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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是一篇叙述者与人物存在于同一个故事层面的“同故事叙述”文本，其作者高尔斯华绥选择了一个独特的叙述者“我”充当叙述故事的角色。受传统叙事学理论的影响，大多数教师在教授这篇小说时，对叙述者的这种独特性关注得不太多，更没能从现代叙事学这一维度对作品进行具体而深入的解读，致使文本的阅读意义与教学价值受到一定的消解。本文试图借助于现代叙事学中的可靠性理论，探讨其叙事艺术特点，寻绎一些被忽略的叙事技巧，以把握其独到的教学意义。
美国文学批评家韦恩·布思在《小说修辞学》（1961）中提出了“隐含作者”这一重要概念，所谓“隐含作者”，就是处于某种创作状态、以某种立场来写作的作者。而故事叙述者作为人物，经常与隐含作者创造的作品规范有不同程度的距离，这种距离或者是叙述事件时前后不一致或与事实不相符，或者是进行价值判断时出现偏差，从而使得叙述经常呈现出不可靠性。针对这种情况，研究者把“是否共用隐含作者之标准”进行叙述作为检验可靠性的试金石，“言语或行动与作品常规（指隐含作者的常规）相一致的叙述者是可靠的叙述者，否则是不可靠的叙述者”。
《品质》作为第一人称叙述模式的作品，叙述者“我”不仅仅是鞋匠格斯拉弟兄故事的讲述者，还是格斯拉弟兄某一特定生活经历与人生遭际的经历者、见证者；他虽然主要担纲叙述者的诸多职能，但也表现出小说中人物角色的一些功能；他主要是向读者或他周围的人讲述格斯拉弟兄的事迹，但在看似平铺直叙的讲述中也有自己的看法与判断、评价和认识。在多重关系与多重身份之下，“我”的叙述能否做到完全真实可靠，应该成为我们对文本进行解读的一个很好的入口。正如所有的第一人称叙述故事一样，由于“我”要“服从”于故事叙述者和小说中的人物自身的身份，“我”的叙述受到了很多的限制，这就必然会出现与“隐含作者”的规范发生差异的情况，而成为不可靠叙述。同时，当格斯拉弟兄的某种情况通过“我”的叙述传递给读者时，读者也需要判断究竟是否为客观事实，是否为“我”的主观性所扭曲。不难看出，这些不可靠叙述往往涉及“我”对格斯拉弟兄的不了解或非正确非全面的理解。毫无疑问，由于种种原因“我”的叙述就必然会引起读者对其可靠性的质疑。
不仅如此，在《品质》中，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有时又转换成第三人称，比如对“人们”到格斯拉弟兄店铺的情形的叙述，比如通过新过户的店铺主人介绍格斯拉的一些情况，等等，这使得“可靠性”问题与故事叙述如影随形、挥之不去，难怪詹姆斯·费伦如此感叹：“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有一个人物——叙述者，不管这个人物是主人公、目击者，或与行动相隔甚远的转述者，可靠性的问题就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修辞的叙事》）由于叙述者参与了故事本身，“我”叙述的可靠与不可靠就可以成为我们对作品理解与认知的一个出发点。
《品质》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个普通顾客——“我”。叙述者“我”既是叙述主体，同时也是故事中的人物，或者说有了“我”的在场，格斯拉弟兄的故事得到了充分展开。但在大部分情况下，“我”的人物功能表现相对较弱，几乎被读者忽略，更主要的是发挥叙述的职能，讲述“我”所知道的格斯拉弟兄的故事。但叙述者的叙述功能和人物功能显然不可分割，忽略其中任一方面都会使叙事的意义和价值大打折扣。下面对不可靠性的分析是把这两者统一在人物角色身上。叙述者——人物角色的不可靠性表现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1.叙述者的身份感
