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生活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有许多的“流言”，特别是在资讯极为不发达的时代，人们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就是各种各样的“流言”。即使在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虽然信息传播的途径有很多，方式也很丰富，但“流言”传播的本质并没有根本的变化，只不过有时换了一种方式而已。所以，写市井生活，也就离不开庶民生活的这一特色。对一个人而言，他人的生活总是充满了神秘，人们总想能够从其他人的口中探听到一些自己所不了解的情况，借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也似乎以此证明自己的存在。但作者会受所选择叙述视角的限制，这样就容易产生悬念。所以，写市井生活，也就必然牵涉到对“流言”的处理。鲁迅的许多小说，取材于城镇生活，这使他的作品带有浓烈的写实趣味，特别是他巧妙地把“流言”织入了小说之中，为其创作带来了非常新鲜的技巧。

《孔乙己》的故事发生在江南小镇鲁镇上，镇上人有去酒店喝酒的习惯，这为人物故事提供了独特的场景——“咸亨酒店”，这是信息交流的一个非常合适的场所，为“流言”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来“咸亨酒店”的人们，必然会在酒酣耳热之时谈论其他人的生活，不管是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人们都饶有兴趣地谈着，也都充满好奇地听着，然后再向更广泛的范围扩散。鲁镇人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就在酒客们的口中演绎着，而孔乙己由于身份的特殊和行为的怪异而更成为“流言”的中心。从叙述角度看，受第一人称的限制，“我”的视角只限于“咸亨酒店”，加上“我”的年龄比孔乙己要小很多，有关孔乙己过往的事迹“我”无从得知，就只能从其他人的介绍中得知，这样才能解决悬念。如有关孔乙己的生平经历，“我”就只能从他人的“流言”中了解到：

听 人家背地里谈论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钞书的人也没有了。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

很明显，如果仅有“我”的观察，孔乙己的故事是不够完整的，呈现给读者的信息是不全面的，阅读者会对作品提供的内容有不满足感。而他人的“流言”与“我”的观察互为补充，就会对“我”的叙述起到丰富的作用，使叙述虚实交错，相映成趣。这段“流言”看上去是一种客观的叙述，其实隐含了“我”及其他人对孔乙己的主观情感与态度，因为这些流传的话语中，多为孔乙己的“劣迹”，属于一种“负面”报道，这也使读者对孔乙己形成了某种“恶感”。由此产生了一种疏远的效果，进而影响读者对人物的亲近态度，扩大了人物与读者的距离。

也正因为“我”的职业所限，除了对孔乙己的以往情况不太了解之外，“我”对在“咸亨酒店”之外孔乙己的行迹也是不太清楚的，也必然要借助于“流言”才能完成对人物的描述，这使人物故事得到了自然的发展：

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 一个喝酒的人说道 ，“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掌柜说，“哦！”“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

借助于一个喝酒的人的口吻，“我”填补了孔乙己行迹的一段空白，这一叙述的好处在于使“我”进一步得以远距离地了解人物，它与“我”对人物的近距离观察和认知以及历史上的远距离了解（主要通过“流言”）形成了呼应。由于“我”对孔乙己没有多少好感，尽管是对他人话语的转述，但仍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属于一种不完全引述，筛选了人物的话语；用看上去冷静、冷淡、冷漠甚至带有鄙夷等具有情感偏向的言辞替代了具有孔乙己个性特征或情感特征的语言成分，并自然流露了自己的态度。至于孔乙己“偷书”“打折了腿”的真实情况如何，则无人得知；孔乙己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也无从考证。因为除了掌柜的记挂他“还欠十九个钱”之外，对这样一个在非常沉闷的空气中可以经常给大家带来“笑声”的人，没有人关心他的生活，没有人关注他的存在，甚至没有人在意他是否还活着，这样的叙述形成并加强了反讽的效果。如此“疏远”与“疏离”的叙述形式，完成了对人物的整体塑造，形象刻画了社会的“凉薄”，增强了同情感，使作品所表达的旨趣得到了形象的展示。

再看鲁迅在《药》中的叙述：

花白胡子一面说，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声下气的问道，“康大叔——听说今天结果的一个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谁的孩子？究竟是什么事？”

“谁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么？那个小家伙！”康大叔见众人都耸起耳朵听他，便格外高兴，横肉块块饱绽，越发大声说，“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第一要算我们栓叔运气；第二是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独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

“包好，包好！”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仍然回过脸，对众人说，“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现在怎样？银子！——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

“阿呀，那还了得。”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

“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这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

“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

“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

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

由于篇幅所限，短篇小说的场景是相对集中的，《药》的四个部分虽然分别写了刑场、茶馆、坟场，但其实是围绕“茶馆”展开的，也是围绕“药”的“购买”“服用”“谈论”和“药效”来展开的。这使笔墨得到了聚焦，并使叙述的内容受到了限制，作者不可能再花费笔墨在“药”的具体来源上，那会使小说的情节衍生枝蔓。就正面叙述华家的故事来说，“到哪里买药”与“买什么样的药”自然是需要有所交代的。所以插入茶客们的流言蜚语，弥补了叙述上的不足。同时人物的口头讲述，使故事的叙述具有一定的节俭性，并加快了叙述的速度，使叙述流较为顺畅地向前发展。

叙述者与读者共同欣赏了茶客们的一段闲言碎语，复原了一段不被人们所知的事实。虽然是第三人称叙述，但作者在此运用的是受限视角，也就是不超越茶客们的认知去了解事情、评判人物，所以围绕康大叔与其他茶客，作者客观地叙述了他们对事情与人物的认知、反应与评判，通过展现在外的语言、动作以及神态，形象刻画了他们内心里那些令人深思的东西。

