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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认为，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也就是说都具有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自己的身份却充满了焦虑。这是因为，“身份的高低决定了人情冷暖”，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唯恐失去身份地位，如果觉察到别人并不怎么喜爱或尊敬我们时，就很难对自己保持信心”。（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当这样的情景到了遭致怀疑甚至羞辱的地步，我们也就必然会失去自己的生存尊严。俗话说“树要皮，人要脸”，要想保持一个人的“自我”或“自我形象”不受损害，拥有生存的尊严才是最根本的，而这种尊严又只能源自外界对我们的尊敬，否则我们就只能陷于不断的痛苦之中，乃至命运的万劫不复之中。以这样的视角来观看孔乙己的人生悲剧，我们自然会获得一些新的认识。
从作品所描写的人物生活看，能够对孔乙己生存尊严产生影响的有这样几个因素：衣着打扮，从事职业，话语特征，为人方式。
衣着打扮是人物性格特征的外显，它往往能够折射出人物的身份、职业、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生活命运等情况。鲁迅对人物的刻画是非常注意其外貌的，如他在《祝福》中对祥林嫂的三次肖像描写，不惜笔墨对其所穿的“蓝夹袄”“月白背心”等进行了反复的描绘，形象地刻画了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的悲惨形象；《故乡》中他描写“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的少年闰土与“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的中年闰土在形象上的极大反差，所体现出来的是人物在生活重压之下所呈现的状况，令人难忘。但祥林嫂和闰土的衣着打扮却不像孔乙己的长衫那样，具有极为非凡的意义。
孔乙己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一袭长衫。短衫代表贫穷与卑贱，长衫则意味着富裕与高贵，它往往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有趣的是鲁迅自己也是着长衫的，我们看到民国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正装”也都是一袭长衫）。可惜的是那件长衫“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这是非常具有反讽意味的。如此之“脏”，当然可以认为他非常懒惰与邋遢，不修边幅却要充斯文，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不正说明了他没有其他衣服可以换洗，生活艰难与窘迫吗？如此之“破”，当然也可以说他缺乏基本的生活能力，连衣服破了也不会补，但不也可以说明他缺少家庭的关爱，生活孤独与凄苦吗？可如此不堪入目的长衫，他为什么还要穿在身上呢？这是因为他要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在所有的“短衣帮”和“穿长衫”的人看来，他的这一装束既无法理解，也令人厌恶；但对孔乙己而言，却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因为他想在社会上扬名立万，他想拥有一个与读书人身份相应的地位，他想引起别人对他的关注与尊敬。于是，他对一些有可能会影响到他身份及声望的不利因素（如穿短衫）就怀有极大的排拒乃至恐惧心理，而长衫却是可以为他带来一定的心理安慰的。不幸的是，因为贫困，他只能就着几颗“茴香豆”而“站着喝酒”；但为了自己的体面，他却必须穿着又脏又破的长衫，这是他在社交场合的“礼服”。这是他对自己的某种期望，也是对自我身份的顽固坚守，还是对自我命运的不屈抗争，以及对世俗眼光的不屑一顾。