“我”不论是作为叙述者还是作为人物（顾客），均有较为明确的身份感：作为叙述者的“我”在向读者讲述着格斯拉弟兄的故事；而作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我”是一个顾客，“我”与格斯拉弟兄有一段交往，“我”与他们交往的故事也是格斯拉故事的组成部分。客观上，“我很年轻时就认识他了，因为他承做我父亲的靴子”。“我”成年后又一直是格斯拉的主顾，这种客观地位决定了叙述者——人物的身份，他似乎能做一个较有全知功能的叙述者。主观上“我”也有自知的身份感，小说中有好几处表现了这种身份感：一是他年幼时对格斯拉店铺标志性的“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印象深刻，但又缺乏了解，“要想说明橱窗里那些靴子为什么老不更换，我总觉得很为难”；二是评价格斯拉弟兄所做的靴子，“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但这不是“我”当时初见靴子的看法，而是“在后来才有这种想法”，可这个“后来”是什么时候，“我”并没有明说；三是“我”很长时间无法弄清格斯拉两兄弟谁是谁，“我在早年有时候要等到跟他们定好靴子的时候，才能确定他们到底谁是谁”，但事实是当格斯拉的哥哥去世以后，“我”再走进他的店铺时，“我”仍然这样判断弟弟——“在店堂出现的正是他的哥哥”；四是格斯拉兄弟的先后死去，“我”都没有亲身见证，以至他们的死亡原因都比较含糊不清；五是“我”从事的职业与格斯拉兄弟毫不相干，并经常去国外，“我”在格斯拉兄弟的生活中时隐时现，这也使得他们两兄弟的故事断断续续。
这种身份感时时在限制着人物，提醒着“我”与格斯拉兄弟的距离。在叙述者——人物相对不成熟，叙述者也难以走进对象内在世界的情况下，叙述极易落入平庸化的陷阱。换句话说，由于受身份感的左右，叙述者的叙述往往是不可靠的。叙述者初始叙述时的年龄虽不能具体确定，但“对他们两兄弟的品格”有“模糊的印象”是“在我大约十四那年，我够格跟他定做成年人靴子的时候”。就年龄阶段判断，这样的叙述是偏向诚实可信的：比如他推断“做靴子，特别是做像他所做的靴子，简直是神妙的工艺”；比如他在得知格斯拉去世后，对格斯拉的赞赏与同情。但尽管如此，年幼的他第一次作为顾客出现在格斯拉的面前时，“我”是“羞怯”的，“我”看到的是格斯拉“含讽带刺的红胡根上，突然露出了一丝的微笑”。在成人格斯拉面前，“我”表现得很不自信；当格斯拉用“又批评又爱抚的眼光注视着靴子，好像在回想他创造这双靴子时所付出的热情，好像在责备我竟这样穿坏了他的杰作”时，“我”是忐忑不安的；当格斯拉批评人们“不要结实靴子”时，“我有一种难以描述的感觉，以为他的心里把我看成对他存坏意的一分子”，而这样的感觉自然使得包括“我”在内的所有顾客“不喜欢”；“我”最后一次向格斯拉定做靴子的时候，看到“他变得衰老极了，看了实在叫人难过”，这是“我”对格斯拉的同情，但是“我”却仍然“真高兴离开他”。由此看来，“我”的叙述又是有倾向和评价的。叙述就在这种伦理判断的矛盾中进行，顾客这一身份无论在客观或主观上都造成了这种矛盾。故而，正是“我”作为一个普通顾客的身份决定了其叙述内容的不可靠。
2.叙述者的立足点
