年时间造屋的李顺大如出一辙，这正是中国传统农民的形象写照。小说原文中对他还有一段非常具体而细腻的描写，但不知怎么被编者删掉了：
父亲光着很宽大的背脊，一个夏天就这样光着背脊。太阳把他的皮肤烧磨得如牛皮般厚实，油腻腻的，仿佛是涂了一层蜡。然而，却并不光滑，上面结满了芝麻般的痱子。痒起来时父亲就把光背靠在门框上擦，啵、啵、啵，父亲一下下擦得很有力很响。结果把那些痱子都擦破了，痱子便淌着黄水，也流着汗。黄水与汗流到他那块洗白了的围腰上，围腰很宽很长，手摸着，竟能触摸到一粒粒的汗斑。那汗斑仿佛是用油漆刷上去的，很硬实。父亲说是菜油汗，菜油吃多了的缘故。可我们家为了造屋，经常空锅子烧菜，哪有多少菜油好吃。
“父亲”为何能如此不怕千辛万苦，能够吃苦耐劳？就是为了实现造屋的理想，希望能获取做人的地位，赢得他人的尊重，找回应有的尊严。他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始终有一份信念：我要造一座有高台阶的新屋，我能造出一座有高台阶的新屋！正是这一份信念，使得他辛劳了大半辈子，也使得他的内心充满了向往与焦灼、激动与担忧、欣喜与顾虑。小说中对此还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描写片段：
台阶旁栽着一棵桃树，桃树为台阶遮出一片绿阴。父亲坐在绿阴里，能看见别人家高高的台阶，那里栽着几棵柳树，柳树枝老是摇来摇去，却 摇不散 父亲那 专注的目光 。这时，一片片旱烟雾在父亲头上飘来飘去。
在长期的势利和世故的目光中，“父亲”深有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之感，因而他对别人家的高高的台阶是如此的关注。他那“专注”的目光中，有羡慕，有向往，有攀比，甚至有几分嫉妒；他的内心躁动不安、意忿难平，每次看到人家高高的台阶，对他来说都是一次精神的折磨，但也是一种精神的提振。他知道人生在世，要想赢得自尊，就应该时时督策自己守望生活理想，并为理想而付诸行动。这样的情绪长久地包围着他，促使他不停地谋划怎样加快准备，争取早日造起高台阶的新屋，像人家一样气派，也叫人羡慕，也能挺一回自己的腰杆。这种情绪的背后，我们不难揣测与想象到在“父亲”的一生中，因为没地位、没尊严而受到的屈辱与凌侮，而丧失的尊重与权利。许多教师在分析“父亲”这一形象时，往往停留在对其含辛茹苦、吃苦耐劳、努力追求美好生活的正面肯定上，而不能挖掘其现实行为背后所暗藏的东西，不知道这是他“知耻而后勇”的结果，更不会去深入体会他曾经有过的“低眉顺眼”的屈辱生活。有的教师竟然批评他的“盲目攀比的虚荣心”，实在是误会了他，也误解了小说的主题。
经过大半辈子的艰难而充分的准备，“父亲”开始建造新屋，这样的景象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也是令人欢欣鼓舞的。造屋的过程中，他好像有使不完的劲：搬砖头、担泥、筹划材料，精力旺盛到一天只需睡三四个钟头。他的这种兴奋情绪还表现在对待乡邻的态度上：成天乐呵呵的，跟每个人都很客气，不停地递烟、端茶。他的这一行为不是简单表达“对农民兄弟劳动的尊重”，他在用自己的热情宣示着一种情绪：你们看，我终于造新屋了，我马上就要有地位啦！殊不知，兴奋情绪的背后正潜伏着巨大的心理危机！
决定他人生的最关键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开始造他梦寐以求的高台阶了！一幕最应该高兴的场景却让他充满了焦虑与不安、慌张与无措、荒诞与滑稽：他天不亮就起床忙碌，因为他唯恐台阶基础不牢；要放鞭炮向乡亲们“报喜”了，他却因为情绪太紧张“居然不敢放”；他在取得人生的最大成功面前，却显得极不自然，“两手没处放似的，抄着不是，贴在胯骨上也不是”，因为在他的人生字典中恐怕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喜悦”的字眼；在许多人的目光注视下，他是那样的忐忑与可笑，他“尽力把胸挺得高些，无奈，他的背是驼惯了的，胸无法挺得高”，正因为此，“明明该高兴”的他“却露出些尴尬的笑”。自己尴尬的微笑，手足无措的行为，无一不显示着他内心的情绪状态，无不反映着他的焦虑程度。
他为什么会不合时宜地有些“尴尬”呢？因为他从来没有被人关注过，他也从来没有被人尊重过，他已经完全适应了作为“失败者”“低贱者”的角色与形象。而“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自我感觉和自我认同完全受制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评价”（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尽管他期盼这一天已经很久很久了，甚至损耗了他大半辈子的人生。这是他“老实厚道低眉顺眼累了一辈子， 没人说过 他有地位，父亲 也从没觉得 自己有地位”的最生动的写照，哪怕他已经造起了象征身份与地位的“高台阶”，也无法使他驼惯了的背和低惯了的胸挺直起来、抬高起来，这为表现他后来的人生悲剧埋下了又一伏笔。不难发现，李森祥对人性的认识与挖掘是非常深刻的，“父亲”的驼背与低胸不仅是物质生活重负下的必然结果，也是他人格尊严长期受到压抑的形象标志。在作家带有调侃而幽默的语言背后，潜藏着的是痛痛的酸楚与深深的悲悯之情。有教师说这是为后面写“父亲”的“老了”作铺垫，实在是皮相之见。