毫无疑问，那些站着喝酒的“短衣帮”的生活情景在孔乙己看来，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他们的生活，是令他感到耻辱、肤浅、低贱或丑陋的，他想要同他们区分开来。他的生活中应该有更为重要的东西，而如果他缺乏了那些东西，就没有人会认为他值得尊敬，他也就不会过上心理上舒舒坦坦的生活。这在孔乙己来说必不可少的东西，正是按照传统文化习俗，少了它，就会觉得影响甚或损害读书人体面的长衫。没有长衫，则表示他已经穷到了丢脸的程度，更何况，一个人如果没有做极端的坏事，是不会那样穷的。这也就不难理解，鲁迅为什么在他最后一次出场时，特意交代一句：“穿一件破夹袄”。由于极度贫困，他不得不脱去了那件他视为自己脸面的长衫，而沦为了他自己不愿也不屑为伍的“短衣帮”。前后变化的对比，折射出他思想的无奈转变，他不得不在残酷的现实生活面前低下了那高傲的头颅。这是他贫困状态的最根本特征，也是他陷于贫困之后最感到痛苦的地方，他失去了体面，随之也失去了尊严，这使他产生了极大的羞耻感。所以，当酒店掌柜向他讨要酒债时，他是那样的“颓唐”；取笑他的时候，他“却不十分分辩”；甚至于他用“恳求”的眼色希望掌柜“不要再提”他偷窃的事情，因为那是对他良好人品的怀疑与否定。
鲁迅对孔乙己衣着的描写，充满嘲讽的语言背后是不堪的辛酸。孔乙己想拥有华丽的外壳，但却给他带来无尽的屈辱。他想借此换来他人的尊重，但其人格却受到了更大的践踏。一件长衫，既反映出孔乙己独特的心理状态，又折射出了文化习俗在人们生活中的巨大影响。
孔乙己到底是干什么的？恐怕没有人能说清楚。与众多的短衣帮相较，读过书，会识字，这是孔乙己引以自豪的事情。所以当有人竟“无知”到质疑他“你当真认识字么”的时候，孔乙己知道这是对他的轻蔑，而人在受到轻蔑时是非常容易受到伤害的，他要维护他的读书人身份，使其不受侵犯，这是他人生战场上的盔甲，于是他显示出了“不屑置辩的神气”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即使人们责难他“偷窃的事”的时候，他也用“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来捍卫读书人的荣誉。但他却没有取得读书人梦寐以求也是能够引以为傲的功名。这在一个精英崇拜的时代里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在势利者眼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人的价值之间是完全画等号的，而才识往往能影响或决定他在社会上的地位，换言之，一个人如果没有相当的才干，他不可能有较高的声望、优裕的生活。而衡量一个读书人才干的标志，就是“进学”，可惜的是孔乙己“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这是他人生的最大失败，也是他心中永远的伤痛。人们的这一谴责，击中了目标，他“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这是随失败而来的耻辱感：他虽然尽力而为了，而且他也觉得这关涉他的自尊和成就感，但是最终他却没有能够使社会上的人们信服他的价值，并因此而自惭形秽。他不但没有达到读书人的职业目标，甚至没有能力养家糊口，“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这就使他完全丧失了自己应有的读书人的身份及其带来的尊严。这种情况同样给他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百无一用是书生，孔乙己自然是“不会营生”的，而读书人的慵懒散漫的习性又深深地影响了他，所以他也必然是做不好抄书匠的。迫于生计，他竟无视自己读书人的身份，“降贵纡尊”地由上九流的文人而做起了下九流的偷儿才做的事——“偷窃”。这使他在“抄书匠”之外，又多了一个“小偷”的身份。这是极无自尊的一种身份。他的这一劣迹，并非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也不是去努力缩小实际生活与对自身期待之间的差距，不可能得到人们的同情与悲悯。所以当他脸上带着如祥林嫂般大家以为耻辱的记号的伤疤出现在人们面前时，遭到了人们一致的苛刻而没有丝毫宽恕的指责与嘲弄。恐怕孔乙己至死也不会明白，读书人这一他努力维护的身份，不仅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荣耀，相反因为致命的失败，而受到了人们苛刻的品头论足，为他带来的只是羞辱；人们的这种对待失败的毫不宽容的态度，竟使得孔乙己的所作所为丧失了获得同情的权利。孔乙己应该明白：一个人的身份及由此带来的评价与德行有着紧密的联系，他要想获得人们的尊重，就必须面对人们的质疑——为什么他自认为从哪方面看都是优秀、聪明和有能力的，但却仍然那么贫困与痛苦，甚至做出为人所不齿的事情？