叙述者的“我”有其相对确定的位置，“我”观察和了解格斯拉的立足点是也只能是他的“店铺”，“我”的叙述也就只能围绕着他所做的靴子来展开：由店铺橱窗中陈列的靴子，到店铺里用来做靴子的皮革，再到做靴子的格斯拉弟兄。他对格斯拉的叙述表现为亲眼所见的证明、边缘化的旁观、转述他人的叙述以及近距离直接观照。由于身份的特殊，“我”亲眼所见了格斯拉的一些故事素材，这些故事都与店铺有关。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场合，“我”所见到的是“最好的靴子”；“我”知道格斯拉两弟兄成天地做着“靴子的梦”，他们“热爱靴子”，他们“从早到晚坐在那里做靴子”，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是一张美丽的皮革”。由于观察的视角所限，“我”对“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格外关注，先后有三次叙述，形象展现了主人公对靴子品质的执著追求和人物的悲剧命运；当然，这样的“旁观”还包括人们“决不赊格斯拉兄弟俩的账”，人们到他的店铺时，“心平气和地像走进教堂那样”，虔诚又尊敬。
在这种情况下，叙述者往往会身不由己地为环境所同化，从而失去他的个性立场，叙述功能趋向单一，人物功能逐渐凸现出来。他参与到了格斯拉兄弟的故事中了，比如他去做靴子时与他们的几次对话，他试图了解他们的生活，探寻他们的内心。显然在这个时候，叙述者的叙事准则和真实作者的叙事准则是不一致的，他与隐含作者的常规也是不一致的，因而叙述者的叙述表现为不可靠。在这种情况下，“我”由边缘化的旁观到试图走近格斯拉，这表明叙述者立足点、聚焦点的位移。愈是走近格斯拉，叙述愈出现主观化的判断和评价。但令人不解的是这种位移随时有被打断的可能。“我”初次看到格斯拉，“他本人有点儿像皮革制成的人”，他的面孔特征是“僵硬和迟钝”，“只有他的蓝灰眼睛含蓄着朴实严肃的风度，好像在迷恋着理想”。这是自发的判断与评价。当格斯拉向“我”走近，并回答了“我”关于“做靴子是不是很难的事”的问题时，他的“含讽带刺的红胡根上，突然露出了一丝的微笑”。很明显，“我”对他是赞赏的。但当他责怪人们“好像不要结实靴子了”的时候，“我”却明显感觉到他的“带责备的眼光和语调”，并产生了“一种难以描述的感觉，以为他的心里把我看成对他存坏意的一分子”，而那样的感觉“人们是不喜欢”的，所以“我”自然也不会喜欢，并“很快就离开了那里”。甚至当“我”最后一次遇到格斯拉，看到他“衰老、瘦弱，不断地发抖”时，“我”的“心里有些烦闷”，并“真高兴离开他”。这时的“我”已完全放弃了自发的价值判断，选择了社会伦理价值判断，拒绝走近格斯拉。“我”虽然很喜欢他做的靴子，甚至“撇不开这位老人”，但对他的命运并没有多少的关注，“我”去看他，有时竟是为了能够“看到他的哥哥”，因为“他哥哥很老实，甚至在暗地里也不至于责备我”。这说明，“我”与格斯拉的关系其实是疏离的。
在故事的结尾，“我”从格斯拉店铺的新主人那里了解到了他的悲惨结局，“我”由衷地发出赞美——“他做了顶好的靴子”，“我”又走近了格斯拉，“我”感受到了“靴子的灵魂”，“我”体悟到了格斯拉所做靴子的“品质”。此时的“我”不再是一个客观的叙述者，客观报道事实的同时，直接参与了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这一仅限于对靴子“品质”的评价是作为“人物”的“我”直接发出来的，不能完全代表隐含作者的某种价值判断，从而显示了评价的不可靠。
由此可以推断，叙述的不可靠性出自社会伦理价值判断意识对叙述者——人物的左右，最终决定了其立足点、聚焦点，进而影响叙述的见证度。当“我”最后看到格斯拉时，叙述表现为烦躁、气闷，虽然是超近距离的观照，“我”却对格斯拉整个生存状态感到吃惊：六十刚出头的人却“仿佛已经七十五岁了”，十分的“衰老、瘦弱”，“不断地发抖”，非常迟缓的动作，以及脸上只有细看皮靴时才会恢复的“镇静”气色；但“我”跟他的交谈始终只有一个话题——靴子，而对他的生活情景除了转述他自己的话以外，“我”既没有任何评价，也没有半句的关心；“我”不但再一次错认他为他的哥哥，“我”甚至都没能敏锐地观察到他行将走入人生末路的悲惨命运。格斯拉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他“做了顶好的靴子”，正是在这样的叙述中，“我”和格斯拉完成了互不了解的对视。