在这里叙述者好像是相当客观可靠的，因为他所叙述的是当时人们对夏瑜之死的反应，其实正便于人物主体意识的充分体现，充分展现了封建威权专制时代里人们的思想状态。叙述者所借助的是当事者康大叔的口吻，其在人称和时态上跟叙述描写完全一致，康大叔对一位民主革命者的鄙视、嘲弄、仇恨，茶客们对大义凛然的夏瑜的气愤、对其遭遇的幸灾乐祸等荒唐成分与作品意旨显得格外不协调，从而增强了反讽的效果。这在读者和人物的话语之间拉开了一段距离，读者所希望读到的却没有在人物身上得到体现。且不谈康大叔，其他如年老的花白胡子、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其思想意识和情感取向也都指向了另一面，同样具有一种疏远的效果，烘托出独特的远近笔法，从而造成注解批判式的效果，使读者能以旁观者的眼光来充分品味人物话语中的荒唐成分以及叙述者的讥讽语气。这一艺术效果自然会对读者形成阅读干预，使读者对人物产生同情，并能够从中体会到作者的良苦用心，进而明白“改变他们的精神”确实是当时的“第一要务”。

在《祝福》中，由于正面叙写了祥林嫂死前穷困潦倒如木偶人的生活境况，特别是她对“我”的“灵魂”之问，已经暗示了她生命之灯的即将熄灭，再直接叙述她的死，就显得有点呆板。而叙述者“我”又想极力地躲避祥林嫂那紧接的生命追问，力图避开与她对话而可能担负的责任，尽力不去碰触自己的“不安”和“豫想”，所以借助于流言交代她的苦难死去，是非常明智而高妙的手法。

傍晚，我竟听到 有些人聚在内室里谈话 ， 仿佛议论什么事似的 ，但不一会，说话声也就止了，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说：

“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我先是诧异，接着是很不安，似乎这话于我有关系。试望门外，谁也没有。好容易待到晚饭前他们的短工来冲茶，我才得了打听消息的机会。

“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我问。

“还不是和样林嫂？”那短工简捷的说。

“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的问。

“死了。”

“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但他始终没有抬头，所以全不觉。我也就镇定了自己，接着问：

“什么时候死的？”

“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

“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他淡然的回答，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出去了。

一个生活在自己身边的人乃至曾经的同伴，不幸在新年到来前悲惨死去，除了引来众人的几句谈论之外，竟然没有产生任何的反响，也没有换来半句的同情与怜悯，甚至还遭致了鲁四老爷的怒骂。特别是短工冷言冷语的回答，其话语的简洁、语气的淡然、态度的冷漠、情绪的不耐烦溢于言表，遂有无可言喻的凄凉讽刺意味，很显然，这样的讽刺效果是正面叙述所无法达到的。

面对人们的谈论，故事叙述者为此而“诧异”“不安”，乃至心情紧张，但其不是因为祥林嫂的死去，而是担心他们的谈话“于我有关系”，“我”试图撇清与祥林嫂之死的关系。事实上，祥林嫂的死所引起“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因为一想到“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也就完全释然了。这使“我”与祥林嫂这一人物拉开了距离，祥林嫂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是昨天夜里，还是今天早晨？她又是怎么死的？是老死，穷死还是病死？不仅与短工无关，也与“我”无关了。这种距离也同样存在于祥林嫂与读者之间，因为读者从叙述者的口中无从得知人物之死的具体情况，这为读者的阅读想象和审美建构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尽管如此，叙述者还是不自觉地透露了自己的情绪，他在直接叙述短工话语时，直接进入了这一人物的内心，表现了他对短工态度的某种不满，说明他在这群人中还是富有一定同情心的，所以他的叙述声音一定程度上有对祥林嫂的同情，这必然会使读者受到感染，从而引起读者的共鸣。而对“流言”采用基本无中介、生动有力的直接引用，与读者已有生活体验和基本价值判断形成了一定的冲突，叙述者的观点态度也就容易对读者产生一定的干预，使读者能够领悟和接受，并也容易对祥林嫂产生同情。

织入“流言”叙述人物的故事，这一手法很多作家经常用到，虽说我们有时找不到他们相互借鉴的证据，但传承和影响是肯定存在的。如师陀在《说书人》的最后部分，借杠手们的口吻，讲述了说书人悲惨的人生结局。杠手们漫不经心、冷淡而带有嘲弄的语气，让“我”也让读者不相信这竟然是有着高超说书艺术并给人们带来影响的说书人的最后结局，由此形成了强烈的反讽效果。对人物的远距离叙述，又同时与叙述者的近距离观察以及和杠手们的对话相连在一起，有助于叙述者惆怅、无奈、愤激、同情等思想感情的表达，容易激起读者的情感共鸣。

不仅在小说中，甚至在散文中，我们也可以见到“流言”的影踪，如杨绛在《老王》的结尾部分叙述老王的死去，同样采用了“流言”，表现了“我”、跟老王同院的老李等与老王关系的淡薄。“无意”中窜入的流言，其实是对一个“卑微者”不幸人生的独特观照，其“间离”艺术所折射的是人物之间情感的“疏离”，与老王临终前给“我”送香油和鸡蛋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讽刺意味非常明显。杨绛通过记叙这样一个“历史上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透露出一股对底层人的同情和理解。

鲁迅小说中“流言”的织入，丰富了叙述的内容，变换了叙述的形式，虚与实相结合，远与近相映照。这一艺术所表现的是“反讽”与“同情”这两种互为对照的叙述态度。这样的态度，无论叙述者持何种立场观点，均能较好地反映出来，因为它不仅能保留人物的主体意识，而且能巧妙地表达出叙述者隐性评论的口吻。 y3DtfCtaMqcEhouseLICHk91xffXrpz75SeQu3FalVUP7eN3GyDhGFmnEBvvhX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