由此延伸开来，我们也就会对鲁迅在《药》中所刻画的康大叔有了新的认识：
驼背五少爷话还未完，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刚进门，便对老栓嚷道：“吃了么？好了么？老栓，就是运气了你！你运气，要不是我信息灵……。”
由于身份特殊、职业敏感，康大叔尽管穿戴如黑社会中的小混混，也谈不上“讲究”与“体面”，但与孔乙己不同的是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优越感却很充分。这是因为，他所从事的虽然是一项为人所不齿的职业——杀人的刽子手，但由于所代表的是封建专制政权，以及所显现出来的横暴与凶残，人们除了“敬畏”，不会对他卖人血馒头这一残忍而愚昧的行为表示怀疑，相反还要如华老栓夫妇一样地对他感激涕零了。
为了隐藏自己的失败，孔乙己只有夸大自己的优势。这是因为他的命运经常取决于他人的观点，而并不取决于事实，所以他时刻注意给别人留下一种很不一般的印象。这个优势就是他所掌握并运用的语言，“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这不是他说胡话，而是他生存的一种方式。可怜的是，像他这样自以为应该得到周围人们尊重的读书人，却连一个完整的姓名也没有，除了姓之外，就只有一个绰号。对人的称呼可以反映出一个人是否受到尊重以及受到尊重的程度，而鲁迅作品中有的悲剧人物，是没有完整的姓名的，典型的如阿Q、祥林嫂等，他们的卑微地位与悲惨命运可想而知。小说中没有具体说孔乙己对这一绰号的态度，但人们称其绰号时他没有反感，可见他是认可的。这“上大人孔乙己”“半懂不懂的话”与他的话语特征一脉相承，如出一辙。
他所说的在别人“难懂”“不懂”的话，在他正是自鸣得意之处。他充分运用这样的语言工具，这是他独有身份的象征，他想借此来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学问；同时这又是他抵御外界进攻的武器，比如他用“君子固穷”之类做挡箭牌来掩饰他的失败，他有意混淆“窃”与“偷”的字面意义，为他的卑劣行为作辩解，似乎一有了读书人的身份，连“偷窃”也成了光明正大的事情。那些固化的文言语句，已成为他的“拜物教”。他不懂得这样的道理：“一些素质和技能在一个地方能够带来较高的社会地位，而在另外一个地方则有可能变得无关紧要或为人不齿。”（阿兰·德波顿语）文化修养对那些身份显赫的“丁举人”们、对那些以读书为业并以此能够过上体面生活的真正可以穿长衫的人而言，确实是一种值得称道的素质，但如果将它运用于以短衣帮为主的日常生活中，就显得迂腐不化和缺乏理智。在日常交往的场合，他不合时宜地运用了一些书面语汇甚至是已死去的语言，如他对小伙计说“回字有四样写法”，完全是一种吹毛求疵的说法；对一群孩子说“多乎哉？不多也”，则是一种不当的语言。这些不仅不能给他带来预想中的尊重，反而会遭致更多的嘲讽，给他带来更多的羞辱。
通过语言刻画来达到形象表现人物性格、更加细致地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手法，鲁迅用得是比较多的，手法也是相当高超甚至绝妙的，对此我们可以进行比较赏析。如他反复地让祥林嫂复述“阿毛的故事”，那“我真傻……”的讲述开头，既是她语无伦次的表现，更是她想通过自己的反复讲述，引起他人的同情与关注。虽然她的本意可能不是想引起人们对她的关注，但有人听她说话，听她倾诉自己的苦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她已成了一个话语中心，使她的心理得到了某种虚假的安慰，也使她的精神得到了片刻的满足。但她与孔乙己如出一辙，这种反复“咀嚼”的复述，除了开始所获得的一丝廉价的同情，后来就成了人们取笑与嘲弄的话头，换来的不再是愁容与泪水，而是厌烦与冷漠。