3.叙述时间
《品质》的叙述时间很有特点，明显具有散文化倾向，小说没有清晰的时间顺序，没有一个中心事件，所叙述的事件之间也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同时由于故事情节淡化，运用我们熟知的小说情节发展的一般顺序的一些知识是无法读解的。但尽管如此，文中还是有一些表示时间的概念，如草蛇灰线蜿蜒其中，作为叙述的线索，以提醒读者注意。
站在成年“这时”的角度，叙述者开始了他的叙述，但很快他把时间拉回到年幼时，中间又穿插回忆了与格斯拉交往的几个片段，这使得他对所经历的事件不能准确排列在时间的轴线上，记忆和叙述似乎失去了时间序列，几乎所有的时间概念都是不明确的，简言之，叙事是模糊的、不准确的。限于叙述者的具体情况，隐含作者有意创设了人物从自我感觉出发的时间序列，因而故事初始的时间线索是“我很年轻时就认识他了”，但这“很年轻时”与“年轻时”的区别在哪里呢？叙述者没有交代，所以“年轻时”并没有具体的时间，而是一个模糊的“那时”。这是一种完全私人化的时间概念，叙述者并没有理性的常规时间概念，而是采用一种形象化、感觉性的事件与时间结合的方式。
这种方式在文中应用相当广泛，如：“我还记得”，“大约十四那年”，“有一天”，“在早年有时候”，“有一次”，“差不多穿了两年”，“后来”，“过了很久”，“不久以后”，“过了一年多”，“有一天晚上”，“一个星期以后”……这样的时间线索对读者来说显然是不充分的。与其说这是一条时间线索，毋宁说这是一条事件线索，“我还记得”“在早年有时候”“差不多穿了两年”之类直接就是叙述者对事件的感觉。其实这种事件与时间结合的私人化的时间概念在小说中还有一些变形，如：“我清楚地记得”的并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他所提的一个问题——“做靴子是不是很难的事呢？”，以及格斯拉“含讽带刺”的胡子；“我离去时，他是个六十岁的人，我回来时，他仿佛已经七十五岁了”，“离去”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人物的面目竟然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而且明确说是“七十五岁”，这就只能是“我”的一种错觉。这样的叙述时间是独特而有个性的。
生活中的我们对时间概念的接受往往受制于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表达时间，这种表达在生活中是很明确的，比如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在叙述者看来，有时时间并不重要，他所关注的只是事件本身。这样一来，在表达时间的方式上就会有一些独特的地方，比如我们跟小孩讲故事时就常以“从前”“过去”“古时候”来起头，至于这“从前”“过去”与“古时候”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是不需明确的，也是无法深究的，但在实际讲述效果上却更加具有神秘色彩，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更习惯于用事件说明时间。高尔斯华绥正是悉心选择了“我”的时间叙述方式，在某种有意或无意的遮蔽与模糊中以一种“伪现在时”进行叙述，同时也把读者置于不可知的时空状态，使理性时间在叙述中渐次退席，凸现了事件超越时空的意义。毫无疑问，与我们孩提时从那些“从前”“过去”的讲述中得到的是永恒的记忆，听到的是那些永远具有经典意义的事件一样，高尔斯华绥是在有意创造这种叙事的永恒。从叙事的技巧层面看，正因为这种叙述时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可靠性，所以故事的魅力不断得以显现。