也许，“父亲”永远不知道这样的话：凡是靠外在的事物，想拥有地位的，到头来往往都以失望收场。事实上以他的生活阅历与人生经验，他也几乎不可能去超越周围的环境，不可能去摆脱农村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这是他用大半辈子时光去造屋的客观原因。正因为此，“父亲”的人生悲剧从他决定用造高台阶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地位就开始了。为造高台阶，他作出了很大的牺牲，长年的劳累，使他的精力受到了严重的损耗，体力受到了极大的透支，乃至曾经他能独自背回来的石板，却仅仅用手去托了一下，竟然就闪了腰，这是他人生悲剧的一个重要信号。对新砌好的台阶，他是那样细致地关心，除了每天浇水，还不时地去“按一按”“敲了敲”“踩了踩”。那“硬了硬了”“实了实了”“全冻牢了”的话语，倾注着无尽的担心，充满了“发现”的欣喜，弥漫着“成功”的快乐。
可怜的是，他虽然取得了世俗眼里的“成功”，但他的“身份焦虑”却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这是因为新造的高台阶并没有给他带来他所期盼的生活，反而有了许多的“不对劲”：他坐不惯那高高的台阶，因为再也不能在上面随便地磕烟灰了；从不习惯俯视别人的他，回答别人的招呼时，却显得慌张而答错了；长期以来卑微的生存状态使得他无法“骄人”（尽管他有“骄人”的理想），“他总觉得坐太高了和人打招呼有些不自在”，而竟然冒着被人家嗤笑的危险，坐到了台阶的最低一级，甚至门槛上；因台阶太高，他在挑水时竟然扭伤了腰；因为闲着没什么事可干，他“又觉得很烦躁”；他失去了在台阶上闲坐的兴趣，也不愿找别人闲聊，更很少跨出台阶，有时出去一趟，还露出“一副 若有所失 的模样”。“父亲”已觉察到了别人并不因为他造了高台阶就喜爱或尊敬他，他甚至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没有了良好的自我感觉。在现实面前，他的“‘自我’或自我形象就像一只漏气的气球，需要不断充入他人的爱戴才能保持形状，而他人对他的忽略则会轻而易举地把它扎破”（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这是他为之苦恼、烦躁的根源。
“父亲”好似明白也似没有明白这一点，在残酷的打击面前，他只得把一颗倔强的头颅埋在了自己的膝盖里，除了留给我们他那“高低不齐，灰白而失去了生机”的头发剪影之外，他还发出了自己的人生之问：“ 这人怎么了 ？”他也许在想：我明明造起了高台阶，但为什么没有获得人家的尊重呢？我的地位为什么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变呢？我的努力目标难道错了吗？为什么我的生活没有以前那么自在了呢？我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追求呢？这都是一些非常发人深思的大问题，这一切的疑问父亲自己无法找到答案，显得无比的失落和无奈。
遗憾的是，教材的编者却画蛇添足，在原小说的结尾处又加了一句：“怎么了呢， 父亲老了 。”这就把“父亲”所受到的精神痛苦、思想折磨全部归结到年龄的增长与身体的衰老等自然规律上，而极大地忽视了小说关心农民生活状态，关注农民精神追求，关注农民人格地位与人权利益等的阅读意义和价值，严重削弱了小说的主题。以小说所创作的时代背景去观照，仅靠个人努力企图获取社会地位的“父亲”只会继续陷于身份的焦虑之中。其实，生活只不过在重复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的任何一个目标向我们提供的一劳永逸的保证，按照目标本身的意思，是不可能实现的。”（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小说正是借助“父亲”力图通过个人努力进而改变社会地位却最终失败的人生悲剧，为我们揭开了这样一个生活的秘密，而应验了《圣经》上的一句话：“所有在暗室中隐藏的，都要在房顶上宣扬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