作为一个曾经的读书人，孔乙己拥有读书人的许多特点，如上文提到的穿长衫招摇过市，用自欺欺人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体面生活，求得名声并扩大影响；虽站着喝酒但仍然对短衣帮群氓们不屑一顾，来表示自己的清高与孤傲；说一些别人不懂的话以示有学问，来体现自己的高人一等、非同一般等。这些实际上也是他为人的种种方式，其行为上傲慢的背后藏着的无非就是恐惧。由于总是感觉自己不如别人，因此才要想方设法让别人觉得他不如自己。除此，他在其他方面也都是注意他的读书人形象的。比如他的举止是文雅的，“排出九文大钱”绝不是显示阔绰，而是一种不紧不慢的斯文，即如最后一次，也是“摸出四文大钱”，而非随便的“掏”“丢”“扔”。他的品行比所有人都好，因为他“从不拖欠”，虽然偶尔赊账，但也不会拖很长时间，即使无钱还酒债，也作出“下回还清”的承诺，并不再增加新的欠债。对他人的嘲笑，虽然也很气恼和沮丧，但除了为自己的“清白”气急败坏地辩诬外（那涉及对他的人格侮辱），他连高声大气也没有，尽管他生得并不弱小，他几乎早就明白“鸡同鸭讲”是无法讲清道理的现实，这又表现出他与人相处的和善与温顺。
小说中有两处写他不合时宜的举动，也是他人性闪光的一面：一是他在别人的讥笑声中分茴香豆给孩子们吃，这就注定了这一举动的悲剧性。似乎在与孩子们的分享中，他体会到做一个“施舍者”而受到的欢迎，但他没有能够充分享受这份愉悦，因为他的豆子“不多不多”，于是他的好意行为带来的是又一场哄笑。二是他知道不能与大人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殊不知孩子在那样的环境里，必然已沾染上了世故与冷漠。所以尽管他的态度是那样的“恳切”，情绪是那样的“高兴”，方式是那样的循循善诱、语重心长，但面对“我”的不冷不热，颇不耐烦，也只好“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而走开了。这使他倍加受伤，因为他自己似乎也已经知道，连孩子也把他作为一个“玩物”看待：孩子们关心的要么是有豆子吃，要么是他来了以后“可以笑几声”。几乎没有人把他当作一个读书人来看，甚至在很多时候，都不把他当作一个正常的人来看。
正如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所说：“对一个人最残忍的惩罚莫过如此：给他自由，让他在社会上逍游，却又视之如无物，完全不给他丝毫的关注。当他出现时，其他的人甚至都不愿稍稍侧身示意；当他讲话时，无人回应，也无人在意他的任何举止。如果我们周围每一个人见到我们时都视若无睹，根本就忽略我们的存在，用不了多久，我们心里就会充满愤怒，我们就能感觉到一种强烈而又莫名的绝望，相对于这种折磨，残酷的体罚将变成一种解脱。”《孔乙己》所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它“写出了具有普遍人性意义的人与人之间的漠不关心，一种痛心的凉薄”（孔庆东语）。孔乙己为人方式的价值是什么？是他能给大家带来笑声。问题是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他并没有认真地听取人们对他可笑甚至带点可耻行为的合理批评，对人生的失败也不敢承担应有的责任，而仍然在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或孤芳自赏。他更不知道，周围没有人会愿意认真推敲对他的态度与看法，人们只是将自己的认识和评价建立在一些直觉、感情和习俗之上。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虽然“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的真正原因。这是鲁迅的高妙之处，因为他由此让我们了解和认识了“公众舆论”的缺陷与可怕。不仅孔乙己是这样，祥林嫂也同样如此，当“公众舆论”对她再也没有她所预想的同情与关爱，而相反是质疑、嗤笑甚至是指责的时候，她的人生命运也就走到了尽头，她的生存价值也就彻底地没有了。
还是阿兰·德波顿说得好：“很少有人只是一味地追求高雅情趣，也很少有人只是耽溺于奢华享乐，但我们每个人都渴求一种生存的尊严。”孔乙己的人生悲剧就在于：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竭力想拥有一个受人尊敬的身份，那意味着他能够获得别人的尊重，但他也许永远也不会明白，正是他对自我身份的顽固坚守，使他一直处于极度的焦虑之中，这种焦虑犹如一剂慢性毒药，一步一步、一点一点地侵蚀着他的生活、思想与灵魂，以致他陷于生存的绝境。这种焦虑带来的严重后果是，由于他赖以立身的事业上的致命失败，他遭致了别人对他的极大的不信任，这为他带来了许多的屈辱，使他的精神备受折磨。终至没有人关心他是否活着，没有人去倾听他的声音，没有人宽宥他的过失，更没有人照顾他的需求。总之一句话，他的生存尊严已丧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