如前所述，与叙述者的身份、阅历、职业及其认识能力相关，叙述者的叙述表现了其在事实报道上的不可靠和在伦理评价方面的不可靠，从故事的叙述结构来看，叙述者几乎完成了他的任务，但隐含作者似乎并不愿意就此打住，他通过种种叙事技巧编织了读者无法回避的反应。
如果说《品质》这篇小说给我们提供的格斯拉的故事是显性的，是意义分析与关注的焦点的话，那么我们往往忽视了叙述者。很多教师教学时并没有把他当作作品中的一个人物来看待，对他所作出的评价也较为简单，诸如用幼稚、好奇、有同情心、讲究美观实用、追求时髦之类的词来概括他。这是对叙述者所应有的感知与认知的简单屏蔽，对他所做出的是某种社会伦理的批判。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有的教师让学生讨论面对格斯拉的悲惨遭遇“我”应该怎么办的问题。
“同故事叙述允许人物角色与叙述者角色不完全一致，这有助于更大的叙事目的。也可以展示不一致运作本身的魅力。”（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正因为故事叙述者的“我”与作为人物的“我”不是一回事，所以作为人物的“我”是叙述者的“我”描述、观照、叙述的对象，两者并不能完全重合。由于人物的“我”在故事中有较长的一段时间跨度，“我”的那些知识、感知与现在叙述故事的“我”的知识、感知是不一致的。难道是因为“我很年轻时就认识他了”，而“他做了顶好的靴子”，所以就来讲述格斯拉的故事？格斯拉兄弟的命运到底意味着什么？时隔许多年以后的叙事意义何在？这些认知的空白告诉我们，叙述者对自己动机的报道和读解都是很不充分的。
这种不充分读解表现在叙述中所恪守的是客观甚至带有调侃性质的叙述：格斯拉“有点儿像皮革制成的人”；要确定他们到底谁是谁需要通过有没有说“我要问问我的兄弟”来判断；他们成天沉睡在靴子的梦中。但随着作者对格斯拉艰难处境的逐步了解，这种叙述却变得激愤起来：在他满是褶皱的面孔上，看到了“惨痛的东西和惨痛的奋斗”；当发现“他变得衰老极了”时，“我”的情绪非常“难过”，乃至在最后走近他的店铺所在地时，“我发现他的姓氏不见了”的时候，“心里很不舒服”。这样，叙述者就下意识地把自己区别于“旁人”，在瞬息之间超越庸俗，靠近到叙述对象的生活与精神层面。但他的这种努力，并不意味着他对格斯拉弟兄的认知与感知就相当完备，所以他只能转述格斯拉死亡的消息及其原因，他自己也对其“饿死”表示怀疑。叙述者的表述显然是矛盾的，甚至他对橱窗里陈列着的几双靴子的叙述也是如此：如果说靴子的命运是人物命运的缩影，那么靴子本身难道会从“模范品”，变得“失去了孤高的气派”，最后换了一个能迎合新潮流的主人之后却又依然漂亮？我们稍作推敲，会感觉到叙述者很困难地绕了一圈，他究竟是要表达什么呢？究竟是出于何种动机在完成这样自相矛盾的叙述？正是在感知与认知的矛盾中叙述者完成了对格斯拉的叙事，而把判断与评价留给了读者。
与叙述者所传达的事实形成明显对照的是，高尔斯华绥与我们交流的是人性的高贵、品质的纯洁、社会化大工业生产背景下传统产业与工艺艰难生存的可悲、道德理想的逐渐失落乃至沦丧、人们不知顺应时代发展社会变化的可叹、如何看待对人和事物“品质”的追求以及怎样坚守为人做事的“品质”。他在与我们一起为过去的美好记忆和当下的沉重现实而冷静、敏锐并带有几分痛苦地思考。在他非常节制而理智收敛的叙事行为中，“他坚信读者有能力读解出他的种种间接表达后面的真意，并在叙事的关键时刻把握好我们自己”（张晓勇，《重新审视可靠性》）。